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谈话疗法”：精神分析治疗中的非言语维度
张巍 石荣 郭本禹
心理科学, 42(3). 755-760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190335
摘 要 精神分析治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谈话疗法”，其治愈机制是将潜意识的内容意识化，语言解释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自20世纪末开始，越来越多分析师强调非言语交流在治疗中的作用。非言语交流不仅能够为咨访双方提供更丰富的交流形式，还能通过互动中的“相遇时刻”，实现对患者过去经验的重组，改变其有缺陷的内隐关系知晓。非言语交流和语言交流能够在治疗中发挥互补作用，未来的精神分析心理学要继续加强对非言语领域的研究。
关键词 谈话疗法 非言语交流 主体间性 内隐关系知晓 相遇时刻 互动调节
1 非言语交流在精神分析中的“萌芽”
在诞生之际，精神分析治疗被冠名以“谈话疗法”（talking cure）。原因在于，癔症患者将潜意识中被压抑的情感和观念表达出来，就能够解除躯体上的症状。在这一过程中，语言能够代替行动，发挥宣泄的作用（Breuer & Freud, 1895）。随着临床实践的深入，Freud发展出“第一心理地形学”的理论构想。他将心灵划分为三个系统：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系统。在他看来，潜意识系统中的心理活动遵循原发过程（primary process），逻辑和时间在此不起作用。因而在这一层面，患者能够同时呈现相互矛盾的观念和行为，并且遭受的创伤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被修正，而是不断地重复。前意识和意识系统遵循继发过程（secondary process），具有逻辑性和时间性（Kenny, 2014）。因而，治疗的目标是解除压抑，将患者潜意识中的内容带入意识，进而实现治愈。相应的治疗技术，如自由联想、释梦、移情和阻抗分析，都服务于这一目的。尽管在精神分析运动中，涌现出不同的分支或取向，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基本思路被延续下来，语言交流和解释一直占据核心地位（Bayles, 2007; Herzog, 2011; Jacobs, 2013）。
在20世纪末之前，分析师们对非言语交流的关注比语言交流少很多，相应的讨论也比较零散（Bucci, 2012）。即便有所提及，也更多是为发掘患者的早期经验提供线索（Jacobs, 2013）。事实上，Freud本人对患者的非言语信息十分敏感。例如，他在治疗Emmy时，曾对后者的面部表情和语调有过详细的描述（Breuer & Freud, 1895）。在治疗Dora时，他注意到患者潜意识地将个人的欲望、情感和幻想等内容移情到分析师身上，将后者视为某个早期人物的替代（Freud, 1905）。更为重要的是，Freud还发现，在不同的个体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类似“心灵感应”（如患者报告的一些梦）的互动。通过这种方式，“一个人的心理过程——观点、情感状态、意向性冲动——无须应用人们所熟悉的语言和信号等交流方式，就能够穿越无物空间迁移到另一个人那里”（弗洛伊德, 2014）。于是他假定，感应双方的心理活动之间存在某种物理上的联结，类似于打电话的交流过程。不过，这种“心灵感应”太过神秘，以致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分析师都将其视为伪科学而加以拒斥。但随着临床资料的积累，这一类“超自然现象”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引发了很多分析师的重视（de Peyer, 2016）。例如，有分析师在听到电话铃响，但对方尚未回答之前就知道对方的身份；从前接待过的患者在重新开始接受治疗之前“毫无预兆”地突然出现在分析师心中；患者“精确地”梦见分析师的一些私人生活事件（Mayer, 2007）。这一系列“神秘的交流”，在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动力系统理论和母婴互动的研究中，被视为潜意识的、非言语层面的互动而揭示出来（Bayles, 2007）。
自20世纪末伊始，很多分析师认识到非言语交流在治疗过程中普遍性，并注意到它们对治疗的推动作用。在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2014）、Beebe及其合作者（毕比等, 2015; 拉斯廷, 2015），以及其他一些研究者（Alperovitz, 2013; Bucci, 2012）的突出贡献下，非言语交流在治疗中的作用成为当代精神分析领域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2 非言语交流的“治愈之道”
