癔症:一个古老症状的当代境遇
陈劲骁
南京晓庄学院心理健康研究院
从当代主流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癔症似乎是一个被遗忘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老症状。事实上,从1952年由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PA)制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一版)(DSM-I)发布以来,它就已经被剔除出了疾病分类学的大门,而被纳入到“焦虑障碍”(anxiety disorders)、“分离性障碍”(dissociative disorders)、“躯体症状及相关障碍”(somatic symptom and related disorders)、“性功能失调”(sexual dysfunction)等相关类目①当中。这一概念的消失并非毫无道理,癔症长久以来不仅被认为是仅仅流行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特定历史病症,还一直饱受污名化女性的指责。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一概念的发明是将女性表达不满的情绪和行为堂而皇之地冠以病理学的罪名②。实际上,Hysteria一词的两种普遍流行的中文译法——“癔症”和“歇斯底里”恰好对应了人们看待该词的两种目光。当我们将Hysteria理解为“癔症”时,它是从医学的角度上特指那些无明显器质性成因而产生的夸张的情绪反应以及痉挛、抽搐等躯体症状。然而,由于该症状多发于女性,当我们将该词解读为“歇斯底里”时,它就演变成为了男性指责女性蛮不讲理、情绪善变的说辞。实际上,对癔症这一术语的不同阐述恰好反映了该概念所能被赋予的多重意向性立场。本文拟追溯该概念演变的历史踪迹,从精神病学的谱系角度和精神分析的理论向度出发,考察这一古老概念在当代所被赋予的全新意涵。
一、 癔症的史前史
若从源头谈起,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就已经用癔症一词来形容女性因长期无性行为,而导致体内子宫阻塞或游走,进而造成糟糕情绪、失眠、厌食乃至痉挛发作和病态思维等症状。500多年后,著名的罗马医生盖伦同样认为癔症是因不满足的性生活而致,并进一步指出修女、处女和寡妇等女性更容易罹患癔症。对此他提出,如果罹患癔症的女性不能获得性生活的满足,就只能借助助产士或丈夫对其骨盆进行按摩,以寻求治愈。公元一世纪的伊斯兰医学家阿维森纳对此还特别强调,女性通过按摩性器官以获得高潮,是治疗癔症的有效手段。但这一过程绝不能通过自慰进行,而只能借由丈夫或医生,否则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宗教性的解释,开始重新审视希波克拉底、盖伦和阿维森纳等医生的观点。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癔症一词开始变得更具普遍性,不仅指称某类特殊的心理疾病,还常被用来形容夸张的语言或情绪表达。直到十九世纪,按摩骨盆或刺激性器官一直被视为治疗癔症的主要手段。只不过伴随着工业运动的发展,治疗手段变得更具机械化。人们开始将水疗法应用于癔症治疗当中,对阴蒂喷射水柱代替了人工按摩(1)。吊诡的是,彼时的社会大众一边承认刺激女性性器官能够治疗癔症,一边又指责这是一种淫秽的行为(2)。
到了中世纪时,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之所以会出现痉挛或抽搐等症状,乃是由于魔鬼附身,于是不得不借助驱魔等手段去寻求痊愈。直到十七世纪后,因启蒙运动的影响,对癔症的解释才重新回到医学的视角。人们开始认为,癔症乃是由于子宫内有害气体淤积所致。于是,医生们放弃了中世纪那些创伤性癔症”(traumatic hysteria)取代了“女性癔症”(female hysteria)的说法,放弃了子宫游走的传统病因论,转而强调创伤事件在癔症形成中的重要性(3)。这一说法也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癔症皆女性”的传统偏见。