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技术的十项原则
利希滕贝格
《临床交流：来自自我和激励系统的技术》
mints 编译
技术的话题很棘手。技术包括程序规则，但程序规则可能成为专制的管束。技术包括概念性原则，但是概念性原则可能变得荒芜而又迂腐。技术可以通过教学方式传授，但“教学方式”可能变得了无生气和学术化。临床医生的任务是保持一只脚踏在坚实的、经验的土地上，另一只脚踏在富有创造性的肥沃土壤上，小心不要让任何一支脚断送在临床医生的嘴里。
对于有经验的临床医生来说，技术是由经验和知识决定的第二天性。然而讨论技术存在着将好治疗的创造力形式化、以及颠覆好治疗自发性的危险。讨论技术，而不是扩大临床医生的视角，会干扰已建立的、合理的成功工作方式。有经验的临床医生能够在我们容易掌握的、自体心理学的技术中认识到，既要试着整理那些可能已经熟悉和意气相投的内容，也要试着合法化那些经常进行的、但未在技术研讨会上公开讨论的工作。
对于刚开始临床工作的医生来说，技术是追寻做什么、何时做以及如何去之问题的答案。技术的学习为他们提供了指导，并且可以减少不确定性。然而，作为公式的技术可能会被误用，从而干扰了即便是最有经验的治疗师也必须面对的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Moraitis，1988；Franklin，1990；Friedman，1995）。
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会让疗愈性相遇变得机械化，并破坏我们希望推动的自发性。
几年前，我们中的一位教师（Lachmann）在一个连续的案例研讨会上，将其中一位分析师正在进行的会谈在课堂上呈现给了全班同学。病人梦见她在打网球。在对她的网球伙伴和对手说了几句话后，病人沉默了。分析师等了一会儿，对她说：“轮到你发球了。”病人开始接着谈论她难以采取主动的情况。全班同学都认为这个干预是明智的。结果你看，班上有一位接受教学分析师督导的学生在她的病人于某次会谈中陷入沉默时，就如法炮制的对他说：“轮到你了。”尽管学生的干预并不十分恰当，因为在会谈期间没有提到网球，但也八九不离十了。事实上，她的病人确实开始说话。然而，Lachmann的重点在于阐明了由分析家和患者共同构建的意象和隐喻的使用。这些材料不是用来教导治疗师如何克服沉默的技术。虽然学生的误解没有对她或她的病人造成伤害，但是她说的话也没有促进技术的创新。从一个特定的语境来看，“即兴的发挥”会沦为“仪式化的剧本”。
相互构建的创造性交流进一步促进了疗愈性的行动，在这种交流中，分析师“获得了”更敏锐的洞察患者体验的能力，并以独特的方式向患者传达这种洞察力，这些使得患者能够感到“被听到”或“被理解”。在他们的努力下，分析师和病人建构了一个在分析师和其他病人之间不可能发生的体验。无论分析师对一个互动多么熟悉，无论感到多么“符合教科书”，只有分析师与病人的相互创造的，共享的体验才可以通向更高的，导致转化的情感时刻(Pine, 1981; Beebe and Lachmann, 1994)。
制定分析技巧比传授分析的创造力、自发性或直觉更容易。请记住以下的注意事项——我们罗列并阐明了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艺术中的“原则”。我们将使用南希的临床治疗资料来说明这些原则。
我们编制了一些遵循的原则，另一些则是我们借用和修改的。我们已经能够描述这十种技术的特征，是源自于我们将它们运用在我们的治疗工作中，尤其是在教学和监督他人方面。这些以自体心理学、婴儿研究、动机系统、自我调节和共同调节理论为背景的原则已经位居我们思想的显著位置。
1、建立安全的氛围和友好可靠的框架
对于病人和治疗师来说，最好是在安全的氛围中进行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分析师的态度，治疗的正式安排都要建立在友好、一致、可靠的框架之上。我们对这些治疗性的相遇的强调，可以和那些强调分析中挫折之作用的技术形成对比。
然而，我们不建议分析师言听计从地满足患者的各种要求、愿望或特殊期望。相反，我们建议分析师以肯定方式作出的任何回应将会有助建立一个分析师和患者都可以有效参与其中的框架或边界。
我们不建议分析师着手为患者提供那些或许在发展过程中错过的具体的有益体验。然而，我们确信，理解患者需要和想要的拥有的，就已经提供了构成以治疗为目的储备物资和令人喜悦事物所必需的、和合法的形式。我们同意Blatt和Behrends（1987）的观点，即，“必须把利用（更精确地说是滥用）这种关系来创造代偿的体验和分析师为了能够解释患者的结构而允许分析师以暂时满足婴儿需求的方式构建关系的过程加以区分”（第282页）。
我们通过描述南茜治疗开始时的两次危机勾勒了一种安全氛围的建立，这两次危机发生在第三章所报告的会谈的第一周之前。（当时）分析的安排已得到巩固。已经安排了几小时来考虑南希在学校和工作上的责任和义务。她并没有对坐着的沙发有怨气。
第一场危机是由分析师结束会议时说：“我们的时间到了，现在……”引起的。有一次，南希度遇到了一个艰难的时刻，当会谈接近尾声的时候，她哭得很伤心。分析师在陈述他的结束词“现在……”的时候，用的是一种同情的延长语气。南希说，“‘现在？’不要对我那么傲慢！”震惊的分析师说：“好的”，然后南茜离开了。在随后的会谈中，她描述了当时“被扔出来”时，因为遭受到过渡礼遇而心生的怨恨。她相信同情的语气不是为了她好，而是让分析师在良心上过得去，这是分析师可接受的信念。分析师决定不按通常的方式结束会谈。但是他不确定替代方案是否可以维持友好和安全框架。他问南茜，她希望他以怎样的方式宣布结束一节咨询。她回答说，他应该直接而坦率地传达信息，说“时间到了”，因为这就是他的意思。分析师这样做没有节外生枝，但是语气从适当的关注到安抚屈尊或过渡礼遇的随心所欲切换，就会变得很敏感。此外，无论这些问题什么时候出现，他都随时准备着把这些问题放在他们工作的首位。
第二次危机涉及了分析的费用。南茜支付了少许的费用，谈论了很多她对钱的担忧。她讨厌她实验室里的工作安排。她逐渐发现，由于测试和报告中经常出现错误，所以她觉得这样的状况很危险。她宣布，为了自尊和安全，她不得不辞职。她恳求进一步降低她的费用、延迟支付她的账单，直到以后某个不确定的时候，因为她和之前的治疗师有过这样的安排。否则，她就会开始越来越歇斯底里的强调她将不得不停止她的分析。
经过短暂的反思，分析师拒绝了她的要求。虽然他不清楚这一切是否属实，但是治疗师对于她所声称的减少开支的现实需求心存怀疑。此外，他也认识到她会因为自己拒绝了她而摔门而出的严重后果。他之所以拒绝，主要是因为他不想以进一步降低的费用或按照她建议来安排所提供专业服务。他已经认识到，现在的治疗框架可能会觉得不友好或不可靠，或者，现在的治疗框架涵容了他所需要的氛围，而且他相信，为了治疗的成功，他俩都需要这样的氛围。没过多久，南希找到了一份更令人满意、报酬更高的工作，她开始将自己在调节财务方面的问题作为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建立友好、一致、可靠和安全的环境并不局限于治疗的开始阶段。作为分析师的我们，需要在整个分析过程中都必须始终关注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分析师处理患者需求或信息的方式经常让友好和可靠的氛围处于危险之中。尽管Stone（1961）在讨论分析技术时提出了异议，即，回答病人的问题仍然等同于提供了可能干扰分析动机的满足。
