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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莫西•D•威尔逊（Timothy D. Wilson）是弗吉尼亚大学的雪利•J•亚斯顿（Sherrell J. Aston）心理学教授。他是《弗.洛伊德的近视眼：适应性潜意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Strangers To Ourselves）一书的作者（“我所读过的最发人深省的书”，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 Malcolm Gladwell）），该书名列《纽约时报杂志》“2002年百佳思想”的榜单之上。他也是畅销社会心理学教科书《社会心理学》的合著者，现在已经出到第七版。他最新的一本商业图书是《变向：心理改变的新异科学》（Redirect: The Surprising New Science of Psychological Change）。
真实俱乐部：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蒂莫西•威尔逊，雨果•梅西耶（Hugo Mercier）。
前言
心理学对无意识总是又爱又恨，当然恨多一点。无意识是弗洛伊德心理理论的基石，但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观点却引起了二十世纪初很多科学家们的共鸣，他提到无意识是“一种最高权威，心理学以此来看待人的本性，同时也因为这种权威，本可以成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变成了各种奇思妙想的集散地”。詹姆斯对无意识的反感在心理学界蔓延开来并且占据主流地位。无意识从此被驱逐到心理学的地窖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但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蒂姆•威尔逊和迪克•尼斯贝特（Dick Nisbett）用他们的一篇跨时代的论文《告诉更多我们所不知道的》（"Telling More Than We Can Know"）打开了地窖之门。他们在论文中报告了一系列实验，证明人们常常没有意识到他们行为的真正原因。当被问及这些原因时，他们仅仅是胡编乱造。人们当然不知道自己在编造故事，他们反而确信这些故事正可以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是正如实验所揭示的，人们说出来的比他们能够知道的更多。地窖的大门已经被实验证据开启，无意识开始在起居室占据主导。现在，心理学科里充斥着一大批研究，它们都证实了无意识心理过程对人的强大影响力。
就算威尔逊对心理科学的贡献仅仅是重新引入无意识研究，他也将功成名就。但这不过是开始。威尔逊之后发现并且证明了我们在千奇百怪的方面都称得上是“自己的陌生人”（这也凑巧是他最新著作的名字——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在《纽约客》上说这是近二十年来最好的大众心理学书籍）。他做了很多才华横溢的研究，从“原因分析（reasons analysis）”（当要求人们在决策时给出理由，他们通常会做出坏的决策）到“情感预测（affective forecasting）”（人们无法预测未来事件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感受）都有所涉猎。但是居于他工作核心地位的是这样一个简单却又深奥的洞见：和外部世界比起来，我们对自己头脑中的世界知之甚少。
《摩西五经》（The Torah）里有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花的秘密不是任何花都无法解答的吗？”一些学者说是，另外一些说不是。威尔逊却说：“我们来检验下吧！”他可以被赋予两个职业头衔——一项是心理学家，另一项是方法论家。他大量撰文强调使用实验方法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重要性。在对心理变化所作的科学研究中，他也借助科学之光一扫阴霾。他检验人们试图改变自己的各种方式——从自助到心理治疗——并且询问这些方法是否真的奏效，以及为什么奏效。他的答案会震惊一些人，同时激怒另外一些人。我预测这些工作会引领以后的研究热点。
社会心理叙述——或者——到底什么是社会心理学
【蒂莫西•D•威尔逊】我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回答这些问题：人们对自我的认识、意识和无意识各自的角色，以及内省的局限和麻烦。比方说，为什么有时候过多的思考自己的行为表现和行为原因会使自己陷入困境。这些问题在我读研时便开始与我的导师迪克•尼斯贝特探讨，在那之后也一直是我关注的重点。
这些年来我心中还隐藏着另外一个疑问，那就是我们如何利用这些知识来解决当代问题？我成长于动荡的六十年代，当时似乎整个世界都在变化，而且我们理应能参与到这个变革过程中来。我选择学习心理学的初衷是我觉得它能帮助我们解决社会问题。在研究生院我迷上了基础研究，它至今仍是我的最爱。探究自我、意识和无意识之谜令人无比兴奋。但是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实际问题悬而未决并且开始浮出水面，我也越来越确信社会心理学会有一番大作为。
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不是客观环境，而是人对世界的构念影响人自身。你必须进入人们的头脑中，看看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人们会用一些说法和故事来解释自己当前的所作所为。你必须关注这些故事和叙述（narratives and stories）。人们的私生活出现问题，甚至一些社会问题的涌现，都可以追溯到是这些故事出了差错。某种程度上人们会因为这些不良的个人叙事而丧命。
基于认知行为疗法和临床心理学，我们知道通过集中的心理治疗可以改变人们的个人叙事。但是社会心理学家建议，对于那些不太严重的问题，有一些方法能够更轻易的重新定向个人叙事，而且拥有惊人强大的长久效果。我把这种方法叫做故事编辑（story editing）。通过给人们一些小忠告和建议，鼓励他们重组环境或者从新的角度审视它，可以把他们带向一条比以往更健康的叙事路径。
我从研究生院毕业之初曾对这种故事编辑干预做过测试。我们收集了一批陷入自我挫败怪圈的大学生样本。他们学业成绩很差（他们都是大一新生），并且对此闷闷不乐。他们似乎很自责，认为自己是因为招生政策的漏洞才没被学校开除。这使他们更难安心学习。
我们做了一个为时三十分钟的简单干预。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些其他学生的事实和证据，让他们明白他们的问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我们告诉他们，刚进大学是很难摸清学习门路的，但是当他们学会适应并且学会用与高中不同的方式来学习时，他们的学习成绩会随着年级的提升而变好。
“也许不是我，而是我所处于的环境起作用，而且我能改变这个环境。”这条简短的信息也许能以一种强烈并且持续有效的方式改变人们的叙事。例如，和那些没有接受干预处理的控制组相比，掌握了这些信息的学生们在几年之后有更高的学业分数和更低的退学率。这样的研究从此之后层出不穷，它们都证明了这种改变叙事路径的简单方法能有力的帮助人们活得更好。
另外一个引起我兴趣的话题是很多旨在帮助人们的现有干预措施并没有理论基础，更糟糕的是它们从未被验证过。社会心理学家唯一擅长的是如何做实验，如何测试干预是否起作用，以及借助于优良的控制组和统计分析察看某些操作是否奏效。然而，现在的那些琳琅满目的救助项目却没有经过类似的审核，它们仅仅是基于常识。
这样的案例有很多，比如“对抗药物滥用教育”（D.A.R.E）禁毒项目。我的两个小孩在学校时曾参加这个项目。实际上，美国70%的学校都在使用它。但是直到最近这个项目才被证实收效甚微，而且还有零星证据表明它增加了学生的吸烟率和饮酒率。甚至在我们对项目进行测试前，这种具有消极作用，或者充其量说没有作用的项目就已经在70%的学校中开展实施，对此我感到震惊。
其他的例子不胜枚举。致力于使高危儿童远离犯罪的“吓正了”（Scared Straight）项目结果却增加了他们的犯罪率。可是美国很多社区仍然在使用“吓正了”项目。另外一项旨在预防虐待儿童的“美国健康家庭”（Healthy Families America）项目，在全美得到广泛开展并且花费不菲，最后却被证实毫无效果。
接下来整个励志自助行业都引起了我的关注，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所有的信息都是错误的，而是因为他们用一种没有科学依据的方式将希望打包给顾客。我觉得自助行业和买彩票有些相像。也就是说，我们买下一张彩票的同时也买下了希望。我们不见得相信自己会中大奖，但是在开奖前的这一周，我们可以憧憬自己突然变成百万富翁。