2.1 非言语交流如何可能？
毫无疑问，语言交流在人类的相互沟通中占据重要地位。甚至可以说，没有语言，人类社会难以发展出现有的高度文明。那么，人与人之间的非言语交流是如何可能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第一个是种系演化的视角。在自然界中，动物不具备语言功能，但并不妨碍它们之间存在大量的沟通。例如，动物能够通过声音发出警告，提醒同伴预防捕食者的威胁；也能通过改变自己的体型（如膨胀和站立），对敌人进行威慑；雄性动物能够展示自己的体态，引发与雌性的交配行为。人类作为动物界的一员，也存在类似的交流方式（Pally, 2001）。第二个是个体发生的视角。在早期，婴儿没有发展出语言能力，此时依赖非言语的表达方式与照料者互动。具体而言，婴儿通过手臂、腿、头和脖子等部位的运动，面部表情的表达（如微笑），以及发出各种声音（如哭声、咕咕叫和咿呀声），来引发照料者的注意和进一步的行动。相应地，照料者通过自己体温、皮肤、心率和呼吸等做出反应。即便照料者以说话的方式应答，婴儿也是通过音调、音量、语速和韵律等将其记录在心智中（Seligman & Harrison, 2012）。其中一个重要例子是哺乳：婴儿对乳汁的气味十分敏感，其作用在于能确保自己找到乳房，实现对食物的获取（Pally, 2001）。另一个重要例子是婴儿的模仿。有研究者认为，新生儿在出生后很短的时间内，就可能通过伸舌、张嘴、噘嘴、动手指等动作，以及微笑、惊讶的表情，对他人的行为进行模仿，从而理解后者的意图（毕比等, 2015）。
显然，无论是从种系演化还是个体发生的角度来看，非言语交流在发展顺序上都早于语言交流。并且，和语言交流相比，非言语交流的形式更多样，在人际互动中所占的比例也更大（Westland, 2015）。随着个体心智的发展，语言能力逐渐获得，交流方式也越发丰富。在这一进程中，非言语交流并不因为语言的习得而减弱或消失，而是持续一生存在，并作为语言交流的基础。因而，成人之间的非言语交流被视为母婴互动研究和成人心理治疗之间的一座桥梁（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 2014; 毕比等, 2015）。需要注意的是，非言语交流通常被视为一种内隐的、潜意识的或程序性的过程，而语言交流通常被粗略地等同于外显的、意识的或陈述性的交流方式（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 2014; 毕比等, 2015），本文同样沿用这一思路。
2.2 非言语交流如何促进治疗？
非言语交流对精神分析治疗意味着什么？它如何为治疗提供有效帮助？这类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解答。第一，非言语交流能够为咨访双方提供很多信息，且大多数交流往往依赖于这一渠道（Westland, 2015）。一方面，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的躯体行为和情绪状态可以传达出一些信号，例如“此时我不想交谈”。分析师如果能“读懂”这些信息，便有助于缓解治疗僵局。Rustin以主体间性视角为基础治疗Jack的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在这一个案中，Jack一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回避倾向，经常沉默不语。语言交流不仅不能帮助分析师了解Jack，还会增加后者的回避行为，给治疗造成困难。在这种情况下，Rustin从非言语信息中了解到Jack的恐惧，并尽可能地减少语言沟通（拉斯廷, 2015）。另一方面，分析师也能通过非言语交流的方式向患者传递特定的信息。例如，Rustin通过非言语地传达“我理解你”、“我与你共在”，增加Jack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从而有效促进了咨访关系的建立。最终，患者在治疗中不再表现出极端回避的依恋风格，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了更多满意的人际关系（拉斯廷, 2015）。与此类似，Beebe对Dolores的治疗也反映了这一点：非言语信息能够提供一条通往患者“封闭心灵”的道路（毕比等, 2015）。