我们认为，回答病人的问题能够促进病人分析探索自己提出的问题。例如，当南茜问（83:1:3），“整天听这些，你是如何做到的？”分析师没有以沉默回避问题，而是回答（83:1:4-6）道“（停顿了一会说）这让我处于失控的风险中吗？（停顿）你说的话让我很激动。”在他的回答中，分析师没有面质“是什么让你怀疑我倾听你的能力？”，“或者”是什么让你想知道我如何能够整天这么做？“或者”我可以整天都这样，你是如何想象的？“我们认识到，用一个释义性的复述来回避一个问题是一种完全合理的干预，旨在诱发无意识的幻想。然而，我们发现，这种标准的分析响应常常破坏了开放性互动，而不是向前推进了探索。他们笨手笨脚的把聚光灯投向病人，无缘无故地提醒他/她是接受分析的病人；分析师制定了单向信息流的规则，而且病人必须遵守。他们暗示，患者认为的、那些属于分析师的全部内容都是基于患者的幻想，他或她的好奇心是羞耻的来源，并且，唤起这个问题的人是病人自己。
这些标准的复述都没有传达出分析师不断沉浸在患者主观体验中的程度。具体来说，在，在南希分析中的这个时刻，分析师的复述不会传达他对刚刚提供的性材料的觉察。 因此，分析师通过把南希的性暗示和南希的问题联系起来，阐明了他对南希相关性暗示（“失去控制”）的理解。 通过保留移情的特征和内容的持续性，他强化了南希表达性幻想的能力。 此外，标准的重述干预措施带来了增加患者自我意识的危险，而不是增加她的安全感。 为了解决这个危险，我们提供第二个原则。
2、有系统的运用共情觉察模式
分析师通过富有洞察力地倾听病人的心智状态，获得了确定他自己方向的信息。例如，在(85:1:7)这句话之中，分析师的倾听被他的感觉所引导，即，他意识到南茜的心智状态表明她在维持一种平衡，即，在将会促进共同体验的富有影响力的探索以及发展一种会扰乱认知并妨碍共同探索的厌恶情绪状态之间的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他的注意力的从自由流动脱离出来，以防止南茜陷入厌恶的情绪状态。也就是说，他冒着风险采取的方式，要么让她体验到积极和有助，要么体验到羞辱和屈尊俯首。南希提到的他们之间有些“颓废”的“非暴力”，分析师对此感到有些困惑。指导他的，是他坚信，某些特定的指示充当了用抽搐隐喻重要无意识信仰的符号。或者，专心于他自己的“困惑”只会妨碍他更密切地感知南希的心态。结果证明，他的措辞“老套的美德”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合流和短暂的同调。
在稍后的一个小时（85:2:14）中，形成了一条不同的路径。南茜在这方面的情感是比较清楚和一致的。当她积极的进行探索的工作，将现在和过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分析师可以跟随或引导并保持贴近她的心智状态。应她的邀请，这位分析师和她进入了一个好玩的扮演(enactment)之中。然而，他选择的映照(reflected)内容，正如他所能推断的，反映了南茜即刻的愿望以及在不干扰他们共同扩大意识的氛围的情况下可言说的极限。
在南茜随后的分析中，分析师共情地沉浸在南茜的状态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她谈到她的母亲不想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她补充说：“但她确实希望我完全听她的话”（89:3:1）。分析师回答说，“蒙恩是虔诚的(Beholden is worshipful)”（89:3:2）。在那一刻，分析师想象南希是一个小女孩，仰慕地看着她的母亲，她认为她母亲美丽而完美。分析师在感觉到小女孩感受的细微差别之时选择了“虔诚的”这个概念，而不是“感激”这个更明显的含义。
南茜选择古音单词“蒙恩”，而不是一个更现代的术语，这也许有助于和分析家的连接。因为他已经能够感受到他自己进入了南茜的经验，他扩展“蒙恩”的方式对她来说是可行的，但不是立即有用。然后，她可以进一步探究处于“虔诚的”状态的体验（89:3:3），“是的！全都听她的！“
共情感知模式是治疗师收集病人主观生活信息的重要途径。对于病人来说，感受分析师不断试图以共情的方式理解他们经历的本质，是一种非常令人欣慰的经历。要评估分析师共情理解尝试的成败，就需要监控交流的顺序——正如我们描述十项原则的顺序的那样。共情感知模式是压倒一切的原则，它优先于我们将要引用的其他原则。
3、我们辨别患者的特定情感以体味他或她的经历；我们辨别该情感以探寻体味患者的动机
我们共情地倾听，以体味并共鸣患者的经验，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推断患者的动机，正如他或她会认识到这一点一样。识别患者离散的情感、心境和情感状态，对于从患者自己的角度识别自己正在描述的、和当下拥有的体验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情感的觉察不是一种认知活动。虽然这个过程涉及了认知，但主要是同调共鸣和换位思考的结果。要知道一件事所触发了冷漠、恐惧、愤怒、羞耻、骄傲、敬畏或冷静的情感，是分析师体味该经验之意义的先决条件，对患者来说，也是最是重要的事件。对于分析师来说，要理解病人的动机需要另一个步骤，即，辨别病人的自由联想/行为所揭示的病人追寻的情感目标（自体客体经验）。以利于我们调查患者是否寻求一种特定的体验——例如身体调节失调、亲密的愉悦、效能感和能力感、感官享受或性兴奋、或减少或消除厌恶状态。在更普遍的层面上，我们要探讨患者到底是在寻求为耗竭的情绪感受赋予生命，还是在寻求一种对被强烈的情绪状态压垮的感觉的抚慰体验。
通常，可以相对容易地推断出患者的动机。南茜在周末（83:1:1）渴望得到神父和分析师的注意，是为了体验一种亲密的感觉，以及她对于她所崇拜之人（一种依恋动机）重要性的肯定。相比之下（87:1），她在这一小时会谈结束前体会到的麻痹感背后的动机，在当时是无法解释的。然后，当分析师重新集中注意（87:1:9）时，她表示她的动机是说，“麻痹是为了避免得出结论，这么做是不友好的”，从而保存了对姑姑和简的积极依恋体验的错觉。在其他情况下，分析师推断出来的动机可能是错误的，例如分析师错误的推测（83:1:8-9）南茜想知道他如何处理性唤起的愿望，以便让她把他当作导师或榜样，以此来保持她的自我凝聚力。
