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概述: 文化与认同
目前要谈论的这个研究话题——“道家文化和中国人人格”——是建立在一系列的预先假定基础上的,首先假设了有一个代表中国人集体的民族性格存在,其次假设了有个代表道家的精髓的“道家文化”存在,而后又假设道家文化对中国人人格有影响。
去论证这些假设并非本文意旨所在。但是的确需要说明一下在本文中有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假设。我以前一直认为,文化对人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作为外置性的文化超我存在,它将会决定个体的超我具有如何的形式。如果跟着这个假设下去,那么论述文化对人格的影响便可以简化为论述文化超我和人格超我的关系。不过现在我发觉这种提法其实很大程度上忽略、削弱了文化的作用。文化不仅仅是决定超我的出现时刻和成熟样式,而且也直接决定了自我、本我的形态,以及一个人是否会具有这种超我-自我-本我的人格结构的存在。也就是说,你生活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中,将会决定你的欲望、你的防御机制、自我功能,以及你的价值观、道德感和禁忌会是什么样的。
也就是说,文化将会决定一个人认同的绝大部分内容以及使用什么样的认同机制来建构人格。文化对人的涵化作用是通过家庭为代表的组织形式进行,涵化的手段是通过语言符号及生活习惯,通过语言符号的作用,将会出现一系列的模范人物(典型),而通过团体生活中对模范人物的认同作用,一个个体受到某种文化的涵化,变成这个文化模式的另一个模范。如一个小孩生下来成长于中国的农村,从小说中国话,吃中国饭,接受中国的儒-道平衡的价值观的熏陶,他长大后就会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如果把他放到美国去,他就会一开始觉得不适应。如果我们可以把他大脑中所有记忆抹去,让他身体恢复婴儿状态,让美国西部的家庭抚养他,那么他将会成为一个美国牛仔,虽然长着一张中国的面孔。但是上面这个例子仅仅说明了文化对人的身份认同的影响,这里要表达的意义是,文化会决定中你的客体关系、依恋模式、以及脑部的结构和功能,文化绝不仅仅是书本上那些先贤古哲的名言,而是贯穿于一个人从小到大生活的“空气”,没有文化的涵化作用和个人的认同作用,一个人只能称之为具有人体的哺乳动物,而并不具有人性。文化涵化作用的目标器官是人类的大脑,如中国人和美国人比较起来语言中枢的部位便不是其完全相同的。文化犹如软件决定着躯体这个硬件的功用究竟是如何的。
道家文化对一个人的人格影响也是遵循上述机制的。一个山西农村里养猪的农民,也许没有读过老庄的哲学著作,其生活样式却可能比大学里专门研究道家文化的教授更加具有道家风骨。道家文化会形成一套的专用语言(包括学术话语和日常话语)、生活方式、理想人物、价值观念和修行方法,潜移默化的诱使人们认同这个文化范式。而这种涵化指令下的认同过程是从母子关系开始的,比如说在“重男轻女”的文化氛围中,母亲很可能把自己的自恋客体投射男婴,从而对男婴特别照顾,长期哺乳,把男婴变成自己的自体客体,从而修补自己身为女性的自卑感,而同样这个过程也可能变成母亲无意识中制造出男婴对客体的无比的依赖,从而从一个家族的希望变成了家族的废物,这个过程中母亲和儿子共谋摧毁了“重男”的家族文化规则。而同样在此类重男轻女的家庭中,我们往往也会发现男性化的、极为成功、非常自恋而又内心空虚的女性。
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很难说“重男轻女”这种文化指令产生于儒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比如说道家文化中既有《老子》那样对女性特质崇拜和《太平经》那样反复强调的对女性平等重视的文本,也有很多炼丹典籍把女性视为洪水猛兽或者仅仅是修行的工具而已。所以这里要注意的是,在我们讨论儒家文化或者道家文化,引经据典,或者提出种种人格心理学论据的时候,很多东西都被压抑、被排斥了。比如说在中国人的亲子关系中其实有不少功利主义、相互利用、父权施虐以及浓厚的母性乱伦色彩,可是这些东西是进不了文化典籍的。中国文化典籍就像一个显梦,遮蔽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诸多欲望和本能。所以文化典籍研究的本质决定了它会是远离无意识的内容的。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我们可以通过对典籍的研究看到防御机制的力量和形态。这是本研究的理论起点之一。
2、道家文化与人格
中国的文化是儒道互补的文化,这几乎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中国文化的在思想上典型象征就是《周易》为核心经典的易文化,有“孔子得易七分,老子得易三分”之说,据此看来,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的比重至少是三七开,当然也有其他说法,如陈鼓应等学者所证实,《易》的某些重要篇章的主干思想倾向道家的黄老学派。但是总的来说,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道家是作为其对立辅助的一个成分存在。故有言,儒家是饭,道家是药。
