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是20世纪后半叶法国著名哲学家德勒兹与精神分析学家加塔利（Felix Guattari）在其合著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一书中提出的反弗洛伊德及反拉康精神分析的后结构主义微观政治哲学概念。
作为德勒兹和加塔利“反俄狄浦斯”所针对的对象，“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问题必须置入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分析理论背景之中加以论析。俄狄浦斯情结作为精神分析无意识学说的一个核心观念，在弗洛伊德与拉康的学说中是发挥着主要功能的机器。西方精神分析奠基人弗洛伊德把表现“弑父娶母”题旨的古希腊神话与悲剧故事《俄狄浦斯王》解读成为一种潜在的、基本的人类戏剧符号，从中萃取出“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认为其代表了一种隐匿的、普遍性的人类欲望。一切梦幻、幻象、幻觉和文学都是这一神话的嬗变。无意识则以不同的形式重述这一故事。而孩子、母亲和父亲共同构成的家庭三角结构决定了个性的形成与成人欲望的轨迹，这种结构决定欲望的观念，启发了拉康关于想象界、象征界、真实界三维结构的构想。拉康以“父亲之名”（the Name-of-Father）的概念置换了弗洛伊德关于“母亲之欲”（the desire of the mother）的概念。拉康以三环相连互扣的新几何学“鲍罗密欧结”即I S R （“想象界”、“象征界”和“真实界”）三个“秩序”置换了弗洛伊德关于核心家庭的“爹地—妈咪—我”的俄狄浦斯三维结构。由此，俄狄浦斯情结被转换成一种语言学现象和文化结构，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变成了文化无意识意义上的父亲之名。
德勒兹和加塔利基于尼采哲学，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唯心论精神分析学说进行了历史唯物论的改造。他们用后结构主义哲学的“分裂分析”方法勾勒出他们关于“反俄狄浦斯”的里比多与社会经济的图式，批判了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模式和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图式。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弗洛伊德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俄狄浦斯情结”忽视了复杂多元的社会文化结构，囿于一隅；拉康的“鲍罗密欧结”或“想象界”、“象征界”和“真实界”三个“秩序”对“俄狄浦斯情结”中父亲之名维度（象征界、菲勒斯、文化律则、权威）的强调和对能指的侧重，都具有结构性的等级制特征，凸现的是一种“能指的霸权和专制”，是“专制超编码的法则”。因此，拉康并未从本质上改变俄狄浦斯问题。其理论与观念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通过社会实践和理论反思，德勒兹和加塔利发现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精神分析中“俄狄浦斯化”的虚妄性和误导性，认为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之说把人的情感与行为性欲化，把社会的人降为动物的人，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则导致了当代思想中能指的霸权，建立了某种等级制的，让人虔诚信奉的能指（如菲勒斯、阉割情结等）的特殊秩序，把人格与形成人格的社会历史条件完全割裂开来。因此之故，德勒兹与加塔利倡导“反俄狄浦斯”，颠覆传统精神分析学流行的观念，把欲望分析回归其完整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他们提出“欲望机器”的观念，倡导把“欲望”和“劳动”两个体系转换成为“欲望生产”和“社会生产”，否定了自柏拉图以来，包括弗洛伊德和拉康在内的将欲望视为“匮乏”与“需要”双重含义的概念，把欲望看成是第一重要的生产力。
德勒兹和加塔利在俄狄浦斯问题上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批判，主要有两个取向：一是将弗洛伊德与马克思加以整合和扬弃，将无意识欲望与更宏阔的社会生产联系起来，将俄狄浦斯情结模式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挂钩，从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两个维度对俄狄浦斯情结与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二是寻绎出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俄狄浦斯模式的局限性和荒谬性，从而颠覆俄狄浦斯模式。德勒兹和加塔利在扬弃精神分析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后结构主义的社会历史里比多微观政治学，对资本主义乃至整个人类发展史和社会制度进行了维度独特的反思。为了抵制编码、辖域化和俄狄浦斯化，德勒兹和加塔利创立了一种分析和治疗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心理分裂症和社会困境的特殊方法——精神分裂分析法，以反拨传统精神分析的理论方法。精神分裂分析的主要任务就是发现里比多在社会语境以及个体心理的“投注”的本质，颠覆其文化表征系统。
