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d十七世纪附魔神经病病例
Eine Teufels-neurose im siebzehnten Jarhundert. Imago 9, 1-34; GW, XIII, 317-53;
A seventeenth-century demonological neurosis. SE, 19, 72-105.
儿童患神经症后会体会到,他们的肉眼能看见很多东西,而如果我们想发现成人的多种经验则必须通过艰苦的调查研究才能办到。我们可以预言,几个世纪前的神经症的症状特征与儿童的经验一致,当然我们得先有识别出那些与现代神经症称呼不同的症状特征的思想准备。我们在现今非心理的时代,见到了神经症怎样以疑症,即官能性疾病的伪装出现,因此,我们也不要因为看到古时的神经症以附魔癌症的外貌出现而感到惊奇。大家知道,很多作家,尤其是沙尔科,①从古代文艺作品的记载中,识别出了有关恶魔附身的事例,并将这些状态称之为歇斯底里(癔症)的症状。要是人们对当时这些病例的病史给以足够的重视,本来很容易便能看到这些癔症与现代神经症的内涵完全相同的事实。【①沙尔科(Jean Martin Charcot)(1825—1893):法国精神病专家和教育家。——译注】
尽管中世纪这个所谓的“精密的”科学时代具有强调肉体的思想体系的特点,这个黑暗时期长期以来却存在着恶魔附体观念。附魔癌症与现代神经症症状相同。为了理解后者,我们曾经求助于精神力量的概念。彼时被看待成附体妖魔的东西,在今人看来,就是那些卑鄙的、邪恶的愿望,那些受到否定、约束的本能冲动的衍生物。我们只在一方面不赞成流行于中世纪的对这些现象作出的解释,我们放弃了将这些现象投射到外部世界的作法,而将现象的起源归结于有着这些症状的病人的内心生活。
一、画家克里斯托夫•海茨曼的故事
首先我得感谢维也纳帝国产权图书馆前馆长、枢密顾问R•派尔•图尔恩博士,承蒙他为我提供了机会,来研究一份十七世纪附魔癌症的病历。这位先生在帝国图书馆发现了一份来自马里亚策尔(香客朝圣地之一)的文件手稿,上面详细记载着由于圣母的干预,一个人怎样奇迹般地解除了他同魔鬼签订的契约的故事。这个故事与浮士德的传说十分相象,因而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便着手收集有关的全部材料。派尔•图尔恩博士后来发现,这个赎了罪的人曾经有过幻觉,患过癌症,他便征求我对这个材料的医学意见。最后,我们俩达成了协议,各自发表自己的调查报告。借此机会我感谢他为研究这份材料给我提供的各式各样的建议和帮助。
对这一附魔癔症病史的研究结果表明,这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发现,而且这个发现也没有花我们过多的精力去解释。这很象发现纯金属矿脉一样,如果换个地方,要得到这种矿石则需要经过费力的冶炼过程。
这份文件(我手头有一份复制件)由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构成,一部分由神职人员用拉丁语编写,另一部分系病人用德语写的日记片断。前者在前言之后描述了奇迹的发生;后者对教会来说不会引起多大兴趣,对我们则相当有价值。这份材料的主要部分证实了我们关于这种病症的观点。我们的这些观点都带有试探性,还未得到充分肯定。因此,我们完全应该感激这些神父们使文件得以保存下来,虽然按照他们的观点,这份材料并无丝毫价值;而事实上则正好相反。
这本小册子标题叫做《圣母殿堂胜利纪念》。在归纳小册子大意之前,我得先引述前言中介绍的部分内容。
