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d十七世纪附魔神经病病例
Eine Teufels-neurose im siebzehnten Jarhundert. Imago 9, 1-34; GW, XIII, 317-53;
A seventeenth-century demonological neurosis. SE, 19, 72-105.
儿童患神经症后会体会到，他们的肉眼能看见很多东西，而如果我们想发现成人的多种经验则必须通过艰苦的调查研究才能办到。我们可以预言，几个世纪前的神经症的症状特征与儿童的经验一致，当然我们得先有识别出那些与现代神经症称呼不同的症状特征的思想准备。我们在现今非心理的时代，见到了神经症怎样以疑症，即官能性疾病的伪装出现，因此，我们也不要因为看到古时的神经症以附魔癌症的外貌出现而感到惊奇。大家知道，很多作家，尤其是沙尔科，①从古代文艺作品的记载中，识别出了有关恶魔附身的事例，并将这些状态称之为歇斯底里（癔症）的症状。要是人们对当时这些病例的病史给以足够的重视，本来很容易便能看到这些癔症与现代神经症的内涵完全相同的事实。【①沙尔科（Jean Martin Charcot)(1825—1893)：法国精神病专家和教育家。——译注】
尽管中世纪这个所谓的“精密的”科学时代具有强调肉体的思想体系的特点，这个黑暗时期长期以来却存在着恶魔附体观念。附魔癌症与现代神经症症状相同。为了理解后者，我们曾经求助于精神力量的概念。彼时被看待成附体妖魔的东西，在今人看来，就是那些卑鄙的、邪恶的愿望，那些受到否定、约束的本能冲动的衍生物。我们只在一方面不赞成流行于中世纪的对这些现象作出的解释，我们放弃了将这些现象投射到外部世界的作法，而将现象的起源归结于有着这些症状的病人的内心生活。
一、画家克里斯托夫•海茨曼的故事
首先我得感谢维也纳帝国产权图书馆前馆长、枢密顾问R•派尔•图尔恩博士，承蒙他为我提供了机会，来研究一份十七世纪附魔癌症的病历。这位先生在帝国图书馆发现了一份来自马里亚策尔（香客朝圣地之一）的文件手稿，上面详细记载着由于圣母的干预，一个人怎样奇迹般地解除了他同魔鬼签订的契约的故事。这个故事与浮士德的传说十分相象，因而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便着手收集有关的全部材料。派尔•图尔恩博士后来发现，这个赎了罪的人曾经有过幻觉，患过癌症，他便征求我对这个材料的医学意见。最后，我们俩达成了协议，各自发表自己的调查报告。借此机会我感谢他为研究这份材料给我提供的各式各样的建议和帮助。
对这一附魔癔症病史的研究结果表明，这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发现，而且这个发现也没有花我们过多的精力去解释。这很象发现纯金属矿脉一样，如果换个地方，要得到这种矿石则需要经过费力的冶炼过程。
这份文件（我手头有一份复制件）由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构成，一部分由神职人员用拉丁语编写，另一部分系病人用德语写的日记片断。前者在前言之后描述了奇迹的发生；后者对教会来说不会引起多大兴趣，对我们则相当有价值。这份材料的主要部分证实了我们关于这种病症的观点。我们的这些观点都带有试探性，还未得到充分肯定。因此，我们完全应该感激这些神父们使文件得以保存下来，虽然按照他们的观点，这份材料并无丝毫价值；而事实上则正好相反。
这本小册子标题叫做《圣母殿堂胜利纪念》。在归纳小册子大意之前，我得先引述前言中介绍的部分内容。
1677年九月五日，画家克里斯托夫•海茨曼，巴伐利亚人，持波腾布伦（在下奥地利）牧师介绍信来到马里亚策尔（两处相距不远）。①他曾经在波腾布伦住过数月，从事绘画工作。八月二十九日，当他正在教堂时，突然中了邪，接连几天情形都无好转。波腾布伦地方行政长官盘问了他，试图查明是什么事使他感到烦恼，他是否出自某种冲动而与魔鬼有着不可告人的勾当。②对此，画家坦白道，九年前，他在艺术和生活上都落到了穷途潦倒的地步，于是他便在魔鬼的九次诱惑之下屈服了，同魔鬼签订了卖身契约，同意九年之后，自己的肉体和灵魂都属于魔鬼。当月（九月）二十四日，契约便到期，这个不幸的人为这些交易感到悔恨，他确信只有马里亚策尔的圣母之灵才能拯救自己，迫使魔鬼交出这件用血书写的契约。由于这些原因他将自己托付给马里亚策尔的神父，以求得他们的善心。【①没有一个地方提到画家的年龄。我们从字母行间可以猜测出他的年龄为三十到四十岁之间，大概三十多一点。我们在后面可知他死于1700年。②我们在这里只能顺便指出这种可能性：对病人的这种盘问给他以“暗示”，使他幻想着同魔鬼有过契约。】
以上便是波腾布伦的牧师利奥波德•布朗于1677年九月一日叙述的故事。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份文件手稿。它由三部分构成：
(1)印有两幅彩色画的扉页，一幅描绘了签订契约的场面，另一幅显示出马里亚策尔神殿赎罪的情景，第二页上有八幅图，也是彩色，描绘出魔鬼后来出场的情景，每幅画配有用德语书写的简短文字说明，这些插图不是原作，只是复制品，不过，我们被正式告之，是克里斯托夫•海茨曼原画的精确复制品。
(2)(用拉丁文书写的）《圣母殿堂胜利纪念》正文。正文出自神职人员之手，编写者最后署名为P.A.E.。此外还附有四行诗，用以说明编写者的身分。在全文末尾，有一段由圣兰伯特修道院院长基利恩所写的证明（证明系另一种手迹）。证明文件及插图与存档的原件完全一致，落款时间是1729年九月十二日。文件中没有提到《纪念》写于何时。因而我们可以冒昧地设想，文件与基利恩院长的证明写于同一年，因为正文中最后提到的时间是1714年。我们因而可以把编写的时间推算为1714到1729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奇迹发生在1677年，即36年前到52年前，由于这份文件使得这件事免于湮没。
(3)画家用德文书写的日记，包括他在神殿赎罪到次年（1678年）一月十三日这段时间。日记穿插在《纪念》正文快要结束的地方。
《纪念》正文的主要部分由两部分组成。前面提到的波腾布伦的牧师利奥波德•布朗写的介绍信（日期为1677年九月一日），以及马里亚策尔修道院院长弗朗西斯科和圣兰伯特修道院院长所写的报告，记叙了病人奇迹般治愈的经过。时间为1677年九月十二日，即是说，几天之后便出现了奇迹。署名为P.A.E的编辑或编者的文字包括一个介绍上述两个文件的内容摘要，较次要的连结两个文件的一些段落，以及全文结束时记载画家后来历史的报告。报告根据询问画家的结果写成，时间是1714年。①【①这一点表明《纪要》也似乎写于1714年。】
于是，在《纪念》中有三次提到这位画家先前的情况：(1)在波腾布伦的牧师的介绍信中，（2)在弗朗西斯科院长的正式证明中，（3)在编者前言中。如果我们比较这三处叙述情况，就会发现一些矛盾，这些矛盾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