然而，咨访双方并不总是能够及时觉察到非言语层面的信息。很有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是，双方在潜意识的层面上进行互动，但并未呈现在意识层面。但是，这一过程能够在潜意识层面被接收、识别和储存，表现为移情—反移情的扮演（enactment）：患者潜意识地将自己对他人的情感转移到分析师身上（即移情），激活后者的内在心理状态（即反移情）。这种潜意识层面的互动最终可能以躯体和情绪的形式表现出来（Bayles, 2007）。例如，分析师可能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并伴有负面的情绪状态（如焦虑和愤怒）。此时，通过对自身状态进行觉察，分析师能够了解双方的互动情况（如患者隐藏的敌意和攻击性）。另外，这些潜意识的、非言语的信息还可能以梦的形式呈现出来：患者梦见分析师、分析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事件，即移情梦（transference dream）。这类梦很可能反映了患者对分析师的一些情感和想法（Kavanagh, 1994; Sirois, 2016）。相应地，治疗师也可能产生反移情梦（counter-transference dream），透露出其对患者的某些不易察觉的态度和思考（Brown, 2007; Ogden, 2017）。当这两种类型的梦发生时，对其进行探索和分析，有助于了解咨访双方在治疗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冲突、防御和阻抗），进一步开展治疗。值得一提的是，这类梦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并不罕见（Hill et al., 2014）。
第二点更为重要：临床经验和研究表明，良好的非言语互动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和人际问题。Kohut在长期治疗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的过程中发现，共情是实现治愈的一个有效工具。和解释相比，患者感觉到自己被理解（尤其是通过分析师非言语层面的信息）是更为重要的一环。如果没有理解这一阶段，患者无法坦然接受分析师的解释。并且，理解这一过程本身就具有治愈功能（科胡特, 戈德伯格, 2016）。此外，有证据显示，在治疗DSM-III中C类人格障碍患者（即回避型、强迫型、依赖型、被动攻击型和自我挫败型）的过程中，如果治疗师情感的非言语匹配度高，则治疗结束时患者的回避型依恋风格更容易减少（H.v.s, Svartberg, & Ulvenes, 2015）。相反，在对有自杀倾向的患者的干预中，如果治疗师缺乏非言语的交流意向，表现出更多负面情绪激活（如皱眉），则患者“再企图自杀”的几率会更高（毕比等, 2015）。那么，良好的非言语互动为何有此效果呢？主体间性精神分析（intersubjective psychoanalysis）中的“相遇”（encounter）提供了一种解答。
主体间性精神分析是当代精神分析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立足于一种双人心理学（two-person psychology）视角，强调人际间的互动关系。这与古典精神分析及自我心理学的单人心理学（one-person psychology）立场不同，后者关注焦点位于个人心灵之内，强调内部世界的冲突。在双人心理学看来，并不存在脱离环境的“孤立心灵”，一切心理问题皆产生并存在于人际情境中（毕比等, 2015）。换言之，患者之所以存在心理问题和人际上的困难，是因为内化了不良的关系模式（尤其是早期关系）所致。客体关系理论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描述：在早期与重要他人（通常是照料者，又称为外部客体）互动的过程中，婴儿将这些经验内化到自己的心智中，逐渐形成由客体表征（或内部客体）、自体表征以及连接二者之间情感构成的内部世界。这些心理表征既有意识的成分，也有潜意识的成分（大部分是潜意识的）；既有认知方面的内容，又有情感方面的内容。它们成为个体如何感受自己与他人，以及以此为基础进行反应的模板。如果自体表征是合理、积极而稳定的，那么个体会有更强的稳定感，更能接受远离自己期望和理想化的变动。如果客体表征是积极的和稳定的，个体就更能够接受他人的缺点，忍受他人与自己期望的偏离，以及管理对他人的负面和攻击性情感（Siefert & Porcerelli, 2015）。值得注意的是，被个体内化的不只是对外部客体认知和情感，还包括客体关系（Alvarez, 2018; Zachrisson, 2013），即与他人互动的模式。Blatt等人将这一系列内化的经验称为“认知—情感图式”（cognitive-affective schema）（Auerbach & Diamond, 2017; Blatt, Auerbach, & Levy, 1997），依恋理论将其称为“内部工作模型”。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2014）尤其强调其中未被压抑的潜意识部分（即Freud的描述意义上的潜意识），将其命名为“内隐关系知晓”（implicit relational knowing）。无论使用哪种术语，都表达了这样一种类似的含义，即个体储存了一套与他人互动的模式，当这种模式在人际关系中被激活时，会以相应的形式呈现出来（Lukowitsky & Pincus, 2011）。