然而,有些学者还观察到,在中国文化系统中,还是另外一个系统叫做杨墨互补系统,其中杨朱代表着纵欲主义,而墨子代表着强权主义。杨墨互补的系统看起来似乎是儒道互补系统走向极端出现的偏差,但是也有可能恰恰是杨墨互补是中国人生活的根基,儒道互补仅仅是用来对此根基作润饰作用的精神口号而已,孔子之道何曾一日行于天地之间?杨墨互补最接近于中国人的欲望体系,即权力-纵欲结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弥漫着浓厚的官场文化和妓院文化的气息。很多人的一生轨迹就是从小拼命努力读书,成人后做官,然后在整个青少年期压抑的欲望开始不可抑制的发泄和放纵,然后作更大的官,开始更高层次的纵欲。在当代的社会中,权力结构的多元化让人们除了追求做官外,还可以通过赚钱等途径来满足权力欲。但是权力的目的指向仍然没有改变,纵欲仍然是权力欲不可避免要回到的原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会沿着权力的轨道走得很高远,然后就突然跌下来,回归到各种躯体欲望的大爆发。而在纵欲活动中,食欲和性欲是首当其冲的。这种欲望的活动规律提示着,绝大部分中国人具有强大而顽固的口欲期的固着,这让他们整个一生的生活轨迹就是以不同形式来重走从口欲到俄狄浦斯期的这段道路,而每次似乎毫无例外都是口欲期获胜。这所以会有这样的情景,据推测是因为漫长中国的历史中,中国女性都是被排斥、被压制的。女性人生的意义和焦点就在于孩子,所以母亲会和孩子的关系过于亲密,母亲把理想化自体对孩子的投射性认同以及攻击性对孩子的灌注,造成了孩子终其一生无法修通口欲及与之相关的原始性自恋。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考察道家文化,就可以明白其作用。儒家文化如同一个着急的父亲,他努力想把孩子从母亲的怀抱中拉出来,所以它制造了父权崇高的地位,以及家国同构的政治-社会格局,似乎都是期望着孩子能够尽快地认同父亲,成为大丈夫,修齐治平。但是这种体系最终效果却和其本来意图背道而驰,演变成了对孩子的过度阉割,以及把孩子变成了父亲的完成自恋的一个自体客体。这就是因为在儒家文化话语中,缺乏对母性和口欲的升华系统,这一点通过道家系统来完成。所以道家虽然表面上是和儒家对立的,但是实际上它具有辅助儒家的作用。如在《老子》中,其理想人格仍然是“圣人”,儒家圣人是最高道德化身,道家的圣人却是最高智慧化身,圣人“不行而智,不见而明 ,不为而成。”(《老子》第47章),“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老子》第 72章),但是这种最高智慧的原型是“最低智慧”的婴儿,在道家和道教的话语中,有先天人格和后天人格的两种分别。先天人格是由元精、元气、元神支配人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人格,是一种婴儿人格;后天人格则是由后天精气神支配人的行为所表现出来 的人格,是成人人格、社会人格。(杨玉辉,2005)先天人格和后天人格的区别根据杨玉辉的研究,总结为下表1。
表1 道家先天人格和后天人格的区别
┌───────┬──────┬──────┐
│人格描述维度 │ 先天人格 │ 后天人格 │
├───────┼──────┼──────┤
│ 生命活动 │ 自然淳朴 │ 人为失度 │
│ 精神情感 │ 宁静自由 │ 躁动抑郁 │
│ 性命关系 │ 性命合一 │ 身心失调 │
│ 人天关系 │ 和顺自然 │ 违逆自然 │
│ 人人关系 │ 人我和同 │ 人我失和 │
└───────┴──────┴──────┘
可以看出,凡是属于成年人社会化的特点在道教话语中都是被否定的,被认为是精神异常。道家文化可以称得上最具颠覆性的反精神病学(anti-psychiatry)。道家形成了一种对于母性和婴儿特质的崇拜范式,清代道士刘一明指出:“夫生身之初,婴儿面目纯白无玷,是圣贤胚胎,仙佛根芽,故飞鸟不搏 ,虎兕不伤。此即始极之象。始极者,始之极,未交于后天,虽与后天相混,纯是先天管事。……人自婴儿渐长,能行能走,能言能语,随人指引,名曰孩儿,又名孩提之童。婴儿无识无知,孩儿已有识有知,未免浮云点太空矣。有识有知,是由始极渐至太极矣。太极者,大之极,大极则必小,阳极则必阴之时,但小未来,阴未生耳。小未来,阴未生,尚是先天用事,后天伏藏,虽有识有知,根尘尚未发,客气尚未侵。饥只食,寒只衣;喜怒哀乐,随兴随灭;富贵穷通,不知不晓;顺其自然,绝无杂念,亦是圣贤胚胎,仙佛根芽。” 在道家话语中,婴儿状态被理想化为超越状态的代表。而本来离世的心灵超越状态也被用退行的语言来描述,所谓顺则成人,逆则成仙。超越状态实质也被理解成为成人自我功能的完全消失。“婴儿者,未出胞胎也。出乎胞胎谓之孩。婴儿在母腹中,惟抱一团和气,哀乐之情未发,见闻知觉之性未萌。出母之胎,便有喜怒哀乐之情,见闻知觉之心,故不足以况以道也。”
同时,我们不难发现,在道家学说中,同样有类似儒家学说一样的道德感和伦理感,以及对权力的渴求。诸如老子、黄老学派等同样都热衷于社会伦理问题,
