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彧
北京師範大學心理系
應用心理研究,第14期,2002夏,151-187頁
我們修訂和編製了適合中國大陸青少年品德發展狀況的測查工具SRM-SF、VTS和MAS，信度和效度令人滿意並易於操作。對186名青少年的測查結果表明，道德判斷和價值取向的發展與其影響源具有對應關係：10-12歲小學生和14-15歲初中生的道德判斷處於不成熟水平，對應於家庭影響源和教育者影響源；16-17歲高中生和20-23歲大學生的道德判斷已達成熟水平，對應於社會的和諧幸福和尊嚴與公正影響源；中小學生道德觀念影響源權威主要是家庭、同伴和教育者媒介；大學生道德觀念影響源權威是社會的和諧幸福和尊嚴與公正。個人主義--接受權威、需要表達--接受權威、平等--接受權威等價值取向在同一個體身上會因為不同年齡階段而發生互動和分化，表現為從注重服從權威到注重平等、公正；從強調個人利益到關心他人與自己的關係，再到看重自我需要和自身發展。接受權威價值取向的解體從小學畢業時發生；平等取向在小學生身上就有很強反映。影響源權威作為個體品德發展的外在動力因素與個體的認知水平一起推動著品德發展。青少年品德形成和發展的機制與其家庭結構變數--凝聚力、適應性、溝通模式有極密切的關係。
關鍵字：青少年、道德判斷、價值取向、道德觀念影響源
Piaget和Kohlberg有關道德判斷的開創性研究爲探索個體品德心理形成過程的形式發展階段做出了突出貢獻。八○年代以來，國內外品德心理學研究有了很大突破，其共同點是超越了Kohlberg單純探討道德判斷發展形式的範式，強調道德判斷的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兩難故事的手法，注重被試的具體生活情境對其道德判斷和道德品質的影響，強調社會文化背景對個體的影響。
Piaget和Kohlberg的研究都證實，青少年的道德判斷發展是分階段的，而且經由了固定不變的順序，Rest與Lind等人的研究雖然從研究方法上對經典的道德判斷研究進行了改進，他們主要採用再認的方法，通過要求被試對他人的道德判斷進行判斷，從而對被試的道德判斷水平進行評定。大量的研究者認爲，這些方法都避開了具體的道德問題，利用道德兩難故事來進行個體品德發展的研究，而這些道德兩難故事卻是人爲的，實際上對孩子、對婦女、對某些文化背景下的個體，以及對實際的道德情境是不恰當的。事實上，很多研究結果表明，品德是年齡、教育、智力以及社會文化經驗的綜合函數（Communian&Gielen，1995）。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就對不同的道德觀念持有不同的評價，有的更重視誠實、認真，而有的更注重合作、助人（Blasi，1980）。處於不同品德發展階段和年齡的兒童，其道德觀念也是不一樣的，比如遵從在幼兒的道德觀念中佔有重要地位，而公正、平等則在青年和成人的道德觀念中相對較重要（皮亞傑，1932/1984；Rest，1979；李伯黍，1981）。
許多研究者認爲，價值觀對於人的道德行爲起著統領的主導作用。道德價值觀念就是人們關於自身的道德觀念、道德行爲對於社會和他人的意義進行衡量後建立的評判標準，它由特定的內容組成，並按照特定的形式構成一個獨特的完整結構。
道德價值結構的形成是以認知能力爲基礎的，但又不能完全歸結於認知能力或被認爲是認知能力在道德範疇中的簡單應用，它具有自己的獨特性和完整性。道德價值結構的內容直接受不同文化背景的影響，在各種文化的交互影響下，個體經過「選擇」、「讚賞」和「行動」這樣三個過程，通過成人的講授、強化和個體的認同以及模仿學習等方式而形成各種價值觀念。價值觀形成以後，又會受到經驗、平衡化、道德結構發展水平等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變化。當不同的幾種價值觀念相一致時，個體就遵循其行動，當它們不一致時，個體就又要通過上述途徑增加新觀念或改變現有價值觀念的價值高低來減少或消除失調。幾種價值觀念相互協調後才可以共同支配個體的道德行爲，也才會協力應付（同化或順應）以後不斷出現的新觀念。這樣，個體就逐漸形成和發展了一個統一的道德價值系統，以道德認知的發展水平爲形式，以個體形成的價值觀念爲內容的道德價值結構。原有的道德價值觀和新青少年價值取向發展出現的道德價值觀之間，正是通過從「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不斷反復，其內容才不斷豐富。一個統合的道德價值結構的發展一定還要經歷前習俗、習俗和後習俗（原則）三種水平，這樣，它才被逐漸推向更高的發展階段。習俗和原則水平的發展是與前習俗水平上的兩種傾向--功利主義和移情相聯繫的，這兩種傾向導致了兒童向不同的方向發展。從功利主義到遵守法紀和遵守社會習俗，這是以外界的壓力爲基礎的；前習俗水平的移情與高級形式思維能力結合後，就發展出原則性的道德價值結構（陳欣銀，1987）。可見，道德價值結構的發展機制是以認知機能和社會交往關係的發展爲基礎的，而社會交往關係的類型和範圍又是在個體的社會實踐活動中不斷變化的。我們用圖1來表示這種理論上的構想。
Kohlberg認爲個體品德發展的階段性並不直接來自文化教育，不同文化經驗依靠刺激思維，而不是直接教導改變了個體品德發展的速度和廣度（林崇德，1989）。Henry認爲這種解釋太形式化了。個體的大量道德觀念都是通過對外界觀念的內化獲得的，而內化的內容集中反映在個體認同的道德權威上，不同的道德權威會對個體的品德內化過程産生迥然不同的影響效果，所以，個體認同的不同的道德權威才應該是對個體品德發展發生影響的影響源，也是區分Kohlberg道德發展階段的標誌。據此，Henry提出了有關道德內容的研究（見表1），即道德觀念影響源（sourcesofinfluenceinmoralthought）的研究。
White認爲Henry這種個體品德的發展是隨著道德權威的變化而變化的觀點，揭示了兒童青少年、甚至成人的道德觀念與其生活的社會背景交互作用的關係。White依據這種觀點編製了道德權威量表（MoralAuthorityScale-MAS），MAS設立了五種道德權威影響源（見表1），要求被試首先對某一道德觀念做出抉擇，然後提供原因，再對各種道德權威影響源對自己的影響給予五等級評價。White發現，青少年的道德觀念影響源主要集中於家庭和教育者媒介。
表1Kohlberg的品德「形式」與Henry的品德「內容」的比較
Kohlberg的品德「形式」（關於如何進行推理）Henry的品德「內容」（關於對什麽或誰進行推理）第一階段：懲罰和服從無影響源：避免傷害第二階段：工具性的相對主義影響源與權威：滿足自我興趣第三階段：人際的和諧影響源與權威：家庭與群體同伴第四階段：法律與秩序影響源與權威：教育者與傳媒第五階段：社會契約影響源與權威：社會的和諧幸福第六階段：普遍的倫理原則影響源與權威：尊嚴、公正
Henry和White嘗試從外在影響源入手來探查品德發展的內容對個體的影響作用，而且將這樣的理論思考進行了可操作的實證研究，通過測量個體道德觀念發展過程中各種影響源權威的變化來判定個體道德判斷的水平，指出MAS量表可以作爲Kohlberg的兩難故事的替代品。但是我們不難看到，在MAS量表中，雖然要求被試對某些道德觀念先做出判斷和抉擇，可量表中卻並沒有以被試的道德判斷和抉擇作爲評定的任何指標，而是強調被試對其做出何種判斷的影響源的歸因結果，所以，應該說MAS量表只是測量了個體品青少年價值取向發展德發展社會化過程中對其影響源認知的變化規律，還不足以說它揭示了個體品德發展過程中的不同階段水平與其影響源之間的關係，所以，我們並不能據此就說MAS所測量到的道德權威影響源在不同年齡階段上的不同反映就正好是Kohlberg的兩難故事所測量得到的個體道德認知發展的階段性。所以，只有探討個體道德認知發展階段與影響源認知方面的關係，看這兩者之間能否建立某種對應關係，才可說明個體認同的道德權威影響源是否和如何作爲外在動力因素支配著Kohlberg的道德判斷發展形式。這是我們在本研究中要重點探討的問題。