1677年九月五日,画家克里斯托夫•海茨曼,巴伐利亚人,持波腾布伦(在下奥地利)牧师介绍信来到马里亚策尔(两处相距不远)。①他曾经在波腾布伦住过数月,从事绘画工作。八月二十九日,当他正在教堂时,突然中了邪,接连几天情形都无好转。波腾布伦地方行政长官盘问了他,试图查明是什么事使他感到烦恼,他是否出自某种冲动而与魔鬼有着不可告人的勾当。②对此,画家坦白道,九年前,他在艺术和生活上都落到了穷途潦倒的地步,于是他便在魔鬼的九次诱惑之下屈服了,同魔鬼签订了卖身契约,同意九年之后,自己的肉体和灵魂都属于魔鬼。当月(九月)二十四日,契约便到期,这个不幸的人为这些交易感到悔恨,他确信只有马里亚策尔的圣母之灵才能拯救自己,迫使魔鬼交出这件用血书写的契约。由于这些原因他将自己托付给马里亚策尔的神父,以求得他们的善心。【①没有一个地方提到画家的年龄。我们从字母行间可以猜测出他的年龄为三十到四十岁之间,大概三十多一点。我们在后面可知他死于1700年。②我们在这里只能顺便指出这种可能性:对病人的这种盘问给他以“暗示”,使他幻想着同魔鬼有过契约。】
以上便是波腾布伦的牧师利奥波德•布朗于1677年九月一日叙述的故事。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份文件手稿。它由三部分构成:
(1)印有两幅彩色画的扉页,一幅描绘了签订契约的场面,另一幅显示出马里亚策尔神殿赎罪的情景,第二页上有八幅图,也是彩色,描绘出魔鬼后来出场的情景,每幅画配有用德语书写的简短文字说明,这些插图不是原作,只是复制品,不过,我们被正式告之,是克里斯托夫•海茨曼原画的精确复制品。
(2)(用拉丁文书写的)《圣母殿堂胜利纪念》正文。正文出自神职人员之手,编写者最后署名为P.A.E.。此外还附有四行诗,用以说明编写者的身分。在全文末尾,有一段由圣兰伯特修道院院长基利恩所写的证明(证明系另一种手迹)。证明文件及插图与存档的原件完全一致,落款时间是1729年九月十二日。文件中没有提到《纪念》写于何时。因而我们可以冒昧地设想,文件与基利恩院长的证明写于同一年,因为正文中最后提到的时间是1714年。我们因而可以把编写的时间推算为1714到1729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奇迹发生在1677年,即36年前到52年前,由于这份文件使得这件事免于湮没。
(3)画家用德文书写的日记,包括他在神殿赎罪到次年(1678年)一月十三日这段时间。日记穿插在《纪念》正文快要结束的地方。
《纪念》正文的主要部分由两部分组成。前面提到的波腾布伦的牧师利奥波德•布朗写的介绍信(日期为1677年九月一日),以及马里亚策尔修道院院长弗朗西斯科和圣兰伯特修道院院长所写的报告,记叙了病人奇迹般治愈的经过。时间为1677年九月十二日,即是说,几天之后便出现了奇迹。署名为P.A.E的编辑或编者的文字包括一个介绍上述两个文件的内容摘要,较次要的连结两个文件的一些段落,以及全文结束时记载画家后来历史的报告。报告根据询问画家的结果写成,时间是1714年。①【①这一点表明《纪要》也似乎写于1714年。】
于是,在《纪念》中有三次提到这位画家先前的情况:(1)在波腾布伦的牧师的介绍信中,(2)在弗朗西斯科院长的正式证明中,(3)在编者前言中。如果我们比较这三处叙述情况,就会发现一些矛盾,这些矛盾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
