左Gizella Ferenczi 中Sandor Ferenczi 右Elizabeth Severn
伊丽莎白·塞文（Elizabeth Severn）和桑多尔·费伦齐（Sandor Ferenczi）之间的关系既复杂又问题重重。塞文绝望地试图从一个被她视为可怕的童年经历的破碎自我中拼凑出一个有凝聚力的身份认同，这促使费伦齐冒险和她、以及自己进行了激进的技术实验——这些实验揭示了当时经典分析技术可能无法获得的独特临床材料。
这促使了Ferenczi（1933）对性创伤的动力学的主要来源的理解——最初的震惊、否认（成年人）、对攻击者的认同、分裂、健忘症和身体记忆，以上这些，直到当代才得到了该行业认可的。此外，通过费伦齐的《临床日记》，伊丽莎白·塞文的案例，继续为当前性虐待退行、分离、多重人格以及早期创伤的恢复等方面的理论和临床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见解。
通过他的所有案例，特别是通过他对塞文的治疗，费伦齐获得了新的技术视角，其中许多观点成为了当前精神分析界激烈争论的主题。费伦齐强调在分析关系中重温（而不仅仅是回忆）早期的创伤。因此，他提出了分析关系的核心重要性及其促进治疗变化的潜力。费伦齐谈到了分析师人格在治疗中的重要性。
此外，他还强调了患者的阻抗和分析僵局可能是反移情的一个功能。他预言了目前对分析师主观性的作用以及反移情诠释和自我披露中的利益和风险的研究。
在1932年的威斯巴登大会上，费伦齐发表了他的革命性论文《成年人和儿童之间的口吻混淆》（1933年），其中包含了他与塞文的开创性工作中的许多想法。他指责精神分析过分强调幻想，断言当时对“性创伤作为致病因素的价值不够高”（第161页），并呼吁改革精神分析疗法。该报告被大会驳回。九个月后，费伦齐去世。由于他没有留下任何治疗方法，也没有留下任何学派，他最后一项激进的工作被搁置了50多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他的《临床日记》出版才被曝光。日记还揭示了伊丽莎白·塞文的重要性，并且为更恰当地评估她在费伦齐最后思想发展中的影响力提供了机会。
我们今天如何看待伊丽莎白·塞文？
正如费伦齐自己所说，她是一个危险的病人，一个潜在的破坏性人物，她的哪些永不满足的心理需求无疑地吞噬了他。回想起来，费伦齐对她不稳定的心理状态的接受程度可能在临床上是不明智的，甚至是天真的。这显然扰乱了他的精神和情感平衡，无疑也导致了他最后的疲惫。矛盾的是，伊丽莎白·塞文也是一位坚强、直觉、有治疗经验的患者，也是费伦齐的同事和老师，也是他许多革命性见解和创新的催化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弗洛伊德对她的评价可能是正确的：她是“费伦齐的邪恶精灵”。
60年前，这两位先驱的作品被贴上了异端的标签，是一位偏执甚病理性的分析师和一位邪恶疯狂的美国女性的产物。然而，今天它反映了许多精神分析实践领域的核心内容。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他们合作中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普遍存在的儿童性虐待。
一个多世纪前，一个名叫莱奥塔·布朗（ Leota Brown）的小女孩在美国中西部的悲惨经历对精神分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伊丽莎白·塞文（案例标识为RN），很可能是精神分析史上最重要的患者之一。虽然她不是第一个被分析的性虐待患者，但在她那个时代，她是当时普遍存在的被治疗的患者中的一位。她不顾一切地寻求治愈自己支离破碎的精神状态，她对形而上学的信仰和她自己不屈不挠的意志支撑着她的这种精神状态，她跨越了半个地球，找到了一位拥有必要技能和耐心的精神分析学家来帮助她。桑多尔·费伦齐为伊丽莎白·塞文的“痛苦的恐怖主义”敞开了心扉（Ferenczi，1932年，第211页）、理解它，并最终挽救了她的生命（M.Severn，《个人通讯》，1986年5月12日）。
费伦齐和塞文之间的分析关系具有历史意义。他们之间的分析导致了费伦齐开始质疑精神分析的基础，并挑战他的长期导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通过这些，费伦齐拓展了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的前沿。通过这段关系，赛文作为患者和分析伙伴的双重角色，能够将苦难和痛苦的心理生活转化为临床和理论材料，现在认为，这些材料是对精神分析的持久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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