我們通過在青少年品德和價值觀方面進行的研究和思考，認爲個體的價值觀念、價值取向規定著他們的道德抉擇，道德判斷反映了個體道德認知發展的水平，同時也受他們的道德內容制約，也就是說個體的道德判斷實際上受著個體價值取向的制約（參見圖1）。因爲同一認知水平的個體有可能具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因而道德內容不同，所以他們會做出截然相反的道德判斷。因此，研究個體的品德發展不能完全脫離開探討他們的道德內容，但是，個體的道德內容究竟是如何變化的？它們如何對個體的品德發展産生影響呢？這就是我們想要研究的問題。
那麽，對於道德內容這樣一個複雜的問題，我們該怎樣從操作的水平和意義上進行探討呢？我們知道，個體的成長和進步發展離不開他所生活的社會環境，社會環境中的種種道德評價以及意識觀念必然會反映到個體身上，於是個體的道德觀念的形成和發展就脫離不開這些影響，因此，從道德觀念影響源入手來探查個體品德發展的內容就應該是一條較好的途徑。另外，個體的價值觀、價值取向的發展又有什麽規律呢？無疑，這個問題與外在的文化背景也有很大的關係，但是與個體的成長過程、與個體的道德認知發展水平有無關係呢？傳統的價值觀和價值取向研究多側重於靜態的不同類型的研究，對以上問題並沒有很好解決。我們認爲，從個體發展的角度來看，由於個體在不同年齡階段時自身發展的需要是不同的，外界對其施加的要求、期望和影響也不同，個體爲了自身的需要以及應付外界的影響，他們所認同的影響源權威就也會有差別，因此，價值取向也必然具有其自身發展規律和年齡階段，對於不同價值取向類型來說，也會隨著個體所處的具體道德情境以及個體自身需求的變化而發生互動和分化。所以，我們認爲，在道德範疇的內容上引入價值取向是必要的和可行的，這對於探討品德發展中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規律和個體道德行爲的培養途徑都是有利的。而在這個領域裏的研究，我們認爲應該著重從外在的影響源入手，探查外在的影響因素如何對個體的品德形式和內容的發展産生影響，探查個體道德判斷的發展、價值取向的發展及其與影響源的對應關係。
綜上所述，本研究擬探討以下幾個問題：
1.北京青少年的道德判斷發展狀況。
2.北京青少年的價值取向及發展狀況。
3.青少年道德判斷和價值取向與其道德觀念影響源的對應關係。
4.青少年品德發展中的家庭結構問題。
而根據以上對文獻的分析和已有結果，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1.不同發展水平的價值取向和道德判斷會對應於不同影響源；
2.不同價值取向之間對於個體的品德發展過程具有互動和分化現象；
3.對於同一影響源--家庭來說，其內部結構不同，會導致個體形成不同的價值取向。
研究方法
被試選擇
我們在北京市隨機抽取小學五年級學生、中學初二學生、高一學生、大學二年級和三年級學生作被試共208人，獲得有效問卷186份。其中小學五年級學生44人（男21人，女23人，年齡在10-12歲之間），中學初二學生48人（男25人，女23人，年齡在13-15歲之間），高一學生46人（男24人，女22人，年齡在16-17歲之間），大學生48人（男28人，女20人，年齡在20-23歲之間）。所選樣本中的小學生和中學生的家庭背景無明顯差異，大學生的父母間職業及父母文化程度差異顯著。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測量工具如下：
1.道德權威量表MAS（MoralAuthorityScale）
MAS是White（White，1996a）根據Henry的理論編製的，在有關違法、不同種族的人和諧相處、保護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言論自由、人人平等、以及科研和人與自然的倫理關係等觀念後面排列有五種道德權威影響源：自我利益、家庭與群體同伴、教育者與傳媒、社會的和諧幸福、尊嚴和公正。以團體施測的方法，要求被試首先對每一個道德觀念做出抉擇，然後提供做出這一抉擇的原因，再對每一種道德權威影響源對自己産生的影響予以五等級評價。量表中的每種影響源出現的順序是隨機排列的。
2.社會道德反應測驗SRM-SF（SociomoralReflectionMeasure-ShortForm）
這是由Gibbs等人（Gibbs，Basinger&Fuller，1992）發展的一種道德判斷測量工具。它是原生式的測驗，共包括有11個論斷，分爲契約與真實、情感聯繫、生命、財産與法規、法律與公正等五個方面，涉及到信守諾言、不說謊、反對偷竊、助人、挽救生命、遵守法規、履行職責等社會道德價值觀。SRM-SF首先向被試提供道德反應的背景條件，然後要求被試在這些條件下對各個社會道德價值觀進行重要性選擇評定，並盡可能詳細地解釋這樣選擇的理由。主試根據記分手冊分析被試的反應，從中得出每個個體的道德判斷成熟分數（SRMS，得分範圍爲1.00-4.00），確定其道德判斷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第一、二階段爲不成熟水平，第三、四階段爲成熟水平。
3.價值測驗量表VTS（ValuesTestScale）
根據Bales和Couch在1969年編製的價值觀測描（TheValueProfile，TVP）（Mar，1997）改編而成，共包括40個陳述句，分別代表四個價值維度：（1）接受權威；（2）基於需要的表達（與基於價值的克制相對）；（3）平等主義；（4）個人主義。被試在一個從非常不同意（記爲1）到非常同意（記爲5）的五點量表上做評定。
4.家庭親密度量表PAIR
根據Schaefer和Olson（Schaefer&Olson，1985）的相互關係親密度個人評價量表（PersonalAssessmentofIntimacyinRelationshipsoffamily）改編，共包含五個子量表（情感親密度、社交親密度、相互作用親密度、思想觀念親密度、娛樂親密度）和一個習俗性量表（測查被試的反應是否受到社會贊許性的影響），共36個題目，每個子量表6個題。量表爲五點記分，對題目所描述的內容完全肯定記5分，完全否定記1分，反向問題計分相反。量表分數在5-18.9之間爲低親密度，19-22.9之間爲中親密度，23-30之間爲高親密度。
5.家庭養育風格測查表（Parenting-StyleScale）
共包括三個部分：（1）撫育者與被撫育者在一起生活的密切狀況，是否生活在一起；（2）A：父母對子女提供幫助的情況；B：父母對子女給予注意的情況；（3）父母對子女在生活的時間和空間方面的限制狀況。
研究程序
1.編譯量表：翻譯MAS、SRM-SF、VTS、MVR和PAIR，針對北京情況和青少年特點編寫指導語，並對量表中的某些不適用於大陸的提法和內容（例如關於性愛的價值的描述等）進行刪除或改編，並請有關心理學家和教育家審定量表。
2.選取被試：已如前述。
3.預測：在正式收集資料之前，我們對北京師範大學數學系的部分學生進行了小範圍的預測和試評分，結果比較令人滿意。
4.收集資料：利用學生自習時間集體施測，每次用時30-50分鐘，爲了檢驗測量工具的可靠性，我們對各組被試中的一部分被試大約40多人進行了相隔三個星期的複測。
5.爲了檢驗計分員計分的穩定性，我們參照SRM-SF計分手冊和自我訓練程式對答卷中隨機抽取的15份進行相隔兩周的試評分，相關係數r=.83，p<.001，可靠性令人滿意。