下面我可以把这位画家的故事补充完毕。画家在马里亚策尔长时间赎罪和祷告之后,魔鬼化作飞龙,于九月八日(圣母诞辰)午夜,出现在圣殿,把血书的契约交还给了画家。使人感到意外的是,我们在文件的后半部分发现,在有关克里斯托夫•海茨曼的过去情况中,提到了两份契约:第—份是墨写的,第二份是血书的。祛除魔鬼这一场面提到的(也是插图表明)契约,是血书的,即第二份。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禁对这些神职报告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促使我们这样想,不要在纯粹教会迷信的产物上浪费精力。《纪念》告诉我们,好几个教士(每个人的名字都列了出来)在祛魔过程中都出了力,甚至当魔鬼出现在教堂时也在场。要是文件中这么说:这些教士也亲眼看见魔鬼化作飞龙把这份血书的文件交给画家,我们就会面临好几种令人不安的可能出现的情况,最坏的可能便是集体幻觉。不过,弗朗西斯科院长的证明打消了我们的疑虑,文件中没有一处提到在场的教士看见了魔鬼。情况恰恰是这样:文中十分清楚地叙述道,画家从扶着他的教士手中挣脱开来,冲到教堂的一角,在那里他见到了幻象,然后他回转身来,手中拿着契约。
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奇迹。毫无疑问,圣母战胜了撒旦。遗憾的是好景不长,画家病愈之后,不久又犯了病。这又得感谢教会人员的功劳,他们没有隐瞒这一点。画家在马里亚策尔稍事停留,待身体康复之后,便动身去了维也纳,住在—位已婚的姐姐家。十月十一日,他又犯病了,有几次还非常严重,这些都记载于他的日记,日记记到一月十三日即中断,这次犯病的形式是,画家产生了幻觉,丧失了意识。他看见并体会到了各式各样的事情,与此同时,还伴有剧烈的疼痛感,一次使他的下肢瘫痪等等。可是,这次不是魔鬼迫害他,而是基督、圣母这些圣人。尤其突出的是,这是天上的圣人显灵给他带来的痛苦;强加给他的赎罪苦行,且不比头一次同魔鬼非法交往招致的惩罚轻。我们从日记中看到,画家把这些新的表象也看作魔鬼的幻象。我们看到,当他于1678年五月返回马里亚策尔之后,他悲叹着这些maligni Spiritus manifestationes (邪恶精灵的表象)。
他向神父们解释道,他回来的目的是从魔鬼那里收回更早一些时候用墨写的契约。①这次又是圣母和虔诚的教士们帮助了他,使他的祷告得到了报答。至于这件事的经过怎样,报告缄默不语。报告只是简短地陈述道:qua iuxta votum reddita (起誓之后契约交还)。他再次祷告,再次索回了契约。事过之后,他感到完全解脱了,成了一名虔诚的教士。【①这份契约签订于1668年九月,九年半以后的1678年五月,契约早已过期。】
我们得再次承认,尽管这份文件有着明显的倾向性,编者并没有因此而背离了事件的真实状况,而这种真实状况正是文件成其为病史的条件。祭司团中的修道院主持于1714年对画家嗣后的情况作了询问了解,了解结果也记载于文件上。普罗温恰利斯神父报告说,教友克里索斯托穆斯(即画家)后来不止一次受到魔鬼的诱惑,魔鬼想同他签订一份新的契约,而这种情况确实也只是发生在“他比平时多喝了几杯酒之时”。由于上帝的感化,他总是拒绝了这种诱惑。1700年,教友克里索斯托穆斯,“平和而又欣慰地”死于位于摩尔多的诺伊斯塔特修道院,死亡的直接原因为高烧。
二、同魔鬼签约的动机