下面我可以把这位画家的故事补充完毕。画家在马里亚策尔长时间赎罪和祷告之后，魔鬼化作飞龙，于九月八日(圣母诞辰）午夜，出现在圣殿，把血书的契约交还给了画家。使人感到意外的是，我们在文件的后半部分发现，在有关克里斯托夫•海茨曼的过去情况中，提到了两份契约：第—份是墨写的，第二份是血书的。祛除魔鬼这一场面提到的(也是插图表明）契约，是血书的，即第二份。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禁对这些神职报告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促使我们这样想，不要在纯粹教会迷信的产物上浪费精力。《纪念》告诉我们，好几个教士（每个人的名字都列了出来）在祛魔过程中都出了力，甚至当魔鬼出现在教堂时也在场。要是文件中这么说：这些教士也亲眼看见魔鬼化作飞龙把这份血书的文件交给画家，我们就会面临好几种令人不安的可能出现的情况，最坏的可能便是集体幻觉。不过，弗朗西斯科院长的证明打消了我们的疑虑，文件中没有一处提到在场的教士看见了魔鬼。情况恰恰是这样：文中十分清楚地叙述道，画家从扶着他的教士手中挣脱开来，冲到教堂的一角，在那里他见到了幻象，然后他回转身来，手中拿着契约。
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奇迹。毫无疑问，圣母战胜了撒旦。遗憾的是好景不长，画家病愈之后，不久又犯了病。这又得感谢教会人员的功劳，他们没有隐瞒这一点。画家在马里亚策尔稍事停留，待身体康复之后，便动身去了维也纳，住在—位已婚的姐姐家。十月十一日，他又犯病了，有几次还非常严重，这些都记载于他的日记，日记记到一月十三日即中断，这次犯病的形式是，画家产生了幻觉，丧失了意识。他看见并体会到了各式各样的事情，与此同时，还伴有剧烈的疼痛感，一次使他的下肢瘫痪等等。可是，这次不是魔鬼迫害他，而是基督、圣母这些圣人。尤其突出的是，这是天上的圣人显灵给他带来的痛苦；强加给他的赎罪苦行，且不比头一次同魔鬼非法交往招致的惩罚轻。我们从日记中看到，画家把这些新的表象也看作魔鬼的幻象。我们看到，当他于1678年五月返回马里亚策尔之后，他悲叹着这些maligni Spiritus manifestationes (邪恶精灵的表象）。
他向神父们解释道，他回来的目的是从魔鬼那里收回更早一些时候用墨写的契约。①这次又是圣母和虔诚的教士们帮助了他，使他的祷告得到了报答。至于这件事的经过怎样，报告缄默不语。报告只是简短地陈述道：qua iuxta votum reddita (起誓之后契约交还）。他再次祷告，再次索回了契约。事过之后，他感到完全解脱了，成了一名虔诚的教士。【①这份契约签订于1668年九月，九年半以后的1678年五月，契约早已过期。】
我们得再次承认，尽管这份文件有着明显的倾向性，编者并没有因此而背离了事件的真实状况，而这种真实状况正是文件成其为病史的条件。祭司团中的修道院主持于1714年对画家嗣后的情况作了询问了解，了解结果也记载于文件上。普罗温恰利斯神父报告说，教友克里索斯托穆斯（即画家）后来不止一次受到魔鬼的诱惑，魔鬼想同他签订一份新的契约，而这种情况确实也只是发生在“他比平时多喝了几杯酒之时”。由于上帝的感化，他总是拒绝了这种诱惑。1700年，教友克里索斯托穆斯，“平和而又欣慰地”死于位于摩尔多的诺伊斯塔特修道院，死亡的直接原因为高烧。
二、同魔鬼签约的动机
如果我们把同魔鬼签定的契约当成神经症患者的病历，首先令我们感兴趣的是有关签约动机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与契约存在的原因密切相关。为什么有人会把自由出卖给魔鬼？当然，浮士德轻蔑地向魔鬼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可怜的魔鬼，你能给我什么呢？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错了。魔鬼可以用为人们所珍惜的很多东西——财产、对危险的豁免，征服人类、自然的力量，特别是欢乐、对美色的享受——来换取不朽的灵魂。而且在同魔鬼签订的所有契约中，通常特别提到这些条款或义务。①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克里斯托夫•海茨曼同魔鬼签约？【①比较《浮士德》第一部。靡菲斯特：在今生绝对服从你的命令，你可頤指气使一点也不停，但是我们假使是到了来生，那你就要成为我的佣人。(见郭沫若译：《浮士德》 ,第79页)。——译注】
在这里，值得叙述的，并不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欲望。我们只消读读画家给描图配的简短文字说明就可打消一切疑虑。例如，第三个幻象的文字说明是这样的：
在一年半时间内，他四次变成这种令人讨厌的样子出现，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一本写满巫术和魔法的书……
我们从后面一个幻象画面的文字说明得知，魔鬼忿怒地责备他把“前面提到的那本书烧掉了”。威胁他道，如果不把书拿回来，就把他撕成碎片。
在第四个幻象插图上，魔鬼拿着一个大钱袋。一枚金币，向他许愿道，他想要多少钱就给他多少。而画家则自豪地说：“我决不接受这类东西。”
在另一个场合，魔鬼要他去享受快乐，就这一点画家写道：
在他的请求之下，这些事的确发生了，然而只持续了三天，我马上又重新赎了罪。
那么，既然画家拒绝了魔鬼提供的巫术、金钱以及享乐，并不以这些事作为签订契约的条件，这就迫使我们去了解，画家同魔鬼签订契约究竟是想从魔鬼那里得到什么。总有某种动机促使他去进行这种交易。
在这一点上，《纪念》也向我们提供了可靠的情况。画家曾经感到沮丧，不能或不愿很好地作画，同时也为自己的生计焦虑。这便是说，他患了忧郁症，无法工作，（当然）也为前途焦急。很明显，我们的确是在对付一个病态的人了，我们进而知道了致病原因。画家本人在插图说明中，确实将这种状况描述为忧郁症（“我应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去掉忧郁”)我们手头的材料包括了三个人提供的情况。第一个是牧师的介绍信，其中仅仅提到忧郁dumartis suae progressum emolumentumque secuturum PUSILLANIMIS perpenderet〔当艺术家（看到）自己的成就(甚微)时，他便胆怯（忧郁）起来〕。第二个资料来源是弗朗西斯科院长的报告，他指出了这种胆怯、忧郁产生的原因。报告中说道：accepta aliqua pusillanimitate EX MORTE PARENTIS〔父亲之死（给艺术家）带来了某种胆怯〕。编者在前言中，也提出了同样的理由，只是词序颠倒了一下：ex morte parentis accepta aliqua pusillanimitate。这便是说，他在父亲死后，陷于一种忧郁心理状态。此时，魔鬼出现在他面前，询问起他沮丧、忧伤的原因，并且许诺“从各方面帮助他，给他以援助，”①【①扉页页上的第一幅画及其文字说明魔鬼以“忠厚的平民”的样子出现。】
