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伟多年的求学、教学和治疗体验,便是完成了这样的一次经历。在他能够运用精神分析帮助别人解决精神困惑之前,他先通过精神分析认识了自己,并走出了困惑。
秦伟:认识自己,认识精神分析
娜木西
听说要进行人物专访,刚刚落座的秦伟似乎显得有点意外,像是要有所解释:“我有什么好采访的,像我这样的残疾人,在那个缺少学习机会的年代,无非是自己多花了点功夫,选择了的自己想走的一条路。比起同时代,同样有小儿麻痹症的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太幸运了。遇到了很多、很好的老师,在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的鼎力相助下,把我从达州的县上弄到成都,又从成都弄到上海,然后又到法国留学,无非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
秦伟说,就个人而言,他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但要谈精神分析他倒是想说很多。留学法国四年刚刚回到成都的秦伟,一点没有留学归来的矫情,倒是川东人的豪爽、直率一览无余。
于是,我们的谈话就直接从精神分析开始了。
娜木西(以下简称 娜):您在从医11年后,在上海中医学院获医学硕士学位,又在华东师大心理系读了四年教育学博士,之后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接触到了精神分析呢?
秦伟(以下简称秦):是因为精神上的困惑。在完成博士论文的时候,我遇到了当时对我来说人生最大的困惑。反应很强烈,抑郁、憔悴不说,最直接的表现是我已经无法书写。所有的实验都做完了,数据都采集了,什么都是现成的,只需最后的整理,按常规这篇博士论文应该在两周内完成,快了一周就能完成,结果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我无法写,拒绝写字,所有资料摆在面前,就是无法把它写成一篇文章。那是精神上的拒抗,也是身体上的拒抗。遇到这么一个大问题,几乎毕不了业。
娜: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出现这样一种反应呢,是不是太看重这篇博士论文了?
秦:可以这样理解,对自己要求比较高,总是有不满意的地方。而我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这个论文完成之后,我将脱离自己已经习惯的学生生活,将不再是学生。对一些人来说,身份的转换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他将独立去面对一个复杂的、不可预知的社会,从另一个方面讲,是要考虑自己将以什么身份,什么形象,什么样的角色把自己放入社会,把自己呈现在别人面前。我已经习惯了“我是一个优秀学生”的秦伟,当这个招牌再不能用的时候,那我是谁?另外,当我不再是学生,不再需要拿着课本进课堂的时候,什么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呢?当我需要重新给自己加一定语作为一个社会角色时,问题就出来了。
娜:上学之前,您曾有过社会工作经验,为什么再次进入社会,反而有不同的感受呢?
秦:怎么说呢,以前走的路是别人帮我选择的,或是在父母的呵护下完成的。我选择博士阶段读实验心理学,是认定它是科学的,能够实现自己的某些想法,结果在要毕业的时候,才发现我并不喜欢它,它并没有满我所愿,我所要完成的并不是我真实想要的东西,所以,我才会有很强的抗拒。
也就是说,我本来以为学成之后,这门学科会成就我的某种社会角色,结果博士都要毕业了,却不知自己何去何从,如何在社会上安身立命。
娜:这个难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秦:没有解决。如何定义自己?我想要什么?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回答不了,就先把它先放在那里。后来学校心理系的同学们,把我当做“实验品”,照本宣科地用催眠术暂时缓解了我无法书写的症状,算是把论文写完,毕业了。
娜:带着这个巨大的困惑,您步入社会了?
秦:是的,症状是得到了缓解,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内心的疑问依旧执着在存在着。也正是因为这个麻烦,我开始关注临床心理学,接触精神分析。93年,我到了川大,94年有幸认识了从法国留学回来的精神分析师霍大同老师,我就开始在他那里接受精神分析。94-04年,中间有一些中断,近10年时间,我都在他那里接受精神分析,在国内这样长时间地接受自我精神分析是很少见的,但国外很常见。这10年,主要是接受精神分析,同时也在接收一些咨询个案。
娜:您是在“以身示法”?
秦:不,是我自身需要。博士阶段我所学的是实验心理学,属于理论心理学的范畴,它与临床心理学完全是两个领域。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实验心理学把人当成了纯生物体,就像关注一个机器,而临床心理学是把人当成人,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有情感,有动机,有莫名其妙的、自己也无法预料的一些情绪参与其中。就像我遇到了无法书写的困惑,从理论上讲它无法解释,但是处于现实中,它却真实地发生我的身上。
娜:在这个真实的精神分析的体验中,您印象最深的体会是什么呢?