如果我们把同魔鬼签定的契约当成神经症患者的病历,首先令我们感兴趣的是有关签约动机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与契约存在的原因密切相关。为什么有人会把自由出卖给魔鬼?当然,浮士德轻蔑地向魔鬼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可怜的魔鬼,你能给我什么呢?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错了。魔鬼可以用为人们所珍惜的很多东西——财产、对危险的豁免,征服人类、自然的力量,特别是欢乐、对美色的享受——来换取不朽的灵魂。而且在同魔鬼签订的所有契约中,通常特别提到这些条款或义务。①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克里斯托夫•海茨曼同魔鬼签约?【①比较《浮士德》第一部。靡菲斯特:在今生绝对服从你的命令,你可頤指气使一点也不停,但是我们假使是到了来生,那你就要成为我的佣人。(见郭沫若译:《浮士德》 ,第79页)。——译注】
在这里,值得叙述的,并不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欲望。我们只消读读画家给描图配的简短文字说明就可打消一切疑虑。例如,第三个幻象的文字说明是这样的:
在一年半时间内,他四次变成这种令人讨厌的样子出现,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一本写满巫术和魔法的书……
我们从后面一个幻象画面的文字说明得知,魔鬼忿怒地责备他把“前面提到的那本书烧掉了”。威胁他道,如果不把书拿回来,就把他撕成碎片。
在第四个幻象插图上,魔鬼拿着一个大钱袋。一枚金币,向他许愿道,他想要多少钱就给他多少。而画家则自豪地说:“我决不接受这类东西。”
在另一个场合,魔鬼要他去享受快乐,就这一点画家写道:
在他的请求之下,这些事的确发生了,然而只持续了三天,我马上又重新赎了罪。
那么,既然画家拒绝了魔鬼提供的巫术、金钱以及享乐,并不以这些事作为签订契约的条件,这就迫使我们去了解,画家同魔鬼签订契约究竟是想从魔鬼那里得到什么。总有某种动机促使他去进行这种交易。
在这一点上,《纪念》也向我们提供了可靠的情况。画家曾经感到沮丧,不能或不愿很好地作画,同时也为自己的生计焦虑。这便是说,他患了忧郁症,无法工作,(当然)也为前途焦急。很明显,我们的确是在对付一个病态的人了,我们进而知道了致病原因。画家本人在插图说明中,确实将这种状况描述为忧郁症(“我应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去掉忧郁”)我们手头的材料包括了三个人提供的情况。第一个是牧师的介绍信,其中仅仅提到忧郁dumartis suae progressum emolumentumque secuturum PUSILLANIMIS perpenderet〔当艺术家(看到)自己的成就(甚微)时,他便胆怯(忧郁)起来〕。第二个资料来源是弗朗西斯科院长的报告,他指出了这种胆怯、忧郁产生的原因。报告中说道:accepta aliqua pusillanimitate EX MORTE PARENTIS〔父亲之死(给艺术家)带来了某种胆怯〕。编者在前言中,也提出了同样的理由,只是词序颠倒了一下:ex morte parentis accepta aliqua pusillanimitate。这便是说,他在父亲死后,陷于一种忧郁心理状态。此时,魔鬼出现在他面前,询问起他沮丧、忧伤的原因,并且许诺“从各方面帮助他,给他以援助,”①【①扉页页上的第一幅画及其文字说明魔鬼以“忠厚的平民”的样子出现。】
因此,此人卖身于魔鬼是为了摆脱忧郁状况。人们会理解这些病症给人带来的痛苦和折磨,也知道药物无法减轻这类病痛。按照这些人的观点,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动机。不过,我倒要问,既然载有两份契约(一份是墨写的,一份是一年后用血书的)的《纪念》仍然保存于马里亚策尔的档案室,读者会不会去猜测契约的措词?