自助书籍与此类似，我们买它时也带走了它的承诺：我们的生活会立即变好，我们的麻烦会即刻消失。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这并不现实。但是我们还是怀揣着美梦成真的那么一丁点希望。
实际上，这个行业里流传着“18月法则”，即最有可能买自助书籍的是那些在18个月之前已经买过一本的人。这对社会心理学家来说有些难堪：我们做了很多非常好的研究，证实了用一些相对简单的方法就能使人变得更快乐并且客服个人困难，但是这些都被自助产业忽视了。例如，我的朋友兼同事杰米•佩尼贝克（Jamie Pennebaker）开发出一种写作练习，让人们连续三到四个晚上每次花15分钟写下自己的一个问题。研究发现这样做对人 的健康和幸福感有显著的持久益处。
研究者伊桑•克洛斯（Ethan Kross）和奥泽拉姆•阿杜克（Ozlem Ayduk）改进了这种方法，并和佩尼贝克一起展示了它的有效性。回到之前的故事编辑的隐喻：这些写作练习让我们正视之前所忽略的问题。借助于获得的新视角和找寻的新意义，我们重新回到修订叙事的这个意义建构过程，从而可以彻底的创造出更好的叙事使烦恼烟消云散。这是对故事编辑技术作用的一个强大佐证。
让我们回到一个经常要面对的基本问题，那就是什么是社会心理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大众对此并不是很清楚。比如最近就有位经济学家在《纽约时报》上把我和我的朋友丹•吉尔伯特称为经济学家。这是有些挑衅的头衔！但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我们咎由自取，我们没有使社会心理学在公共话语中成功占有一席之地。
社会心理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为心理学的分支，当时大多的研究者是移民到美国逃避纳粹统治的德国科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想走一条不同于行为主义的道路。勒温和他的同行们认为应该进入人们的头脑中，以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的来看待这个世界，而不是把行为仅仅看作是我们客观环境的强化产物。这些心理学家深受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家的影响。格式塔学派对知觉做出过相似的诠释，而社会心理学们则把这些原则应用到更广泛的心理过程中。
这些早期社会心理学家对方法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的实验大都是研究感知和记忆。用实验法来研究社会互动和社会影响这种复杂问题在当时还是相当新颖的想法。勒温和他的同事们及学生们，诸如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哈尔•凯利（Hal Kelley）、斯坦利•沙赫特（Stanley Schachter）等等，证明了我们可以用精密的科学方法研究心智如何在更广阔的社会情境中运转。
但是坦白来讲，这个领域有些难以定义。什么是社会心理学？从社会方面来说，它指人际互动，比如从众就是这方面的热门领域。众所周知的是米亚格拉姆（Milgram）所做的服从权威的著名实验，它揭示了在一个强大的权威人物的影响下，人们在脑海中可以将他人电击致死。
这里也有一个分支被称为认知社会心理学，它将认知心理学和有关判断与决策的研究融合在一起，关注在社会情境下发生的心理过程。心智如何工作？它如何做出决策？人们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和外部社会？社会心理学家用独一无二的方式研究心理。他们涉猎广泛，并且将情绪考虑在内，从而告别了以往忽略情绪因素的冷认知。我和丹•吉尔伯特以及其他人，通过研究社会认知来理解人们如何思考自身和外部世界，以及这种思考如何影响他们的行为。譬如，丹和我一直都在从事情感预测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于人们思考未来的方式，以及对于可能降临在自己身上的事件，人们认为自己会做出怎样的情感反应。
如果我们病了，我们会有怎样的感觉？这样的感觉会持续多久？同样的问题的也可以问在我们大发横财、选择职业道路或者谈婚论嫁的时候。我们生活中很多重要的决定都是基于这样的情感预测，我们会试图估量未来事件发生时的感受，尤其是长期的感受。我们对此很擅长，我们对什么能带来积极情感和什么能带来消极情感显然具有良好的判断力。然而，我们做出情感预测时却容易犯系统性错误。
也许最常见的是所谓的影响偏差（Impact Bias），即人们会高估生活中很多事件对情绪的影响。我们以为我们中大奖后永远开心。相关研究却表明这不仅是不对的，正好相反，彩票中奖者常常变得更不开心，因为他们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被打乱了。从消极一面说，我们倾向于认为那些我们畏惧的事和那些会令人难过的事，比如丧偶、失业等等，会使我们一直闷闷不乐。尽管这些灾难性事件对人来说是煎熬，但是和自己的预期相比，我们有更强的适应力更强，而且能以更快的速度摆脱这些事件的影响。
医学科研人员在治疗决策领域参考了这项研究。治疗方案常常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比如如何从五花八门的选项中挑出一个来治病。当某个方案在人们看来可以带来最高的总体幸福感和最优的生活质量时，人们会选择这个方案，但是这样的选择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医生常常依照他们的经验做出判断，并且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教育病人选项A要优于选项B，但是病人依据自己对生活质量的憧憬，仍然坚信选项B比选项A好。
当审判目标是估计事件对原告总体幸福的影响时——这在民事诉讼最为常见——法律学者也开始在陪审团和他人的决策过程中考虑情感预测的影响，
然而有关情感预测的研究对我们也有所裨益。我必须承认我来自一个忧心忡忡的家庭。家里人总是杞人忧天，而且不断把事情往最坏的方面想。研究情感预测对我来说有些许安慰，因为我开始明白，是的，可怕的事情可能发生，而且如果真的发生了，最开始是会很糟糕，但生活还是会继续。我们是可塑性极强的生物，而且我们迟早会找到方法来应对这些最严重的打击。
在讨论如何解决问题和如何思考当今面临的众多议题时，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能够提供一些建议。但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致使我们的领域在与决策者的对话中缺乏份量。很多决策者在考虑问题时，比如如何增加非洲的安全套使用率，如何减少美国的贫困，或者如何减少偏见和刻板印象，他们会转向经济学家。我很多朋友都是经济学家，我并没有贬低这个领域的意思，但是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的确和社会心理学家有天壤之别。他们认为人类行为大部分都是外部刺激主导的。很多经济学家都不采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他们不会试图进入人的头脑并且了解人们如何编码外部世界。
我举一个例子。当经济学家想要在缩小学业差距或者减少青少年怀孕率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使用奖励。如果我们付钱给那些学习好的同学，通过给孩子们钱使他们学习并且考个好分数，这怎么样？又或者只要那些可能怀孕的高危女孩没怀孕，我们就每天给她们一美元，这怎么样？
对一个社会心理学家来说，仅仅依靠提升外部奖励是有些天真的想法。这些激励不仅不会奏效，而且如果从那些获得奖励的人的角度来思考，你甚至会发现奖励有适得其反的效果。社会心理学的一些研究已经表明某些活动中的外部激励会减少内部动机，因为人们会开始把钱视为自己行为的唯一因素。这侵蚀了他们最初从事这项活动的兴趣。
当然，从经济学家的角度出发，他们的确是从大处着想。他们在体制层面进行思考，并且不断的通过各种实验干预来检验哪种是有效的。从许多方面来说，我都嫉妒他们那些要解决的问题所达到的高度。社会心理学的局限之一是我们蜷缩在实验室中集中研究那些基本的心理问题，而且大都基于大学生样本。我们的难题是如何把这些干预措施扩展到更大的社会背景中，从而检验它们的有效性。这是我们需要跨越的鸿沟。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这样做了。选取一些基本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看看他们能否有广阔的适用性，而不仅仅是应用在实验室研究的大学生身上，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研究取向。而且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