我们的第三个技术原则考虑到了分析师和分析者在探索分析者的经验和动机时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这为分析师提供了一个指导，以便通过理解，排列咨询的目标。通常，分析师必须收集情感，以此作为第一步。在已经建立的谈话中了解一件事、进行交流，都只能慢慢地进行。
例如，在87次咨询开始时（87:1），南希谈到了她的慢性便秘、抑郁和道德败坏感。她提到了她的姑姑和她的朋友简，并且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我特别喜欢的”（87:1:1）。在他答复中，这位分析师试图将她的情感和动机结合在一起，“你想再次尝试与简、以及你的姑妈在一起吗？“显然，南茜觉得，到目前为止，她所表达的意思已经明白了。她现在可以深入问题的核心，“也许，我确实感到一种毁灭性的孤独感”（87:1:3）。
分析师再回复中阐明了他所理解的南希的压力感受、依恋动机和厌恶反应之间的竞争，她害怕再次经历失望或拒绝。南茜觉得自己被理解了，于是可以直接表达她的孤独感。通过这些，她期待着她的分析师继续理解，并由此可以将她寻求亲密依恋和厌恶退缩之间的斗争带入他们的关系之中。从技术建议的有利角度来看，传达理解满足了南茜对分析师的依恋，并且使她能够建立在这种依恋的基础上。当分析师成功地掌握了所寻求的影响和自体客体经验时，他们可以识别哪些激励系统已经被激活，哪些已经退回到了背景中。当我们从患者的角度考虑如何进行干预时，我们将会在本章的第9节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一序列。
4、消息包含消息
分析师在和患者交流时需要集中关注两方面的认知，识别信息和填写叙事信封。如我们所述，共情的感知模式定义了我们的整体视角，并提供了一个背景环境，使得分析师和患者之间的其他活动能够在需要之时向前推进。
传统的精神分析训练充满了技术建议，例如，当患者谈论现在时，是揭示过去的重要记忆的阻抗，而当患者谈论过去时，是对揭示当前重要移情情绪感受的阻抗。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相信病人总是隐藏的“真实”信息。所寻求的意义要么是显而易见的对立面，要么是隐藏在被分析者的交流之下。
相反，我们提出了“消息包含消息”的概念。我们所说的“消息”是指患者语言交际的流动，即，任何特定的语句，以及语句之前、之后内容的连续性。病人传递的信息是以下内容的组合：遮蔽的和微妙的内容；手势、声音和面部表情；话里话外的过渡；通过重要的前景和提供的背景得以强调的；以及微妙地照亮交流的“暗示”。我们只能根据传递的所有这些外显“消息”进行猜测、推断和评估。如果被充分欣赏和意识到，这些信息就可以像婴儿的脸一样显露出来，而不是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约里克挖出的可怜头骨。
人们常常误解“信息包含信息”的意思，认为这是对无意识动机作用的贬低。根据我们（在第5章和第6章自我与动机系统中）对无意识心理的描述，我们讨论了导致觉知开放的障碍因素。我们对不断变化的表面现象进行了概念化，在这个表面上，以前无法接近的物质变得有意识地容易接近。转变的速率取决于改变问题的开放程度或厌恶模式根深蒂固的程度。
通过系统地应用共情感知模式来提供安全的环境，并且通过关注患者的情感和正在寻求的自体客体的体验，为患者提供了更加深入地探索他或她的无意识世界的最佳环境。此外，当分析师的在场保持最低限度的侵入性时，就会激起最低限度的医源性对抗。这样，交互组织阻抗就会维持在最小值。传递的消息可以涵容正在进行治疗当前时刻探索的所有所需信息，因为随着分析的推进，患者对保护性隐私的维持需求和防御性撤回感就会很少。随着表面现象的不断变化，信息将包含更多个人的、有意义的材料。
就像前面(87:1:3)描述的分析师的共情领悟，使南茜能够获得“破坏性的孤独感”，同时也勾勒了南茜表面体验的变化。她传达的信息是：“我孤身一人，非常痛苦。”此时，分析师并没有假设或诠释南茜通过把自己封闭起来，也就是通过防御性的退缩进入孤独，来抵御对他任何其他的感情。
填写叙述信封（Stern,1985）是指分析师提出直截了当问题的活动：这些问题以谁(who)、什么(what)、哪里(where)、何时(when)以及如何(how)开头。这样的信息在特定的时刻可能是必要的，以便于分析师能够更好地掌握患者的叙述。Stern, D. (1985), The Interpersonal World of the Infant. New York: Basic Books.《婴幼儿的人际世界》张庆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叙事信封包含了从幼儿时期晚期开始的各种生活经验的主题的变化。谁、什么、哪里、何时以及如何这些元素组织成了有着开始、发展和结束的时序结构。这些元素的相对复杂程度取决于认知能力的发展。这个组织在两到三岁时的主要特征可以在谈话和梦中辨识来了。叙事的丰富性，以及从简单的早期图式增加到三到六岁孩子之刻板脚本的变化，在复杂的、富有想象力的故事中展开。
生活中发现的经验是以叙事或事件图式的形式记住的（Nelson,1986），这些对分析技术具有直接的意义。照顾者和婴儿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系统。在早期生活中，叙事依据相互体验得以建构。照顾者让婴儿沉浸在充满了外观、声音、期望和程序偏好的交际世界之中。伙伴们彼此受到对方气质的影响。
Nelson, K. (1986), Event Knowledge.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对方的影子也落到了自我能动性之上，即便从他们之中提取的体验和记忆被组织起来，依旧认为那个个体是孤独的。因此，相互影响——即每个伙伴的激励系统受到对方的影响——被构建到了人类经验之中（Mitchell，1988；Stolorow等人，1987）。这种以叙事形式组织和沟通的自我与他人的基本关系，为治疗提供了基础。先前的厌恶性经验也以同样的方式被组织，但是这些先前经验在叙事中趋于遗漏和脱节。不匹配呼应的预期也被安置在其中。通往觉知和沟通的道路上充满了猜疑、欺骗和抵制。由于无法解读一个脱节或支离破碎的叙述，分析师可能会依靠阻抗理论“解释”问题。我们建议分析师通过询问来帮助病人发展叙事。因为对于分析者和患者而言，情景记忆的形成是相似的，所以分析师的内省和共情将有助于构建由混乱主导的叙事。
Mitchell, S. (1988), Relational Concepts in Psychoanaly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Stolorow, Brandchaft, B. & Atwood, G. (1987),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An Intersubjective Approach. Hillsdale, NJ: The Analytic Press.