这两份契约有两处着实让我们吃惊,首先,两份契约都没有提到魔鬼尽了什么样的义务来换取画家的自由,只谈到魔鬼提出了要画家服从的一个条件,这个条件说明,画家不是用自己的灵魂去换取魔鬼向他提供的什么东西,而是用灵魂来赢得魔鬼对他的差遣。这真是有点荒唐,完全不合逻辑。画家签字同意的契约正文更是有点异乎寻常。
第一份用墨写的“文契”:
Ich Christoph Haitzmann undterschreibe michdiesen Herrn sein leibeigener Sohn auff 9 Jahr 1669 Jahr
我,克里斯托夫•海茨曼,签署此文契,以立誓约,九年之内作此魔鬼真身的儿子。 1669年
第二份用血书的“文契”:
Anno 1669 Christoph Haizmann Ichverschreibe mich difsen Satan, ich sein leibeigner Sohn zu sein, vnd in 9 Jahrihm mein Leib und Seel zuzugeheren
公元1669年,我,克里斯托夫•海茨曼,立此誓约,愿为此撤旦真身之子,九年之后,肉体和灵魂全归于他。
如果将魔鬼要求画家尽义务理解为魔鬼为画家尽的义务,那么,我们将不再为此感到惊讶了,这难以理解的契约也就变得含义明确。这含义可能会是这样:魔鬼在九年之内充当画家死去的父亲(正象这类交易惯例一样),九年期满,画家的肉体和精神,都成了魔鬼的财产。于是,促成此契约的动机便会是这样的一系列想法:由于父亲之死,我感到十分沮丧,无法继续工作,如果我能找到一个父亲替身,那么,我将重新获得失去的一切。
一个人如果因父亲之死而变得优郁,那么,他必定深深地爱他的父亲。使人感到好奇的是,他竟然产生了让魔鬼来代替他所爱戴的父亲的想法。
三、魔鬼充当父亲替身
我敢说凡是头脑清楚的评论家都不愿同意,我们将这份魔鬼的契约颠倒一下含义之后,便澄清了事实。他们可能会就此提出两个反对意见。首先,他们会说,实在没有必要认为,立约双方的义务都包含在契约中了。契约中可能只列了画家的义务,而没有提到魔鬼的义务,魔鬼的义务只是“寓含在其中”。画家从两个方面受到约束,先给魔鬼当九年儿子,然后,死了之后完全属于魔鬼。如果真的这样,我们的结论所依据的前提之一就会无法成立。
心理分析所作的经常性批评——心理分析不恰当地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发现了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秘密和问题,因而心理分析的成就,就是完全靠夸大鸡毛蒜皮的小事来证明意义深远却又是稀奇古怪的结论的方法取得的。如果我们想使我们的对手相信,对心理分析采取这种拒绝态度,只会忽略很多明显突出的类比,掐断许多纤细的线索(我们在本文中即可指出与问题有关的这类类比和线索),那么,我们的努力可能会毫无结果。他们不仅不会听,而且还会这样说,这些类比和线索根本不存在,这只是我们自己想象岀的事实,是卖弄玄虚、故意编造的乌有之物。【①事实上,如果我们考虑到契约的时间以及为谁签约这些问題,我们就会意识到,有必要不带偏见地阅读理解契约本文。至于文中存在的含糊不淸的地方,则正好可以作为我们进行调査研究的起点。】
第二个异议的主要点可能会是,我们无法说明强调“魔鬼真身的儿子”这个说法是合情合理的。这仅仅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可以根据神父们的理解来作出解释。这些神父们没有把契约中载明的亲缘关系译成拉丁文,仅仅说,画家将自己“mancipavit (拍卖)”给了魔鬼,作他的奴隶,并由此自愿过邪恶的生活,否认上帝和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我们为何不理会这些自然而又明白的解释?①因而契约就是说明了这样一件事:某人到了无依无靠的田地,忧郁、沮丧折磨着他,于是他便卖身于魔鬼,充分相信魔鬼的治病能力。这第二个反对意见还认为,忧郁系父亲之死所致的解释十分不中肯,完全可以设想,是其它一些原因导致了忧郁。这个意见听起来很有力,也完全合情合理。我们又一次听到了人们对我不会用“让我们开诚布公……”或是“让我们真诚相见……”这类的话语来作为我的回答的楔子,因为这是些谦虚的老套话了。我只想简单地说,我完全知道,凡是不相信心理分析的思维方法的正确性的读者,在研究了克里斯托夫•海茨曼这位十七世纪画家的病历之后,肯定不会确信画家是要找一个父亲替身。