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家所关注的阉割情结具有广泛的表现场合。它除了以直接的、明白的形式出现外，还会以各种各样的化装、伪装、变形、隐喻、象征的形式出现在神话、传说、故事、信仰、幻想、梦境之中。弗洛伊德在题为《美杜莎的头颅》的文章中将希腊神话中大英雄珀尔修斯(Perseus)割下女妖美杜莎的头解说为阉割的象征，因而美杜莎的恐惧效应也就是阉割的恐怖效应。美杜莎的头颅上长着的蛇状头发常常在艺术作品中得到夸张表现，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怪诞意象止是由阉割情结所派生的。
弗氏门徒卡尔·亚伯拉罕于1922年著有《作为梦幻象征的蜘蛛》－文，根据某位男患者的三个梦中出现的蜘蛛形象，做出如下解释：梦幻中的大蜘蛛象征着传说中的邪恶母亲，那纷乱的蛛网象征着她的阴毛，蜘蛛吐出的单一吊丝则是男性性器的变体，因为此类可怕的母亲形象常沿就是所谓“带阳具的母亲”。他还引用威尼斯精神分析学家南伯格(Nunberg)的意见说，蜘蛛会以吸血的方式杀死它的牺牲物，这正好用来象征邪恶母亲通过乱伦性交去阉割和杀死男人的本领。
在《儿童与民间故事：阿柏支人格的精神分析研究》一书中，布莱斯·博耶分析了阿柏支印第安传说中的蜘蛛主题，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双重蕴含的象征形象，一方面喻指可怕的母亲那阉割和吃人的女阴，另一方面也暗示养跻带和再生。这样一种两面分析的象征解释与弗洛伊德的绝对化观点有相当距离，不过却同背叛弗洛伊德而另创分析心理学派的容格的方法不谋而合。正是荣格主张母亲原型具有两面的形象，一种可怕的母亲和一种可爱的母亲，在不同场合分别呈现为不同的形象。
可怕的母亲常常显现为女妖、吸血鬼、母夜叉、老巫婆等形象，成为对男性生命威胁最大的恐惧根源。这种借助于民间传媒被渲染得过头的恐惧时常伴随着阉割情结而出现。海斯写道：“对阉割的歇斯底里的恐惧是男子忧虑的基本产物。有人问道，女巫是否能借助于魔鬼的帮助割去男子的性器官？或者，她们是否能明显地用魔力或幻想做到这点？由千魔鬼能做的事情远不止这些.....因而她们事实士真能割去男子的性器官。”女巫既然能毁坏男人的件器官及性功能，她们当然也有法力恢复这种功能。与中国野史中关于宦者还阳的种种奇闻相呼应，西方女巫的还阳法术体现在下述传说中：一个年轻人失去了性器官，他怀疑是某个女巫暗中所为。他抓住这个女巫，用毛巾勒住她的脖子，逼着她施展还阳之术。那女巫用手触摸了一下他的睾丸后说：＂你的性欲已然恢复如初。”于是这位青年的阳物立即恢复了功能。
还有的女巫传说干脆把阉割和还阳表现为某种独立的职业营生：有一些女巫专门收集和储藏男子性器官，多者竟然达到二十至三十个。储藏的方式或置于盒子中，或放入鸟窝。这些离开了身体的阳物像有生命的物体样蠕动，还能吃东西，简直就像被饲养起来的小动物。有一个失人性器的男人逼着女巫归还他的宝物，那女巫叫他自已爬上树，到鸟窝中任意摸一个阳物。结果他拿了一个大的，却被女坐劝阻说，你不能拿这个，它是教区牧师的。那男人只得另外选择。在这一类西方传说中，不仅阉割成了专门职业，阳物也像商品货物一样可以囤积居奇。这种民间虚构的故事也许并不仅仅是出于放肆的幻想，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它对于男性读者潜意识中的阉割焦虑多少可以起到一些抚慰和补偿作用：阳物的独立生存和储备既表明了阉之普遍性，同时也独小着再造还阳的可能性。