因此，此人卖身于魔鬼是为了摆脱忧郁状况。人们会理解这些病症给人带来的痛苦和折磨，也知道药物无法减轻这类病痛。按照这些人的观点，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动机。不过，我倒要问，既然载有两份契约（一份是墨写的，一份是一年后用血书的）的《纪念》仍然保存于马里亚策尔的档案室，读者会不会去猜测契约的措词？
这两份契约有两处着实让我们吃惊，首先，两份契约都没有提到魔鬼尽了什么样的义务来换取画家的自由，只谈到魔鬼提出了要画家服从的一个条件，这个条件说明，画家不是用自己的灵魂去换取魔鬼向他提供的什么东西，而是用灵魂来赢得魔鬼对他的差遣。这真是有点荒唐，完全不合逻辑。画家签字同意的契约正文更是有点异乎寻常。
第一份用墨写的“文契”：
Ich Christoph Haitzmann undterschreibe michdiesen Herrn sein leibeigener Sohn auff 9 Jahr 1669 Jahr
我，克里斯托夫•海茨曼，签署此文契，以立誓约，九年之内作此魔鬼真身的儿子。 1669年
第二份用血书的“文契”：
Anno 1669 Christoph Haizmann Ichverschreibe mich difsen Satan, ich sein leibeigner Sohn zu sein, vnd in 9 Jahrihm mein Leib und Seel zuzugeheren
公元1669年，我，克里斯托夫•海茨曼，立此誓约，愿为此撤旦真身之子，九年之后，肉体和灵魂全归于他。
如果将魔鬼要求画家尽义务理解为魔鬼为画家尽的义务，那么，我们将不再为此感到惊讶了，这难以理解的契约也就变得含义明确。这含义可能会是这样：魔鬼在九年之内充当画家死去的父亲（正象这类交易惯例一样），九年期满，画家的肉体和精神，都成了魔鬼的财产。于是，促成此契约的动机便会是这样的一系列想法：由于父亲之死，我感到十分沮丧，无法继续工作，如果我能找到一个父亲替身，那么，我将重新获得失去的一切。
一个人如果因父亲之死而变得优郁，那么，他必定深深地爱他的父亲。使人感到好奇的是，他竟然产生了让魔鬼来代替他所爱戴的父亲的想法。
三、魔鬼充当父亲替身
我敢说凡是头脑清楚的评论家都不愿同意，我们将这份魔鬼的契约颠倒一下含义之后，便澄清了事实。他们可能会就此提出两个反对意见。首先，他们会说，实在没有必要认为，立约双方的义务都包含在契约中了。契约中可能只列了画家的义务，而没有提到魔鬼的义务，魔鬼的义务只是“寓含在其中”。画家从两个方面受到约束，先给魔鬼当九年儿子，然后，死了之后完全属于魔鬼。如果真的这样，我们的结论所依据的前提之一就会无法成立。
第二个异议的主要点可能会是，我们无法说明强调“魔鬼真身的儿子”这个说法是合情合理的。这仅仅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可以根据神父们的理解来作出解释。这些神父们没有把契约中载明的亲缘关系译成拉丁文，仅仅说，画家将自己“mancipavit (拍卖)”给了魔鬼，作他的奴隶，并由此自愿过邪恶的生活，否认上帝和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我们为何不理会这些自然而又明白的解释？①因而契约就是说明了这样一件事：某人到了无依无靠的田地，忧郁、沮丧折磨着他，于是他便卖身于魔鬼，充分相信魔鬼的治病能力。这第二个反对意见还认为，忧郁系父亲之死所致的解释十分不中肯，完全可以设想，是其它一些原因导致了忧郁。这个意见听起来很有力，也完全合情合理。我们又一次听到了人们对心理分析所作的经常性批评——心理分析不恰当地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发现了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秘密和问题，因而心理分析的成就，就是完全靠夸大鸡毛蒜皮的小事来证明意义深远却又是稀奇古怪的结论的方法取得的。如果我们想使我们的对手相信，对心理分析采取这种拒绝态度，只会忽略很多明显突出的类比，掐断许多纤细的线索（我们在本文中即可指出与问题有关的这类类比和线索），那么，我们的努力可能会毫无结果。他们不仅不会听，而且还会这样说，这些类比和线索根本不存在，这只是我们自己想象岀的事实，是卖弄玄虚、故意编造的乌有之物。【①事实上，如果我们考虑到契约的时间以及为谁签约这些问題，我们就会意识到，有必要不带偏见地阅读理解契约本文。至于文中存在的含糊不淸的地方，则正好可以作为我们进行调査研究的起点。】
我不会用“让我们开诚布公……”或是“让我们真诚相见……”这类的话语来作为我的回答的楔子，因为这是些谦虚的老套话了。我只想简单地说，我完全知道,凡是不相信心理分析的思维方法的正确性的读者，在研究了克里斯托夫•海茨曼这位十七世纪画家的病历之后，肯定不会确信画家是要找一个父亲替身。我也不想用这个例子来证明心理分析的发现是可靠的。我要做的恰好相反，我先假设这些发现站得住脚，然后利用这些发现来解释这位画家的附魔神经症。我这样做的道理在于，我们对神经症的性质所作的一般调査研究是成功的。我们可以恰当地这样说，即使是我们最迟钝的同事或同龄人也开始意识到，不求助于心理分析，就无法理解神经症。正如奥德修斯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菲罗克忒忒斯》（Pliloctetes)①中所承认的：只有拿到这些弓箭才可攻下特洛伊。【①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约公元前496—406年）：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菲罗克忒忒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弓箭手，伟大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的朋友，赫拉克勒斯临死前把自己的弓箭传给了他。他曾参加特洛伊战争，用弓射死帕里斯。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奥德修斯带着阿戏留（阿喀疏斯）的儿子涅俄普托勒摩斯（Neoptolemus）去寻找菲罗克忒忒斯。菲罗克忒忒斯本极不情愿参战，后在已作神灵的赫拉克勒斯的干预下，才同奥德修斯一道前去特洛伊战场。——译注】
如果我们把画家同魔鬼签约看成神经病人的幻觉这一说法是正确的，我们就可理直气壮地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解释这一契约。即使是细小的暗示也有其含义和意义，尤其是当我们探讨神经症的致病原因时，更是如此。当然，我们应当避免过高或过低估计这些细节，这在很大程上取决于我们对这些细节的信赖程度。如果一个人既不相信心理分析，也不相信魔鬼的存在，那他就只有随心地对待这位画家的情况了，或是想象出一些解释，或者找不出值得解释的地方。