我也不想用这个例子来证明心理分析的发现是可靠的。我要做的恰好相反,我先假设这些发现站得住脚,然后利用这些发现来解释这位画家的附魔神经症。我这样做的道理在于,我们对神经症的性质所作的一般调査研究是成功的。我们可以恰当地这样说,即使是我们最迟钝的同事或同龄人也开始意识到,不求助于心理分析,就无法理解神经症。正如奥德修斯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菲罗克忒忒斯》(Pliloctetes)①中所承认的:只有拿到这些弓箭才可攻下特洛伊。【①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约公元前496—406年):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菲罗克忒忒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弓箭手,伟大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的朋友,赫拉克勒斯临死前把自己的弓箭传给了他。他曾参加特洛伊战争,用弓射死帕里斯。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奥德修斯带着阿戏留(阿喀疏斯)的儿子涅俄普托勒摩斯(Neoptolemus)去寻找菲罗克忒忒斯。菲罗克忒忒斯本极不情愿参战,后在已作神灵的赫拉克勒斯的干预下,才同奥德修斯一道前去特洛伊战场。——译注】
如果我们把画家同魔鬼签约看成神经病人的幻觉这一说法是正确的,我们就可理直气壮地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解释这一契约。即使是细小的暗示也有其含义和意义,尤其是当我们探讨神经症的致病原因时,更是如此。当然,我们应当避免过高或过低估计这些细节,这在很大程上取决于我们对这些细节的信赖程度。如果一个人既不相信心理分析,也不相信魔鬼的存在,那他就只有随心地对待这位画家的情况了,或是想象出一些解释,或者找不出值得解释的地方。
因此,我们得回到原先的看法上来,即认为画家卖身的魔鬼就是一个父亲替身。魔鬼第一次出现的样子与父亲的形象相一致,此时,魔鬼象一个诚实的老人,蓄着长长的胡须,穿着一件红色披风,戴一顶黑色帽子,右手拄着一根拐杖,旁边有一条黑狗。①魔鬼后来的样子是越来越令人害怕,我们几乎可以象神话中所说的那样来描绘:他长着角,长着鹰爪与蝙蝠的翅膀,最后在神殿内以飞龙的形象出现。在本文后面,我们会偶尔会提及魔鬼外形的某一细节。【①歌德的《浮士德》中,象这样的黑狗变成了魔鬼本身。】
记忆一起,构成了上帝这个概念。我们从分析个人的精神生活中也知道,人同这一父亲的关系,从一开始,或者至少开始不久,便是矛盾的,即是说,对这一关系的态度由两类感情冲动构成。这两类感情冲动性质上完全相对,这还不仅仅是爱戴、屈服与仇视、违抗这两大类惑情之间的对立。我们认为这种矛盾心理支配着人对神的看法。对父亲的爱戴与害怕和蔑视形成了无法消除的冲突。我们以此为出发点,探索并解释了宗教的某些重要特征以及一些划时代的宗教盛衰历史。①【①比较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以及西奥多•赖克(Theodor Reik):《宗教心理问题》,第一卷。】
当我们第一次听说魔鬼竟然会被选作父亲替身时,确实会感到有些奇怪,不过,许多事实足可以缓和这种惊讶的程度。首先,上帝便是一个父亲替身,或者确切地说是一位拔高的父奈,或者可以说是童年见到、遇到的父亲的复制品,即每个人童年印象中的父亲的翻版,再现了史前人类对原始部落的父亲产生的印象。后来,人虽然不再那么尊崇父亲了。但孩童心中的父亲形象依然存在,并同世代继承下来的对原始父亲的至于魔鬼,我们知道,他被看成是上帝的对立面,但是性质上同上帝有着某种亲缘关系。魔鬼的历史没有上帝的历史那么清楚,并非所有的宗教中都有魔鬼,都把上帝的敌人看成魔鬼。在个人的生活中,魔鬼的原型也同样模糊不清。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新的神出灵现并取代原来的神灵时,原来的神灵就变成了妖魔鬼怪:当一个民族消灭了另一个民族之后,被征服者的神灵往往被推翻,而成了征服者眼中的妖魔。按照基督教的神话,基督教中的妖魔,中世纪的魔鬼,本身便是堕落了的天使——原来也是神灵。我们用不着作过多的分析便可猜测到这样的事实:上帝和魔鬼本为一体,只是在后来才分裂为两个特征相反的对立体。②在史前的宗教中,神灵也有令人害怕的性质特征,只是在后来,这些性质特征才赋予了神灵的对手。【②比较西奥多•赖克:《本族和异族的神灵》中《上帝与魔鬼》一章。】