6.兩次採集到的資料全部輸入電腦，採用SPSSforWindows6.0進行資料分析。
結果
有關測量工具的檢驗
1.MAS北京樣本的信度檢驗
研究結果表明，北京青少年被試在MAS各項內容上兩次測量結果的相關係數都在.77以上，均達.01水平，說明量表具有較好的穩定性。Cronbach'sα檢驗了第一次測量結果中量表各影響源的內部一致性，其結果也達.01非常顯著水平，說明MAS的內部一致性較好，因而信度可靠。我們繼續將MAS中各個子量表中的各個專案得分與總量表得分進行相關係數的檢驗，發現各專案得分與各項目的子量表總分的相關是比較高的，除了「自我利益」（.35）、「教育者」（.48）、「社會的幸福」（.48）和「尊嚴與公正」（.48）中的個別項較低外（也達到.05顯著水平），其他各項的相關係數都在.01非常顯著的水平。這說明，MAS在北京樣本的檢測中，具有較好的可信度，量表是穩定的。
MAS的效度如何，它是否能作爲兩難故事的替代性工具，是否能根據青少年個體對MAS量表不同影響源認同的變化，就能判定青少年道德判斷的發展水平？這正是我們試圖解決的問題，也正是對MAS效度的檢驗。
2.SRM-SF的信度、效度檢驗
爲了確定SRM-SF測量北京青少年道德判斷發展是否具有信度和效度，我們對其進行了量表穩定性與內部一致性檢驗，區分效度的方差分析檢驗。結果顯示，SRM-SF各項內容兩次測量結果的相關均達.05水平，說明量表具有較好的穩定性。Cronbach'sα檢驗了第一次測量結果中量表各內容的內部一致性，其結果達.05顯著水平，說明SRM-SF的內部一致性較好。
由表2可知，SRM-SF對不同年齡個體的道德判斷水平具有明顯的區分度，就是說SRM-SF量表能夠反映出不同年齡個體在道德判斷水平方面的差異。這項結果與Gibbs等人（Gibbs，Basinger&Fuller，1992）在美國獲得的結果和在義大利所獲結果（Communian&Gielen，1995）基本一致。基於個體的道德判斷水平會隨著其年齡的提高而提高的論斷，以及前人用MJI或DIT等量表對青少年道德判斷發展水平的測量結果，我們認爲表2的結果可以說明SRM-SF是測量青少年道德判斷發展可信和有效的工具，適用於北京青少年，具有科學可行性。
3.對VTS北京樣本的可靠性檢驗
我們對VTS中的四個子量表進行內部一致性係數檢驗，對被試的兩次測驗結果進行Spearman相關係數檢驗，結果顯示，在四個分量表中，其內部一致性係數和兩次測驗的相關係數均達到.01水平，說明量表的可靠性是高的，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對VTS進行結構分析的結果也比較好，各專案與其分量表的相關也比較高。
4.家庭親密度個人評價量表北京樣本的檢驗
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親密度量表中各專案之間高度一致，各子量表與總量表也高度一致，兩次測量結果的相關係數都達.05顯著水平，因此量表很可靠。
爲了分析家庭親密度量表的專案結構，我們計算了PAIR的各子量表的各個專案得分與子量表總得分的相關係數，Spearman'sp值在.69以上，Cronbach'sα值在.35以上，結果令人滿意。
另外，我們的研究樣本測得的結果與Schaefer和Olson等的結果比較一致，他們測得的信度指標平均是.44，他們獲得的PAIR與其他親密度量表（WaringIntimacyQuestionnaire，WIQ）之間的相關是.77，顯示PAIR量表也具有一定的效度。
5.對養育風格測查表的信度檢驗
我們對養育風格測查表的兩次測查結果進行相關係數檢驗，結果表明重測信度和內部一致性係數均達到較好水平（Spearman'sρ=.79，p<.01，-160-
Cronbach'sα=.79，p<.01），表明測查表具有一定的穩定性。
青少年道德判斷發展的一般特點
1.道德判斷成熟分數
從表2我們已經看到，總體上青少年的道德判斷成熟分數具有發展的年齡階段性，不同年齡被試之間的道德判斷成熟分數SRMS之間差異顯著。小學生平均達到2-3轉折階段，但傾向于第二階段水平，道德判斷還處於不成熟水平，其道德判斷的特徵表現爲既有第二階段的「交換的和工具性的」特點，又表現出第三階段的「親社會的」傾向。例如：「如果你不守信，別人也不會對你守信，你們就不會互相信任」；「你不會願意和撒謊的人在一起」。初二學生的平均分數也達到2-3轉折階段，但傾向于第三階段水平，高一學生的道德判斷已平均達到第三階段水平，表現出一定的成熟水平的傾向。例如：「如果是真正的朋友，就應該是誠實的」；「友誼是以相互信任爲基礎的」。大學生的總體水平已達3-4轉折階段，傾向於第四階段或已達第四階段水平，道德判斷更爲成熟，親社會傾向更明顯，表現出了泛價值觀特徵：「如果人們能守信，就會有更開放的和更好的理解，就會和諧相處」；「如果你對陌生人不守信，那麽你也不會對親密的人守信」。
我們又對表2結果進行.05水平的多重比較檢驗，發現小學生與初中生之間、初中生與高中生之間、高中生與大學生之間的差異均達到顯著水平，並且初、高中學生間差異達非常顯著水平。這說明青少年道德判斷水平隨年齡增長而提高，但提高的速度並不均等，從初中到高中階段，其道德判斷水平發展速度提高最快，16-17歲的高一階段是青少年個體的道德判斷水平由不成熟向成熟轉變的關鍵階段。Kohlberg認爲個體道德判斷發展的階段性不是來自文化教育的影響，而是他們思維本身的成熟造成的（林崇德，1989）。Piaget指出，7-12歲的青少年還處於具體運算階段，12-15歲時已達到形式運算階段的水平了，這是質的飛躍階段。Kohlberg的研究結果也表明，0-9歲的個體道德判斷大致處於前習俗水平，9-15歲處於習俗水平，16歲以後就有一部分人向後習俗水平發展了（章志光，1982）。在我們的被試中，小學生年齡爲10-12歲，初中生年齡爲13-15歲，高中學生爲16-17歲，大學生年齡爲20-23歲。所以，高中學生的道德判斷非常顯著地高於初中學生的就不奇怪了，說明個體的思維水平確實與道德判斷的發展有關。這項結果從另一角度也證明SRM-SF與兩難故事在測量道德判斷發展階段時具有一致性，因而，效度也是明顯的。
我們比較各被試組內不同階段得分的人數及其占樣本總數的百分數（見表3），發現，同一年齡階段和相同學校教育背景被試的道德判斷成熟水平也是不同的，有些個體的道德判斷分數顯著高於群體平均數，有些個體的道德判斷分數則顯著低於群體平均數。
很多研究結果表明，道德判斷的發展是年齡、教育、智力以及社會文化經驗的綜合函數。我們不否認個體之間存在著智力和思維成熟水平的差異，但是Gibbs認爲SRM-SF相對於兩難故事來說，不僅體現了品德「形式」的發展，而且由於它含有更具體更豐富的社會道德價值觀念，因而還體現了品德的「內容」的變化。所以我們也許有理由認爲，造成同一年齡階段被試之間道德判斷水平差異的原因是多種社會文化因素産生了不同的影響，也許正是因爲個體認同的不同影響源造成了上述差異，其中最重要的是家庭影響因素。
2.B分數的測查結果
表4顯示了小、初、高、大學生四組被試的B分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我們對四組被試總體進行單向方差分析，F（3，185）=38.46，p<.001，說明四組被試在B分數得分方面差異極爲顯著，道德判斷水平越高，B分數也越高，道德判斷越成熟。
對四組被試進行性別、年齡的雙因素方差分析，發現性別差異不顯著（F=1.39，p>.05），年齡差異非常顯著（F=13.97，p<.01），性別與年齡間的交互作用也顯著（F=4.15，p<.05）。這表明B分數的差異主要是受年齡的影響，同時，年齡對B分數的影響也受到性別的影響，小學生中的性別差異較大，中學生和大學生中的性別差異不顯著。有研究者認爲，由於個體早期的交往模式存在性別差異，女性更早發展了觀點采擇能力和移情能力，因而在道德判斷中更早地表現了他人定向的特點，道德判斷相對成熟，而青少年後期男性的社會認知技能得到相當的發展，因而道德判斷的性別差異也就不明顯了（Dunn，Brown&Maguire，1995）。這與Communian等的結果是一致的。