因此，我们得回到原先的看法上来，即认为画家卖身的魔鬼就是一个父亲替身。魔鬼第一次出现的样子与父亲的形象相一致，此时，魔鬼象一个诚实的老人，蓄着长长的胡须，穿着一件红色披风，戴一顶黑色帽子，右手拄着一根拐杖，旁边有一条黑狗。①魔鬼后来的样子是越来越令人害怕，我们几乎可以象神话中所说的那样来描绘：他长着角，长着鹰爪与蝙蝠的翅膀，最后在神殿内以飞龙的形象出现。在本文后面，我们会偶尔会提及魔鬼外形的某一细节。【①歌德的《浮士德》中，象这样的黑狗变成了魔鬼本身。】
当我们第一次听说魔鬼竟然会被选作父亲替身时，确实会感到有些奇怪，不过，许多事实足可以缓和这种惊讶的程度。首先，上帝便是一个父亲替身，或者确切地说是一位拔高的父奈，或者可以说是童年见到、遇到的父亲的复制品，即每个人童年印象中的父亲的翻版，再现了史前人类对原始部落的父亲产生的印象。后来，人虽然不再那么尊崇父亲了。但孩童心中的父亲形象依然存在，并同世代继承下来的对原始父亲的记忆一起，构成了上帝这个概念。我们从分析个人的精神生活中也知道,人同这一父亲的关系，从一开始，或者至少开始不久，便是矛盾的，即是说，对这一关系的态度由两类感情冲动构成。这两类感情冲动性质上完全相对，这还不仅仅是爱戴、屈服与仇视、违抗这两大类惑情之间的对立。我们认为这种矛盾心理支配着人对神的看法。对父亲的爱戴与害怕和蔑视形成了无法消除的冲突。我们以此为出发点，探索并解释了宗教的某些重要特征以及一些划时代的宗教盛衰历史。①【①比较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以及西奥多•赖克（Theodor Reik）：《宗教心理问题》，第一卷。】
至于魔鬼，我们知道，他被看成是上帝的对立面，但是性质上同上帝有着某种亲缘关系。魔鬼的历史没有上帝的历史那么清楚，并非所有的宗教中都有魔鬼，都把上帝的敌人看成魔鬼。在个人的生活中，魔鬼的原型也同样模糊不清。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新的神出灵现并取代原来的神灵时，原来的神灵就变成了妖魔鬼怪：当一个民族消灭了另一个民族之后，被征服者的神灵往往被推翻，而成了征服者眼中的妖魔。按照基督教的神话，基督教中的妖魔，中世纪的魔鬼，本身便是堕落了的天使——原来也是神灵。我们用不着作过多的分析便可猜测到这样的事实:上帝和魔鬼本为一体，只是在后来才分裂为两个特征相反的对立体。②在史前的宗教中，神灵也有令人害怕的性质特征，只是在后来，这些性质特征才赋予了神灵的对手。【②比较西奥多•赖克：《本族和异族的神灵》中《上帝与魔鬼》一章。】
这个例子说明了我们十分熟悉的这样的过程：含有对立（矛盾）内容的一个概念分裂成了两个针锋相对的概念。在上帝的性质的原始概念中包含着一个对立面，这种情况反映出支配着个人对父亲所采取的矛盾态度。要是大慈大悲、一贯正确的上帝是父亲替身，那么，对上帝的敌视态度——恨、怕、斥责——最终体现在撒旦身上的这样的事实，也就不会令人感到奇怪了。因而，父亲是上帝和魔鬼两者的原型。原始父亲极其可能作恶，更象魔鬼而不太象上帝，这一事实必定给一切宗教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当然，要想从个人的精神生活中揭示出这种认为父亲象恶魔的概念的痕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可以证明，当一个孩子画漫画和古怪人物时，他是在嘲笑父亲：我们也不难辨认出，男女孩子在夜间害怕的强盗和盗贼是由父亲派生出来的。①使孩子产生动物恐怖症的动物，一般说来，正象原始社会的图腾动物一样，也是父亲替身。但是在我们讨论的这位十七世纪的患神经症的画家身上，魔鬼是父亲形象，并充当父亲替身这一点却完全不明显，事实正象我在本文开始时说的那样：这类附魔癔症的记载，向我们提供了纯金属，而要从后来的神经症患者——他们患病已经不再是迷信所致，而是多疑的结果——的症状的原矿石中提炼出纯金属般的东西，则需要通过艰苦的分析过程。②【①人们熟悉的“七只小羊的故亊”中，狼爸爸以盗贼的样子出现。②我们在分析工作中，很少发现魔鬼作为父亲替身。这一事实大概表明了这样的情况，在接受心理分析的人身上，这个中世纪的神话人物所扮演的角色早已过时，而既信上帝又信魔鬼则是早期虔诚基督徒的义务，为了使自己更靠近上帝，他有必要相信魔鬼的存在。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而不断发展的怀疑论的观点，首先主要影响到魔鬼本身。当我们把魔鬼充当父亲替身的想法看作文化发展的一个现象时，我们对中世纪的审巫案便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埃内斯特•琼斯在其《恶梦与中世纪某些迷信形式的关系》一书《流行的巫术一章中，已经提出了这一认识。——译注】
如果我们对画家的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折，我们肯定会更相信上面的情况。一个人死去父亲之后，变得忧郁，丧失了工作能力，这并不是罕见的事。我们可以推断，这种人曾经深深的眷恋着自己的父亲。这件事也提醒我们，使我们认识到，严重的忧郁症常常以精神病态的悲哀形式出现。
我们的分析推理到此为止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再—步说，这种父子关系仅仅是相互眷恋的关系，那就不对了。事实恰恰相反，一个人对父亲的态度越是矛盾，那么，父亲之死给他带来的悲哀就越容易演变成忧郁症。如果我们把这种矛盾的心理揭示出来，我们便会发现，他有可能就象这位患了附魔神经症的画家一样，贬低了父亲。如果我们把克里斯托夫•海茨曼与接受我们分析治疗的病人等同起来，事情便简单化了。我们只消将这种矛盾心理逐步揭示出来，找出画家或病人是何时或怎样对父亲产生了恐惧、仇视的心理就行了。在父子之间的自然关系中，儿子对父亲仇视是难免的。我们除了要弄清产生仇视的通常动机之外，尤其要找出促使儿子仇视父亲的偶然因素。例如，画家自行丧失工作能力这什事，就可能需要我们作出某种特别的解释。如果我们设想画家的父亲曾反对过儿子从画，那么，在父亲死后，儿子丧失作画能力的情况就可能是一种“延期服从”(deferred obedience)。这种“延期服从”是我们熟悉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由于画家无法作画而失却了维持生计的能力，他必定更加渴望父亲能来照料他的生活。而“延期服从”这种表现形式便体现着悔恨，也是一种成功的自我惩罚。
我们虽然无法对克里斯托夫·海茨曼本人进行心理分析(他死于1700年)，却可以从他的病历中找出具有典型特征的细节，这些细节表明了画家否定父亲的原因。这些非常有趣的细节并不多，也不明显，但是确实可以从文件中找到。