秦:在霍大同老师那里接受精神分析那么多年,是我走出困惑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自己也翻过了几次坎。印象比较深的是,在接受精神分析半年后,做了一个梦,梦见了自己做为一个残疾者的真实身体形象。那年我32岁,是我从2岁得病之后,30年,第一次在梦里看见自己,也可以说是在精神层面把自己的身体形象恢复出来,并接受了自己左脚比右脚短这样一个事实。人在是1岁左右就已经有了对自己身体形象的认识,我在2岁得了这个病之后,就对这个形象有一个破坏,我不能接受脚再不能由自己支配这个事实。分析之后,我接受了这个真实的、被破坏了的形象。这是95年发生的事情,到了2002年,我就可以到公共游泳池去游泳了,这就不单是在梦里接受,而是敢于在现实中向众人展示自己残疾的身体。这两件事,对我来说是突破性的。
娜:在这个走出困惑的过程中,分析师霍大同老师对您来说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秦:我的感受是,小时在家里有父母支撑着自己,在学校有老师支撑着自己,而当自己独立面对这个社会,在寻找自己的社会角色时,有一个精神分析家支撑着自己。在这种支撑的力量下,我们开始对自己生病的过程,成长的经历,与父母之间的一些情感纠缠等等都有一些回顾和交待,由此逐步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建议起相对比较愉快的一种关系。
娜:后来,您开始了临床的精神分析,对于来访者,您也是他们的支撑吗?
秦:可以这么说。
娜:那做为给予来访者支撑力量的精神分析师,您会受到来访者情绪的影响吗?
秦:当然会受影响,而且在来访者的陈述中,真正让你受到影响,产生情绪反映的地方,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这是一个临床的连接,这个连接是真实的,也是临床的工作基础。我为什么受他情绪的影响,为什么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接受这个影响,并在谈话的过程,通过病者的叙述,对这个影响有一个理解。对这种与病人有关联的情绪的理解,也就是对病人核心问题的一个理解。理解了这种情绪就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没有这种真实的影响,精神分析更像是一种智力游戏。
精神分析不是一种智力游戏,它恰恰是基于这样一种影响。
比如面对一个来咨询的孩子,也许在他的陈述中,你会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气愤,不自觉中就充当了一个父亲的角色。这个时候,我就会问:他为什么会把我当成父亲?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它没有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我也就不会呈现出这样一个姿态。这必然与他的家庭历史有关,所以,我们有必要回到这个家庭的历史当中去,去寻找曾经发生的与此有关的事情、他对这些事情的理解、这些事情对他产生的影响,以及三者之间的关联。
所以,精神分析的过程就像两个巴掌拍在一起,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娜:怎么才能产生或是找到这个互动的感觉呢?
秦:很难说,没有什么固定的程序让你进入之后就有了这种互动的感觉,或是说哪天觉得自己突然开窍,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我现在都没有开窍,只是与以前做起来有些不同而已,随着年龄的增大,经历的增加,对人的理解和谈话的方式慢慢会有所不同。
娜:在临床是找到了这种互动的感觉,是不是对精神分析的理解也跟自己最初对它的认识有所不同呢?
秦:是,最开始觉得精神分析是分析别人的,后来觉得是分析自己的,再后来有一段时间把它当成了哲学,而现在我觉得精神分析更像是一个机会,两个人在一起共同探索其中一方痛苦背后内心真实的感受的机会。这个感受与他的经历又是怎样相连的呢?他曾经遇到过什么问题?今天我们是否可以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呢。事过境迁了,你三十岁遇的到问题,到了五十岁再做回答,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精神分析更多的是对人生的一种探索。而人生就像一条河流,它自身一种向前流淌的力量,只不过有时快些,有时慢些,有时停止不前,而分析师就像站在岸边,看他流得快了,提醒他慢一点,慢了,提醒他快一点,或是遇到不流的时候,帮着梳理一下,让他继续向前。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娜:就是告诉他自己所处的状态吗?
秦:还不完全是,更多应该是一个陪伴,同时接受他的影响。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有时来访者的情绪是他无法表达的,他只能通过陈述中传达给另外一个人,也就是精神分析师,而精神分析师能够感受到。比如说,一个病人他还在微笑着讲述的时候,我竟然眼睛湿润了,结果没多久他的悲伤就完全释放出来。也就是说,在他还微笑着的时候,他的悲伤情绪已经传达给了我。
娜:那是不是需要给来访者一个放松的环境来流露内心呢?
秦:也不完全是,广是流出来,怎么办?还是要对他流露出来的东西有一个理解,否则他就不流了,或是流了也白流。而且要做到双方的理解和消化。比如一个人,他说自己难与人相处,这是一个大概念,要通过他自身的流露,让他明白是什么导致这种状况的出现,落实在具体的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