青少年道德權威影響源狀況
我們採用MAS測查得到四組被試對五種影響源權威認同分數的平均數，結果如表5所示：不同年級被試知覺的影響源權威是不同的，且有規律性變化，小五和初二學生認爲對自己道德觀念最有影響力的是「家庭與群體同伴」，其次是「教育者與傳媒」；高一學生則認爲「教育者與傳媒」對自己最有影響，「家庭與同伴影響源」的影響次之；對大學生來說，影響源發生了質的變化，最有影響力的是「尊嚴和公正」的觀念，其次是「社會的和諧幸福」，符合「自我利益」的觀念的影響力躍居第三位，而「教育者與傳媒」，「家庭與群體同伴」則變得不重要了。
道德觀念影響源與道德判斷發展水平之間的關係
表5不同年級被試各影響源得分均數
我們採用SRM-SF測查得到北京青少年道德判斷發展的一般特點爲：小學高年級學生處於二、三轉折階段，以第二階段爲主，還未達到成熟水平；初中二年級學生基本處於第二、三轉折階段的第三階段，也未達到成熟水平；高中一年級學生開始達到第三階段的水平，絕大多數學生已達到成熟水平；大學生處於三、四轉折階段，已有相當程度的第四階段傾向，表現出了泛道德價值傾向。爲了測查道德判斷不同水平在MAS認同選擇上的差異，我們對本研究中處於六種道德判斷水平的被試進行Kruskal-WallisonewayANOVA，結果如表6所示。
Kruskal-Wallis檢驗結果揭示出，被試除了對「社會的和諧幸福」影響源的認知未表現出道德判斷發展水平的差異外（H=9.62，p=.09>.05），在對其影響源歸因認知方面，不同道德判斷發展水平的個體間差異極大。也就是說，道德判斷發展水平不同的個體，對其道德抉擇過程的影響源認知是截然不同的，道德判斷水平較低的個體傾向於對「家庭影響源」和「教育者與傳媒影響源」的認同，道德判斷水平較高的個體傾向於對「自我利益」和「尊嚴、公正」影響源的認同，但在「社會的和諧幸福影響源」上，這種由於道德判斷發展不同水平造成的差異未達到顯著水平。
表6道德判斷發展水平與影響源之間的關係道德判斷發展水平
青少年個體對「家庭影響源」和「教育者與傳媒影響源」的認同，基本表現出隨著道德判斷水平提高而下降的趨勢，而對其他三種影響源的認同，則表現出隨著道德判斷水平的提高而增高的趨勢，儘管對「社會的和諧與幸福影響源」的認同未表現出顯著的發展階段間的差異。從道德判斷水平與道德觀念影響源的認同之間的關係來看，「家庭影響源」和「教育者傳媒影響源」，甚至包括「社會的和諧幸福影響源」對道德判斷水平處於階段二到階段三的被試産生的影響作用較大，而「自我利益影響源」和「尊嚴、公正影響源」以及「社會和諧幸福影響源」則對道德判斷水平較高的、處於階段三以上，尤其是對傾向於第四階段的成熟水平的被試有較大影響。那些道德判斷發展水平處於中等（第三階段和二、三階段轉折中，傾向於第二階段）的被試，似乎受著多種影響源的影響，他們對幾種影響源都表現出一定的認同，儘管也存在著一些認同的差異，但差異不明顯。所以，我們依然能從這些結果中找到個體道德判斷發展與其認同的影響源變化之間的特定對應關係，符合我們的假設。
青少年價值取向發展狀況及趨勢
我們採用VTS測查得到了不同年級的四組被試對四種價值取向的評價，其評價的平均數和標準差及One-WayANOVA結果見表7所示：
從表7看出，各年級被試對「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需要表達」的價值取向和「個人主義」的價值取向的認知評價有很大差異，小學生對「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評價最高，大學生評價最低，並且有隨年級增高而評價降低的趨勢。在「平等」的價值取向方面，隨年級提高，評價呈微弱下降趨勢。在「個人主義」的價值取向和「需要表達」的價值取向方面，也呈現出微弱的年齡變化的差異，隨年齡的增高評價也在提高。各年級被試對四種價值取向的重視程度不同，小學和初二被試有相同的趨勢，他們都最重視「平等」的價值取向，其次是「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然後是「個人主義」的價值取向，最不重視「需要表達」的價值取向。但是，高中學生和大學生則與之不同，高中生最重視「平等」的價值取向，其次是「個人主義」的價值取向，大學生將「個人主義」的價值取向放在第一位，將「平等」的價值取向放在第二位，而對「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最不重視。
表7結果表明，青少年對四種價值取向的認同評價表現出年齡階段的特點和發展的差異。對於「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大約從小學高年級到初中階段開始逐漸解體；對於「需要表達」的價值取向，從高中生開始給予重視；對於「平等」的價值取向，各年級間沒有顯著差異，大家都比較重視；對於「個人主義」的價值取向，正好與對「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的評價相反，隨年級的升高而逐漸被重視，分水嶺大約在初中畢業時。這樣的結果與我們的預想是一致的。個體在發展過程中，對於任何觀念的習得，都有一個從外部控制下的服從到自己的主動認同和喜愛讚賞的過程，在年幼時，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應付外界事物和環境變化的能力有限，一般都需要得到父母的指導和幫助，可以說低幼年齡的青少年，在社會適應的各個方面都還處於家庭、學校以及生活中的重要他人的監控之下，因而他們對於各種觀念的判斷與賦值都是順從于權威的，表現出較強的「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個體進入青春期以後，自我意識逐漸高漲，引發而來的是對自我各個方面的強烈的認識欲望和突出表現自我的強烈願望，所以，對「需要表達」的價值取向和「個人主義」的價值取向開始認同，隨著個體年齡的增長和各方面的成熟，他們對自我的監控能力也逐步增強，於是，對自己內部需要的滿足的欲望也增強了，表現自我的能力也提高了，因此，「需要表達」的價值取向和「個人主義」的價值取向越來越受重視。對於「平等」的價值取向來說，各年級被試都較重視，年級間沒有明顯的差異，這可能是因爲北京青少年個體從小就接受著青少年價值取向發展「平等」的價值觀教育，不管他們是否真正理解和接受這個觀念，都會表現認同。其實從我們的結果來看，四組被試對「平等」價值取向的認同評價雖然沒有顯著差異，但仍能看出，隨著年齡的增高，評價呈現降低趨勢。我們認爲，這並不表明個體隨著年齡的增大，他們就越來越不重視「平等」，而是因爲年幼時可能並不明白「平等」的真正含義，但是由於「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的作用，使得他們對「平等」的價值取向表現高度重視，而隨著年齡的增高，對「平等」的理解逐漸加深，同時對「自我」與作爲另一個獨立個體的「他人」，以及二者的關係的強調也在提高，所以，看起來對「平等」價值取向的評價還表現出了降低的趨勢。這個結果應該說正好反映了青少年價值取向發展過程中，幾種價值取向互動變化的規律和趨勢。
青少年價值取向發展與影響源的關係
我們考察了被試對四種價值取向的認同與MAS各分量表得分的關係，結果如表8所示：「接受權威」價值取向與「教育者影響源」、「家庭影響源」和「社會和諧影響源」有非常顯著或顯著相關；「平等」價值取向與五種影響源都有顯著或非常顯著相關；而「個人主義」價值取向、「需要的表達」價值取向與五種影響源卻沒有明顯相關。