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49章),《道德经》中有非常强烈的权力立场,故李泽厚说:“老子是积极问世的政治哲学 。” 而老子的政治主张也是造就国民退行状态、身体主义的主张, “是以圣人之治 ,虚其心 ,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老子》第3章)道家对理想人格的主张有很大一部分是和儒家对立的,如庄子以为尧舜不仅不是圣,而且是祸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大焉。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庄子·天运》) 道家的最高理想是物我两忘,“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庄子·天地》),禅定的方法在道家称为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做到忘物、忘己和物我两忘。而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所谓忘记,基本上都是压抑的过程,而道家最后和万物合为一体的过程——“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就比较接近于原始性自恋的融合状态(陈水德, 2001;杨荫楼,1999)
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在道家充满自恋和全能感的理想人格追求中,又具有追求界限划清,个体独立的一面。道家的理想人格中既有自然性、神异性、个体性、平等性四个特点,它们彼此矛盾,展现了分离-个体化时期的冲突(王国胜,2006)道家理论中所蕴含的对父权的不认同,以及对阉割的对抗,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利于个体的成长形成正性的俄狄浦斯情结,所以道家经常不为统治阶级所用,无法成为主流话语范式。(陈晓萍,1999;周义龙,2004)
但是儒家和道家又有共通之处。他们都主张有一个原始的、超越性、古旧的人格理想存在,并且呼唤人们去认同这个“原始他者”,他们都主张通过内在修养完成这个认同过程。最重要的是,“天人合一”,“中道”或者“中庸”是两家共同认可的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戴桂斌,1999)彭凯平等研究发现,对中国人来说 ,认识论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中庸之道”,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沉积,它甚至内化成中国人的性格特征。(Peng, Nisbett, 1999)在道家文化熏陶下形成的人格特点是: 在认知模式上自我中心模式,表现为“乐天知命”;在人际认知中,绝仁弃义,崇尚自由,反对虚诈;人格系统逻辑为“既……又……”。情感模式上讲究率性求真;行为模式上倡导顺其自然、寡欲少私、恬淡冲虚。(吕锡琛,1996;葛鲁嘉,1995)这些特点很大程度上升华了中国人人格结构中前俄狄浦斯期的焦虑。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人的焦虑模式主要还是阉割焦虑。季国清认为,中国人的祖先崇拜提示着中国社会存在强大而广泛的精神阉割。“中国人变得在精神上不能生育了,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永生的希望只能靠我们象征的生育来完成,这就象生物的生育是我们永生的希望一样。当中国人失去了精神生育的希望之后,变得对现实十分迷恋,对死的敬畏,对肉体享乐的追求(正如福柯观察的那样),都较其他民族为甚。”结果带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要么是精神手淫,要么是精神卖淫。“这深刻地反映出中国是一个隐性女权的社会。中国男人被普遍地阉割,这表现在中国男孩几乎没有俄狄普斯情结期……在传统父权的统治之下,菲勒斯的隐喻形式转化为精神父亲。这位精神父亲可能以上司权威的身份出现,也能以丰功伟绩的祖先的身份出现,单向性的精神乱伦使我们不可能获得显示男权的机会。男人从时间性的动物变成了一个空间化的容物。”(季国清,2002)手淫-卖淫的精神形态的早期原型就是原始性自恋和对客体的带有施虐-受虐性质的依赖。文化正是为了适应这种原始的力比多-客体关系形态而存在,同时文化也会强化这些特质。
3、中国人人格中受到道家文化影响的成分:研究与描述
按人格的进化理论(evolutionary personality theory),人格结构是人类适应环境,实现自身生存和种族延续的进化产物。不同的文化造成人们面对的应激源不同,所以与之相适应的人格结构或行为方式的特点也不同。适应文化要求的人格特点会被保留下来,并最终形成某一文化下所有个体的人格结构。而反过来,这种人格结构特点也会融入到文化中,影响到文化的面貌。
如人格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并不符合西方人的“大五”结构模式,而是具有“大七”人格的特点。(见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