因而，在这一取向看来，治疗的目标就是改变患者有缺陷的关系模式。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2014）认为，这种内隐关系知晓能够在治疗的互动中直接被改变。在治疗过程中，患者和分析师的联结创造出一个主体间场（intersubjective field），双方带着各自的主体性和历史参与其中，共享其中的某些主观经验。这个主体间场是一个动力系统（dynamic system），随着双方的回应和调节不断变化。在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看来，治疗中对话交流的基本单元是“当下时刻”（present moment），其持续时间一般为几微秒到数秒，记录着咨访双方互动的微小转变，治疗就是在这一系列当下时刻组成的结构中不断前行的。由于这种基本单元的持续时间非常短暂，而非言语交流比语言交流更加快速、直接（毕比等, 2015; 拉斯廷, 2015），且丰富性远远优于后者（Westland, 2015），因而非言语交流在其中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在某些时刻，语言交流甚至是不必要的。当分析师与患者在交流中“点燃”当下时刻时（如产生共情、高质量的回应和匹配），就会进入“现在时刻”（now moment），它使双方更充分地进入当下，参与到互动过程中来。现在时刻对双方而言都是一个充满机遇的节点，如果成功抓住且进展顺利，双方就会进入一个“相遇时刻”（moment of meeting）。如果没能及时抓住或进展失利，则会演变为“失败的现在时刻”。不过，即使遭遇失败，在之后的互动中也可能被修复，从而进入“相遇时刻”（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 2014）。
相遇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相互敞开的状态（布伯, 2015; Bohleber, 2013）。因而，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相遇时刻”往往发生在患者对当前内隐关系的理解产生质疑或挑战，传统治疗框架面临崩溃的时候。此时，为了回应这种挑战，维系主体间的情感联结，分析师会超越治疗本身的限制，从“固有的”治疗角色中脱离出来（沙弗安, 2015），全身心地进入当下，与患者建立“真实关系”。分析师情感最不“警戒”之际，也是“相遇时刻”发生的机遇，因为其有利于分析师“放弃”自己“分析师”的身份（Gossmann, 2009）。分析师的这种变化也同样会引发患者“摆脱”自己的一贯角色，产生新的互动状态。在这一关键时刻中，双方的关联不再限于移情—反移情关系，而是包含更多个人印记。此时，双方的心灵向彼此敞开，过去的经验进入当下，被重新情景化，最终涌现出新的“共享的内隐关系”。因而，患者的关系模式也被重组和修改。结果是，患者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理解自己、他人以及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治疗由此实现关键性的推进（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 2014）。
3 非言语交流和语言交流在治疗中的互补
如果能够通过非言语层面的互动直接改变患者内隐关系知晓，实现对患者的治愈，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分析师应当抛弃通过语言交流来促进治疗呢？答案是否定的。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语言交流和非言语交流作为两种不同的传递信息的方式，并不能彼此相互替代。显然，语言是人类在进化中获得的一项巨大成就，其极大地促进和丰富了人际间的沟通。相比之下，非言语交流更为“原始”，它不能取代语言的独特地位。不难想象，在治疗中完全不使用语言交流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语言交流也并不能取代非言语交流。如前所述，非言语交流在丰富性和直接性上都优于语言交流。此外，一些非言语信息本质上不能完全转化为语言，只能以程序性的、“不可说的”方式储存在心智中（Bucci, 2012; Herzog, 2011）。这一点可以从反思的过程中看出来。反思是一个用语言将经验对象化的过程，它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谈论和分享经验，但同时也使原本处在生成过程中的体验受到“歪曲”，失去其鲜活的本来面目（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 2014; Cates, 2011）。因而，将语言交流和非言语交流视为互补的，在治疗中充分结合二者，能够为理解患者提供更丰富的途径（拉斯廷, 2015; Gossmann, 2009）。