我们先来考虑数目字9扮演的角色。同魔鬼的契约为期9年，之一点充分证明了波腾布伦的牧师的报告完全可靠：按照为期九年约契约文书。在波腾布伦的牧师的介绍信(日期：1677年9月1日)中也提到，契约不久便到期：“当月(九月)二十四日，契约便到期。”因此，我们可以推算，契约签署于1668年九月二十四日。①在同一份报告中，还有一个地方使月了数目字9：画家在沉沦之前曾经9次(Nonies)抵制魔鬼的诱惑。在后面的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一细节，不过在修道院院长的证明中使用了Post annos novem(九年之后)这个短语，编者也在他的总结中反复提到，ad novem annos(到九年期满时)。这些本身就证明了，9这个数目字并不是当成无关紧要的东西。【①在两份契约中，签署日期均为1669年，这与实际推算发生了矛盾，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我们非常熟悉数目字9在神经病人的幻想中所起的作用。9是妊娠的月数，一提到数目字9(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使我们联想到怀孕的幻想。在本文讨论的这一情况中，9指年份而不是月数，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道，这个数目字只可能在其它方面有些意义。但是，有谁能够否认这个数字之所以具有神圣性，正是由于它同怀孕有着关系这一事实?我们不应被9月变为9年的表面现象所蒙蔽。我们从对梦的研究中知道了“无意识的思维活动”如何玩弄数字游戏。例如，如果梦中出现数字5，这必定指醒着时具有一定含义的5；如果这个5在现实生活中指年龄相差5年，或5个同伴，那么，在梦中，就可能是5枚钱币，或者5个水果。这便是说，这个数目字本身仍然保留在梦中，不过，量词和及其指示的名词却随着压缩和移置的需要而发生变化。梦中的9年很容易就可理解为代表着现实中的9月。梦还以其它方式玩弄现实生活中的数目。比如，梦常常高傲地看不起数目字，根本不认真对待数目字。梦中的5元钱可能代表现实中的50，500或5000元。
画家同魔鬼的关系中的另一个细节也有着性含义。我们在前面提到，画家第一次见到魔鬼时，魔鬼象一个忠厚诚实的老人。而在紧接着的场面中，魔鬼已经赤身裸体，成了有着四只乳房的畸型怪物了。在后面的所有幻象中，有时出现一只乳房，有时出现无数只乳房。只是在一幅幻象中，魔鬼除了有乳房外，还有一只悬垂着的乳房突出了女性生殖器，这一点似乎明显说，是父亲替身——发生了矛盾。此外，这种描绘魔鬼的方式本身也很有点不寻常。如果妖魔被看成一个种类，即是说，妖魔大量出现，那么，他们化作女人的情况就毫不令人奇怪。但是，我从未发现什么地方记载过，这个魔鬼，这个地狱的主宰，强有力的人物，上帝的对手，竟然以男性，一个超人的样子出现，长着角，尾巴以及蛇头阴茎。
这两个细节(数字和性别)包含着一些典型因素，这些因素决定着画家对父亲所持的否定态度。他奋力反对的是自己对待父亲的女性态度，这种女性态度在为父亲怀一个孩子(9年)的幻想中到达了高潮。我们在心理分析的过程中对这种形式的反抗有着十分透彻的了解。在移置过程中，这种反抗以各种突出的形式出现，理解起来十分困难。画家哀悼死去的父亲，强烈渴望父亲照料自己；与此同时，他心中存在的被约束住的怀孕幻想又复苏了，而这幻想正是他所不希望的。于是神经错乱，贬低父亲，便成了他的自我保护手段。
但是，为什么已经降格为魔鬼的父亲却显现出女性的身体特征呢?初略看来，这一点似乎很难理解。两种解释针锋相对却又相互协调共存。当男孩子一旦认识到，他同女人一道争夺父亲的爱的作法，实际上意味着丧失自己的雄性，即被阉割，他便会对自己的女性态度加以约束。因此，抛弃女性态度便是避免阉割的斗争结果，这种斗争的极端表现形式，便是在对比的幻想中，阉割父亲，使他变成一个女人。于是，儿子将自己的女性态度投射到父亲替身身上。我们还可以将魔鬼的这些女性附件解释为爱而不是恨，按这种说法，这种女性外表表明了童年的爱慕之情之转移，由母亲身上转移到父亲身上。这一解释提出了这样的见解：儿子先前曾经有着强烈的固恋母亲的情结，这种固恋本身部分解释了对父亲的仇视态度。当孩子还不熟悉女性的消极特征(没有阴茎)时，大乳房便代表了母亲的积极的性特征。
如果说正是由于画家奋力斗争，拒绝接受阉割的态度，使他无法再爱他的父亲，那么，他转向母亲的形象，以求得帮助和拯救的原因也就完全清楚了。这便是为什么他宣称，只有马里亚策尔的圣母才能使他从契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且在圣母诞辰之日(九月八日)获得了自由。当然我们无法知道，契约生效的九月二十四日是否也是这样定下来的。
我们从观察，分析儿童的精神生活中知道，在正常的成年人看来，最令人反感和难以置信的，便是男孩子对父亲的女性态度，以及由此而来的怀孕幻想了。只是在萨克森的判决委员会主席丹尼尔·保罗·施雷贝尔发表了自己的精神病史及其几乎完全康复的情况报告之后，我们才无所顾忌，理直气壮地谈论这一情况。从这本价值很高的书中我们知道，这位主席在五十岁左右时完全相信了这样的事实：上帝——碰巧有着他的父亲(有名的施雷贝尔大夫)的很多特征——曾经想阉割他，以便创造出具有施雷贝尔精神的一代新人(他本人结婚之后无嗣)。他反抗上帝这一决定，觉得极不公正，“违反了万物的秩序”，接着便患了妄想狂。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症状逐渐消失，只留下一些残存的痕迹，这位天才作家可能从未想过，他在叙述自己病历们过程之中，说明了一个典型的致病因素。
艾尔弗雷德·艾德勒把这种针对阉割或女性态度的反抗从有机环境中硬扯出来，然后将反抗同意志力联系在一起，称反抗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倾向，一种“男性的反抗”(masculine protest)。这种联系极其肤浅，也不准确。他认为，神经症只是产生于两种倾向的冲突，因此，正如可以把女性态度当成神经病的致病原因一样，也可把男性反抗当成“一切”神经症的致病原因。这种男性反抗确实常常是性格形成的构成成分，在某些情况下还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在分析患神经症的男子时也时常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反抗。心理分析在研究阉割情结时，对男性反抗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却无法确定这种男性反抗是神经症的主宰一切或者无所不在的因素。就我所治疗过的病人而言，与明显的反应和性格特征有关的最突出的男性反抗，确实在妄想神经症中成了主宰一切或无所不在的因素。神经症明白地表现出男性和女性态度(害怕阉割和希望阉割)之间无法消除的冲突。我们所讨论的这个病人身上还表现出他有着受虐淫乱狂的幻想，这种幻想完全来自想体验阉割的愿望。更有甚者，他不仅幻想，而且在实际上还追求性变态的满足。他的病症形成的全部原因——就象艾德勒的理论一样——在于约束和摒弃童年的固恋。
当施雷贝尔决定不再反对阉割，并使自己适应上帝指派给自己的女性角色时，他的病才开始康复。打这之后，他变得安静了，头脑也开始清醒，并能自行安排。出了精神病院后，他一直过着正常的生活。而他的生活只有一点例外，那便是他每天要花上几小时来培养自己的女性品质，并确信这种女性品质会逐渐成熟，最后达到上帝的目的。