按照物极必反的辩证法，哪里阉割情结最严雷，哪里也就最易产生补救性的还阳秘方。在以宦者数量和宦寺制度延续之长久而夺冠于世的中国历史上，阳物失而复得的传奇故事也自然异常发达，从古至今未曾中断过。从战国时代起已有严格的内官检查制度，未割净阳物而混入宫中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但初入宫时的寺人一旦得宠后大富大贵起来，难免会产生百般强烈的还阳愿望。史中有记载的第一个实现“阳物复起＂的人是东汉宦者栾巴。尽管技术性的细节均已失传，但宦官中确有某种秘术私下相传，使东汉－代许多阉寺之人都尝试此法，居然使阳物再生。到唐代，名宦如高力士、李辅国等都曾奉皇帝的圣旨娶妻。唐后期宦'官专权严重，娶妻的情况更加普遍，以至阉宦死后遗留的寡妇住满一条街。到了明代，宦官更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据赵翼《陔余丛考》所述，有一个自称孙太公的安庆人，到京城向宦百们出售阳物再造丸，胡说用男童身上割下的阳具和进药丸之法还阳，居然杀了上百个男童。结果事发问罪，还有人为宦官们说情。明代大太监魏忠贤以残害忠良而恶名远播，他的“玉茎再生”本领也传得神乎其神。史书中明确叙述了他和皇帝的奶妈客氏私通的情形。
清代学者唐甄带着疑问考察了这类案洌，发现“还阳”神话的背后另有原因，他追究说：“昔奄人魏忠贤与魏朝皆私客氏，客氏厌朝之弱而喜忠贤之强。……奄入无阳者也，客氏何分于强弱而有所好恶与其问乎？固疑之矣。常闻入言，奄人虽阉，精气自在，其阳虽不能如常人之具形，亦稍突长；又闻有异术能使阳长，固笑而弗信也。然吾尝亲见之矣。昔明南都溃，众立鲁王于会稽，号曰监国，南北奄人多从之者。…奄人死，有美妾二人。是时年幼，从先君辟乱，居于鸡山，先君所养勇士魏兴，据死奄之财物而攘一妾。凡令节，魏兴必使是妾人贺，而从拜于仆妇之间。诸仆妇则私问之曰：‘尔从太监也，如夫妇矣，衾枕之间，其状如何？’妾曰：‘太监性浮，不胜其扰。交接之际，其阳亦突出将寸。’由是观之，奄人不可使混女也明矣。”
从唐甄的这段辨析中似可归纳出还阳传闻的两种真相，一种是被阉者凭着残存的阳根勉为其难地行苟且之事，这与其说是“再生”，不如说是本未割净。另一种是以“异术使阳长”，这才多少近似于“再生”或“再造”的本相，们仍不免被神秘化。
佛经中也不乏阳物复生的故事，不过要和采报思想结合起来表现。《杂宝藏经》卷二中的《内官犍所键牛得男根缘》便是一例：
昔乾陀卫国，有一屠儿，将五百头小牛，尽欲刑犍。时有内官，以金钱赎牛，作群放去。以是因缘，现身即得男根俱足。还到王家，遣人通白：“某甲在外。”王曰：“是我家人。自恣而行，未曾通白。今何故尔？”王时即唤问其所以。答王言曰：“向见屠儿，将五百头小牛而欲刑治。臣即赎放。以是因缘，身体得具。故了敢入。”王闻喜愕，深于佛法，生信敬心。夫以华报，所感如此，况其果报，岂可量也！
自从人类意识到死亡的必然性，个体与生俱来的莫大忧患无非是死。而复活或转生的伟大神话便分别在基督教文化和佛教文化中应运而生，成为消解死亡恐惧，恢复精神平衡的有效途径。同样道理，与阉割同来的阉割恐惧发展到一定程度也自然催生了阳物复活的补偿良方，成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阉者歌其阳式的普遍信念。玉茎复生，如同基督复活一样，必然成为寺宦之人梦寐以求的新宗教，抵消阉割恐惧和阳具羡慕的最佳精神武器。中国文化在这一方面得天独厚，堪称一绝。对此，只要浏览一下《宝元带》一类书中开列的“牡狗茎散"、“千口一杯饮”、“玉茎重生方”等民间秘方，或留心一下当今充斥广告传媒的种种以回春、再造、壮阳为号召的新药特药的广阔市场需求，就可以略知其大概。
如果有人出于理性的怀疑精神质问这些法术和秘方究竞有没有可以验证的客观疗效，那么最省事的回答还是借用宗教信仰的一个普遍原理：信则灵，诚则灵。
正像基督教的复活不能执着地要求从生理学上去检验，玉茎复生的民间宗教也不只是医学生理学本身的问题，只有联系到疯狂的阉割的整个文化史，联系到被性压抑折磨得丧失性功能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惊人比例，这种顽强不屈的持久信仰的底蕴方可得到较为透彻的理解吧。
这是一个可以把男人的“命根子”当作瘤子一般割舍的文化；也是一个把“驴鞭”、“狗宝”奉为大补佳肴的文化。
倘若弗洛伊德生为中国人，说不定会在“阉割情结”之外构想出“食鞭情结”呢。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