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马勒(1897-1985)是一位儿童精神分析师，曾作过儿科医生，她在移居纽约之前曾在维也纳接受精神分析训练。她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前述发展过程中正常和不正常的特征。她将斯皮茨提出的框架应用到童年体验中的某些更黑暗的角落：那些住着患有精神疾病的儿童的家庭和医院。当时，精神分析在处理复杂棘手的神经症性冲突时颇具创新，但精神错乱仍普遍被排除在精神分析的治疗范围之外。
首先，治疗过程本身的要求似乎就要剔除那些有更严重障碍的患者。精神分析的病人必须能够躺在躺椅上，悬置自我功能，将自己从“现实”关注中分离开，说她想到的任何事情，无论它们听起来有多么不合逻辑。一旦这种“退行”出现，病人必须还能在治疗时间结束时跳回到正常的功能上。精神病患者似乎迷失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从一开始想法就不合逻辑。由于正常的现实检验能力已经受损，鼓励完全放弃现实检验能力的选择性退行似乎毫无治疗意义，而且还可能是危险的。尽管某些分析性的先锋，如卡尔·荣格、保罗·费德恩，还有梅兰妮·克莱因的很多追随者，探索了如何治疗内心更混乱的病人，但一般来说精神病患者并不适于精神分析治疗。
第二，弗洛伊德对分析性治疗过程的设想是，病人将无意识的力比多渴望转移到分析师身上，而这种渴望最初直接指向被禁止的幼儿期客体。弗洛伊德最初假设，力比多的最早形式直接指向外部世界的客体。后来，当他努力将力比多理论从神经症性患者延伸到精神病人时，他于1914年修正了这一概念，认为力比多在早期是指向内部的（基本自恋）。他认为精神病人的力比多是一种继发的撤退，退回到其最原始的状态——自我封闭的自恋状态，完全与外部客体分离，甚至与对童年客体的记忆或无意识渴望相分离。因此，弗洛伊德认为精神病人没有什么可以移情到分析师身上，治疗过程中显示不出要从他人那里获得满足的无意识渴望，因为所有能量都被限制在自恋性的自我关注中。（第六章的自体心理学将再次涉及这个问题。）
关于这种大量精神能量产出而不能加以利用的现象，精神分析理论几乎没有提供什么令人信服的解释。精神病患者，包括精神病儿童，其治疗前景是非常黯淡的。当时对问题最严重的儿童做出的精神科诊断是“儿童自闭症”，这种诊断与其说是一种理解，不如说是一个判决。但马勒拓展了斯皮茨对早期关系的重要角色的强调，对儿童的严重精神错乱开始了更具建设性的探索。
例如，马勒（1968，第82-109页）曾描述过一个名叫斯坦利的六岁精神病男孩，这个男孩对自己的体验作出的是“极端情绪化的反应”。他的行为在完全的低落和无间歇的狂乱行为之间转换。所有感觉似乎涅没了他；他常常失控地大叫。如果给他看一本图画书，前面一幅图片画的是一个婴儿在婴儿床栏杆后边，后来打开的图画是笼子里有只熊猫，他就会把这两幅图画弄混淆。他被表面上的视觉相似性所吸引，只注意到两幅图画中类似的垂直竖条，而似乎不能够觉察到显而易见的差异；两个意象融合在一起，并不加区分地使用。
马勒认为，像斯坦利这样的儿童所显示的大量严重问题，从力比多能量的指向上来理解也许并非最贴切的。对于精神病性的自我关注，可能更有意义的理解是基本自我形成的失败，对于“我是谁”完全混淆：什么是自我、什么是他人。透过马勒的眼睛来看斯坦利，与其说他对客体漠不关心，不如说他进退维谷，一面是对他人强烈的早期需要，另一面是满足这种需要所带来的致命危险感，儿童需要在自身和客体世界之间建立起可预期并必需的界限，而斯坦利在这个方面的错乱导致了他的症状后果。如果斯皮茨是正确的，认同感是从早期与母亲的关键性合并体验中发展出来的，那么在这种早期体验或其消退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特定失败，就将导致人格认同形成中的特定类型的混乱。