德勒兹曾经坦言《反俄狄浦斯》全书的统一性在于：精神分析学的缺陷与它紧密属于资本主义这一事实相关。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的概念及其之间的联系构成了《反俄狄浦斯》的基本脉络。因此，他与加塔利一方面是对俄狄浦斯情结说和精神分析学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关系的研究。两方面密切相关。该书在欲望微观政治哲学方面与弗洛伊德一脉的精神分析（核心家庭与俄狄浦斯模式）和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进行对话并且加以反拨；在宏观社会历史叙事方面与马克思等关于社会发展形态模式进行对话，提出自己后结构主义的社会体的系谱学叙事。按照 E. W.霍兰德的观点，前者属于“反俄狄浦斯”的内在批判；后者属于“反俄狄浦斯”的外在批判。德勒兹和加塔利融合了哲学家和反精神病学家的视域，他们的分裂分析从反精神分析欲望观出发，进而与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批判结合起来，因而有欲望“微观政治学”（micro-politics）之称。微观政治学在实质上体现了后结构主义思潮反总体化、抵抗等级制、解辖域化等倾向。
在微观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应当在奥斯维辛之后与五月风暴以来的欧洲当代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理解《反俄狄浦斯》。这场运动显而易见地激发了德勒兹和加塔利思考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之间关联性的灵感。德勒兹在访谈录中坦承他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概念是五月风暴的一个产物。五月风暴激发了他们对欲望与权力（或法西斯主义）的关系、对精神分析与政治关系的思考。精神分析家们“以俄狄浦斯的名义所说出的蠢话，首先是关于儿童的蠢话，都是一派胡言乱语”。因此有必要“反俄狄浦斯”，建构唯物主义的精神病学，必须以“战斗的、经济里比多的、政治里比多的”精神分裂分析取代荒唐狭隘的精神分析。作为无意识表征的欲望与弗洛伊德学说的“父亲”无关，甚至与拉康式的“父亲之名”无关，而是与历史之名相关。在“奥斯维辛之后”的意义上，《反俄狄浦斯》是一部“反法西斯”之书。福柯曾经为《反俄狄浦斯》写了一个简要的序言，强调反俄狄浦斯不仅仅是反对“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而且还是反对“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主义导致我们去热爱权力，渴望获得宰制和剥削我们的那种东西。日常生活的法西斯主义因其隐蔽性而更具危险性，铲除掉它们的任务也更为艰巨。社会历史现象和语境侵扰着所有形式的思想运作，甚至哲学概念的创造亦非完全纯粹的。因此，德勒兹哲学可视为一种反理性主义、反形而上学、反基要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挑战。反法西斯既具有显而易见的历史维度，也有隐匿无形的伦理维度。“反俄狄浦斯”要超越历史维度的反法西斯及其权力，也就是超越政党或国家的斗争，而将其拓展到伦理的、文化的、家庭的、个人的和里比多的领域。最可怕的法西斯主义不是“围绕我们、压碎我们的那些硕大无朋的法西斯主义”，而是已经变成我们内心的欲望的“构成我们日常生活残酷痛苦的小小法西斯主义”。自马基雅维里以来，西方思想界一直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而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政治上（法西斯主义）对欲望的控制与哲学上（形而上学）对欲望的控制是一回事。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倡导的以欲望的分裂分析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历史文化批判，具有一种“欲望微观政治学”的意蕴。
“反俄狄浦斯”内蕴着德勒兹和加塔利长期的哲学和美学思考。《反俄狄浦斯》既是五月风暴的反应，更是对西方数十年来理论思潮的一种回应。就西方哲学语境而言，俄狄浦斯机器具有总体化（简略化）、本质主义或基要主义的特征，弗洛伊德的性别斗争与家庭三角形模式、拉康的“父亲之名”的能指霸权，都具有原型、律则或真理的意蕴。从理论基点来说，所谓的反俄狄浦斯，实为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反总体化、反基要主义的重要一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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