我們再考察各年級被試在MAS量表上對不同影響源的認同，檢驗不同年級被試對影響源的認同方面的差異，結果見表9所示。
表8影響源與價值取向的關係權威取向
表9不同年級被試對五種影響源的認同及差異檢驗
顯然，在我們的被試中，不同年級被試認同的影響源顯著不同，小學生和初中生主要認同「家庭影響源」、「教育者影響源」和「社會和諧影響源」；高中生受「教育者影響源」、「社會和諧影響源」和「尊嚴與公正影響源」的影響；大學生主要受「尊嚴與公正影響源」、「社會和諧影響源」和「自我利益影響源」的影響。「家庭影響源」和「教育者影響源」的影響力隨被試年級的增高而減弱，而「自我利益影響源」、「尊嚴與公正影響源」和「社會和諧影響源」的影響力則隨年級的增高而增強。結合表9的有關結果，我們可以斷定，個體的價值取向的發展變化實際上是受其影響源所支配的，低幼年級的兒童多認同自己家庭中的父母和學校的教育者的觀念，易接受他們的影響，所以表現出「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隨著年級的增高，個體的獨立性越來越高，生活範圍和社交範圍進一步增大，因此認同的影響源也發生了變化，他們主動地選擇權威的意識及強調自身發展的意識更明顯，所以「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隨之而解體，同時「尊嚴與公正」、「社會的和諧與幸福」的觀念逐漸佔據主導地位，因而表現出越來越強的「個人主義」和「需要表達」的價值取向。
以上結果不僅說明青少年個體的價值取向具有發展的階段性，以及不同價值取向之間在發展過程中具有互動性，而且還說明VTS量表作爲測量青少年價值取向發展特點和趨勢的工具具有較高的效度。
綜合上述結果，我們認爲青少年的價值取向發展與其認同的道德觀念影響源密切相關，隨著個體發展過程中的影響源的變化，他們的價值取向也發生著變化。
青少年價值取向發展
青少年家庭親密度與家庭養育風格個人評價的一般狀況
1.青少年家庭親密度自評的年齡差異和發展趨勢
表10顯示，從被試總體看，親密度各項均達中度以上，相互作用親密度達到高水準。這說明青少年總體與家庭關係良好。在家庭親密度的不同方面，個體表現出隨年齡增長的不同發展趨勢。（1）情感聯繫方面：小學生、初中生和大學生都達到高或較高水準，而高中生在這方面的親密度較低；（2）社會交往方面，各年級都隨著年齡的增長親密度呈下降趨勢；（3）相互作用方面，各年級被試的自評都達到較高水準，但隨年齡增長呈微弱下降趨勢；（4）思想觀念方面，各年級的自評水平都不高，但隨年級增長呈明顯下降趨勢；（5）娛樂方面，除了小學生的評價較高外，其他年級的評價都較低，且隨年級增高呈明顯下降趨勢。我們認爲這些結果與個體生活的環境密切相關，小學生一般得到父母更多的關愛，對父母較依賴，因此，在各個方面幾乎都與父母有較爲密切的關係，表現爲親密度較高，但他們思想觀念還不成熟，不可能與父母有太多的交流，故而在這項上未表現高親密度。個體進入青春期以後，獨立性有了極大發展，接觸的影響源也多起來，與父母交流的頻率就低多了，因此與家庭的親密度表現爲降低的趨勢。我們對個別大學生進行了訪談，發現他們通常認爲，自己與父母不是同一時代人，玩不到一塊，娛樂和社交時還是與同伴在一起較有樂趣，因此，在這兩項上表現爲低親密度。
2.青少年家庭養育風格的個人評價狀況
表10青少年家庭親密度自評狀
*表示親密度達到高度或僅達低度，下同。
我們分別考察四組被試在家庭養育風格測查表的三個方面上的評價情況，發現（1）四組被試與其撫育者的生活密切程度都較高，大多數被試是與其父母生活在一起。（2）在撫育者提供幫助方面，各年齡組的被試間差異都較大；在撫育者給予被撫育者注意的方面，表現出較明顯的年齡差異和性別差異：年齡小的個體（小學生和初中生），男性比女性得到撫育者的注意更多，高中生則是女性比男性得到更多的撫育者的注意。（3）在撫育者對被撫育者在時間、空間的限制上，存在較明顯的年齡差異，年齡越小越受到更多的限制；女性比男性受到更多的限制，但性別差異不顯著。
青少年道德判斷發展與家庭親密度和家庭養育風格的關係
1.道德判斷發展與家庭親密度的關係
爲了考察青少年的家庭親密度與其道德判斷發展水平之間的關係，我們對親密度的高、中、低三種程度與道德判斷成熟分數SRMS進行了方差分析，結果如表11所示。
表11的結果表明，總的說來，青少年自評的家庭親密度程度越高，他們的SRMS也越高，道德判斷發展的水平就越高。這個結果似乎預示著家庭親密度狀況影響著個體的道德判斷發展水平。這與有關研究結果（Dunn，Brown&Maguire，1995）一致，已有研究發現，如果個體在早期有較豐富的與父母或兄弟姐妹的交往經驗，那麽他們就易於形成與其父母或兄弟姐妹的情感依戀，在以後的生活中就傾向於對他人的情感更敏感。這種對他人情感的敏感性正是形成移情能力和觀點采擇能力的基礎，而道德判斷成熟的重要標誌就是能從旁觀者的位置理解另兩人的交互作用及從個人與整個社會體系的關係方面去進行道德推理。鑒於這些結果，也許我們有理由認爲，高家庭親密度導致了個體向更高水準的道德判斷發展的趨勢。我們還發現，雖然個體的道德判斷成熟分數（SRMS）隨其年齡的增高而增高，但同一年齡組中的被試，在SRMS上的差異也是比較大的（參見表2結果），而我們從表13還看到，情感親密度、相互作用親密度以及思想觀念親密度對青少年道德判斷發展有顯著正向影響，而社交親密度和娛樂親密度對個體道德判斷發展的影響則不顯著，回顧本研究前述的有關結果，不難斷定，造成同一年齡組被試在SRMS上差異的原因就是因爲個體的家庭結構方面，特別是在情感親密度、相互作用親密度和思想觀念親密度方面存在著差異。
2.道德判斷發展與家庭養育風格的關係
表12結果顯示青少年道德判斷發展與其家庭養育風格中三個變數的相關係數。結果表明，道德判斷成熟分數與家庭的養育風格密切相關，SRMS與「父母的注意」和「父母的幫助」有顯著正相關，也就是說，父母如果給予子女更多的注意和幫助的話，子女的道德判斷成熟分數就會越高，他們的道德判斷發展也越趨成熟；父母對子女的限制過嚴，子女的道德判斷成熟分數提高得就較慢。
青少年價值取向發展與家庭親密度和家庭養育風格的關係
1.價值取向發展與家庭親密度的關係
表13顯示了青少年價值取向的發展與其家庭親密度自評狀況的關係。表13顯示，「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與「情感親密度」、「思想交流親密度」和「相互作用親密度」有正相關關係，與「娛樂親密度」和「社交親密度」的相關不顯著，說明家庭關係中，成員的情感聯繫、思想交流、相互作用越強的話，越容易使成員形成「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平等」的價值取向與親密度各個分量表的相關都較高，說明平等價值取向依賴於家庭親密度的各個方面。「個人取向」與「娛樂親密度」有顯著相關，說明家庭輕鬆歡樂的共同娛樂有助於個體形成強調個人價值的取向。
2.價值取向發展與家庭養育風格的關係
表12道德判斷發展水平與家庭養育風格之間的關係
表13價值取向發展與家庭親密度的關係
表14價值取向與家庭養育風格的關係
表14顯示的是青少年價值取向與其家庭養育風格的關係。可以看到，家庭養育風格與「接受權威」價值取向和「平等」價值取向基本上呈顯著相關，就是說，個體的「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依賴于其父母對他們的注意、幫助和限制，父母對子女給予的注意、幫助和限制越多，子女就越容易形成「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平等」價值取向與父母對子女的限制呈顯著負相關，但與父母的注意呈非常顯著正相關。