是什么破坏了正常的发展通路，阻止了个体从共生联结中健康发展出来？马勒进一步思考共生机能障碍中关键的遗传和素质因素，以及早期创伤经历的影响。比如斯坦利，他六个月大时就得了腹股沟疝气，从而导致了剧烈的疼痛发作，无法预料也无法缓解。当实验大鼠暴露于没有固定模式并且不可避免的电击痛苦之下时，它们就会患上紧张性精神病。马勒描述了这种难以掌控的疼痛对儿童未成熟心理的类似影响：选择性退行无法发生，儿童被向内驱策，不再发展任何帮助整理和理解自身体验的能力。
但是，像斯皮茨一样，马勒也强调人类环境的重要性。婴儿需要在共生范围内的“最佳快感水平”来保护“安全港”和心理成长。母亲为婴儿未成熟的自我提供了关键的“镜像参考框架（mirroringframe of reference）”。如果她不可预测、不稳定、焦虑或有敌意，参考框架就将受到危及，而儿童最终的独立功能就不太可能形成。斯坦利在幼儿期时无法从环境中获得帮助，调节或保护自己。他的紧张忧虑被视为一种风险，极可能引起更多的并发症。他的母亲尽管尽了职责，但在情绪上是疏离的，她过分关注她自己的生活，似乎在与斯坦利发生真正的情绪联系方面有困难。她试图打断他猛烈的哭泣，分散他的注意力，比如在他痛苦时强行喂食。马勒得出结论说，斯坦利“并没有体验到她的照料是一种真实有效的援救，将他从充满创伤情境的‘未完善自我’中拯救出来”（第93-94页）。安全锚点无法形成。当他迫切需要一个辅助自我成为刺激调节器，帮助他整理并最终识别不同种类的体验，并为他的感知能力打下基础时，他的母亲不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她强行喂食的行为只是增加了未经加工的、令人烦恼的刺激侵袭。
斯坦利无法利用共生体验作为成长的安全环境，停滞在这个发展阶段，超出了适宜时间。他的外部行为反映出，其精神状态一会儿堕入个人的无条理性，一会儿又拼力试图建立自己的独立身份。当他的注意没有投注于外部时，通常就会陷入完全无精打采的状态，明显缺乏任何目的和焦点。然后他会突然转向行动，有意触碰治疗师的手臂，同时伴随蹦跳、扭曲、痉挛发作，提示了激动不安的能量“转换”。马勒感到，因为斯坦利缺乏自身作为独立实体的可靠体验，当他不投注于外部时，内心便堕入共生状态，在其中体验到自己的消融，在精神上完全不存在。马勒观察到，当斯坦利安静时，“在那些时间里，他就好像是环境的一部分……陷入一种与环境结合、与其无差别的状态中”（第87页）。他感到他自己在精神上消失了，所以被迫要唤起其外部机制使自己安心，努力建立某种外界的轮廓以容纳某种内心物质。马勒把触碰治疗师视为一种蓄意尝试，以将自己湮没在强烈而无方向的兴奋中，唤醒自己进入激动不安的状态，勉强拼凑起一种能区分出自己与他人的界限感，“好像要防御自己无动于衷的状态，借此避开共生融合，否则，他的实体和身份将完全消融在环境中（第87-88 页）”。
分离—个体化
马勒综述了共生的中断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同时对最早期发展阶段的复杂状况实施了系统调查。弗洛伊德把生命早期阶段称为“原始自恋（primary narcissism）”。认为其本质是无目的的；马勒通过对正常和有问题的婴儿、学步儿童以及更大些的儿童、还有他们的母亲进行广泛观察，开始重构这一阶段的性质。马勒认为，在这最初的几个月中，儿童破开“自闭的壳”，进入最早的人类联结，即“正常的共生（normal symbiosis）” 。在儿童的躯体和认知成熟、心理发展以及与母亲伴侣发展认同中的关键功能之间，存在复杂而强大的交互作用，马勒描述了这些交互作用中的正常发展。