第二，通过本文第二部分的叙述，不难发现，通过非言语层面的交流改变患者内隐关系知晓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互动调节。除这种方式之外，还存在自我调节，即通过调节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状态来实现自我安抚，完成适应任务，如使用防御机制（毕比等, 2015）。可以说，精神分析中的单人心理学采用的就是这一思路，即通过“谈话疗法”扩展患者的意识范围，从而增强自我调节的能力。即便精神分析实现双人心理学的转向，这种自我调节方式仍然可以保留一席之地。例如，在Beebe治疗Dolores的案例中，分析师邀请Dolores一起观看治疗过程的录像。当Dolores发现录像中分析师对自己非言语信息进行回应和匹配时，有助于增强对分析师的信任。更重要的是，这也有利于患者觉察自己在互动中的认知过程和情感体验，审视过去自动化的内隐关系模式，从而以一种新的视角理解自身，进而做出改变的决定。此外，Beebe等人的研究表明，在自我调节与互动调节之间保持平衡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它意味着既不是一方对另一方过度控制，从而牺牲自我调节（造成“互动警惕”）；也不是过分专注于自我调节，从而牺牲互动敏感性（引起“回避”或“抑制”）。这种平衡往往意味着一种安全依恋。
4 结语：不只是“谈话疗法”
“谈话疗法”视语言解释为核心机制，忽视非言语交流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的地位，但这一状况已经开始改变，越来越多分析师加入到关注非言语互动的阵营中来。无疑，对非言语信息的重视拓宽了精神分析的视野，也加深了精神分析对治疗的理解：它不仅提供了一条理解患者主观体验的路径，还能通过咨访双方的互动，创造新的内隐关系知晓，实现对患者的治愈。然而，这一转变并不意味着否认语言的重要作用，相反，二者是互补而非相互取代的。尽管如此，目前精神分析领域对非言语交流的研究还不算成熟，相应的治疗技术也还有待加强（Jacobs, 2013）。这一方面需要在临床技能的培训上给予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还需要加强与认知神经科学、动力系统理论和婴儿研究的联系。唯有如此，精神分析才能使自身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可以预见，未来的精神分析治疗会继续在非言语领域深入下去。到那时候，我们会更加坚信这样一种论断：精神分析治疗不只是“谈话疗法”。
参考文献
毕比, 诺布洛克, 拉斯廷, 索特, 雅各布斯, 帕利. (2015). 母婴互动及成人心理治疗中的主体间形式 (庞美云, 宓肖燕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 (2014). 心理治疗中的改变: 一个整合的范式 (邢晓春, 杨瑞凤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布伯. (2015). 我与你 (陈维纲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弗洛伊德. (2014). 精神分析新论 (郭本禹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科胡特, 戈德伯格. (2016). 精神分析治愈之道 (訾非, 曲清和, 张帆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拉斯廷. (2015). 婴儿研究和神经科学在心理治疗中的运用: 拓展临床技能 (郝伟杰, 马丽平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沙弗安. (2015). 精神分析与精神分析疗法 (郭本禹, 方红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Alperovitz, S. (2013).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in analytic work.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61(2), 363-377.
