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rray Bowen和许多家庭治疗的创立者一样，Murray Bowen是一个专治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科医生。然而和其他人不一样，在工作中他强调理论，至今为止，Bowen的理论也是家庭治疗创始以来最丰富的系统。
1946年，Bowen开始了他在Menninger诊所的临床工作，在那里，他研究小村庄里住在一起的母亲和她们患精神分裂症的小孩。那时他的主要兴趣是母亲—孩子共生现象，这引发他创造出一个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的概念（独立于他人，情感和想法的分开）。后来，Bowen去国家心理健康研所（NIMH）工作，设计出一个项目，让精神分裂症的全部家庭成员都住在医院。这个项目就将母子共生现象的概念扩展到包括父亲的角色，引发了三角化（triangles）的概念（通过将孩子拉进来，将两个人之间的冲突转移）。1959年，Bowen离开NIMH去乔治敦医学院（George town Medical School）做精神病学的教授以及训练项目负责人，直至1990年去世。
在NIMH早年（1954）的项目中，Bowen为家庭中不同成员提供不同的治疗师。然而，他发现这些努力好像要拆散家庭。家庭成员不是想怎样一起努力解决他们相互间的问题，反而会想，“我要和我的治疗师商量一下我的问题”（Bowen，1976）（当然也不会发生两个人一起去见我们的个人治疗师）。一年后，认识到家庭是个障碍的整体，Bowen开始一起治疗家庭。于是，1955年，Bowen成为最早发明家庭治疗的人之一。
始于1955年，Bowen开始为整个项目成员和所有家庭开设大型的团体治疗。在早年的网络治疗形式中，Bowen假定团结而且开放的沟通会有治疗效果：对于家庭间的问题以及家庭与工作成员之间的问题。起初，Bowen雇佣了四个治疗师来处理多元家庭会谈，但后来觉得不满意，因为他注意到治疗师试图将家庭拖到不同的方向。所以，他让一个治疗师负责，委托其他治疗师起到支持的作用。然而，就像不同治疗师要拖向不同的方向一样，不同的家庭也是一样。当一个紧迫的话题在一个家庭展开时，另一个家庭中的一些人会变得焦急并渴望换话题。
最后，Bowen决定家庭要轮流，所以在一次会谈中，一个家庭会成为焦点，其他家庭则变成沉默的观众。最初，Bowen对单独家庭的治疗方法也类似于在大型会谈中运用的那样。他做大多数家庭治疗新手做的事情：将家庭成员带到一起并只是试图让他们说话。他起初认为，只要坐在一起谈论相互间的关系，家庭就会改善。但是他很快又抛弃了这个想法。没有结构的家庭谈天就好像几个实力悬殊的选手之间的拳击混战，对治疗没有建设性成果。
当Bowen让家庭成员坐在一起讨论他们的问题时，他受困于成员之间强烈的情绪反应（emotional reactivity）。情感战胜了理性，群体的嘈杂淹没了个人的独立性。Bowen觉得家庭倾向于将他拖入不分化的家庭自我混乱（undifferentiated family ego mass）的中心，他必须要起到协调的作用去维持中立和客观（Bowen，1961）。在家庭讨论中保持客观、关注过程而不是内容的能力，是区分一个治疗师和家庭戏剧参与者的关键。
为了控制情绪的层次，Bowen鼓励家庭成员和他说话，而不是彼此说话。他发现，对人们来说，如果他们的伴侣和治疗师说话而不是直接对他们说话，他们比较容易听得进去也不会急切地作出反应。
Bowen也发现治疗师很难不陷入家庭的冲突中。这个觉察给他带来最好的顿悟：无论何时两人在不能解决的冲突中纠缠不清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拉入第三方。实际上，Bowen开始相信，三角是最小的稳定的团体关系。
每两个人的情绪系统会形成三个人的压力系统。丈夫不能忍受妻子习惯性的拖拉，但他也不敢告诉她他的想法，于是他开始向长子抱怨自己的妻子。他的抱怨可能使自己的压力有些降低，但向第三方抱怨的每个过程都使得他更不愿意去处理最初的问题。我们总在不停抱怨其他人，但Bowen认识到当这个“三角化”的过程变成了系统的常规特质时，它是具有破坏性的。
Bowen发现三角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它们的扩展性：如果关系压力不能维持在原先的关系中，它就有可能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三角。在下列的例子中，一个家庭就纠缠在三角的迷宫之中。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迈克雷尔太太非常焦急，想让全家准时去教堂，于是向她9岁的儿子大叫大嚷，让他快点。当儿子对她说“闭嘴，老娘”时，她就打了他一巴掌。在这时候，她14岁的女儿麦姬拉住她，于是两人就扭打起来。然后，麦姬跑到隔壁朋友家去了。朋友的父母看到麦姬的嘴唇破了，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就报了警。等到这个家庭来寻求治疗的时候，三角化情况如下：迈克雷尔太太，被家庭法院法官判处离开家，律师支持她反对法官，个人治疗师也支持她并认为保护孩子工作者对她的控诉不公平；9岁的男孩依旧对妈妈很生气，爸爸支持他并责怪她对孩子过于急躁；迈克雷尔先生，一个正在恢复期的酗酒者，与保证人结盟，保证人认为，如果迈克雷尔太太不更加支持，他会重回酗酒的老路；麦姬和邻居建立了三角，他们认为她的父母相当可怕并且不应该有孩子。简而言之，除了家庭整体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支持者。
