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瑞伯:妄想症案例的精神分析》书摘
1911C Psycho-Analytic Notes upon a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of a Case of Paranoia XII,3-79
作者⊙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译者⊙ 王声昌
頁數:128 頁 出版日期:2006 年 03 月 27 日
ISBN:9867574648
丹尼尔.史瑞伯生於1842年,是一位博学、幽默、温文有礼的首席法官。他因出现幻想导致精神崩溃,数度被送往疗养院治疗,而这段患病的不幸经历,也被他生动详尽地写成篇幅庞大的《一个神经症患者的回忆录》。从虑病失眠,到错觉、幻觉交逼,史瑞伯的身心饱受迫害折磨,一意求死,再到「神迹显现」,以弥赛亚自居,肩负著救世的使命,其间还穿插著要以昂藏的男子之躯,去势变性为女人的念头;史瑞伯的妄想症状多采多姿,令人叹为观止。不仅於此,他更在字里行间展开滔滔雄辩,为一切荒诞古怪的思想内容归纳出一套癫狂的逻辑。
透过这部以生命书写的病人志,再结合相关的病历记录,便成为佛洛伊德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妄想症患者进行分析的唯一凭藉。超越史瑞伯的妄想内容表象,佛洛伊德抽丝剥茧地深入心性发展的核心过程,为妄想症的形成机转提出极具创见的论述,并启发日後的性别认同、女性情结、生殖、生死及存在等议题之研究
目次
總序/王浩威
編譯事項說明
【導讀】
百年來的迴響/宋卓琦
關於一自傳式撰述的妄想症(妄想性癡呆症)病例之精神分析評註
英文編者短論
簡介
I 病史
II 分析的嚐試
III 妄想症的機轉
後記
【附錄】
佛洛伊德生平年表
总序 重返佛洛伊德
王浩威
在〈不可能的语言〉里,台湾学者陈传兴曾经指出,在双重内在局限下,包括语言的内在差异和知识系谱传承的断缺,使用中文来翻译和研究精神分析佛洛伊德著作,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种「不可能」的工作。事实上,不只是翻译和研究,精神分析在台湾的实践临床实务,同样也面临不容易克服的困难。然而,除了「语言的内在差异」和「知识系谱传承的断缺」,台湾的社会结构或现代性问题,恐怕也是另一种阻抗的来源吧。
刘纪蕙亦问起:这种「压抑之复返」,这种「抗拒精神分析的『深层无意识之机制运作』是依附於甚么样的象徵系统、认同机制、或是防御结构而展开的?或是此抗拒与压抑是自何处撤离欲力之投注,又是转而朝向何处投资?」她指出:「转而投资的,则是可以顾全健康清洁的、正常的、熟悉的native场域,家的场域。此『恐惧结构』(phobic
structure)的内在封闭空间(enclave),以不同型态扩及於此文化社会脉络的层层角落,而展开了严又密的防御系统。」
精神分析的发明和潜意识的发现,之所以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欧洲,原本就是和欧洲文明的个体化(individualized)(Z.
Bauman)或现代性(Modernity,Harbermas语)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如果是这样,对於非西方的国家来说,精神分析的发展,恐怕是要将社会结构放在历史向度上进行更多的讨论。
如果精神分析有对象的话,这对象应该就是个体(individual)或自我(self)。然而,在中国这类非欧美国家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是远远不同於西方的。这种不同,可能是程度上的不同,也可能还有轨迹的不同。在资本主义未发展的国度里,群体原本就高於个体,甚至是没有独立个体可言。即使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非西方国家,个体或自我是否依循西方的方式在自己的社会里自然演化发生,恐怕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日本荣格学者河合隼雄就曾表示,日本的个体是不同於西方的个体,人与人之间还是有某一种「黏黏」的关系。
至於台湾呢?
二次大战以後,由於美苏冷战结构的缘故,1945年以後的台湾,一方面是美国文化全面性的输入,另一方面却是对外封闭而对内控制的威权政治。五、六○年代曾经在台湾发生的现代主义威潮,一来是十分美国化的现代主义,二来是「横的移植」,并非因应社会结构基础的文化现象,以致於七○年代写实主义的乡土文学批判下,就迅速地瓦解。自然地,随著六、七○现代主义风潮而发生的精神分析论述,也很快陷入断层的困境。
在美国扶植下,开始发展工业、进出口贸易和追求高经济成长的台湾社会,不知不觉地走向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八○年代,台湾的经济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这样资本主义化程度日益高度发展的结果,社会结构也不知不觉地开始出现变化。
七○年代台湾学者讨论西方心理学理论(特别是精神分析)是否适用到中国人心理时,经常会提出相对於西方之个体概念的家族概念,认为中国人心理是以「家族」而非「个体」为基础的。甚至有学者质问伊底帕斯情节恐怕不存在於中国人心理。
在七○年代以前,一方面是源自前工业社会的家族观念,另一方面是威权体制以法令和体制来强化家族结构而压抑个人,家族的力量一直都是持续保持著。在这情况下,只有「家族自我」(family
ego)而没有个体或自我的可能。