临床的发现会进一步影响技术，即，叙事呈现的连贯性对治疗具有有益的影响。在儿童分析之中，当儿童在符号游戏中能够呈现或构建连贯的事件时，就会促进相互的理解。这同样适用于成人分析。我们用以解开被压抑或否认的动机、幻想和信仰的线索，除非被结合到一个事件或梦境的相对连贯的叙述之中，否则常常是毫无意义的片段。无论患者的失误、特定的联想或孤独的梦境元素在象征上多么丰富，如果没有情景图式或置入了符号的表征，我们就不能进入病人的精神状态。事实上，我们倾向于将病人放置在连贯的、富有情感叙述之中的叙事体验能力，视为心理头脑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为治疗师与患者成功匹配做出了主要的贡献。
需要老练机智地帮助病人讲述过去、现在和眼前经历的时间和技巧，以便有组织的方式描述谁、什么、哪里、何时和如何。分析性参与的范围可以从仅仅表达共情感知，到通过举例或进一步阐明展开的故事来鼓励治疗的一系列过程。通过开放的校订我们组织的分析体验，我们可以鼓励病人平等的开放。有时候，被分析者可能会将谁、什么、哪里、何时、以及如何的提问，体验为麻木不仁的、要求苛刻的或侵入性的问题。一般来说，由叙事问题导致的中断可能很容易被引导，并且修复所需的努力也最小。这些问题可能偶尔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在后一种情况下，需要考虑以下的两种可能的情况：即，由于分析师的任何主动性，而让分析者变得无组织的倾向；以及分析师从特定的亲密时刻“逃离”，并进入了“信息收集”模式。
当南茜说她从沙发上看着她的分析师消除了疑虑时（83:1:16），分析师成功地帮助南茜填写了叙述信封。他弄不清楚她是什么意思，需要她的带领来引导他，他问道：“用什么方式放心呢？“一旦有了方向，他就可以专注与南希对依恋的需要。
6、呈现归咎Wearing the Attributions
鉴于我们在维护安全氛围上压倒一切的利害关系，我们必须考虑患者对分析师的消极/积极幻想会在多大程度上破坏分析性对话。患者的这些归咎可能违背分析师自己的“现实”观点。分析师的反移情，以及重视“边界识别和支持现实”的理论都可能促使分析者面对这些（以促进现实感知为目的的）归咎。相对而言，我们鼓励分析师“呈现归咎”。
当一位病人指出分析师看起来比平常更疲倦，显得生气或高兴，正在期待假期，或者对工作失去兴趣时，分析师必须试图把他/她自己视为病人所体验的。患者挑选的、关于分析师的情绪感受及特征的线索，常常指向了患者先前生活经历的期望和兴趣所在的领域，并且为临床交流中的经验提供了联想途径。分析师的注意力徘徊于患者的归咎时，常常能够获得患者如何看待他/她的治疗方法的意外信息。分析师的自我意识可以通过接受归咎或参与扮演时的直觉反应得到扩展。这个时候，分析促进了分析伙伴双方的探索，以及彼此触发的经验和动机。
在建议分析呈现的归咎中，我们既不主张验证患者的幻想，也不主张要求患者以公开的“伪装”和分析师共谋。相反，我们主张尽可能广泛而开诚布公地考虑该归咎在临床交流中的直接来源。一旦分析师和患者以这种方式看待归咎，就可以探索归咎对患者的影响。当分析师充分考虑患者的归咎时，会产生几个有益的结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分析师的开放性和兴趣促进了对移情主体间面向的探索，如果对患者的失真与投射的假设在程序中引入批评性的、令人沮丧的声音，那么移情的主体间性的方面就不太可能发生。第二，在会谈中维持连续性。无论患者引入什么材料，包括分析师的资质，都可加以探索，而不论其外显的或人际的影响。以便为病人维持探查的氛围和安全性。第三，它提供了在分析会话中“演出(play)”的机会。事实上，分析师正“穿着”病人提供的衣服，这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纽带。这种“演出”可以增进亲密关系或者成为危险的来源。无论哪种情况，分析性对话都会随着对效果的探索而进一步深化。
例如，在呈现的第一个会话(83:1:3)中，南茜挑战性地将分析师描绘成反常地将她和他自己暴露在性刺激的谈话中。分析师接受了这个问题(83:1:4)，“你之前问过我，这会让我处于失控的风险中吗？南茜回答(83:1:5)，“这是可能的。我看到了你在其他的方面有着这些情绪感受——快乐，兴奋。”分析师接下来呈现了她的归咎(83:1:6)，“你正在讲述的这些，让我变得激动起来。”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无法维持自己作为病人幻想之接受者（的身份），即，他任性的享受自己把她推向自己控制能力的极限。取而代之的是，他逃离了他假定的“过热”的性幻想的话题，并专注于把自己描绘成“导师”。
7、共同构建情景模型
分析师和患者构建场景模型来组织叙述以及和患者的联系，捕捉重要的移情配置和角色设置，并进一步集中探索患者的经验和动机。情景模型可以源自多种源头，例如来自文学的主题；梦境的图像；幻想；或长期的冲突、恐惧或病人期望。在南茜的分析中，三个情景模型从不同发展时期的儿童创伤事件中衍生而出。她和她的分析师认为这些情景在她的动机中占据着关键的位置。他们是：
南茜五岁时的记忆。她坐在父亲的大腿上，然后突然被驱赶。这种记忆逐渐地被详细阐述，包括南茜感觉到她父亲的勃起，从他的膝盖上被赶走，认为自己是坏的，自己是父亲不舒服的原因。因此，这个情景模型包含了女孩是妩媚的信念——除非女孩们竭尽全力去阻止。此外，南茜和她的分析师推断，男孩和男人在女孩暴露的身体和魅力面前是无助的反应堆。因此，如果一个男人被唤醒，那是妩媚女人的过错，他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南茜的建构或重构。拉着她母亲的腿，当她拒绝了南希的纠缠时，她感觉到母亲的身体僵硬。这一幕逐渐被演绎成包括南茜回忆她母亲把南茜的弟弟抬到厨房的桌子上，请他唱给她听。当南茜也爬起来时，她妈妈告诉她她不会唱歌。这些情景模型的主题是南希和一个看护者在一起，看护能够伸出手来，抬起手来，肯定和赞扬另一个孩子，一个男孩，但不是她。
