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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咨询室运用精神分析
教授一项结构化的、有证据基础的治疗方法常能保证有一群快乐的、通常是感恩的学生。上完课后学生们觉得“有一些东西可以带走”,在第二天面对患者时这些东西能够帮到他们。教授精神分析疗法是一件很不确定而且更有风险的事。学生们常常觉得被这种治疗方法给淹没,精神分析疗法不像其他治疗方法,它能唤起焦虑,而这样的焦虑会让用其他方法还很胜任的从业人员“瘫痪”,在治疗时段里缺乏结构和议程,不确信要跟患者说些什么。焦虑的产生不仅是因为精神分析技术没有像CBT一样令人安心的结构,还是因为这一技术鼓励治疗师处理患者以及自己的潜意识动力这是一项我们都觉得害怕的工作。
弗洛伊德派的经典传统)散布在文献中,但是这些最多只是一些通用指南,很难让人有信心去面对一名有挑战的患者,他们不按预定的方式出牌。精神分析的培训目标大多是在传授一种“态度”,或者是一种思考方式和感受性,它貌视技术性的操作,而许多学生需要这些技术。
精神分析疗法不像CBT,它更难具体化,更难在技术层面上教授。我们发现“技术准则”(特别是所谓的精神分析的态度是飘渺的,无经验的精神分析从业者觉得难以琢磨,然而,远不止如此,不同的精神分析流派的理论会使情况更加复杂,常常意见不一致,连带着各自倡导的技术也不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因为传统上精神分析治疗师就不热衷搞研究,相左的理论共存,各自并不试图去确立自身的有效性,技术方面也一样。新入行的人很难用一种理性的态度去决定要追随哪个理论体系,也很难决定在咨询室如何使用它。这样的难题进一步复杂化了,因为缺少,正如福纳吉所说的:
一一对应的地图,在精神分析的治疗技术和主要的理论框架之间没有相对应的操作手册,同一理论可能产生不同的技术,而同一技术被不同的理论证实,这样的情况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