只是,当资本主义发达到一定程度以後,台湾的威权体制早在军事戒严法结束(1987)之前,就已经开始松动了。政治上,八○年代初期民主思潮和社会运动如火如荼崛起;思想上,八○年代後期开始大量出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後现代主义、女性主义、酷儿理论、新马克思理论等等,一波又一波的风潮;在社会结构上,我们也看到家族的力量逐渐瓦解。
五○年代精神分析在台湾精神医学的发展,虽然因为精神药物陆续地发明而逐渐败退,但是在许多层面的影响(特别是药物仍无法涉足其中的)还是保留下来了。这其中包括了社区心理卫生、学校谘商制度、儿童精神医学、儿童心理治疗,还有家族治疗。
家族治疗发展,即便在西方,也是六○年代才逐渐具体成型的。然而台湾因为WHO的缘故,精神医学的发展,特别是社工人员的训练,一开始就充满家庭动力概念为基础的取向。1965年在陈珠璋教授的努力下,再加上当时精神科社工吴就君的投入,家族治疗很快地就成为普遍运用的模式。
七、八○年代,动力取向的个别心理治疗虽然沈寂了,但这同时却是家族治疗日趋活跃。家族治疗不再只是精神医学的治疗工具,甚至是社区心理卫生或学校辅导人员所热衷的。这种热烈的反应,显示出家族治疗的确可以满足临床实务的需要。
家族治疗的发展在吴就君教授的带领下,再加上吕旭立纪念文教基金会等民间机构的经营,在八○年代前半开始有完整的萨提尔模式训练课程。这样的需求,甚至促成1983年维琴尼亚·萨提尔(Virginia
Satir)亲自来带领训练工作坊。
在这一个阶段,台湾经济开始起飞,农村逐渐瓦解而人口迁徙向都市,家族已经不自觉地陷入两难的拉拔。对个人而言,家庭可以提供的功能日益减少,然而家庭对个人的要求或命令却还是存在的。许多内心冲突的产生,恐怕就是个人在这样的家族结构冲突所造成的矛盾。自然的,家族治疗,特别是家庭重塑的工作,可以让人们了解自己和自己家庭所身处的困境,进而解决症状或问题。
只是当资本主义化的脚步还是没停下来,家族的力量越来越小,从这个「健康清洁的、正常的、熟悉的native场域」,也就是从「家的场域」(刘纪蕙语)中,个人被迫释放出来了。
这一切过程的发生才短短五十年,不论是对历史的发展而言,亦或是社会结构的变迁,都是十分迅速的。个人在一个还没有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社会中,不是像演化(evolution)那样自然发展的,而是既是被追赶出家园,也是自己逃出家园的。自然的,这样的个体是不同於西方的。在台湾,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各种心理治疗,当治疗开始面对个体时,往往也要面对个体对「失落的家园」的憧憬。
1981年,精神科陈永兴医师对台湾地区精神医疗的状况做一详实的普查,发现全台湾合格的精神科医师才九○名。然而,在这呼吁的时刻,刚好也是台湾高等教育开始普及而专业人员人数迅速提升的时刻,很快也就反应在精神科医师的人数上。直到今年(2004),台湾已经快有九百位精神科专科医师(不包括住院医师)。廿三年内呈现了十倍的成长。
八○年代後半,台湾思想界各种新的理论开始出现,家庭与个人的关系开始有结构性的改变,越来越不可逆转,包括精神科医师在内的各种心理卫生专业人员的显著增加,精神分析又开始获得年轻一代临床工作者的重视。特别是越来越多的新型个案(譬如边缘性人格),都需要精神分析的能力。
在思想界,各种理论所引进的是以法国拉冈(J. Lacan)学派为主;在实务界,完全没有任何指示下,只因为要解决新的临床问题,克莱恩(M.
Klein)以降的个体关系理论和科贺(H. Kohut)的自体心理学成为临床工作者不约而同的阅读。九○年代以後,精神分析书籍被大量地翻译出来,同时至少有三十人以上前往伦敦(如Tavistock
Clinic)、巴黎、加州等地学习精神分析。
2001年十一月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Taiwan Institute of
Psychotherapy)成立,2004年蔡荣裕、刘佳昌、杨明敏等人筹划的Taiwan Cent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开始运动。
廖运范在翻译《佛洛伊德》(1969)的序文里,曾经感慨地表示:「看看我们的邻邦日本,早在1930年就有这本书的译本,想想自己岂不有点心酸?其实佛洛伊德的著作,值得翻译的实在不少,如果有人肯致力於佛洛伊德全集的出版,岂不是读者无限的福气?」1993年,余伯泉在整理佛洛伊德中文著作时,感慨地表示:「然而二十年过去了,我们的佛洛伊德全集在哪里?我们的『愤怒』在哪里?」
这一波风潮与三○年代的中国和六○年代的台湾所不同的,是透过面对著自我的实务工作,而展开的精神分析运动;也是面对社会文化结构的症状,为解决问题而开展的精神分析阅读。
重回佛洛伊德是必然的,重新阅读佛洛伊德也是必要的──在新的社会结构上,在新的个体现象上。
重译佛洛伊德成为一种必要,不同时代的重新了解。2004年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与心灵工坊文化公司合作下,在临床实务工作者和精神分析研究者的合作下,将逐步将佛洛伊德的著作,重新翻译。
对台湾而言,这一次精神分析的发生将是无从复返正视持续压抑的永远的出发。
导读:百年来的回响
宋卓琦
一位曾高居德国德勒斯登(Dresden)上诉法院评议会主席的法官: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在西元1903年克服万难出版了一本详细描写他精神病历程的自传:《一个神经症患者的回忆录》(Memoirs
of My Nervous
Illness),企图说服世人相信他精采的妄想与幻觉内容。1911年,佛洛伊德依据这本《回忆录》出版了一篇论文,也就是这本书,阐述精神分析的一些理论,包括了妄想症、自恋、同性恋等议题。之後陆续有许多学者,就哲学或精神分析的立场,评论《回忆录》的内容以及佛洛伊德的理论。如今这些讨论,已经成为常用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