下面我将列举杰弗里•科恩（Geoffrey Cohen）和他的同事们的事例，我很欣赏他们的工作。杰夫师从克劳德•斯蒂勒（Claude Steele），他精通斯蒂勒的自我肯定理论（self-affirmation theory）。该理论指出当我们感到自尊受到威胁并且难以处理时，我们能做的是尽量在其他截然不同的领域肯定自己。如果我担心自己的学业问题，那么通过思考我所擅长和关注的领域将帮助我减轻对学业的顾虑，比如我很顾家或者对政治富有热情等等。有关自我肯定理论的研究大多在实验室里的大学生身上完成，它们证明了在一个不相关的领域肯定自己能有效的保护自尊。
但是，科恩洞察到这个理论可以应用到少数族裔中学生身上。他的案例中针对的是美国黑人，学业问题使他们的自尊备受挑战。美国黑人没有白人聪明，这种负面刻板印象将对黑人学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当他们处于学业的竞争时，他们一方面会从自身出发担心自己的学业表现，另一方面他们也背上了附加包袱：天啊，如果表现太差，我会给我们团体那些负面的刻板印象抹黑。这也是克劳德•斯蒂勒所提到的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
科恩设想，也许我们可以借用自我肯定的研究来减少中学生的刻板印象威胁。他提出假设：如果我们能使黑人中学生在和学业无关的领域中肯定自己，这将能减轻他们的学业压力，从而真正易于他们在学业上取得成功。他在一个中学做了一项干预，他让学生们写下他们生活中所重视的那些与学业无关的的价值观。这项工作持续15分钟，每个学期进行的次数依研究的种类而不同，一般三到五次。就这么简单：写下生活中你所关注的一些与学业无关的事情。
这个实验的优良之处在于还设立了一个随机分配的控制组，此组里的学生没有做这个练习。干预具有显著的长期效果：和控制组相比，参与了写作练习的黑人孩子的学业在之后几年有长足进步。实际上，这个干预措施还缩短了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间40%的学业成绩差距。写作对白人学生没有作用，因为他们在学业上没有受到刻板印象威胁。这样看来写作练习减小了黑人的学习压力，从而提升了他们的学业成绩。
把实验室基础研究所发现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扩展到教育领域和其他领域，从而解决更具普遍性的问题，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的梦想是决策者能熟悉这种方法，并且不要把社会心理学当作经济学家来处理社会问题。现在，我们要再一次承担骂名，因为历史上我们偶尔会迎合决策者，而且也没有很努力的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时代改变了，社会心理学方法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除了能够影响政策，也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我时常觉得我的人生在我成为心理学专业学生后开始改变。我们表述事物方式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必须基于自己对世界的构念考虑问题的观点，从我个人来讲，有些使人心绪不宁，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不一定是正确的或者最合适的。甚至可以说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事实。但是持有一颗谦卑之心，明白自己的看法不是唯一的看法或者最好的看法，这未尝是一件坏事。
另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是进化论在心理学中的地位，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我可以简短追溯下它的历史。我在1977年拿到博士学业，当时借助于E•O•威尔逊（E.O. Wilson）在社会生物学中的工作，进化论开始应用于社会行为的研究。但是它并没有，至少在当时来说，侵入社会心理学领域。实际上，在七十年代末，社会心理学家很忌讳说自己是进化论者。这会给人造成极端决定论者甚至性别歧视者的印象，因为他们把社会行为的性别差异根植于人类的固有条件之内。
但是时过境迁，进化心理学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很多人把它当作自己的主要理论视角来理解我们行为背后的原因。对我的同事们可能有些冒犯，但我必须要说我不是进化论的信徒。
进化论有它的用处。作为一个解释人类物种进化的一般理论，进化论当然是正确的。当我们无法通过严格的科学方法验证得出进化论衍生的那些假设时，用这些假设来解释现有的社会行为是一个有意义的探索。但是现实却往往是那些不严谨的理论大行其道，人们仅仅编造一个故事，然后假定它是真的因为它有一定的意义。
我一直想写这样一篇文章，可能有一天我会把它写下来，题目是《进化论，新精神分析》。精神分析理论和进化论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两个理论总体来说都是对的。进化论毫无疑问地向我们展示自然选择对人类的操控力量。精神分析理论则认为我们的早期儿童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们，而且赋予我们世界观。我们在早期亲子关系中所形成的无意识结构扮演了重要角色。
两种理论都容易得出荒唐的结论，同时两种理论都无法借助严谨的实证研究加以佐证。由于精神分析过于宽泛，它在实证心理学中的影响逐渐减弱。它做出了太多无法证伪的假设，它基本上假设了一切。当然，精神分析得出的一些有意义的假设也被证实。比如苏珊•安德森（Susan Andersen）有关移情的研究表明了我们的确存在一种人际关系模板，这种模板会组织和影响我们对新关系的感知。
进化论多少也有些相似。它本质上可以解释任何事。就像我说的，它是一个有用的启发工具。但同时，我想它过于宽泛。两种理论的另一个相似点是两者似乎都无法绕过性别差异这道门槛。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思考人类行为，但是面对为什么有性别差异这个问题却使两种理论都深陷泥潭。当把社会行为的差异归咎于基因的固有影响时，两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错误的。
讲述故事方法也是一个大问题。史蒂夫•平克在其著作中曾举例说明一切并不都是适应。比如他说血是红色就不一定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可是，我也可以编出一个故事说明血为什么是红的。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祖先处于哺乳动物阶段的时期，血更可能是褐色的，但是受到一些影响使血变成了红色，而红色最后被证明是有生存价值的。因为动物流血后，红色更容易被察觉，这样它们会去舔伤口。舔伤口有治疗的功效，这传递了一种生存优势。因此红色血液被自然选择，血液开始变成了红色。我是对的吗？或许史蒂夫是对的，血液的颜色并不是一种适应？谁知道呢？故事的模棱两可使我们无法从科学角度解决问题。当然，公平的说，的确一些有意思的假设带来了一系列有意思的研究。如果没有进化论的基本原则，这些假设也不会被提出来。但是这样的例子并不是很多。
我可以举我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同事乔•海德特（Jon Haidt）的例子，他从进化心理学得出一些的有意思的可验证假设。他提出一个有关道德基础的理论，认为所有人都秉持相同的道德价值清单，只不过不同政治阵营的人对这些价值观的重要性有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说，自由派和保守派的道德基础有差异。乔的论点很有说服力，他认为我们国家的政治讨论之所以如此激烈和不和，是因为阵营双方对对方用来解释和评估世界的道德基础缺乏理解。如果我们能促进这方面的理解，我们可以减少争吵，并且促进政治光谱两端的对话。
进化论还被用来研究宗教起源。坦白讲，我没有密切关注这个领域，但我们都看到已经有人对群体选择和宗教起源及目的做了饶有兴趣的阐述。我仅补充一点，之前我说过借助叙述和故事来赋予人们意义感和目的感的重要性，同样的，宗教无疑是这些叙述的重要来源之一。宗教让我们相信我们的生活是有目的和意义的，我们在宇宙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的生命和沙滩上的沙粒不同，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尘埃。这些信念是我们幸福感的源泉。我相信宗教并不是达到此目的的唯一手段，除了宗教以外，我们还有很多信念体系可以赋予我们意义感和目的感。但是宗教的确能填补这段空白。