南茜的哥哥用她的身体进行自慰，并坚持要她配合自慰的记忆。这一幕进一步强化了南茜坐在父亲大腿上的会议，并重新揭开了她强烈的羞愧感、内疚感和毫无价值的伤疤。
我们将会在第7章中将详细阐述这三个情景模型，并且讨论它们与性虐待和性移情的相关性。这三个场景合在一起，勾勒了一个让南希置身于冲突之中、无法获胜的共谋家庭环境。整个分析过程可以看作是她哥哥公然性骚扰的经历、她父亲隐瞒的性侵犯、以及渴望获得母亲养育这三个典型场景的修通。
阻抗分析在分析技术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事实上，阻抗分析为“精神分析”做了定义。我们并不鼓励阻抗分析、防御分析，或分析病人不愿透露的材料。那么，在友好技术中的阻抗是什么呢？
我们从五个动机系统角度理解“阻抗”。阻抗、防御和不情愿都说明了厌恶动机的程度和方面。当我们把阻抗看作是在某一特定时间支配患者目标的一种厌恶动机时，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患者的“抵抗性”理解为一种需要，需要以对抗或退行作出某种形式的反应。我们认为厌恶动机等同于正在探索的其它需求。一些令人厌恶的动机本身就是分析的目标。当南茜这样的病人能够将反对虐待和行使权力的反应统一起来，并能有效地参与辩论时，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南茜能够认识到她自己的缺点，即，试图通过鲁莽的尝试并运用自制力来克服障碍。在分析中，我们通常将“阻抗”的厌恶动机概念化为：对触发负面情感体验的反应，对威胁了自我意识凝聚力和活力的反应。令人厌恶的体验可能是一种预期，预期到了过去创伤相互作用的复发或临床交流的现实化。对于维持分析环境而言，将临床交流过程中（患者的或分析师）产生的阻抗视为回应性的反应（的观点），这是特别重要的。接下来值得探索的是会谈中触发厌恶动机的因素，以及病人（或分析师）在某些情况下产生厌恶反应的倾向。当患者的回应干扰了分析师尝试性帮助时，患者不会认为自己的回应是一个错误。咨询目标从试图将阻抗搁置在一边转移到了“真正”被扣押的谎言之上，或者转移到了有意识地建立的无意识防御机制之上。我们的目标也不是让阻抗消失，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得目标是要探索任何能够给分析工作带来前景的厌恶体验。因此，我们认为，阻抗的诠释不是分析工作的一个特殊的、或核心的方面。当每一种动机系统占据了主导地位时，都要对其进行探索。
当我们分辨了患者和他/她渴望的同伴、被镜像的或被发现的性伴侣、或更好的完成工作任务的搭档之间的联系时，我们试图帮助他/她发现这些欲望产生的背景，以及这些欲望现实的和过去的含义。我们以类似的方式接近患者表达的对抗和退缩之倾向，即，我们询问产生厌恶的语境是什么，以及这种特殊表达形式在当下和过去的含义是什么。为了赢得患者最优的赏识，我们必须以患者可以通过其观点认识和体验到的方式来解释对性伴侣、镜像伴侣或获得能力的渴望。同样，为了有效地理解，我们必须以患者可以通过其角度认识到的和体验到的方式来解释阻抗和退行的表现。一个显著的区别是：生理、依恋、探究性断言和性欲感觉系统的动机在作为朝向期望的目标前进的体验中最常见；而厌恶系统的动机体验在处理或远离不受欢迎的状态中最常见。我们在临床上发现的病人发出的痛苦的和呼吁的信号，以及要求做出类似于孩子向父母发出求救信号的回应性呼吁，这些都很容易被识别为厌恶的迹象。南茜经常直接地或通过不集中注意力、减弱情感、陷入沉默或身体僵硬来表达对分析师说的话或她正在识别的东西所引发的愤怒、恐惧、羞愧或悲伤。在讨论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的例子：讨论集中于她对母亲、哥哥和婶婶的失望、愤怒，以及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的任务相对简单一些。分析师可以从更传统的外部观察者的位置进行观察，然后将自己置于患者的角度上，并且对厌恶反应的性质及其触发源问题或提出建议。例如，分析师经常会问南希：既然我们进入了你对弟弟的伤害感情的困扰区，然后你又不想把你对他的忠诚置于危险之中，那么，你在沉默中有什么感觉吗？通常，厌恶会呈现出更复杂的形式，这种形式嵌入在重复的、抵抗的模式之中。这种阻抗模式源于一种习惯性的触发，即当出现特定需要或欲望时就会发生厌恶性事情的期望。意识觉知很少是完整的。不管是需要还是欲望，厌恶反应的期望、期望的前因、或者整个模式的存在，或许都是意识无法接近的。尽管这些模式，特别是那些似乎具有适应性的模式都是重复性的，但是对于患者或分析师或两者来说，可能都难以识别，或者，如果被识别了，则难以看清全部的含义。因为它们很难识别，所以在治疗中它们往往会变成治疗中习惯，并表现为分析师和患者以有限的觉知逐渐展开(play out)的各种角色。
在周末或休假后，南茜经常心情沮丧地回到治疗室。她会描述发生在实验室或学校的那些让她心烦意乱的事情。分析师把这一事件当作她痛苦的触发器，然后进行有益的探索。这种重复模式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被识别出来了，因为咨询双方逐渐展开了他们预期的，患者带着抱怨问题的角色，以及分析师随时准备解决问题的乐于助人的角色。然而，一旦分析师认清了这种模式，南茜就会带着明显的不情愿和恐惧回应他的询问。这种恐惧提醒了分析师，她担心可能会发生一些坏事。南茜和分析师都很熟悉她会担心自己因为抱怨而感到羞耻，但是这个模式表明了更多的东西。分析师从他所扮演的角色中得到了线索，因为他变得不愿意处理周末令人不安的事件，而南茜由于他微妙的转变而变得更加沮丧。然后他们将以下的情景拼凑起来：南茜会固定化的认为分析师期望他的周末，很高兴摆脱了照顾她的负担，并且，他回来后会尽可能地继续冷漠她。她需要通过唤起分析师对她苦难的焦虑来确保他与她重逢。没有这些，分析师就会像她的父母那样对待她，依赖于她照顾自己的能力，然后眼不见、心不烦。南茜和她的分析师达成的谅解并没有消除这种模式，而是使它更容易被承认并与之合作。在85:3的对话中，南茜承认了进步，但是她的情绪在周末一贯的低落。她意识到，如果一切都井然有序，她将没有借口回避她一直在考虑的性问题。她变得跛足前行，一动不动，一言不发。这位分析师没有探求阻抗的明显目的，而是试图鼓励南茜探索她的体验。南茜：“雾。当我试图思考我的性问题时，我感觉自己陷入了迷茫。”分析师以此充分认识到了她的厌恶，邀请她合作，以来探究之，并问“你能穿透迷雾来感知其中的任何因素吗？”这导致了许多有用的自由联想。