这个例子说明了我们十分熟悉的这样的过程:含有对立(矛盾)内容的一个概念分裂成了两个针锋相对的概念。在上帝的性质的原始概念中包含着一个对立面,这种情况反映出支配着个人对父亲所采取的矛盾态度。要是大慈大悲、一贯正确的上帝是父亲替身,那么,对上帝的敌视态度——恨、怕、斥责——最终体现在撒旦身上的这样的事实,也就不会令人感到奇怪了。因而,父亲是上帝和魔鬼两者的原型。原始父亲极其可能作恶,更象魔鬼而不太象上帝,这一事实必定给一切宗教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当然,要想从个人的精神生活中揭示出这种认为父亲象恶魔的概念的痕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可以证明,当一个孩子画漫画和古怪人物时,他是在嘲笑父亲:我们也不难辨认出,男女孩子在夜间害怕的强盗和盗贼是由父亲派生出来的。①使孩子产生动物恐怖症的动物,一般说来,正象原始社会的图腾动物一样,也是父亲替身。但是在我们讨论的这位十七世纪的患神经症的画家身上,魔鬼是父亲形象,并充当父亲替身这一点却完全不明显,事实正象我在本文开始时说的那样:这类附魔癔症的记载,向我们提供了纯金属,而要从后来的神经症患者——他们患病已经不再是迷信所致,而是多疑的结果——的症状的原矿石中提炼出纯金属般的东西,则需要通过艰苦的分析过程。②【①人们熟悉的“七只小羊的故亊”中,狼爸爸以盗贼的样子出现。②我们在分析工作中,很少发现魔鬼作为父亲替身。这一事实大概表明了这样的情况,在接受心理分析的人身上,这个中世纪的神话人物所扮演的角色早已过时,而既信上帝又信魔鬼则是早期虔诚基督徒的义务,为了使自己更靠近上帝,他有必要相信魔鬼的存在。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而不断发展的怀疑论的观点,首先主要影响到魔鬼本身。当我们把魔鬼充当父亲替身的想法看作文化发展的一个现象时,我们对中世纪的审巫案便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埃内斯特•琼斯在其《恶梦与中世纪某些迷信形式的关系》一书《流行的巫术一章中,已经提出了这一认识。——译注】
如果我们对画家的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折,我们肯定会更相信上面的情况。一个人死去父亲之后,变得忧郁,丧失了工作能力,这并不是罕见的事。我们可以推断,这种人曾经深深的眷恋着自己的父亲。这件事也提醒我们,使我们认识到,严重的忧郁症常常以精神病态的悲哀形式出现。
我们的分析推理到此为止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再—步说,这种父子关系仅仅是相互眷恋的关系,那就不对了。事实恰恰相反,一个人对父亲的态度越是矛盾,那么,父亲之死给他带来的悲哀就越容易演变成忧郁症。如果我们把这种矛盾的心理揭示出来,我们便会发现,他有可能就象这位患了附魔神经症的画家一样,贬低了父亲。如果我们把克里斯托夫•海茨曼与接受我们分析治疗的病人等同起来,事情便简单化了。我们只消将这种矛盾心理逐步揭示出来,找出画家或病人是何时或怎样对父亲产生了恐惧、仇视的心理就行了。在父子之间的自然关系中,儿子对父亲仇视是难免的。我们除了要弄清产生仇视的通常动机之外,尤其要找出促使儿子仇视父亲的偶然因素。例如,画家自行丧失工作能力这什事,就可能需要我们作出某种特别的解释。如果我们设想画家的父亲曾反对过儿子从画,那么,在父亲死后,儿子丧失作画能力的情况就可能是一种“延期服从”(deferred obedience)。这种“延期服从”是我们熟悉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由于画家无法作画而失却了维持生计的能力,他必定更加渴望父亲能来照料他的生活。而“延期服从”这种表现形式便体现着悔恨,也是一种成功的自我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