「個人主義」的價值取向及「需要表達」的價值取向與家庭養育風格中的三種變數之間沒有顯著的相關。
綜合表13和表14的結果來看，我們不難發現，個體的價值取向發展實際上與其家庭關係有著密切相關，總體上說，「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和「平等」的價值取向與家庭關係（包括家庭親密度狀況，以及父母的注意）呈正的顯著相關，而「個人主義」的價值取向和「需要表達」的價值取向與其家庭親密度呈無相關。我們認爲，家庭親密度高意味著家庭成員具有共同的社交物件和交往範圍，對多數問題都有共同的看法和觀念，情感上有強烈的依賴感，相互之間有較大的影響。於是，個體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長大就容易形成遵從成人、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但是，大陸現代大多數家庭和學校教育一方面傾向於強調紀律、服從等的教育，另一方面又在給被教育者灌輸著「平等」的觀念，所以，從我們研究結果看，年齡小的個體表現爲更強調「平等」的價值觀念，而隨著年齡的增大，這種強調的傾向有減弱的趨勢。我們青少年價值取向發展認爲，這樣的結果正好說明，年幼個體表現的對「平等」的強調實際上反映了他們對成人觀念的遵從，與「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是一致的。所以，家庭親密度與「個人主義」的價值取向和「需要表達」的價值取向沒有表現出相關關係。
有關性別差異研究
我們在前述的青少年道德判斷發展研究，價值取向發展研究，以及道德觀念影響源的研究中，都進行了青少年性別差異的探討，得到了一些結果，但由於篇幅所限，這裏暫不報告有關結果。對此問題感興趣的同行，可向作者索取有關材料。
討論
關於青少年道德觀念影響源
我們發現，青少年道德權威影響源主要集中于家庭與同伴、教育者與傳媒、社會的和諧幸福、自我利益以及尊嚴與公正等五個方面，其中家庭與教育者影響源對於小學高年級到初中階段的個體來說是最爲主要的和直接的，其影響力會持續到以後，而且，個體道德判斷的發展與其對影響源的認同具有對應關係。
1.關於家庭與同伴、教育者與傳媒影響源
在個體品德內化過程中，個體最先接觸的「他人」就是家庭的其他成員，可以說，個體就是在家庭中的其他成員的影響下逐漸長大的，逐漸形成了道德判斷的標準和價值觀。我們發現，青少年個體在進行道德判斷和價值判斷時一般都認同家庭與同伴，以及教育者與傳媒影響源，雖然他們的很多道德觀念的形成是與家庭以外的社會交往分不開的，但對於青少年個體來說，他們主要的生活環境還是家庭，他們進行各種社交活動的同時並沒有脫離開家庭的影響，而且，由於多種影響産生的順序效應，就使他們往往將多渠道的影響都歸因於家庭方面。另外，大陸的主渠道教育模式一致性很強，多數家庭的教育影響與學校的教育影響實際上存在著一致性，因此無論是道德判斷居較低水平的小學生，還是道德判斷居較高水準的中學生，大都會將道德觀念獲得的源泉歸因於教育者和家長。我們的結果與西方的有關結果不完全相同，在我們的結果中，家庭影響源與學校教育影響源在被小學五年級學生和初中二年級學生的認同上未顯示出明顯的年齡差異，而西方的結果（White，1996a）卻表明，個體認同的家庭與同伴影響源、教育者與傳媒影響源是具有年齡差異的，這兩種影響源代表了他們道德判斷的兩種不同水平。我們認爲，這種差異也許在一定意義上正說明北京的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間較高的共同性，所以，青少年個體對它們有一致的認同。家庭與同伴影響源、教育者與傳媒影響源，對於發展中的青少年來說，都扮演著外界影響的角色，對於這兩種影響源的認同，應該說，正好反映了這一階段的青少年服從權威、自我控制能力還未發展成熟的特點。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雖然從小學五年級開始，已有人逐漸表現對「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的解體，但小學五年級，甚至初中二年級仍有一部分學生表現了相當高的「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以後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對道德觀念影響源的認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所表現的價值取向也與初中生和小學生的有很大不同。例如高中生對家庭與同伴影響源的認同開始減弱，但對教育者與傳媒影響源的認同仍然保持與初中生和小學生的相近程度，同時對社會的和諧與幸福影響源以及對尊嚴與公正影響源的認同，較之于小學生和初中生有了顯著提高。同時在價值取向方面也開始突出需要表達和個人主義價值觀，反映出他們從單純強調服從外界已經轉到開始重視個人的內心表達，開始關注自己與他人的利益，不是單純強調自我，而是將自我作爲與他人一樣的獨立個體來看待。從個體對影響源認同的年齡差異上看，大學生表現得比較突出，這是因爲在新環境下，一方面，他們的社交範圍增大，更容易接受多方面新的影響；另一方面，他們必須獨自面對新環境新要求重建對他人、對自己的觀念和行爲方式，因此他們主動地選擇和接受道德權威的意識及強調自身發展的意識更明顯。
2.道德判斷的發展和道德觀念影響源之間的對應關係
Kohlberg認爲個體道德判斷的發展階段性是由於其思維本身的成熟造成的，他的研究結果表明，0-9歲兒童大致屬於前習俗水平，他們主要著眼于人們行爲的具體結果和關心自身的利害；9-15歲屬於習俗水平，個體開始較全面地關心別人的需求和滿足社會的希望；16歲以後就有一部分人向後習俗水平發展了，這時個體會考慮到帶有普遍意義的社會準則。Henry和White認爲是影響源導致了個體道德判斷發展的階段性，是個體對影響源認同的變化引起了個體道德判斷的發展。我們的結果支援這種觀點。我們發現，如果用道德成熟分數（SRMS）來衡量青少年道德判斷發展水平的話，那麽，青少年的道德判斷的發展階段性正好與其認同的道德觀念影響源的階段性變化相對應。小學生和初中生主要受家庭和教育者的影響，道德判斷處於習俗水平；高中以後，特別是大學生就主要受尊嚴、公正等社會準則的影響了，道德判斷開始或已經進入後習俗水平。我們認爲這種對應關係並不是偶然的，前面我們已經講過，個體的道德判斷發展與其年齡的發展有著密切關係，Kohlberg指出，隨著個體年齡的增長，他們的認知水平也在增長，正是由於個體認知水平的發展和逐漸成熟，使得他們對各種複雜的社會關係有了較爲清楚的認識，在判斷社會關係時也能從自己以外的角度來判斷和認識，反映出他們的道德認知能力的提高。我們認爲，Kohlberg的這套理論，對青少年個體的道德判斷發展的形式階段及其背景機制的揭示非常精闢。大量研究結果都支援Kohlberg的理論和實驗結果，青少年的道德判斷發展的確是沿著Kohlberg所描述的發展順序所發展的。但是，多年來又有大量的有關青少年個體道德判斷的研究發現，處於不同品德發展階段的青少年，其道德觀念的確又是不一樣的。大量的研究還發現，Kohlberg所描述的青少年品德「形式」的發展與他們道德行爲及其有關人格變數的相關不高（Rest，1979；Gibbs，1987；章志光等，1993）；用Kohlberg的方法所獲得的青少年的道德推理得分在青少年正常群體與犯罪群體之間沒有明顯差異，道德判斷發展處於較高水準的青少年在助人、利他行爲的表現上與處於較低發展水平的青少年也沒有顯著差異（Gibbs，Basinger&Fuller，1992；Gregg，Gibbs&Basinger，1994）。