Alvarez, A. (2018). The concept of the internal object: Some defining features. Psychoanalytic Dialogues, 28(1), 25-34.
Auerbach, J. S., & Diamond, D. (2017). Ment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thought of Sidney Blatt: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65(3), 509-523.
Bayles, M. (2007). Is verbal symbolization a necessary requirement of analytic change? Psychoanalytic Dialogues, 17(3), 455-477.
Blatt, S. J., Auerbach, J. S., & Levy, K. N. (1997). Mental representations in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psychopathology, and the therapeutic proces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4), 351-374.
Bohleber, W. (2013). The concept of intersubjectivity in psychoanalysis: Taking critical stock.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94(4), 799-823.
Breuer, J., & Freud, S. (1895). Studies on Hysteria.In J. Strachey (Ed.),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pp.1-335). London: Hogarth Press.
Brown, L. J. (2007). On dreaming one's patient: Reflections on an aspect of countertransference dreams. Th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76(3), 835-861.
Bucci, W. (2012). Is there language disconnected from sensory/bodily experience in speech or thought? Commentary on Vivo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60(2), 275-285.
Cates, L. B. (2011). Nonverbal affective phenomena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tic Self Psychology, 6(4), 510-530.
de Peyer, J. (2016). Uncanny communication and the porous mind. Psychoanalytic Dialogues, 26(2), 156-174.
Freud, S. (1905). Fragment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In J. Strachey (Ed.),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 pp. 1-122). London: Hogarth Press.
Gossmann, M. (2009). Affect-communication: The 'something more than interpre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tic Self Psychology, 4(3), 330-353.
H.v.s, E., Svartberg, M., & Ulvenes, P. (2015). Attuning to the unspok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rapist nonverbal attunement and attachment security in adult psychotherapy.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32(2), 235-254.
Herzog, B. (2011). Procedural interpretation: A method of working between the lines in the nonverbal realm. Psychoanalytic Inquiry, 31(5), 462-474.
Hill, C. E., Knox, S., Crook-Lyon, R. E., Hess, S. A., Miles, J., Spangler, P. T., & Pudasaini, S. (2014). Dreaming of you: Client and therapist dreams about each other during psychodynamic psychotherapy. Psychotherapy Research, 24(5), 523-537.
Jacobs, T. J. (2013). The possible profession: The analytic process of change. New York, NY: Routledge.
Kavanagh, G. (1994). The patient's dreams of the analyst.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30(3), 500-509.
Kenny, D. T. (2014). From id to intersubjectivity: Talking about the talking cure with master clinicians. London: Karnac Books.
Lukowitsky, M. R., & Pincus, A. L. (2011). The pantheoretical nature of mental representations and their ability to predict interpersonal adjustment in a nonclinical sample.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28(1), 48-74.
Mayer, E. L. (2007). Extraordinary knowing: Science, skepticism, and the inexplicable powers of the human mind. New York, NY: Bantam Books.
Ogden, T. H. (2017). Dreaming the analytic session: A clinical essay. Th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86(1), 1-20.
Pally, R. (2001). A primary role for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in psychoanalysis. Psychoanalytic Inquiry, 21(1), 71-93.
Seligman, S., & Harrison, A. (2012). Infancy research, infant mental health, and adult psychotherapy: Mutual influences. 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33(4), 339-349.
Siefert, C., & Porcerelli, J. H. (2015). Object relations theories and personality disorders: Internal representations and defense mechanisms. In S. K. Huprich (Ed.), Personality disorders: Toward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tegration in diagnosis and assessment (pp. 203-224).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Sirois, F. (2016). Analytic process and dreaming about analysi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97(6), 1479-1497.
Westland, G. (2015). Verbal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in psychotherapy.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Company.
Zachrisson, A. (2013). The internal/external issue: What is an outer object? Another person as object and as separate other in object relations models.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67(1), 249-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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