蒂莫西•威尔逊在为自己所专攻的社会心理学进行辩护时，复述了这样一则谣言，认为进化论对特质的解释是来源于“故事讲述”，而且可以解释“一切”。
这证明了蒂莫西•威尔逊可以虚构出一种滑稽的进化论假设。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进化论假设也是这么的滑稽。实际上我们的确知道谁对血液颜色的假设是对的。化学家告诉我们血液的红色属性是氧合血红蛋白一个必要的物理性质，同时也是几乎所有脊椎动物换气的必备条件。这也就是说任何适应性假设都是没有必要的。将一个生命体内可能的生物变异和物理变异都考虑在内后，某种特质仍然不可能出现，这时才需要用进化论加以假设。（这是理论生物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乔治•威廉姆斯（George Williams）于1966年对此有过最为详细的论述。）哺乳动物血液的红色属性并不是不可能的，它出现的概率是1。此外，分子系统学已经把血红蛋白的历史追溯到百万年前，我们也知道含氧血在哺乳动物进化的任何阶段都是红色。
即使这样还有人对生物学和常识不屑一顾，仍然坚信“舔伤口”假设，我们也可以轻易的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它。为了测试一个适应性假设，我们需要设定在有机体的环境中，达到特定目标（必须是繁衍的子目标）的最优系统的工程规格。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为了避免循环论证，工程分析调用的法则必须独立于所要尝试解释的特质——根据特质的不同，法则可以来源于物理学、化学、生态学、生理学、人口遗传学、博弈论、网络理论、计算理论等等。接着人们通过经验比较工程规格与目标特质的实际属性：两者越吻合（尤其是特质的那些不可能特征），我们就越确信特质这种非随机的组织结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一个世纪以来，生物学家已经运用色彩学、生态学和地理学来区分有关动物着色的适应性理论和非适应性理论，比如伪装（这种着色和动物典型环境中的空间频率和波长分布有关吗？）、性选择（是否只见于繁殖季节里那些相互竞争的同性间的外部行为？）、组织保护（它在地理上和紫外线相关吗？）等等。如果还有人认为值得不厌其烦的去检验威尔逊的夸张假设，这些逻辑可以将其一一驳倒：哺乳动物是不能舔到那些它们看不到的伤口吗？红褐色哺乳动物的血是绿色的吗？夜行哺乳动物的血是浅褐色的吗？是不是白天活动的有色觉的物种身上才流有红色血液？威尔逊那句夸夸其谈“谁知道呢？”，揭露了他对其他科学领域的逻辑和方法论的漠视。
甚至在他自己的社会心理学领域，威尔逊也弄错了进化论假设。人们当然可以编造出一个解释一切的进化论假设，但是人们同样可以编造出一个解释一切的非进化论假设。问题在于这些假设的那些可验证的预测是否得到证实。进化论的例子中，答案是肯定的。在发表于2003年《心理学公报》（Psychological Bulletin）上的一篇文章中，大卫•布斯（David Buss）列出了五十个基于进化论的对社会行为的最新预测，其中大部分在当时都得到实证支持。社会心理研究的所有领域——暴力、爱、美、母性、宗教、性欲、亲子冲突、支配倾向、地位、自我意识兴趣以及，对的，性别差异（世界上除了威尔逊之外都认为这是个重要现象）——都得到进化论假设试验的推动。很多其它的进化论假设——比如，同性恋的裙带关系理论和应用于杀害女婴现象的特拉维斯-维尔拉假说（Trivers-Willard hypothesis）——同样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证实。而那些还在讨论中的现象则没被解释。所以并不能武断的下结论认为那些做出了正确经验预测的进化论假设可以”解释所有事“。
我说这些并不是为进化心理学辩护，而是因为这些观点正好能解答威尔逊自己提出的疑问：为什么社会心理学得不到更多尊重？我豪不犹豫的同意社会心理学——不仅仅是威尔逊自己的研究——已经有很多意义深远的发现，它值得在政策制定和个人建议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个领域总是不厌其烦的坚持一些肤浅理论，因而使自己停滞不前：总有不计其数的研究证明，人们不擅长X可以从一个冗长的名词列表中找到答案，列表里有偏差、谬误、错觉、忽视、盲目以及基本错误。每个名词都在复述人们的确不擅长X。比如威尔逊把“自我决定理论”定义为“当我们感到自尊受到威胁并且难以处理时，我们能做的是尽量在其他截然不同的领域肯定自己”。大多数科学家都不会把这称作理论。这是对一种现象的再次描述，需要理论来解释它。
如威尔逊所言，社会心理学在方法论和发现未知事物上有重大贡献。但是为了解释他们自己的发现——解释人们为什么会擅长做一些事，而不擅长做另外一些事——我们需要借用来自除社会心理学领域之外的深层原则，包括遗传学、进化生物学和经济学。威尔逊遗弃了那些本可以完善和深化社会心理学的重要领域，这反过来可以帮助他解答他的疑问：为什么他的学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丹尼尔•吉尔伯特：
这场辩论的教训无疑是一个领域的专家最好不要对其他领域做出过于轻率的概括。当我的朋友兼同事，蒂姆•威尔逊暗示进化心理学不过是一些“自圆其说故事”的集合，他重新引用了一个之前已经销声匿迹的谬传。我的另一名朋友兼同事，史蒂夫•平克恰到好处的批评了他，并且指出他的那些说法为什么是错的。
如果史蒂夫在此打住就好了。可惜他自己也轻率的泛化了。他声称社会心理学“不厌其烦的坚持一些肤浅理论”催生出一份布满偏差和错误的“冗长清单”，人们用清单来描述现象却不解释现象。他的想法大错特错了（每个人都会犯这种错误），还有些无知（这不应该出现在史蒂夫身上）。
举一个例子。史蒂夫认为“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指人们会倾向于对他人行为原因做出不规范的推断）是社会心理学家只去描述而未解释的现象之一。实际上，社会心理学家数十年来都在探讨如何详细解释这种现象。过程是这样的：一些推理过程是自动发生的，而另外一些需要意识参与。两者会按顺序展开从而产生出标准推理。但是当人的注意资源被其他任务侵占时，需要注意参与的过程会受到损害，而推理将由自动过程单独完成。这样的“顺序操作”的描述不仅告诉我们基本归因错误发生了，而且也精确的告诉我们为什么发生。此外，它还能预测（正确性已经被证明）在哪种条件下这种错误会加重、减轻以及反转。不管人们怎么看待这些详细解释，把它们称为“简单的描述”是有些愚蠢的。观察到的行为是由信息加工操作引起，而具体说明这些信息加工过程的特点和时机，正是心理学中“解释”的意义之一，也正是社会心理学家的主要工作之一。
史蒂夫也许对社会心理学的理解有些浅薄（它不是“个人建议”的科学），还有些健忘（社会心理学很早就迈入了认知科学的领域，而这时其他心理学领域里还在训练鸽子），但是在我认识的人中，他几乎是无所不知的。也许这也是为什么当他偶尔用行动提醒我他不是那么博学时，我会感到很意外。
蒂莫西•D•威尔逊：
我早该知道，在我的Edge访谈中不应该牵扯到史蒂夫•平克。他博学、睿智并且胸怀宽广，同时我也很敬佩他所做的工作。他的反驳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考虑到血液颜色的例子，当然就我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但是这里有一个史蒂夫没有提及的原因：这是一种生理特质，而我们的争论主要在于进化论解释社会行为的价值。可是像史蒂夫这样睿智博学的人却持续宣泄对整个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情绪，这让人很震惊。
需要清楚的是，进化论明显是正确的，而且通过提出那些能够得到实验法验证的新颖假设，进化论也能增进我们对社会行为的了解。但是我认为这样的例子远没有史蒂夫口中所说的那么多。他提到大卫•布斯2003年的论文“列出了五十个基于进化论的对社会行为的最新预测”。我特意查阅了这项列表来看看这些预测有多新颖。我发现其中很多不具有创新性，因为这些都是在进化心理学出现前就已经司空见惯的现象。比如其中有一条是“异性关系的性别差异”。史蒂夫是不是想暗示直到进化心理学在七八十年崭露头角后这种现象才被发掘出来？列表中很多条目所描述的现象并不新颖，而是相关的解释很创新。
混淆现象和解释在史蒂夫的观点中也随处可见：“社会心理研究的所有领域——暴力、爱、美、母性、宗教、性欲、亲子冲突、支配倾向、地位、自我意识兴趣以及，对的，性别差异（世界上除了威尔逊之外都认为这是个重要现象）——都得到进化论假设试验的推动。”。但是且慢，这些话题中的大部分在社会心理学中都有着悠久的研究历史，并且先于进化心理学。进化心理学家并没有发现这些现象。以弗洛伊德为例，我们都知道他所说的“爱与工作”（Lieben und Arbeiten）——问题核心在于我们多大程度上需要进化论来解释这些现象。