還有研究（方富熹等，1998）發現，西方青少年個體的道德動機發展是從服從權威、避免懲罰到利己或實用主義的工具性目的和交換，再到考慮別人的利益，認識到個人之間的相互期待、相互利益和關係的一致性，而中國青少年則在發展的較低水平上已經表現出利他的動機和強烈的對人際關係的關心，青少年個體在「關心」的道德和「公正」的道德結合發展後表現出階段結構的發展模式。我們認爲，如果引入「影響源」的概念，所有這些現象其實就不難解釋了，正是因爲個體在道德判斷以及品德發展過程中，不僅受著他們認知水平的影響，而且，外在的環境因素（影響源）也對他們的品德發展，尤其是各種道德觀念的形成産生著重要的影響。以往的研究偏重於對個體品德發展的「形式」階段的研究，但僅從形式階段入手，還不能深刻解釋個體品德發展的內部機制，特別是不能解釋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的個體在同樣發展階段對同樣道德問題所做的不同道德判斷的現象，也不能很好地解釋爲什麽有些個體在道德判斷發展過程中常有「倒退」的現象。實際上，這正是因爲個體的道德觀念影響源不同所造成的。不同文化背景的被試在道德判斷的理由的內容表述上會刻有一定的文化印記，但是，在深層的認知結構的發展上卻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不同的道德觀念影響源實際上是作爲外在動力因素，與個體內在的認知發展水平一同支配著個體品德的發展。
北京青少年價值取向的發展
我們用VTS測量得到的青少年價值取向分爲四種類型：（1）接受權威（Authoritarism）：主要指個體對他人、對高於自己地位的人的依從、依賴的心理傾向，以及壓抑個人不合理需求的傾向；（2）基本需要的表達（BasicNeed）：主要指與接受權威相反的傾向，它強調個人願望、需求的直接表達，而不是壓抑；（3）平等主義（Equalitarism）：主要指個體既強調自我，又強調他人利益、地位、需要、尊嚴等的傾向，強調人人平等的傾向；（4）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主要指強調個人，而不限於自己的獨立和自由，強調個人不依賴他人的傾向，不同于我們傳統上所理解的個人利己主義。
1.青少年價值取向發展的年齡特徵和趨勢
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青少年在對四種價值取向進行評價時，對「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的重視程度在總體上並不高，並且重視程度隨年齡的增長而減弱，大約從小學高年級開始解體。各年齡階段的個體都對「平等」的價值取向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且年齡差異不明顯，表現爲都非常重視「平等」的價值取向的特徵。相對於對其他三種價值取向的評價，四個年齡段的被試對於「個人主義」的價值取向都給予了中等程度的評價，且重視程度隨著被試年齡的提高而增強。對於「需要表達」的價值取向，四個年級的被試一致地表現不重視，且不重視的程度隨著被試年齡的提高而微微減弱。以上結果表明青少年個體的「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和「個人主義」的價值取向隨年級的增高表現出比較明顯的年齡特徵，隨著被試年齡的增高，他們對權威越來越不重視，而對獨立於外界壓力和控制之下的個人則越來越重視了。並不是象以往的有些研究（Hui&Triandis，1986）所表明的中國人明顯不重視個人主義的價值取向；而對權威則過分接受和重視（楊中芳，1992）。我們認爲，過去的有關價值取向的研究，由於沒有從個體發展的角度入手，只是在做靜態的幾種價值取向的比較研究，因而將大陸被試在某一個發展階段上體現出的對「個人主義」的不夠重視理解成普遍的中國人的價值取向，將大陸被試在某一個發展階段上體現出的對「權威」的接受也理解爲普遍的中國人的價值取向，這是不符合實際的。也許中國人相對于西方人來說，由於文化背景和習俗的差異，在價值取向方面表現出某些文化特徵，但是，這並不能說明中國人就不重視「個人主義」，中國人就只是「接受權威」。我們的研究結果證實了我們的假設：個體的價值取向是隨年齡增長而動態發展變化的，其變化發展的趨勢是對「接受權威」越來越不重視，對「個人主義」越來越重視。另外，我們的研究還發現，青少年個體對「平等」價值取向的評價未表現出明顯的年齡差異，對「需要表達」的價值取向的評價只表現了微弱的年齡差異，與西方有關結果（Britewaite&Law，1990）相比，顯示出一定的文化特徵（我們認爲這項結果需要得到進一步研究的證實）。
綜上所述，我們認爲，進行價值取向研究，不能僅從不同文化下個體價值取向的靜態比較得出結論，還應該從個體發展的角度探討價值取向的發展趨勢和規律，這樣才能從深層分析個體價值取向形成的動態原因。本研究在這方面做了有效的嘗試。
2.個體的價值取向發展與道德觀念影響源的關係
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與家庭影響源、教育者影響源、社會和諧影響源具有明顯正相關關係，「平等」的價值取向與五種影響源的關係都是正向的和顯著的，「個人主義」價值取向和「需要表達」價值取向與影響源卻不存在相關，我們考慮本研究的樣本偏小，還不能說明這幾個變數之間具有相關關係或沒有相關關係，這個問題值得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另外，我們還發現，青少年個體比較認同其家庭影響和教育者的影響，儘管個體在成長以後所認同的影響源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但事實表明，家庭和早期教育的影響卻是首要的和持續的。綜合這些研究結果，我們認爲，一方面預示著我們的教育系統和家庭影響都較強調「遵從權威」的意識和「平等」的觀念，而對「個人主義」價值取向和「需要表達」價值取向不夠重視；另一方面也說明個體價值取向發展變化的動因與個體在不同年齡階段所認同的影響源有直接關係。從個體的發展過程來看，價值取向的發展與道德觀念影響源的發展變化一樣，表現出較明顯的年齡特徵。年齡小的被試對一些外界灌輸給他們的觀念的「評價」，並不一定反映他們對這些觀念的真正接受程度。由此看來，以往研究發現中國被試的價值取向與西方同類被試的價值取向有明顯差異的結果，其真正的原因應該與個體所接受的影響源的影響有關。因此，我們認爲深入分析研究影響源有助於從本質上探討個體價值取向的特點和發展規律。
家庭在個體品德發展中的作用
1.家庭結構對個體品德發展的影響
我們的研究發現，青少年個體的道德判斷發展以及價值取向發展都與他們認同的道德觀念影響源密切相關，而且，青少年個體大多數認同其家庭影響源和教育者影響源，即使當他們隨著年齡的增長，對道德觀念影響源的認同發生了一定變化時，對家庭影響源的認同仍然保持在一定的位置，也就是說，青少年的家庭影響源和教育者影響源決定了他們最初的道德判斷和價值取向發展的趨勢。爲了較深入地探討青少年個體道德判斷和價值取向形成的機制和發展的外部動因，我們借鑒White（White，1996b）根據系統理論從家庭凝聚力、家庭適應性和家庭溝通這三個方面對家庭的結構與個體道德觀念影響源的關係的分析，試圖從個體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親密度、思想交流親密度、相互作用親密度、社會交往親密度以及娛樂親密度五個方面的狀況來青少年價值取向發展衡量個體的家庭結構變數，包括家庭凝聚力、適應性和溝通模式。從父母的注意、父母的幫助和父母的限制三個方面來測量家庭的養育風格。