四、两份契约
我们这位病人的历史上最显著的细节，便是记载下来的同魔鬼分两次签订的两份契约。
第一份契约系墨写的，内容如下：
我，克里斯托夫·海茨曼，签署此文契，以立誓约，九年之内作此魔鬼真身的儿子。1669年
第二份系血书的契约：
公元1669年，我，克里斯托夫·海茨曼，立此誓约，愿为此撒旦真身之子，九年之后，肉体和灵魂全归于他。
据说，两份契约的原件在《纪念》文件写成时，均保存于马里亚策尔的档案室，两份文件落款时间均为1669年。
我在前面已多次提到两份契约，现在我准备来详细讨论它们，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尤其面临着夸大鸡毛蒜皮事情的危险。
一个人两次卖身于魔鬼，而且签订第二个契约时又不取消第一个契约，这真是不同寻常的事。对于那些熟悉附魔事件的人来说，这大概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而我则只能把这种事当成一个特别的情况，我发现，就在这一问题上，有几点不一致，这引起了我的怀疑。在进一步详细研究了这一问题之后，我意想不到地加深了对这一病历的理解。
我们已得到的最简单、最清楚的叙述，包含在波腾布伦的牧师的介绍信中。这封介绍信只提到九年前画家用血书的契约，并说道，这份契约不久（九月二十四日）便到期。我们由此便可推算出签约日期为1668年九月二十四日。遗憾的是，虽然我们完全可以推算出来，介绍信却没有明确地指出签约日期。
弗朗西斯科院长的证明的落款日期（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为几天之后（1677年九月十二日）。证明较复杂地叙述了事态经过，我们很容易便能设想，在波腾布伦的牧师写介绍信和弗朗西斯科院长写证明之间的这段间隔时间里，画家更详细地谈了更多的细节，证明叙述了画家怎样签署了两份契约，一份签于1668年（这个日期与牧师的介绍信上的日期—致），系墨写的；另一份签于1669年，系血书的，画家在圣母诞辰之际得到的是第二份（血书的）契约，这一点并没有在院长的证明里说得十分明白。证明仅仅这样说：“文付契约文书以及契约本文呈献出来”，似乎只有过一份文件。只是从后来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以及《纪念》的扉页上的彩色图中，我们才明白地知道了，飞龙手中拿着的契约上写着红色的字迹。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紧接着发生了这么一些事情：画家由于在维也纳又受到了魔鬼的诱惑，于1678年回到马里亚策尔，恳求圣母发慈悲，使他能收回用墨写的那一份契约。这件事的经过并没有象第一次那样详细描写过，文件上只是简单地说“同样交还了誓约”。编者在另一个地方写着，1678年5月9日晚上9点，魔鬼将这份“揉得很皱，撕成四片的”文件掷给了画家。
两份契约日期相同：1669年。
这个时间引起的矛盾如果不是毫无什么意思，就是向我们提供了下面的线索：
院长的叙述提供了大多数细节，但是，我们的研究工作从这一叙述起，便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困难。当克里斯托夫•海茨曼向波腾布伦的牧师谈起，魔鬼胁迫他，要求他履行照推算就要到期的契约之时，他脑子里当时（1677年）想到的必定是用墨写于1668年的契约，即是第一份黑色的契约（顺便说一句，在介绍信中被当成唯一的契约是由血书成的）。几天之后，在马里亚策尔，他只想到应要回还未到期(1669-1677)的第二份血书的契约，于是第一份契约便超过了期限。后来到了1678年（十年之后），他才要求索回第一份契约。我们现在得探索一下为什么两份契约的落款时间为1669年，而报告上却明白地说一份契约订于“次年”。
编者必定也曾意识到了这些疑点，因为他作了某种努力，试图消除这些疑点，在他写的前言中，他采用了院长的说法，不过在某一点上作了修改。他说道，画家于1669年用墨写了一份契约，“deinde veto”（但是后来）又用血书了另一份。编者把两份报告中的一个明确说法——一份契约签于1668年——搁到一边不提，并且略去了院长在证明中提到的有关两份契约签订时间不同的说法，以便与两份契约上的日期相一致。
在院长的证明的这几个字“就在1669年之后”的后面有一段方括号引注的文字。这段文字是这样的：
正像我们平时说话中常常的那样，这里所用的年份不是实足年份，因而实际时间要比这份证书所指的墨写的契约的时间早一些。
这一段显然是编者插入的话语。既然院长只见到一份契约，他就不可能说两份契约日期相同。编者用括号引注这段话，必定是想让读者清楚，这段话不是院长所写，因而不是证明的一部分。这表明了编者想调和证明中出现的矛盾所作的努力。他是这么一个观点：虽然第一份契约确实签于1668年，但1668年九月这个时间确实太早了一些，于是，画家将签字时间推迟了一年，以便使两份契约时间相同。如果我们把编者提到的口头习惯说法与此情况相对照，我们便十分清楚，他调和矛盾的努力是某种“随意的搪塞”。
我不知道我的说明是否给读者留下了什么印象，也不知是否激起了读者的足够兴趣，来注意这些细枝末节，就此事而言，我无法作出十分严密的解释，以打消一切疑虑。不过，在研究这一情況的过程中，我还是提出了一种假设，尽置使事情符合自然，而文件则没有做到这一点。
我认为，画家第一次朝拜马里亚策尔时，只提到了一份正式契约，即那份签署于1668年九月八日，快要到期的血书的契约。牧师在介绍信中描述的正是这一份，他在马里亚策尔向众人出示的契约也是这份血书的契约，魔鬼在圣母的要求下，把这份契约退还给他了，我们知道后来发生的事。画家很快离开了马里亚策尔，到了维也纳，在维也纳他一直感觉良好。可是到了十月中旬，他又犯了病，幻象又开始出现。他认为这是魔鬼又在作祟，他再次感到赎罪的必要，但是他却面临着一个困难，即无法说清为什么圣母殿堂祛除了妖魔之后，却没有使他彻底恢复健康。如果仅仅说旧病复发，这很难是一个返回马里亚策尔的充足理由，于是，为了使自己理由充分，画家便杜撰出早些时候的另一份契约。这一份应该是墨写的，同血书的那份相比才会显得次要些，因而才能让人相信。他在马里亚策尔又得到了退还给他的契约（第一份），从而完全从魔鬼的纠缠中解脱出来了。不过，他接着做的某些事情却向我们指明了他的神经症形成的原因。
画家肯定在他第二次逗留马里亚策尔时作了这些插图。扉页插图系一整页，表现出两次交还契约的场面。他试图将新近的叙述与原来讲的故事吻合起来，却给自己带来了麻烦。他只能编造一个先签订的，而不是后签订的契约，这无疑是十分不方便的事。因而他无法避免难以处置的结果：得到血书的契约太早（第八年），得到墨写的契约太迟（第十年）。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他弄错了两份契约的签款日期，将时间都定在1669年，从而使人一眼便看出，他是两次编造了故事。我们可以将这个错误看成无意之中讲出的老实话，从而作出这样的猜测：这份所谓的先签订的契约实际上是后来编造出来的。编者编辑这份文件肯定在1714至1729年之间，他必须尽一切努力通过解释来消除有关细节中出现的矛盾，而且这些细节都不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当他发现手中的这两份契约落款日期均为1669年时，他便耍了一个花招，找出一些遁词，夹在院长的证明之中。