进化论是作为社会行为的主流解释工具存活下来，还是走上精神分析的老路，这还有待观察。实际上，我相信它会存活下来，而且随着技术和方法不断改进，它的有效性最终也会得到证明。有一天（也许是在我和史蒂夫退下舞台很久之后）我们能够回答一些复杂的问题，如遗传、社会和文化等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并且对人类行为的病因和可塑性有更好的理解。我批评一个还处于襁褓期的领域多少有些不公平。但是我害怕对进化论原则的强调会简单粗暴地催生出这样一个观点：认为人类行为都是固有的，不需要心理学理论对其进行解释。
我知道进化心理学家否认这种看法，但是它确实存在。实际上，这在史蒂夫对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发表的奇怪见解中可见一斑。他说：“如威尔逊所言，社会心理学在方法论和发现未知事物上有重大贡献。但是为了解释他们自己的发现——解释人们为什么会擅长做一些事，而不擅长做另外一些事——我们需要借用来自除社会心理学领域之外的深层原则” 。我在这有些糊涂了。一个领域需要从它自己的原则和概念之外寻求解释吗？为什么这是正确的？史蒂夫怀疑心理学的解释价值，因为它与生物学的解释相冲突？（这将说来话长。）而且为什么那些“深层理论”必须根植于进化论？或者老天爷，根植于经济学？
在我的访问中，我对社会心理学缺乏对公共决策的影响表示有所担忧。但是我并不担心它作为一门重要的理论学科的地位。社会心理学里充斥着许多有实证研究支持的洞见，用以解释和预测人类行为。我可以说，它们要优于“自然选择使人这样”或者“激励是重要的”这类说法。我换个说法：当今我们面临很多让人窒息的问题，比如增加个人幸福感，提升父母的教养技巧，处理暴力和药物滥用等青少年问题，以及减少歧视和种族主义。现在，假设酒吧里有三个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一个进化心理学家和一个经济学家。解决这些问题谁能胜任呢？我对此是没有疑问的。社会心理学家已经证明，例如，通过利用自我肯定理论的原理法则，我们可以将某个中学里学生间的学业差距缩减40%（在我的采访中有所提及）。
也许未来我将有机会真正和史蒂夫•平克一起坐在酒吧里，这样我们可以对这些问题有更深刻的探讨（他可以带上经济学家）。我对这样的机会表示欢迎，因为当今在世的心理学家中很少有人像他一样才华横溢并且博览群书。
雨果•梅西耶：
蒂莫西•威尔逊在捍卫社会心理学研究稳固的“主流”方法时，他感到有必要对人类行为的进化论解释作出批评。正如史蒂文•平克在他的评论中指出的一样，威尔逊的批评是的相当无力的。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利用威尔逊自己的研究来证明进化论假设既令人满意也经得起检验。
威尔逊和他的同事们的主要发现之一是推理有时会使人们做出错误的决策。在一系列精巧的实验中，一些参与者被要求明确回答他们作出选择的理由，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决策会与控制组中的参与者在自发条件下所作的决策一起进行比较。在评定果酱的实验中，人们的决策与专家的评价不太符合。更让人惊讶的是在评判海报的实验中，人们会做出那些是他们不太满意的决定——几周以后，他们对自己的决定会有些闷闷不乐。
这些结果引人注目，同时还与传统的认知心理学格格不入。认知心理学认为推理能够改善决策。对这些结果的解释源于一种“近似”解释的机制。比如，可能是在任何时候，有意识推理的加工过程都受制于元素数目，而“无意识思考”借助于平行加工过程可以处理更复杂的情境。
虽然这样的近似解释有相当的重要性，但是人们还是有权去询问最根本的解释：既然这些结果明显是“愚蠢的”（或适应不良的），为什么还要用这种方式来设计系统？由此类推，生物学家也可以对那些让人迷惑不解的动物行为给出近似解释。譬如，通过证明雌蜘蛛会发出让雄蜘蛛招架不住的诱惑信号，他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雄蜘蛛尽管在交配后会被雌蜘蛛吃掉还是要和它们交配。我确信大多数人（尤其是大多数生物学家）都会认为这样的解释是不完备的，他们需要弄清楚为什么雄蜘蛛明知死亡在静候它们，它们还是会被雌蜘蛛深深吸引。同样的，人们也有资格询问为什么推理过程的最终目的是使人做出错误决策。
丹•斯勃伯（Dan Sperber）和我对威尔逊和其同事们的发现给出了进化论的解释。推理功能不是人们所想的那样——使单个推理者作出更好的决策和获得更好的信念。相反的，它的作用是论证性质的：在对话背景中找到并且评估论据。推理的论证理论（argumentative theory of reasoning）可以解释推理偏差——尤其显著的是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而且它也可以推测在哪种条件下推理可以使人们做出更好的决策——或者失败的决策。威尔逊实验中的参与者很可能陷入了“理由取向的选择”：与论证的本质相符，推理使他们做出能够被证明的决策而不是那些使自己满意的决策。
这样的进化论假设绝不是所谓“自圆其说的故事”。它做出明确的预测，可以基于已有结果评估，也能在新实验中验证。认为无法验证进化论假设而将其抛弃，威尔逊使自己丧失了一块能够深刻理解他所揭示的人性怪癖的宝地。
史蒂文•平克：
我感谢丹•吉尔伯特和蒂姆•威尔逊对这些问题的详尽阐述，我期待我们能在啤酒峰会上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我相当确信社会心理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它不断为学术世界做出贡献，而且我也对那些使人浮想联翩的用词感到抱歉。但是我认为如果这个领域仍然满足于停留在自己的学科框架里，它们将自食恶果——和很多当代学科一起。
我知道丹所描述的有关基本归因错误的研究，我也并不是想说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了这个现象然后将它晾在那里——正好相反，它是近代心理学中得到最广泛研究的对象之一。但是我对丹的观点不以为然，我不认为可以用略显笨拙的自动/控制二分法来解释这个现象。我想问题在于，这种解释会带来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一种特定的社会推理是自动发生的，而另外一种需要意识控制？当观察者把行为原因过度归于行动者的稳定特质而忽视情境影响（反之亦然），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观察者会把行为原因锚定到行动者的特质上。在所归因的特质正是研究者们要求观察者去评估的任务中，这种情况更明显。我们也不明白在有充足时间和自由不被干扰的条件下，为什么观察者的有意识推理过程还是不能对具体情境作出充分预判？自动加工和有意识加工的划分是否足以推出专家观察者会高度低估米亚格拉姆实验中服从者的数量？这并不否认这些研究在证明认知负载会导致归因错误时所体现出的精妙性和重要性，我的疑问是我们是否仅仅满足于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现象。
我的疑虑不是针对丹的信息加工论。很多认知科学家都开始怀疑任何一个心理现象的信息加工模型是否有能力解释这个心理现象。诺姆•乔姆斯基很久以前在认知理论中区分了描述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在语言理论中，指解释语言如何获得的能力）。与此相似的，大卫•马尔（David Marr）将从计算理论中抽离出算法：描述系统旨在解决的问题本质（比如在视错觉中，遮蔽重构3D图像的一般问题）和算法如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如利用物理反射原理）。如果没有这些外部限制，将会有五花八门的方法画出流程图，而且也没有标准对其优劣做出评判。
这将把我们引向威尔森的问题，为什么“一个领域需要从它自己的原则和概念之外寻求解释”。对我而言，答案蕴含于解释的核心概念之中。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应该满足这些原则：简洁、更高的普遍性、处于因果链初期，而且更接近物理和数学法则的不可还原性，而不是应景的迎合研究数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跳出自己的学术领域。在社会心理学中，任何解释都必须涉及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社会性情绪和推理过程到底有什么作用。社会主体的目标是什么？在哪种情况下它们会和其他的社会主体的目标融合，哪种情况下又会起冲突？这些顾虑可以提供一个对各种各样的错误、错觉和偏差加以矫正的标准，也能帮我们分辨功能和缺陷。这样的深思熟虑通常会来自于其他领域，包括经济学和进化生物学。它们都能做出一些不是那么浅显的预测，前者可以告诉我们社会主体竞相追逐目标时会发生什么，后者则告诉我们智人的竞争性社会目标。