在阐述（像所有其他被探索动机一样的）厌恶动机的技术原理时，我们摆脱了重视压抑、孤独、投射、认同和否定的传统，而进入了潜在的冲突。我们相信，随着对厌恶体验，特别是那些发生在治疗期间被探索的厌恶体验的溯源，病人增加的安全感将保证相对开放的觉知之路。或者，我们非常重视角色设置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中许多都源自于各种关系图式中嵌入的重复性反感反应模式，例如南茜需要通过内疚和对痛苦和失败的焦虑来将分析师与她联系在一起。任何对厌恶体验/期望的一长串类似反应都可能把分析师拉入情感化的语言和非语言环境中。最初的问题往往是认识到，临床交流中发生的情况是患者对自己和/或分析师，或分析师对自己和/或患者进行否认和不承认之欺骗的结果。①可能是由于任何一方使用了微妙的挑衅性手段，或者是病人威胁伤害自己而增加了易怒性。交流中的空虚可能是由于顺从、分离、暗示或过于理想化。微妙的唤醒形式可能源于各种伪装下的诱惑。交流中难以解释的混乱状态可能是由于伪愚蠢、立场迅速变化和频繁出现的矛盾立场造成的。分析师感到被挤得满满的可能是因为谈到了分析师（或正在以分析师为话题），分析师感到被侵犯可能是因为看到了阴影、病人对他/她的黏糊糊的念念不忘。这部分的清单通常传达了阻抗的微妙形式，即，要求分析师从经验中抽取足够的线索，然后识别出已经形成的主体间语境中的特定触发器。一般而言，下一步最困难的是帮助患者从患者的角度认识体验。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相信有效的、无可指责的、无羞耻的解释能够发生。这种解释关注于主体间的语境，以及互动扮演中的交互触发。
触发患者厌恶反应的因素可能源自分析师和患者的贡献。我们考虑了分析师的移情、共情断裂、自恋脆弱性、失协调和盲点，以及患者在其他激励系统可能激活的或可能已经激活的情况下的厌恶性反应的倾向。病人的厌恶反应往往是由违背他或她的期望而引发的。当对自体客体体验的期望破灭时，无论这些期望是在分析师-患者互动前景还是背景中，这种破裂都会发生。调查自体客体体验的波动可以同时修补其缺失，处理其厌恶动机。
分析师基于共情倾听的最常见的干预是从患者的角度提出的。我们不建议分析师简单地回应患者的话。相反，分析师选择和关注的是突出的问题，以阐明微妙的或“暗示”性的情感和状态，阐明患者自由联想的移情含义。通常而言，干预遵循的形式是“这就是您告诉我的吗？”或者“你能多说一些吗？”或“你的意思是什么？”这些干预措施旨在让自由联想持续的流动，促进觉知的途径，并扩大可用于调查的材料范围。分析师与患者之间的对话增加了可探索的范围——这些范围是以往无法接近或无法获得的地带。
例如，在第87:1节中，南茜详细阐述了她的“道德失败”感。这个片段还勾勒了分析师以患者的经历中讲述的方面。在依稀看出了患者的体验之后，分析师就准备传达他分辨出的内容。南茜谈到她“和Jan之间的麻烦”以及她的沮丧感，说她“和任何人都没法特别亲密。”她继续说，“讽刺的是，在教堂服务期间，我竟然如此意识到自己的孤独感。我提醒自己，我有很多爱我的朋友。尽管如此，我还是被绝望压倒了——一种我永远不会被亲近的恐惧，总是处于边缘。”在她冗长的开场白中，南茜暗示了她对Jan与牧师Charles的特殊关系感到嫉妒的情绪感受。此外，尽管她有很多爱她的朋友，她还是抱怨自己“孤独”。她难以触及这些问题。分析师给予了南茜一个接纳的氛围，她就可以在自己的时间里探索这些问题了。因此，这位分析师能够清楚地表达他分辨出的南茜的情感、动机和修复的努力。因此，他自己已经感觉到了南茜的情感状态和动机，她对依恋和归属的需要，他可以从她的角度和她说话。他说（87:1:2），“这种感觉会让你想要再次与Jan和你的阿姨一起试试吗？南茜的回答证明了分析师如何以及在何处定位她和他面对面的关系。她继续说道(87:1:3)，“也许吧。我确实感到一种毁灭性的孤独，这种孤独是我自己行为的结果。”
会话(89:1)也从患者的角度阐述了患者的经验。在终止治疗前一年，南茜谈到她不愿意离开分析师。有一阵子，她甚至认为身体不好，不能离开他，这样她就能紧紧抓住他。分析师也许已经摘取了南茜的残余依赖部分。她曾考虑过“逃进症状之中”以保持一种依赖的依恋。当她说(89:1:15)，“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评论道(89:1:16)，“离开一个最好的朋友肯定很难，”从而表达了南茜主要的情感状态，深情的向往。南茜有能力和她依赖的从冲突作斗争，并且，她对丧失的期待得到了尊重。但是，更重要的是，对于南茜自己的经验而言，避免将患者排除在分析之外的危险，就要向独立倾斜而不是依赖，并建议，心理上的健康需要宣布与古老的链接断绝关系。与其说是“依赖”，不如说是一种自体客体体验，她与她的分析师的联系可以保持下去，并逐渐变得抽象化和非人格化。
正如南茜后来所说(89:3:11)，“我想要摆脱你，摆脱母亲。而非依赖于你。”分析师说(89:3:12)，“摆脱我吧。”南茜继续说(89:3:13)，“我不确定，要摆脱依赖和愤怒，但是仍然需要和你以一种更成熟的、交互的方式发生联系。”然而，反映了分析师共情倾听观点的干预措施之后的对话从来都不是连续的、平滑的，或者不受阻碍的。而且，无论分析师如何巧妙地表达理解，也不管分析师如何关注患者的情感和自我目标需要，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并不是分析做(make)的。