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被試的道德判斷發展水平與他們的家庭親密度之間有明顯正相關，情感親密度、相互作用親密度以及思想交流親密度對青少年道德判斷發展有顯著正向影響，而社交親密度和娛樂親密度對個體道德判斷發展的影響則不顯著，我們不難斷定，個體的家庭結構方面的差異，特別是在情感親密度、相互作用親密度和思想觀念親密度方面存在著的差異，造成了同一年齡組被試在社會道德反應成熟分數（SRMS）上的差異，也就是說，個體的家庭親密度狀況影響了個體道德判斷的不同發展趨勢和發展速度。
我們還發現，從總體上說，「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和「平等」的價值取向與家庭關係（包括家庭親密度狀況，以及父母的注意）呈正的顯著相關，而「個人主義」的價值取向和「需要表達」的價值取向與其家庭親密度狀況未呈現相關，我們認爲這項結果需要進一步採用大樣本進行驗證。家庭親密度高意味著家庭成員具有共同的社交物件和交往範圍，對多數問題都有共同的看法和觀念，情感上有強烈的依賴感，相互之間有較大的影響。於是，個體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長大就容易形成遵從成人、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但是，大陸現代大多數家庭和學校教育一方面傾向於強調紀律、服從權威等的教育，另一方面又在給被教育者灌輸著「平等」的觀念，年齡小的個體表現爲更強調「平等」的價值觀念，而隨著個體年齡的增大，這種強調的傾向有減弱的趨勢。另外，個人主義與需要的表達與各影響源之間卻沒有顯著相關。我們認爲，這樣的結果一方面說明，年幼個體表現的對「平等」的強烈重視實際上反映了他們對成人觀念的遵從，與「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是一致的，同時，也可能因爲大陸的社會文化中，個人主義和需要的表達是比較晚才引進的，大陸的家庭關係以及成員之間的共同觀念中是沒有這種傳統的，所以，家庭親密度與「個人主義」的價值取向和「需要表達」的價值取向是沒有相關關係的。這些結果與我們的假設是相符合的。但是，在進一步的研究中，我們需要對新的更廣泛的影響源進行考察。綜上所述，家庭影響源對個體之所以能發生影響作用，主要還是因爲家庭結構中的情感聯繫、思想交流、相互作用、社會交往以及娛樂方面的一些變數所導致的。
2.青少年品德形成過程中家庭作用的模式
White（1996b）假設家庭對個體品德發展的影響作用是一個迴圈的過程（見圖2）。我們認爲這個假設能夠揭示青少年道德判斷和價值取向發展的內部機制與外在動力的關係的實質。
我們對這一假設進行了實際驗證，有關結果顯示了家庭結構中的親密度變數的幾個方面（情感聯繫、思想交流、相互作用、社會交往、娛樂）以及養育風格變數的幾個方面（父母的注意、父母的幫助、父母的限制）分別與個體的道德觀念影響源的各個分量表之間所做的回歸分析結果。我們發現，青少年的道德觀念影響源可以由他們的家庭親密度和家庭養育風格的某些變數來預測，特別是「家庭與同伴影響源」、「教育者與傳媒影響源」、「尊嚴與公正影響源」的預測源最多，除了「娛樂親密度」以外的其他引數都進入了「家庭影響源」的回歸方程；進入「教育者影響源」回歸方程的引數比進入「家庭影響源」的只少了「父母的限制」；而家庭親密度中的五種引數都進入了「尊嚴與公正影響源」的回歸方程，養育風格的三種變數卻都沒有進入。從引數來看，「情感聯繫」、「思想交流」、「社會交往」、「父母幫助」進入回歸方程的次數最多，成爲多種影響源的預測源，而「父母限制」只進入了「家庭與同伴影響源」的回歸方程。
事實上，家庭結構類型的形成依賴于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聯繫程度、成員在一起的時間、對相互間影響的接受性、社會交往的共同性等過程變數。而不同的家庭結構類型，例如家庭的親密度狀況、養育風格狀況等又直接導致了其成員品德內化的不同結果（道德判斷的發展水平、價值取向的發展類型），這些結果又反過來影響下一次家庭結構的形成過程，以形成新的家庭結構和産生新的結果。這樣不斷迴圈，推動青少年道德品質的發展（寇彧，1998）。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爲，分析家庭結構形成過程及其結果，就可以瞭解青少年品德的大體情況，更進一步，如果我們加強家庭教育和指導，就可以培養青少年形成良好的品德。
圖2青少年品德形成過程中的家庭作用模式圖（T爲次數）
本研究的限制
本研究的方法是問卷調查法。採用的量表主要包括「社會道德反應測驗」（SRM-SF），「道德權威量表」（MAS）和「價值取向測驗量表」（VTS）。SRM-SF和MAS都屬於將再認方式和原生方式進行有機結合的量表，兩種方式結合起來，目的是避免各自的缺點和不足，實踐證明這是較好的方法。VTS仍然是再認式的測量方法。這些量表在採用之前，我們對其都進行了修訂和預測，經修訂改編後的量表都具有可用性，關於量表檢驗的詳細結果，本文限於篇幅未能附上，有興趣的讀者請逕向作者索取。
從目前青少年品德發展研究的趨勢來看，不僅個體品德發展的「形式」受到重視，而且，個體品德發展的「內容」也越來越受到廣泛的關注。但道德「內容」由於受到具體的文化習俗的制約，很難找到本質的規律性的東西，所以，很長時間以來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西方有關個體道德觀念影響源的研究給青少年品德發展問題的研究開闢了一條新的思路。但MAS領域的研究還很不夠，一是缺乏道德判斷與影響源的對應關係的證明，二是缺乏MAS量表在中國的信度和效度指標。SRM-SF、MAS與VTS也是目前國外比較新的有關青少年道德認知能力和道德品質以及價值取向方面的測量工具，但仍然缺乏中國樣本的常模和信、效度指標，我們在這方面做了一些有效的嘗試。存在的問題是本研究的樣本太小，從186份有效問卷再區分出各年齡的子樣本就更小了。所以，結果有可能會是不穩定的，各方面的指標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化，我們認爲，本研究的結果僅僅證實了個體認同的道德觀念影響源與個體的道德判斷和價值觀的發展具有對應關係這樣一個實驗結果，其結果的推論應該受到嚴格的限制。
結論
1.青少年道德判斷水平的發展具有明顯的年齡特徵，10-15歲的青少年還處於不成熟水平，16歲以後，其道德判斷水平已逐步達到成熟水平，16-17歲是道德判斷水平發展的關鍵年齡。
2.青少年價值取向隨年齡的增高而表現爲從注重服從權威到注重自我需要和自身發展；接受權威的價值取向的解體大概發生在小學畢業時；平等取向在小學生身上就有很強的反映。
3.中小學生道德觀念影響源權威主要是家庭同伴和教育者媒介；對大學生發生重要影響的主要是具有原則意義的社會準則和有利於自身發展的觀念。
4.用SRM-SF測量得到的道德判斷發展水平與MAS測量得到的影響源權威具有特定的對應關係。影響源權威作爲個體品德發展的外在動力因素與個體的認知水平一起推動著個體的品德發展。
5.家庭親密度與個體的道德判斷發展水平顯著相關。高親密度家庭有利於青少年價值取向發展個體道德判斷水平的提高，其中家庭的凝聚力、適應性以及溝通模式等結構變數起著關鍵作用。權威型家庭教養方式比獨裁型和放任型家庭教養方式更有利於個體的品德發展。
註釋
(1)本項研究受到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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