蒂姆还问是谁有资格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心理学家，进化心理学家，还是经济学家？但我认为他问的不对。我们真正需要问的是这两者间谁更胜任，是一个从进化生物学和经济学（以及其他领域）汲取营养的社会心理学家，还是一个固守在原地的社会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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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叙述——或者——到底什么是社会心理学
http://edge.org/conversation/social_psychological_narrative
对话蒂莫西•D•威尔逊（Timothy D. Wilson）[6.7.11]
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不是客观环境，而是人对世界的构念影响自身。你必须进入人们的头脑中，看看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人们会用一些说法和故事来解释自己当前的所作所为。你必须关注这些故事和叙述。人们的私生活出现问题，甚至一些社会问题的涌现，都可以追溯到是这些故事出了差错。某种程度上人们会因为这些不良的个人叙事而丧命。蒂莫西•D•威尔逊（Timothy D. Wilson）是弗吉尼亚大学的雪利•J•亚斯顿（Sherrell J. Aston）心理学教授。他是《弗.洛伊德的近视眼：适应性潜意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Strangers To Ourselves）一书的作者（“我所读过的最发人深省的书”，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 Malcolm Gladwell）），该书名列《纽约时报杂志》“2002年百佳思想”的榜单之上。他也是畅销社会心理学教科书《社会心理学》的合著者，现在已经出到第七版。他最新的一本商业图书是《变向：心理改变的新异科学》（Redirect: The Surprising New Science of Psychological Change）。
真实俱乐部：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蒂莫西•威尔逊，雨果•梅西耶（Hugo Mercier）。
前言
心理学对无意识总是又爱又恨，当然恨多一点。无意识是弗洛伊德心理理论的基石，但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观点却引起了二十世纪初很多科学家们的共鸣，他提到无意识是“一种最高权威，心理学以此来看待人的本性，同时也因为这种权威，本可以成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变成了各种奇思妙想的集散地”。詹姆斯对无意识的反感在心理学界蔓延开来并且占据主流地位。无意识从此被驱逐到心理学的地窖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但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蒂姆•威尔逊和迪克•尼斯贝特（Dick Nisbett）用他们的一篇跨时代的论文《告诉更多我们所不知道的》（"Telling More Than We Can Know"）打开了地窖之门。他们在论文中报告了一系列实验，证明人们常常没有意识到他们行为的真正原因。当被问及这些原因时，他们仅仅是胡编乱造。人们当然不知道自己在编造故事，他们反而确信这些故事正可以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是正如实验所揭示的，人们说出来的比他们能够知道的更多。地窖的大门已经被实验证据开启，无意识开始在起居室占据主导。现在，心理学科里充斥着一大批研究，它们都证实了无意识心理过程对人的强大影响力。
就算威尔逊对心理科学的贡献仅仅是重新引入无意识研究，他也将功成名就。但这不过是开始。威尔逊之后发现并且证明了我们在千奇百怪的方面都称得上是“自己的陌生人”（这也凑巧是他最新著作的名字——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在《纽约客》上说这是近二十年来最好的大众心理学书籍）。他做了很多才华横溢的研究，从“原因分析（reasons analysis）”（当要求人们在决策时给出理由，他们通常会做出坏的决策）到“情感预测（affective forecasting）”（人们无法预测未来事件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感受）都有所涉猎。但是居于他工作核心地位的是这样一个简单却又深奥的洞见：和外部世界比起来，我们对自己头脑中的世界知之甚少。
《摩西五经》（The Torah）里有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花的秘密不是任何花都无法解答的吗？”一些学者说是，另外一些说不是。威尔逊却说：“我们来检验下吧！”他可以被赋予两个职业头衔——一项是心理学家，另一项是方法论家。他大量撰文强调使用实验方法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重要性。在对心理变化所作的科学研究中，他也借助科学之光一扫阴霾。他检验人们试图改变自己的各种方式——从自助到心理治疗——并且询问这些方法是否真的奏效，以及为什么奏效。他的答案会震惊一些人，同时激怒另外一些人。我预测这些工作会引领以后的研究热点。
——丹尼尔•吉尔伯特，哈佛大学大学部心理学教授，哈佛快乐心理学实验室（Harvard’s Hedonic Psychology Laboratory）主任，《遭遇幸福》（Stumbling on Happiness）的作者。
社会心理叙述——或者——到底什么是社会心理学
【蒂莫西•D•威尔逊】我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回答这些问题：人们对自我的认识、意识和无意识各自的角色，以及内省的局限和麻烦。比方说，为什么有时候过多的思考自己的行为表现和行为原因会使自己陷入困境。这些问题在我读研时便开始与我的导师迪克•尼斯贝特探讨，在那之后也一直是我关注的重点。
这些年来我心中还隐藏着另外一个疑问，那就是我们如何利用这些知识来解决当代问题？我成长于动荡的六十年代，当时似乎整个世界都在变化，而且我们理应能参与到这个变革过程中来。我选择学习心理学的初衷是我觉得它能帮助我们解决社会问题。在研究生院我迷上了基础研究，它至今仍是我的最爱。探究自我、意识和无意识之谜令人无比兴奋。但是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实际问题悬而未决并且开始浮出水面，我也越来越确信社会心理学会有一番大作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不是客观环境，而是人对世界的构念影响人自身。你必须进入人们的头脑中，看看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人们会用一些说法和故事来解释自己当前的所作所为。你必须关注这些故事和叙述（narratives and stories）。人们的私生活出现问题，甚至一些社会问题的涌现，都可以追溯到是这些故事出了差错。某种程度上人们会因为这些不良的个人叙事而丧命。
基于认知行为疗法和临床心理学，我们知道通过集中的心理治疗可以改变人们的个人叙事。但是社会心理学家建议，对于那些不太严重的问题，有一些方法能够更轻易的重新定向个人叙事，而且拥有惊人强大的长久效果。我把这种方法叫做故事编辑（story editing）。通过给人们一些小忠告和建议，鼓励他们重组环境或者从新的角度审视它，可以把他们带向一条比以往更健康的叙事路径。
我从研究生院毕业之初曾对这种故事编辑干预做过测试。我们收集了一批陷入自我挫败怪圈的大学生样本。他们学业成绩很差（他们都是大一新生），并且对此闷闷不乐。他们似乎很自责，认为自己是因为招生政策的漏洞才没被学校开除。这使他们更难安心学习。
我们做了一个为时三十分钟的简单干预。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些其他学生的事实和证据，让他们明白他们的问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我们告诉他们，刚进大学是很难摸清学习门路的，但是当他们学会适应并且学会用与高中不同的方式来学习时，他们的学习成绩会随着年级的提升而变好。
“也许不是我，而是我所处于的环境起作用，而且我能改变这个环境。”这条简短的信息也许能以一种强烈并且持续有效的方式改变人们的叙事。例如，和那些没有接受干预处理的控制组相比，掌握了这些信息的学生们在几年之后有更高的学业分数和更低的退学率。这样的研究从此之后层出不穷，它们都证明了这种改变叙事路径的简单方法能有力的帮助人们活得更好。
另外一个引起我兴趣的话题是很多旨在帮助人们的现有干预措施并没有理论基础，更糟糕的是它们从未被验证过。社会心理学家唯一擅长的是如何做实验，如何测试干预是否起作用，以及借助于优良的控制组和统计分析察看某些操作是否奏效。然而，现在的那些琳琅满目的救助项目却没有经过类似的审核，它们仅仅是基于常识。