分析师需要具有的另一种干预措施是阐明可识别的模式，或者从分析师自己的角度传达情绪感受、评估或印象。在这些例子中，分析师已经从解释性的倾听模式转变为面对被分析者体验的共情、解释性的观察性立场(Lachmann,1990)。这种立场没有偏离有利的共情位置，但它确实将其延伸到了可能更具面质性的互动中。在这些情况下，一定程度的张力可能是分析环境的特征。患者可能会接受这些评估，并正准备好掌握一个新的视角，或者他/她可能厌恶分析师影响的侵入。在对话过程中，分析师和患者特别关注那些具有破坏性影响的干预措施。
南茜在会谈（85:2:5）中详细地讲述了她的性史，她10岁时和一个女朋友的性游戏，以及她哥哥的性骚扰。[暂停]“我哥哥会跟我摩擦。摩擦我的腿，我的肚子，直到他射精。我觉得自己很脏，”分析师重申了她的叙述（85:2:6），“似乎你并没有感到被欣赏，被欣赏的是你要服务的目的？南茜开始泛泛而谈（85:2:7），“我很生男人的气，因为他们把女人当作容器。我生女人的气，因为她们太脆弱，以致于很容易让事情发生，更糟的是，还要邀请她们去做。”现在，这位分析师从他的角度讲述，在他的讲述中，他把南茜的一般性评论运用到自己身上(85:2:5)，“这让你觉得自己不好，因为你们被邀请了进来，被忽视的替代选择方案是如此的痛苦。”南茜在下一节会谈(85:3:1)中说：“我星期二离开时，你说的最后一句话让我感觉很糟糕。”然后她自己陷入一时的愤怒。当她的怒火平息时，她提醒自己，分析师说被忽视的替代方案是如此痛苦。我们认为这两个小时里的一些片段就是一个例子，分析师站在观察者的有利位置发言，意识到了，并同情南茜在两种厌恶的选择之间面临的冲突。她后来的自由联想表明南茜准备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将分析中很难分类的第三组干预称之为分析师和患者之间的“有纪律的自发参与”。它们位于整体治疗框架之内，但超出了通常的关联和反射反应模式。“有纪律”指的是维护分析师的道德并培养生成分析师全心全意的欣赏和奉献之意图。“自发性”指治疗师由于高涨的未被抑制的情绪而经常出现的意想不到的评论、手势、面部表情和行动。
有纪律的自发参可能会被一些需要人为响应的不当事件、违规或误传所引发。在南茜的治疗过程中，那种有纪律的、戏剧性的自发参与是很少见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南茜要求分析师改变结束会议的方式。这位分析师的真实性要求他接受他不知不觉地参与了她痛苦状态的角色反应。他的语气是舒缓的尝试，它确实在他们之间发挥作用。在南茜的回答中隐含着一种归因：“你不想到了时间就把我扔出去，你想粉饰这些。请不要在我面前扮演圣（母）！“分析师接受了他改变的需要，然后不得不处理他的第二个问题——他不确定如何继续进去。他自然而然的回答就是直接问南茜，她希望他怎样结束这次会议。她的建议是“就告诉我时间到了”，而且，他（释怀）的接受让他们处于相对平等的关系之上。
第二次有纪律的自发参与发生在南茜再次处于非常痛苦的状态，宣布她将不得不改变收费安排之时。在这个例子中，分析师通过直接面对面的拒绝来回应南茜的情感诉求，并威胁了分析的连续性。他把自己的需要当成了参与的决定性因素，他凭直觉猜测南茜夸大了她经济需要的严重性。
我们承认并赞扬分析师在主体间之真实性受到威胁时进行干预的能力和准备——为了提供创造性、创新性、特别性、非计划性的和意外的干预。这种干预措施似乎从分析师的口中溢出，常常让分析师和患者都感到惊讶。这些时刻被认为是（在分析的关键时刻中）特定的分析师和特定的患者之间独一无二的构造。与其把它们转变成“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干预或一般原则，不如将这些留做“量身定制”的时刻。然而，这些自发的谈话不必等待一些特殊的时刻。分析师的共情立场，以及与患者呈现的材料“上演”的能力，提供了让这些创造性的姿态可以在分析的任何时候可以滋生的土壤。例如，第83:1节始于南茜不愿参加会议的表达。然后她谈到了她对那个希望她皈依的牧师的失望。后来，她对她的分析师（83:1:9）说：“我认为你是我的父亲。（停顿）你代表一为不可提及和不可利用的人物。”分析师回答（83:1:10），“你父亲吗？”分析师的评论比分析师做出评论时所意识到的更有意义。南茜很快领会到了分析师评论的更广泛的含义，她说“你，爸爸，还有基督”（83:1:11）。这种干预说明了分析师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增加创造力和自发性，而不会失去对患者所关注的问题的控制。这种无意的“双关语”或“三关语”是社交话语中常见的方面，但通常在扩大分析师和患者之间的沟通水平方面没有考虑是否得到了足够的信任。他们阐明了潜意识心理和智慧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1905）。同样，“老套的美德”（85:1:16）这个词也从分析师的嘴里溜了出来。这种古怪的评论是众多主观性有组织的短语和让每次咨询都独一无二的特殊意象的典型，这些互动，如“轮到你了”，无法进行分类，其范围从分析关系的“刺耳”的中断，到分析中的“黄金时刻”或“转折点”（Wallerstein，1986）。自发性、机智、双关语，以及上演为意识铺就了“康庄大道”。
10、我们遵循的干预顺序以及患者对其的反应，以评估其他们的情感
在讨论用户友好的原则时，我们强调了分析师在治疗性二元体中的作用。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低估了导致治疗作用的复杂交互过程。分析师的讲述的词语、沉默，面部和嗓音，以及其他形式的非语言交流是影响患者和有助于移情组织之一系列干预措施的一部分。我们认为，在会谈结束时最好不要像在分析中惯常的那样，提供“大块”的解释。相反，涵盖了愿望和防御，过去和现在，移情和阻抗的完整解释（Glover,1955）最好由分析师和患者共同建构，并在整个会议中零碎地传达。在可消化的片段中，分析师跟踪患者的情感和自由联想，用另一种建构/干预作出响应，然后进一步跟踪患者的响应。当中断发生时，注意其影响是要优先考虑的。此时，分析师做出推断，以了解中断的性质以及他/她在中断发生中扮演的角色。
