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共情：从病人的视角看世界
非常奇妙的是有些时期或者事件能够在人的记忆中扎下根，并且能够不时给人提供指导与慰藉。许多年前，我曾经接待过一位患乳腺癌的病人，她从青春期就开始和总是批判一切的父亲进行斗争。她希望两人能够有某种程度的和解，能够开始一段新的关系，所以她十分期待着父亲开车带她去大学这件事，因为这是—个两个人可以单独相处几个小时的机会。但是这次盼望已久的旅行却成了一场灾难：她的父亲总是在埋怨路边丑陋的、满是垃圾的小河。而她根本没有看到什么垃圾，相反看到的是一条没有受到污染、充满原野风味的小溪。她找不到任何方式能够回应她的父亲，最后只得沉默。结果整个旅途就是他们看着自己的车窗外，互不理睬。
后来，她独自一人重游故地，非常惊讶地发现原来路两边各有一条河。“这一次我成了司机”，她十分伤感地说，“而从驾驶员的位置上看到的小河正如我父亲所描述过的那样丑陋而被污染。”但是当她学会从父亲的窗口看世界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她的父亲早就去世了。
我一直记着这个故事，而且许多次我会以它来提醒自己和我的学生，“从其他人的窗口看。努力从你的病人的视角来看世界。”告诉我这个故事的女士因为乳腺癌不久就去世了，我很遗憾我不能够告诉她这些年来她的故事起了多大的作用，不仅仅对我，对我的学生，也对我的病人。
50多年前，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确定“准确的共情”是有效治疗的三个基本特征之一(另外两个是“无条件积极关注”和“真诚”)，并且开创了心理治疗领域的研究，之后有大量的证据支持共情的有效性。
如果治疗师能够准确地进入病人的世界，治疗就能够被增强。仅仅通过被充分认识和理解的体验，病人就能够受益很多；因此，对我们重要的是理解我们的病人如何体验过去、现在和将来。我经常强调要不断地检验假设。例如：
“鲍勃，当我想到你和玛丽的关系时，我所理解的是：你说你相信你和她合不来，你非常想和她分开，你已经厌倦了和她在一起，你避免和她一起过夜。但是现在，当她正是像你所期望的那样做了，真的要离开了，你却又一次想要她。我想我听到你说你不想和她在一起，同时还听到你说当你需要她的时候，你不能忍受她不在你身边。我说的这些对吗?”
在治疗的此时此地准确的共情尤为重要。记住病人眼中的治疗和治疗师眼中的治疗有很大差异。即使是非常有经验的治疗师，也会一次又一次惊讶地发现病人眼中的治疗和他们眼中的治疗有多么地不同。以下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我的病人可能会在治疗开始的时候描述一段针对上次治疗某件事情的非常强烈的感情反应，但是我会很困惑，根本不能想像上一次治疗究竟发生了什么会引起如此强烈的情感反应。
在治疗师和病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是多年前引起我的注意的，那时我在做关于小组成员对治疗小组和交友小组体验的研究。我请许多小组成员填写问卷，内容是每次小组会面的重要事件，结果得到了丰富而多样的描述，与小组领导对每次小组重要事件的评估相差很大。同样，小组成员和小组领导所选择的整个小组治疗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也存在着类似差异。
在一个非正式的实验中，我又一次体验到了病人和治疗师的差异。在这次实验中，我和一位病人对每一次治疗分别写一份小结。这个实验的过程很有趣。我的病人吉尼是一个颇有天分的作家，但是当时不仅仅在写作上存在障碍，在所有涉及表达的活动上都遇到困难，在我的治疗小组待了1年也没有产生什么建设性的效果。她对其他成员很少暴露自己，而且对我又过度理想化，使得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真诚地沟通。于是，当吉尼因为经济上的压力要离开小组的时候，我提出一个不同寻常的建议：我提供给她免费的个体治疗，作为附带条件，她对每一次治疗写一份随性的、没有任何拘束的小结，表达所有她在治疗中没有表达的情感和想法。我也对每次治疗写出我自己的小结，并且建议我们都把每周的小结交给我的秘书，每过几个月我们可以阅读对方的记录。
我的建议有些过于武断。本来我期望的是这个写作作业不但能够让我的病人开始自由写作，而且能够鼓励她在治疗中更自由地表达自我。而且，我还希望或许她读了我的记录后能够增进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打算毫无掩饰地记录我在治疗中的体验：让我高兴、有挫折感、分心的地方。如果吉尼能够以更现实的眼光来看我，那么有可能她会对我去理想化，能够在更为人性的层面上与我进行交往。
(另附一点，不过与我们对共情的讨论无关，这个实验发生在我试图发展自己写作技能的时候，我提出要和我的病人一起写的另一个动机就是这提供给我一个不同寻常的机会进行写作，给我一个机会能够冲破职业的桎梏，能够让我在每次治疗之后立刻记下所有冲入我脑内的东西，从而释放我自己的“声音”)。 每隔几个月阅读对方的记录使我们发现：虽然我们一起经历的治疗的每一个小时，但是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经历并记忆了治疗。例如，对于每一次治疗我们看重不同的方面。我的文雅的、超凡的解释她根本就没有听到。她所看重的是一些我很少注意的小地方：我对她衣着、外貌或者写作的赞扬、我因为迟到几分钟做出的笨拙道歉、我对她所说出讽刺的忍俊不止、当我们角色扮演的时候我对她的揶揄。” ①
所有的这些经验告诉我不要假设在治疗中病人和我会有相同的体验。当病人谈到他们在上次治疗的感受时，我一定会询问他们体验到了什么，而且一定总会知道一些新的、没有预期到的东西。共情已经成了一种如此普通而常用的词汇，就像流行歌手唱的那些陈词滥调一样，使得我们忘记共情过程的复杂性。真正了解另一个人的感受是极端困难的一件事情，太多的时候是我们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在其他人身上。
当教给学生共情的时候，弗洛姆经常会引用泰伦斯两千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我是一个人，不要让任何人性的东西与我疏离”，然后他会敦促我们对自己敞开自己身上那部分对应于病人所提到的事件或者幻想，不管是这部分可能是多么可耻、狂暴、贪欲、自虐或者虐人。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弗洛姆建议我们要探究为什么我们选择关闭自己身上的那一部分。
当然，对病人过去生活的了解会大大增强你从他(她)的视角看待问题的能力。例如，如果病人经历了一系列的丧失，那么他(她)，可能会从丧失的角度看待世界。他(她)可能不愿意让你变得重要或者亲近，因为会担心另一次丧失的痛苦。这样对过去事件的探询可能不但对建立因果连环有重要作用，而且也可以让我更加准确地共情。
[① 之后，我在治疗教学中使用了这些治疗小结，结果发现他们有很好的教学效果。学生们认为这些共同的记录有书信体小说的特点，最终在1974年，我的来访者Ginny Elkin(假名)和我共同将这些治疗记录出版成书，书名是《每天接近一点》(Every Day Get a Little Closer)。20年后，这本书的简装本发行。现在回想，书的副标题《被两次述说的治疗》似乎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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