这样的案例有很多，比如“对抗药物滥用教育”（D.A.R.E）禁毒项目。我的两个小孩在学校时曾参加这个项目。实际上，美国70%的学校都在使用它。但是直到最近这个项目才被证实收效甚微，而且还有零星证据表明它增加了学生的吸烟率和饮酒率。甚至在我们对项目进行测试前，这种具有消极作用，或者充其量说没有作用的项目就已经在70%的学校中开展实施，对此我感到震惊。
其他的例子不胜枚举。致力于使高危儿童远离犯罪的“吓正了”（Scared Straight）项目结果却增加了他们的犯罪率。可是美国很多社区仍然在使用“吓正了”项目。另外一项旨在预防虐待儿童的“美国健康家庭”（Healthy Families America）项目，在全美得到广泛开展并且花费不菲，最后却被证实毫无效果。
接下来整个励志自助行业都引起了我的关注，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所有的信息都是错误的，而是因为他们用一种没有科学依据的方式将希望打包给顾客。我觉得自助行业和买彩票有些相像。也就是说，我们买下一张彩票的同时也买下了希望。我们不见得相信自己会中大奖，但是在开奖前的这一周，我们可以憧憬自己突然变成百万富翁。
自助书籍与此类似，我们买它时也带走了它的承诺：我们的生活会立即变好，我们的麻烦会即刻消失。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这并不现实。但是我们还是怀揣着美梦成真的那么一丁点希望。
实际上，这个行业里流传着“18月法则”，即最有可能买自助书籍的是那些在18个月之前已经买过一本的人。这对社会心理学家来说有些难堪：我们做了很多非常好的研究，证实了用一些相对简单的方法就能使人变得更快乐并且客服个人困难，但是这些都被自助产业忽视了。例如，我的朋友兼同事杰米•佩尼贝克（Jamie Pennebaker）开发出一种写作练习，让人们连续三到四个晚上每次花15分钟写下自己的一个问题。研究发现这样做对人 的健康和幸福感有显著的持久益处。
研究者伊桑•克洛斯（Ethan Kross）和奥泽拉姆•阿杜克（Ozlem Ayduk）改进了这种方法，并和佩尼贝克一起展示了它的有效性。回到之前的故事编辑的隐喻：这些写作练习让我们正视之前所忽略的问题。借助于获得的新视角和找寻的新意义，我们重新回到修订叙事的这个意义建构过程，从而可以彻底的创造出更好的叙事使烦恼烟消云散。这是对故事编辑技术作用的一个强大佐证。
让我们回到一个经常要面对的基本问题，那就是什么是社会心理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大众对此并不是很清楚。比如最近就有位经济学家在《纽约时报》上把我和我的朋友丹•吉尔伯特称为经济学家。这是有些挑衅的头衔！但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我们咎由自取，我们没有使社会心理学在公共话语中成功占有一席之地。
社会心理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为心理学的分支，当时大多的研究者是移民到美国逃避纳粹统治的德国科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想走一条不同于行为主义的道路。勒温和他的同行们认为应该进入人们的头脑中，以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的来看待这个世界，而不是把行为仅仅看作是我们客观环境的强化产物。这些心理学家深受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家的影响。格式塔学派对知觉做出过相似的诠释，而社会心理学们则把这些原则应用到更广泛的心理过程中。
这些早期社会心理学家对方法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的实验大都是研究感知和记忆。用实验法来研究社会互动和社会影响这种复杂问题在当时还是相当新颖的想法。勒温和他的同事们及学生们，诸如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哈尔•凯利（Hal Kelley）、斯坦利•沙赫特（Stanley Schachter）等等，证明了我们可以用精密的科学方法研究心智如何在更广阔的社会情境中运转。
但是坦白来讲，这个领域有些难以定义。什么是社会心理学？从社会方面来说，它指人际互动，比如从众就是这方面的热门领域。众所周知的是米亚格拉姆（Milgram）所做的服从权威的著名实验，它揭示了在一个强大的权威人物的影响下，人们在脑海中可以将他人电击致死。
这里也有一个分支被称为认知社会心理学，它将认知心理学和有关判断与决策的研究融合在一起，关注在社会情境下发生的心理过程。心智如何工作？它如何做出决策？人们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和外部社会？社会心理学家用独一无二的方式研究心理。他们涉猎广泛，并且将情绪考虑在内，从而告别了以往忽略情绪因素的冷认知。我和丹•吉尔伯特以及其他人，通过研究社会认知来理解人们如何思考自身和外部世界，以及这种思考如何影响他们的行为。譬如，丹和我一直都在从事情感预测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于人们思考未来的方式，以及对于可能降临在自己身上的事件，人们认为自己会做出怎样的情感反应。
如果我们病了，我们会有怎样的感觉？这样的感觉会持续多久？同样的问题的也可以问在我们大发横财、选择职业道路或者谈婚论嫁的时候。我们生活中很多重要的决定都是基于这样的情感预测，我们会试图估量未来事件发生时的感受，尤其是长期的感受。我们对此很擅长，我们对什么能带来积极情感和什么能带来消极情感显然具有良好的判断力。然而，我们做出情感预测时却容易犯系统性错误。
也许最常见的是所谓的影响偏差（Impact Bias），即人们会高估生活中很多事件对情绪的影响。我们以为我们中大奖后永远开心。相关研究却表明这不仅是不对的，正好相反，彩票中奖者常常变得更不开心，因为他们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被打乱了。从消极一面说，我们倾向于认为那些我们畏惧的事和那些会令人难过的事，比如丧偶、失业等等，会使我们一直闷闷不乐。尽管这些灾难性事件对人来说是煎熬，但是和自己的预期相比，我们有更强的适应力更强，而且能以更快的速度摆脱这些事件的影响。
医学科研人员在治疗决策领域参考了这项研究。治疗方案常常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比如如何从五花八门的选项中挑出一个来治病。当某个方案在人们看来可以带来最高的总体幸福感和最优的生活质量时，人们会选择这个方案，但是这样的选择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医生常常依照他们的经验做出判断，并且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教育病人选项A要优于选项B，但是病人依据自己对生活质量的憧憬，仍然坚信选项B比选项A好。
当审判目标是估计事件对原告总体幸福的影响时——这在民事诉讼最为常见——法律学者也开始在陪审团和他人的决策过程中考虑情感预测的影响，
然而有关情感预测的研究对我们也有所裨益。我必须承认我来自一个忧心忡忡的家庭。家里人总是杞人忧天，而且不断把事情往最坏的方面想。研究情感预测对我来说有些许安慰，因为我开始明白，是的，可怕的事情可能发生，而且如果真的发生了，最开始是会很糟糕，但生活还是会继续。我们是可塑性极强的生物，而且我们迟早会找到方法来应对这些最严重的打击。
在讨论如何解决问题和如何思考当今面临的众多议题时，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能够提供一些建议。但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致使我们的领域在与决策者的对话中缺乏份量。很多决策者在考虑问题时，比如如何增加非洲的安全套使用率，如何减少美国的贫困，或者如何减少偏见和刻板印象，他们会转向经济学家。我很多朋友都是经济学家，我并没有贬低这个领域的意思，但是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的确和社会心理学家有天壤之别。他们认为人类行为大部分都是外部刺激主导的。很多经济学家都不采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他们不会试图进入人的头脑并且了解人们如何编码外部世界。
我举一个例子。当经济学家想要在缩小学业差距或者减少青少年怀孕率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使用奖励。如果我们付钱给那些学习好的同学，通过给孩子们钱使他们学习并且考个好分数，这怎么样？又或者只要那些可能怀孕的高危女孩没怀孕，我们就每天给她们一美元，这怎么样？