我们把一个时间单位（一次会议或一周的会议）看做是替患者做出一个必需解释序列的连续体（Lichtenberg,1992）。我们广泛的干预措施包括以下内容：调查、确认、肯定、理解反射、解释过程，以及发展和修复中断(Lichtenberg，Lachmann，和Foss.，1992)。
我们保留了“解释”这个术语，因为它的历史根源于精神分析。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并囊括了许多有促进性干预措施，这些干预措施通常没有计入到治疗作用之中。认识到广泛的干预措施有助于治疗结果，（例如，参见Wallerstein，1986）拓宽了解释的概念，更准确地代表了精神分析技术的实践，并认识到了构成治疗成果的交互过程。通过这一干预的顺序，分析师传达了一致的目的感，并且通过干预实现了累积效果。分析性对话的来来回回深化了解释顺序，让分析过程中的两个参与者都得到转化。
南茜治疗中的解释序列可以在85:1和85:2阶段中找到，在此阶段中，先前的阶段性工作即将实现。南茜“坏”的感受和颓废感慢慢消失了。她对分析师和自己的感觉开始转变。有时，一连串的干预会通向“死胡同”。例如，在第一次会谈（83:1）中，分析师跟随南茜的自由联想回应他的解释，南茜想用他作为调节性唤起的模型（83:1:8）。在符合“可能”之后，她离开了这个话题。她后来的自由联想不是以分析师为模型，而是以分析师为“禁止的角色”（83:1:9）。分析师认为他的干预基本上是无关紧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可以放低身段，然后重新确定方向，辨别别患者各方面的关注。
也许，“调节她的性唤起”的干预源于分析师当时的关注，而不是基于对南希动机的洞察。她对这件事没有感情上的反应，既不厌恶也不热情。虽然南茜感觉到她的分析师是“关闭的”，但她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好像她体验到了共情的失败。即使她有过这样的经历，显然也不够严重“失败”到需要时间进行自我矫正或相互探索。当分析师和患者进入了彼此的自由联想后，他们都让这种干预过去而不再进一步的关注这件事。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83:2)里，解释序列覆盖了南希的梦想。当分析师在一小时内跟随了南茜的自由联想时，他意识到南茜在这个小时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把她的梦联系起来了。然后又她自发地回来了。他得出结论，梦境和她的联想都包含了一个共同的动机——厌恶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挑拨了她的性欲，但是他否认自己对这次遭遇的性行为负责。在将分析主题与她的自由联想联系起来的过程中，分析师发现他和南茜已经扮演了他所要解决的问题。他是南希的“有联系的”的“挑拨者”。她仍然比较被动，因此她和她的分析师陷入了一项扮演中，南茜有理由认为他是一个挑拨者。
在这个解释序列中，分析师追踪了南希的情感、自由联想和反应，以及他们对话中潜在的中断。他还追踪了自己的情感和联想，并考虑自己的体验可能会怎样进一步地阻碍或扮演他和南茜正在处理的问题。我们对解释序列的关注旨在保持分析师和患者的主体性，以及在分析师关注前沿哨所中的他们的“主体间性连接和关系障碍”（Atwood和Stolorow，1987）。
在对南茜“坏”的感受的解释性序列中，我们选择了一个有些武断的起点。这一序列通让南茜感到了被指责，体会到了“坏”和“负有责任”，当男人们感到被她性唤起时。她希望他们对她已经挑拨了他们负责。在探索这一主题的过程中，分析师进行了非正式的干预，但当这些被认可时，分析被允许继续进行。例如，在“无可指摘”的挑拨的分析师和负责任的诱惑的患者的扮演中，南茜越发的感到“被困住”了（83:2:21）。此时此刻，移情对南希来说变得“真实”了。分析师试图通过“共情”的评论让自己和南茜得到解脱，“你觉得自己被困在了一种似乎不公平的处境之中。”然而，他暗示，她的不公平感完全是她的建构。南茜以可理解口气愤怒地回应（83:2:24-25）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在接下来的会谈中，南希仍然很生气。她把这位分析师比作她那个虐待狂哥哥，他把苍蝇的翅膀从苍蝇身上扯下来，高兴地看着苍蝇蠕动。他是一个“科学家”和虐待狂，一个聪明的欺骗者。分析性关系的安全性使她能够同时体验到，她的分析师是一个喜欢嘲笑她的虐待狂，同时也是一位善良的，有爱心的人物。他把她的体验和影射、暗示以及零散的联想相互关联形成整体，并且从她的角度同样的行事。通过这些，以上两种形象得以实现。
南茜哭着对她的分析师说：“在此之前，当我真的生你的气时，我可以通过提醒自己你似乎是个正派的人来约束自己。你看起来很和蔼”（83:3:1）。分析师回答说，“如果我的出现和善良的外表引起你的兴趣和好奇心，那么，这就这个问题中的一部分”（83:3:4）。解释的序列贯穿了整个会谈——分析师“呈现”了南希的归咎于他的虐待狂、诱惑、骗子（“如果我真的存在……”[83:3:22]）的属性。在整个解释过程中，南茜与她的父亲、母亲和兄弟的经历，以及她目前与她的分析师的经历（她表达自己对分析师的幻想和恐惧的能力），已经逐渐统一。
我们制定的这十项技术原则，是为了实现传统上公认的分析目标，即扩大病人的意识和自我反思，在患者的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联系，为当前的体验提供丰富的情感背景，以及减少病人对过去、情感负担体验的障碍。我们建议，这些原则可以通过增加患者和分析师能够以最小限度的理论刚性干扰和最大限度的治疗创造力来引导他们交互过程的可能性，以此进一步实现这些目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