我们很容易便能发现这种费尽心机的考虑所存在的弱点，院长的证明中已经提到了两份契约：墨写的和血书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者可以暗示出，编者篡改了院长的证明，以便使其同自己的插入话语相一致；或者；可以说，编者是坦率承认自己的困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也无法解开这个谜。①【①在我看来，这次编者真的有点进退维谷了。一方面，他发现在牧师的介绍信中以及院长的证词里，都谈到契约（均指第一部分）签于1669年，另一方面，存挡的两份契约落款都是1669年。在他看来，这两份契约就是摆在面前的真凭实据。既然院长只谈到一份契约，我想，这位编者必定有着某种迫切感，在院长的证明中插进一些话语，提到另一份契约的存在。他假定画家把另一份契约的时间填迟了，从而调和了矛盾。对正文的这种改动出现在插入的那一整段话的前面不远的地方，这段插入语显然是他写进去的。他被迫用“就在1669年之后”这样的话将插入语与改动过的正文连结起来，因为画家明白地在（严重损坏的）靡页插图下面这样写着，“一年之后，他被(魔鬼的)第三个形象吓坏了，被迫签署并交给(魔鬼)一份血书的契约。”画家在书写契约时铸下的错误，使我为此作出了这么一番解释。这个笔下的错误同契约本身一样非常有趣。】
我敢说,读者会认为没有必要讨论这些问题，因为这些简直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要是我们再讨论一下，肯定会激起读者新的兴趣。
我在前面已经谈了我的看法：当画家又一次犯病而感到恼火时他编造出一份早些时候签的契约（墨写的），以便能在马里亚策尔的神父面前为自己辩白。既然我这篇文章是为相信心理分析学说而不是迷信魔鬼的读者所写，读者可能会指出，这样来指责这位可怜的画家——用牧师介绍信中使用的话来说，“这个可怜的人儿”——显得有点荒唐。他们会说血书的契约与所谓墨写的契约一样，都是幻想的产物，实际上，魔鬼根本没有在画家而前出现过，同魔鬼的契约仅仅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我完全意识到，我们无法否认这位可怜的人在情况需要的时候，会用新的幻想来补充原有的幻想。
但是事情到此并不能算了结。这两份契约不像魔鬼的幻象，绝不是幻想的产物。根据誊写者的保证以及基利恩修道院院长的证明,它们是存档于马里亚策尔的文件，是任何人都可以看见、可以研究的文件，因此，我们也处于一种困境之中，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我们设想，画家出自需要，自己写下了这么两份契约，自称由于上帝的恩典，他收回了这两份契约；或者，我们不顾这一切庄严的保证，密封的证明等等，不相信马里亚策尔和圣兰伯特的教会人员。我得承认，我不想选择后者。确切地说来，我倾向于这种看法：编者出自全文一致的考虑，篡改了马里亚策尔修道院院长的证明，不过这种“次要的修饰”还没有超过某些世俗的现代历史学家在篡改史实方面的劣迹。不管怎么说，这种修改还是忠实于原文的。在另一些方面，这些神父们的作法使我们完全相信他们。正像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样，他们没有省去画家的病并没有完全治好，以及魔鬼再次诱惑画家的有关叙述，更为重要的是，神父们冷静地叙述了圣殿赎罪的场面，这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从而使我们更加信赖这些叙述。因此，我们别无它法，只有指责画家了。当画家走进殿堂，祈求赎罪之时，他很可能已经带着那份血书的契约了。他同魔鬼见面之后，接着回到了众人面前，这时，他便把血书的契约拿了出来。此外，这一份契约不—定就是后来保存于档案室的原件。不过，按照我们的猜想，这份契约上的日期可能就是1668年（赎罪前九年）。
五、神经症后来的发展过程
那么，有人会讲，文件只是一个骗局，而不是神经症的病历；画家是一个装病的骗子，而不是患了附魔病的病人。不过，我们知道神经症与装出来的病之间的相互过渡阶段是非常有伸缩性的。我们也能毫不困难地假设，画家编造出这份契约——以及后来那份——并带上它的时候，处于一种与他见到幻影时相似的兴奋状态。确实，如果他想实现自己的幻想，同撒旦签约，然后得到赎罪，除了只有选择编造契约这一办法，别无它法。
画家第二次来到马里亚策尔时，把自己在维也纳的日记交给神父们，这份日记带有真实性。日记给我提供了素材，使我们更清楚地洞察到动机形成，或者更确切地说，洞察到神经症的实际形成。
日记记载了从赎罪到次年（1678年）一月十二日这段时间发生的事。画家住在维也纳一位已婚的姐姐家，到十月十一日止，他一直过得很好，但这之后，他又犯了病，伴之以幻觉、惊厥、失去知觉以及剧痛这些症状。最后，他只得于1678年五月又回到马里亚策尔。
这次旧病复发可以分成三个阶段。首先，一个穿着华丽的骑士引诱他放弃证明他皈依圣母的文件。
画家成功地抵制了这次诱惑。第二天，骑士又来诱惑他。诱惑发生在一个装点辉煌的大厅，在那里许多出身高贵的男人正同一些漂亮的女人在跳舞，这位骑士向画家提出卖画，①并许诺道，他会出大价钱。画家祷告之后，这一幻觉便消失了，可是几天之后，同样的幻觉又出现了，这一次更有诱惑力，骑士让宴席上的一位贵妇人来请画家同她们坐在一起，画家勉强抵住了女人的诱惑。不久之后，画家产生了最为可怕的幻觉。他看见一个更加辉煌华丽的厅堂，大厅中央是一个“髙髙的，金饰的”国王宝座，宝座两边朝臣侍立，恭候国王。对画家纠缠不休的那位骑士此时走上前来，恳求画家登上宝座，因为“他们永远拥戴他为国王。”最后这些幻想细节完善了诱惑的第一个阶段，使这个故事完全清楚、明白。对此画家必然会有反应，第一个反应便是禁欲主义性质的。十月二十日画家看见了一片灵光，灵光中传来了耶稣基督的声音，训导画家发誓抛弃这邪恶的世界，到沙漠去，侍奉上帝六年，这些圣灵的幻影（比魔鬼的幻象）给画家带来了更大的痛苦。过了两个半小时，画家才摆脱了圣灵的纠缠。第二次，灵光中的圣灵对画家更是虎视眈眈，髙声申斥他没有遵从训谕，接着把他推进了地狱，以受命运之惩罚。显然，圣灵的训斥和惩罚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灵光包裹着的圣灵（耶稣基督）后来还出现了几次，而画家每次产生幻觉时，都丧失知觉达几个小时，并伴之极度兴奋。在这些极度兴奋状态之中这位圣灵首先领着画家走进了一座城池，城里的居民在大街上干下了各种邪恶的罪行。作为对照圣灵又带着画家来到了田原草地，在那里住着许多隐士——他们过着神仙般的生活，到处都可看见上帝的仁慈和善行。接着，耶稣基督消失了，圣母又显现在画家眼前。圣母提醒画家，要记住她给他的怜悯和慈悲，召唤画家听从圣母的训谕。“他（画家）既无决心如此办”，耶稣基督第二天又出现了，先严厉地训斥了他一顿，接着便以许愿的方法试图使他就范。最后，画家屈服了，决心远离尘世，按照训示去办。第二个阶段也随之结束。画家在日记中写道，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看见什么幻象，也没有受到诱惑了。【①我不懂这件事的含义。】