1966年，Bowen家里的一场情感危机使得他开始自我探索的旅程，后来这也变成Bowen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好像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与之后的精神分析。
成年的Bowen作为一个关系紧密的农村家庭的长子，和父母与延伸家庭保持着自己的距离。像我们许多人一样，他错认为避免接触就是一种解放。但他后来认识到，未完成的情绪之事仍和我们在一起，使我们对那些我们从未真正去解决的、重复出现的家庭冲突非常脆弱。
Bowen最大的成就是将自己从与父母之间的三角化关系中解脱出来，他们已经习惯于向他抱怨对方。大多数人在接受这份信任的时候感到受宠若惊，但是Bowen开始认识到三角化的本质之后，当他母亲向他抱怨父亲时，他就对父亲说：“你妻子对我讲了一件关于你的事情，我奇怪她为什么告诉我而不是告诉你。”自然地，他父亲会跟母亲讨论；相应地，她也会苦恼。尽管他的做法会产生一些情绪的剧变进而打破家规，Bowen的策略非常有效地阻止了父母试图让他偏袒某一方———使得他们很难避免讨论他们之间存在的问题。向某人重复另一个人说的关于他的话是阻止三角化进入轨道的一种方法。
通过在自己家庭的努力，Bowen发现建立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的最好方法是与父母双方、与尽可能多的延伸家庭的成员发展个人关系。如果探访他们有困难，写信或者打电话也有助于重新建立关系，尤其对自己较亲密的关系。从家庭中自我分化的完成，即关系得到维持但没有情绪融合或三角化。Bowen在自己家庭中做的具体工作细节是复杂的，但有志于此的学生值得一读（Anonymous，1972）。
于是，从1971年开始，研究自己的家庭成为Bowen训练方法的一个里程碑。目的是返回你的原生家庭，相互联系，和家庭中每个成员发展出诚实的个人关系，并学会在讨论家庭问题的时候不要变得情绪反应或参与到三角中去。
鲍文的家庭治疗
Bowen对家庭的专业兴趣源自1940年代末他在Menninger诊所做精神科医生的时候。当时，他的研究兴趣是神秘的精神分裂症，为病人与母亲之间强烈的情绪敏感性现象所困。其他人将这种反应称为共生（symbiosis），仿佛这是一种寄生的变化。Bowen认为这只不过是自然过程的夸大，更紧密、更长期，倾向于彼此情绪化的反应，在所有关系中都存在。
1954年，Bowen转到国家心理健康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工作。在那里，他开始让精神病患者及其所有家庭成员住院的一个研究项目。他发现，在这些家庭中，几乎必然有个跟心理疾病患者情绪紧密联系的母亲。问题的核心在于“焦虑依附”（anxious attachment），这是由焦虑造成的病态的紧密关系。在这些遇到困难的家庭中，人们是其他人行为的心理囚徒。这些情绪困扰、融合（fused）的特点是关系中失去了自主性。
Bowen的“母子共生现象”研究派生出的另一发现是观察到不断重复的图景：不论关系是疏远还是紧密，不论母亲或孩子对情绪张力敏感与否。分离和组合的焦虑是最根本的动力。
当NIMH的项目结束后，Bowen去乔治敦（Georgetown）大学工作，在那里开始治疗问题不太严重的家庭。使他吃惊的是，他观察到许多和精神病家庭类似的机制。这使他确信在正常家庭和病态家庭中没有明确的分界，但是所有家庭从情绪融合到分化的程度不太相同（Murray Bowen的延伸家庭系统模式是家庭治疗中内容最为广泛的理论）。
在乔治敦大学待了31年，Bowen发展出一套内容广泛的家庭治疗理论，激发了一代学生的热情并成为国际知名的家庭治疗运动领袖。他在1990年死于慢性病。
在Bowen众多杰出的学生中首先当属Philip Guerin和Thomas Fogarty，他俩于1973年在纽约的New Rochelle建立了家庭学习中心。在Guerin的领导下，这个家庭研究中心成为最重要的家庭治疗培训和实践基地之一。Guerin是个懒散的治疗大师和老师，他的两本著作《婚姻冲突的评估和治疗》（Treatment of Marital Conflict）和《治疗关系中的三角》（Working with Relationship Triangles）具有极高的临床价值（Philip Guerin运用Bowen理论创作了一些家庭治疗中最为有用的著作）。
Betty Carter和Monica McGoldrick（1999）因为她们关于家庭生命周期的经典著作而名声大噪，且在家庭治疗中拥护女性主义。Michael Kerr是Bowen多年的学生和同事，自1977年以来，他担任了乔治敦家庭中心的主任。Kerr可谓Bowen最忠诚的学生，其著作《家庭评估》（Family Evaluation）（Kerr和Bowen，1988）是最有力的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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