在沙可看来,与创伤相关的记忆和情感会扰乱病人当下的生活,引发头痛等躯体症状。这一观点为现代主流精神病学对分离转换型障碍的描述提供了一种奠基性理解。然而,沙可的观点虽为时下不少临床医生所接受,却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出于临床诊断和医院管理的需要,但又缺乏足够的医学知识和科学技术,他们总是将那些无器质性成因的症状简单归入癔症的门类之下。这样一来,那些与癔症症状表现相类似,却与现代医学诊断明显大相径庭的病症,例如脑肿瘤、脑震荡和癫痫症等因生理因素而产生的病变,都被归因于因心理创伤而产生的疾病,并对此施以被沙可大力提倡的催眠治疗。最后不乏诸多病人因治疗失败而死亡的案例。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沙可针对癔症患者开展的那些饱受争议的临床工作,为当时在巴黎留学的弗洛伊德打开了新的视角。他不仅对沙可的创伤性癔症说和催眠疗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还吸收了时下有关癔症的最新观点,例如皮埃尔-让内的分离论和伯恩海姆的催眠暗示疗法,并将这些创见最终纳入了他开创的精神分析疗法的构想当中。这些工作为现代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对癔症的理解提供了宝贵材料。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让-马丁-沙可在巴黎Salpetrière医院的临床工作为我们研究癔症提供了全新的理解。他用“二、 癔症的精神分析史
(一) 安娜-O个案
无意识运转,而这无意识的欲望之谜所指向的最初源头便是以这位传奇女性为剪影的神经症结构。神经症结构以癔症为内核,它打开了人性的潘多拉魔盒,让症状从荒蛮的本我大陆中跳脱出、搏动开,随后又借助森严的伦理和律法将它重新压抑进主体的深深的无意识当中,最终反浇灌出人类文明的彼岸之花。
当我们谈及癔症的精神分析史时,一本绕不开的书是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而当我们谈及《癔症研究》时,一个绕不开的个案就是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先后接手的女性癔症患者安娜-O。精神分析围绕着1881年11月,布洛伊尔接手了一位名叫安娜-O的年轻女患者。她除了备受神经性咳嗽折磨之外,还正饱受一系列癔症症状所苦:如情绪不稳、视觉障碍、右臂瘫痪、短暂幻觉性失忆和语言障碍等。面对这样复杂又不断演变的癔症症状群,加上安娜-O焦虑而抵制检查,布洛伊尔无法有效地对其检测。在一开始,他只能通过催眠疗法让安娜-O的症状得以宣泄,逐步让其建立对他的信任。随着治疗的展开,布洛伊尔逐渐感觉到,安娜-O似乎被某些事情所困扰,却又总是回避谈及它们。因此,他坚持用谈话的方式让安娜-O尽可能多地表述那些发生的事情——这便是精神分析的“谈话疗法”或“清扫烟囱”技术诞生的最初形态。
随着过往的创伤事件逐渐通过话语表述出来,安娜-O的语言能力渐渐开始恢复,瘫痪的右臂也逐渐恢复正常。布洛伊尔如同发现新大陆一般,在个案报告中欣喜地声称:“从患者卧床向前追溯至这些症状的最初出现之日,所有病因事件与其症状的出现顺序正好相反。一旦病因被揭示,症状也就永远消失了。”在布洛伊尔看来,安娜-O的好转毫无疑问地说明了她症状并非因躯体或大脑损伤而导致,而完全是源自心理和思维的影响。从此,他将治疗的重点从催眠疗法转移到了谈话疗法。
然而,故事的发展似乎并不像布洛伊尔在报告中呈现得那样圆满,弗洛伊德官方传记的撰写者琼斯为我们披露了另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结尾:布洛伊尔对安娜-O的过度关注引起了他妻子的强烈嫉妒和不满,以至于布洛伊尔不得不提前终止对安娜-O的治疗。治疗的突然中断让安娜-O旧疾复发,甚至产生了怀孕的幻觉。在一次治疗中,发病的安娜-O声称自己怀上了布洛伊尔的孩子,以至于后者惊慌地逃离了现场。而安娜-O则被他转介给了刚来医院工作的年轻医生弗洛伊德(亦有一说是被转介给了瑞士的现象精神病学家宾斯万格)。
(二)杜拉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