马勒将这一跨越过程定义为分离—个体化（ separation-individuation）。细化成明确的亚阶段，每一个亚阶段都有特定的起始、正常结果和风险。第一个亚阶段是孵化（hatching）。其标志是幼儿警戒性的增长和“典型两阶段视觉模式”（第16 页）。在两种模式间有规律地转换，大部分时间里警觉地注视外部，时不时把母亲作为原点察看一下。这一阶段在九个月大时告终，主动运动能力和躯体发展宣告幼儿进入实践（practicing）亚阶段。这时，幼儿开始学步，变得更有能力，他投入外部世界，对新能力兴高采烈，充满了全能感：尽管事实上远离了母亲，但他感到自己在心理上仍然是与母亲在一起的，分享她感知到的全能感。
马勒进而推论，儿童在十五到二十四个月之间发展到和解（rapprochement）阶段，这时他们将体验到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失衡。此时，心理发展赶上了躯体成熟的速度，这使他忧虑地意识到，正是这种活动使其在精神上从与母亲的共生结合中分离出来。与先前的无畏行动不同，现在孩子在学步中可能变得不断试探，想把母亲保持在视野之内，通过行动和目光接触这种新的分离体验。这时的风险是，母亲可能将这种实质进步的需要误读为退行，对此做出不耐烦或不可接近的反应，使独立行使功能的能力尚未完全发展的孩子陷入对抛弃的优惧之中。马输在报告中写道，基本的“心境易感性”可能就建立在这一点上：“在和解亚阶段，母亲的接纳和‘情绪理解’显著匮乏”。促使“抑郁倾向”的形成(1966，第157，161，166页)。
通过分解精神结构状态的连续发展过程，马勒使临床医生有能力更深入地理解并更有效地治疗儿童以及被官方诊断为边缘性(borderline) 的成人，其病理的严重程度处于神经症与精神病性两个类群之间。
这类问题从性质上属于“前俄狄浦斯期” ( preoedipal) ，以便在忽视与动力性构成两个方面同后来的成熟病理区分，俄狄浦斯动力强调带布竞争意味的性和攻击冲突，主要探索父亲的角色，对于小女孩来说是渴望的俄狄浦斯客体，对小男孩来说是恐惧的俄狄浦斯竞争对手。前俄狄浦斯动力以母亲的角色为核心，关注心理结构形成过程中的发展性中断，这些心理结构最终会参与到俄狄浦斯斗争中。如果这些结构有缺陷，它们本身就会造成许多更早的、导致功能受损的障碍。
前俄狄浦斯病理不会表现出那么多离散的症状或者内疚、冲突性的优柔寡断，而是会出现更广泛的心理功能失调；紧张无法调节的情感状态、自体和/或他人意象的极端波动——在受虐和重症抑郁这类病理中典型的失调特征。
但是斯皮茨和马勒的贡献不仅仅囿于精神病理学应用。他们给出了关于人类心理起源的新神话。弗洛伊德所假想的婴儿，是充满了未经驯服的本能张力的生物，是一个史前动物，并不完全处于社会规范控制之下。弗洛伊德强调，无意识是永恒的；在成人的社会伪装面具下，这些幼儿期的本能永远保持紧张状态。发展自我心理学家设想，儿童是从与母亲的共生联合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幼儿在心理意义上的诞生并不与从子宫中的身体出生相一致。母亲的关怀容纳着他脆弱的心灵，这种方式就好像她的身体曾容纳了胚胎发展一样。这一关于人类史前发展的象征性视角从弗洛伊德派自我心理学中浮现出来，为理解人类体验中的许多特征提供了崭新的有利位置。例如，恩斯特·克里斯(1952)把艺术家的创造性自由理解为一种退行，退行到不太结构化的前俄狄浦斯期状态为“为自我服务”；马丁·伯格曼(1973) 探索了对共生融合的暂时回退，这常见于成熟爱情的某些最深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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