然而，画家的决心不那么坚定，或者，他必定是迟迟不将决心付诸实行，因为就在他起誓的十二月二十六日当天，在圣斯蒂芬教堂，他看见了一位衣着讲究的男人陪着一个妓女，他禁不住想，要是能取代这个男人该有多好。当天晚上，象晴天一声霹雳，惩罚自天而降。他看见烈火围住了自己，便昏厥过去。家中的人想把他唤醒，他却趴在房间里一动不动，口和鼻都来血。他感觉到了炙人的烈火和浓烟，听到一个声音在髙叫着，这是对他的虚荣心和姑妄想法的惩罚。后来，他又受到了厉鬼的鞭笞，这些厉鬼一边抽还一边说，每天都要惩罚他一次，直到他决定隐居修道为止。这种体会一直延续到日记的最后一天（一月十三日）。
我们见到了这位不幸的画家所幻想着的一系列事情：先是诱惑，接着是禁欲，最后受到了惩罚，事情的结局我们已经清楚，他于五月回到了马里亚策尔，讲述了早些时候墨写的契约，并将魔鬼的再次诱惑归结为起因于这份契约，然后他收回了这份契约，最后便痊愈了。
他在第二次逗留马里亚策尔期间，画了一些画，这些画后来便载进了《纪念》。下一步他便按日记中叙述的禁欲阶段的要求去做了。当然，他没有去沙漠当隐士，而是加入了教会慈善医院教士的行列：成了度诚的教士。
如果细读画家的日记，我们会明白其中另一部分内容的含义，我们还记得，画家在父亲去世之后，便立誓献身魔鬼，因为他感到忧郁，无法继续作画，生活也成了问题。这些因素——忧郁，缺乏工作能力，以及悲痛——相互之间都有着简单或复杂的联系。也许，因为魔鬼就要成为画家的养父，画家绐他画了这么多的乳房。但是画家希望魔鬼成为父亲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他的病情便恶化了，他无法作画，或者，他大概运气不佳，没有活可干。牧师的介绍信把他称作“孤立无援的可怜人”。他不仅陷入了道德上的困境，而且生活贫困。我们发现，他在叙述后来的幻觉中，不时流露出一些想法，就象插图内容一样，暗示着这样的情况：即使第一次赎罪成功，他的处境并无丝毫改变。我们逐渐意识到，画家属于不为世人所重视、信赖的那类人，比如，在第一次幻觉中，骑士问他，既然无人过问他，他打算今后怎么办。画家在维也纳第一次产生的幻想，与穷困潦倒的人的愿望幻想（wish-phantasy)完全一致，希望能得到快乐、华丽的厅堂，高贵的生活金银和美女。在我们见到了画家与魔鬼交往过程中没有说到的事情。而在同魔鬼交往时，他完全陷入了忧郁的泥沼，从而摒弃了一切享乐，抵制了一切诱惑。赎罪之后，他不再忧郁了。于是，渴望享乐的愿望再次在他心中升起。
当他处于禁欲的幻觉中时，他曾经对他的向导（耳耶稣基督）抱怨道，没有人信仰他（基督），因此，他也不能执行基督的训示。遗憾的是，耶稣基督对此作出的回答却含糊不请：：“由于人们不信我，我虽知一切事，却不愿就此发一言。”可是，当天国的向导带领画家游历隐士居住之处时，发生的事却对我们很有启发。画家来到一个洞穴，里面一位老人正在静坐修行，他还要在洞穴中度过六十年。画家问起隐士的生活，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天使每天从天国给这位老人带来食物。接着他亲眼看见一位天使带来了这些东西：“三杯食物：一杯面包,一杯苹果布丁，一杯饮料。”待隐士用餐完毕，天使便收拾一切然后离去。从这一场面中，我们意识到了虔诚幻觉的诱惑性质：天国向导引诱他去过这样一种生活，他不用再为生活必需品发愁。在最后一个幻觉中，耶稣基督的话值得注意。基督先是威胁他道，要是他再不顺从，他和世人必然会知道，某种灾难就要降临；接着直截了当地说：“即使世人迫害我或者不给我救援，我也不听他们的话，上帝与我同在。”
克里斯托夫•海茨曼完全是一个世俗的艺术家，他无力谴责这罪孽的尘世。但是，他最终这样做了，因为他完全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境地。他进入了圣洁的行列,结束了自己的内心冲突和物质欲望。魔鬼退还了第一份契约，画家不再犯病，不再产生幻觉。这一情况反映出这位神经症患者的最终结局。实际上画家的附魔神经症的两个阶段，都具有同样的意义。他所想的是生活的安定。首先，他以永恒的快乐为代价，求助于魔鬼。当这一招失败而不得不放弃之后，他便以自由及生活乐趣为代价，换取教会的帮助。也许，克里斯托夫•海茨曼只是一个可怜的家伙，从来没有交过好运；也许，他太笨拙，太无能力谋生，属于那种众所周知的“永远长不大的乳儿”这一类型——离不开母亲的裙裾，以吮吸奶汁为最大乐趣；或者，整个一生，都依赖别人，想靠别人养活自己。于是，我们这位画家在病中走了这么一条道路：从自己的父亲处开始，经由作为父亲替身的魔鬼，最后抵达虔诚的神父身边。
表面看来，画家的神经症有点象杂耍游戏，在变幻多端的技法下面，掩盖着涉及平庸的生存斗争的严重焦虑，病症的这一性质，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却绝不罕见。我们在从事心理分析的活动中，常常发现，治疗那些“在其它方面完全健康，有时显露出神经症状的”商人，结果往往不会令人满意。他们所知道的那些危及自己生意的灾难，带来了神经症这个副产品。神经症的好处在于，在症状后面，他们可以掩盖自己对生计的真正忧虑。而在其它各个方面，神经症却完全不得计，因为它耗尽了患者的精力。患者本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精力，施展一切可能的技能，来对付威胁生计的局势。
在更多的病人身上，神经症往往表现为一个独立的东西，与保存自我、维护生存的要求不相干，引发神经症的冲突焦点，或者是纯粹力必多情感，或者与保存自我的力必多情感有着密切关系。在上述三种情况(画家、商人、大多数神经症患者）中，神经症形成的动力是一样的，由于受到阻塞，力必多不能找到真正的满足，便在受到约束的无意识中，借助于早期固恋的回复而发泄出来。病人的自我从此过程中得到的是妄想或有害健康的东西，这当然带来了经济上的损失，但主要是促成了神经症的形成。
要不是物质需要加剧了画家对父亲的渴望，他在生活上所处的困境本不会招致附魔神经症。当他从忧郁中自拔出来，结束了同魔鬼的关系之后，他身上仍然存在着两种观点的冲突：一方面，他向往生活中的肉欲乐趣；另一方面，他认识到，从保存自我的角度出发，他必须当一名隐士，成为一个禁欲主义者。非常有趣的是，画家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病的两个阶段有着完全相同的含义，因为他将这两次犯病的原因归结于他交给魔鬼的两份契约。与此同时，他并没有严格区分魔鬼的诡计和天主的计谋，他们两者被赋予了同一特征——魔鬼阴谋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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