对一个社会心理学家来说，仅仅依靠提升外部奖励是有些天真的想法。这些激励不仅不会奏效，而且如果从那些获得奖励的人的角度来思考，你甚至会发现奖励有适得其反的效果。社会心理学的一些研究已经表明某些活动中的外部激励会减少内部动机，因为人们会开始把钱视为自己行为的唯一因素。这侵蚀了他们最初从事这项活动的兴趣。
当然，从经济学家的角度出发，他们的确是从大处着想。他们在体制层面进行思考，并且不断的通过各种实验干预来检验哪种是有效的。从许多方面来说，我都嫉妒他们那些要解决的问题所达到的高度。社会心理学的局限之一是我们蜷缩在实验室中集中研究那些基本的心理问题，而且大都基于大学生样本。我们的难题是如何把这些干预措施扩展到更大的社会背景中，从而检验它们的有效性。这是我们需要跨越的鸿沟。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这样做了。选取一些基本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看看他们能否有广阔的适用性，而不仅仅是应用在实验室研究的大学生身上，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研究取向。而且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
下面我将列举杰弗里•科恩（Geoffrey Cohen）和他的同事们的事例，我很欣赏他们的工作。杰夫师从克劳德•斯蒂勒（Claude Steele），他精通斯蒂勒的自我肯定理论（self-affirmation theory）。该理论指出当我们感到自尊受到威胁并且难以处理时，我们能做的是尽量在其他截然不同的领域肯定自己。如果我担心自己的学业问题，那么通过思考我所擅长和关注的领域将帮助我减轻对学业的顾虑，比如我很顾家或者对政治富有热情等等。有关自我肯定理论的研究大多在实验室里的大学生身上完成，它们证明了在一个不相关的领域肯定自己能有效的保护自尊。
但是，科恩洞察到这个理论可以应用到少数族裔中学生身上。他的案例中针对的是美国黑人，学业问题使他们的自尊备受挑战。美国黑人没有白人聪明，这种负面刻板印象将对黑人学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当他们处于学业的竞争时，他们一方面会从自身出发担心自己的学业表现，另一方面他们也背上了附加包袱：天啊，如果表现太差，我会给我们团体那些负面的刻板印象抹黑。这也是克劳德•斯蒂勒所提到的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
科恩设想，也许我们可以借用自我肯定的研究来减少中学生的刻板印象威胁。他提出假设：如果我们能使黑人中学生在和学业无关的领域中肯定自己，这将能减轻他们的学业压力，从而真正易于他们在学业上取得成功。他在一个中学做了一项干预，他让学生们写下他们生活中所重视的那些与学业无关的的价值观。这项工作持续15分钟，每个学期进行的次数依研究的种类而不同，一般三到五次。就这么简单：写下生活中你所关注的一些与学业无关的事情。
这个实验的优良之处在于还设立了一个随机分配的控制组，此组里的学生没有做这个练习。干预具有显著的长期效果：和控制组相比，参与了写作练习的黑人孩子的学业在之后几年有长足进步。实际上，这个干预措施还缩短了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间40%的学业成绩差距。写作对白人学生没有作用，因为他们在学业上没有受到刻板印象威胁。这样看来写作练习减小了黑人的学习压力，从而提升了他们的学业成绩。
把实验室基础研究所发现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扩展到教育领域和其他领域，从而解决更具普遍性的问题，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的梦想是决策者能熟悉这种方法，并且不要把社会心理学当作经济学家来处理社会问题。现在，我们要再一次承担骂名，因为历史上我们偶尔会迎合决策者，而且也没有很努力的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时代改变了，社会心理学方法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除了能够影响政策，也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我时常觉得我的人生在我成为心理学专业学生后开始改变。我们表述事物方式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必须基于自己对世界的构念考虑问题的观点，从我个人来讲，有些使人心绪不宁，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不一定是正确的或者最合适的。甚至可以说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事实。但是持有一颗谦卑之心，明白自己的看法不是唯一的看法或者最好的看法，这未尝是一件坏事。
另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是进化论在心理学中的地位，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我可以简短追溯下它的历史。我在1977年拿到博士学业，当时借助于E•O•威尔逊（E.O. Wilson）在社会生物学中的工作，进化论开始应用于社会行为的研究。但是它并没有，至少在当时来说，侵入社会心理学领域。实际上，在七十年代末，社会心理学家很忌讳说自己是进化论者。这会给人造成极端决定论者甚至性别歧视者的印象，因为他们把社会行为的性别差异根植于人类的固有条件之内。
但是时过境迁，进化心理学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很多人把它当作自己的主要理论视角来理解我们行为背后的原因。对我的同事们可能有些冒犯，但我必须要说我不是进化论的信徒。
进化论有它的用处。作为一个解释人类物种进化的一般理论，进化论当然是正确的。当我们无法通过严格的科学方法验证得出进化论衍生的那些假设时，用这些假设来解释现有的社会行为是一个有意义的探索。但是现实却往往是那些不严谨的理论大行其道，人们仅仅编造一个故事，然后假定它是真的因为它有一定的意义。
我一直想写这样一篇文章，可能有一天我会把它写下来，题目是《进化论，新精神分析》。精神分析理论和进化论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两个理论总体来说都是对的。进化论毫无疑问地向我们展示自然选择对人类的操控力量。精神分析理论则认为我们的早期儿童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们，而且赋予我们世界观。我们在早期亲子关系中所形成的无意识结构扮演了重要角色。
两种理论都容易得出荒唐的结论，同时两种理论都无法借助严谨的实证研究加以佐证。由于精神分析过于宽泛，它在实证心理学中的影响逐渐减弱。它做出了太多无法证伪的假设，它基本上假设了一切。当然，精神分析得出的一些有意义的假设也被证实。比如苏珊•安德森（Susan Andersen）有关移情的研究表明了我们的确存在一种人际关系模板，这种模板会组织和影响我们对新关系的感知。
进化论多少也有些相似。它本质上可以解释任何事。就像我说的，它是一个有用的启发工具。但同时，我想它过于宽泛。两种理论的另一个相似点是两者似乎都无法绕过性别差异这道门槛。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思考人类行为，但是面对为什么有性别差异这个问题却使两种理论都深陷泥潭。当把社会行为的差异归咎于基因的固有影响时，两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错误的。
讲述故事方法也是一个大问题。史蒂夫•平克在其著作中曾举例说明一切并不都是适应。比如他说血是红色就不一定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可是，我也可以编出一个故事说明血为什么是红的。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祖先处于哺乳动物阶段的时期，血更可能是褐色的，但是受到一些影响使血变成了红色，而红色最后被证明是有生存价值的。因为动物流血后，红色更容易被察觉，这样它们会去舔伤口。舔伤口有治疗的功效，这传递了一种生存优势。因此红色血液被自然选择，血液开始变成了红色。我是对的吗？或许史蒂夫是对的，血液的颜色并不是一种适应？谁知道呢？故事的模棱两可使我们无法从科学角度解决问题。当然，公平的说，的确一些有意思的假设带来了一系列有意思的研究。如果没有进化论的基本原则，这些假设也不会被提出来。但是这样的例子并不是很多。
我可以举我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同事乔•海德特（Jon Haidt）的例子，他从进化心理学得出一些的有意思的可验证假设。他提出一个有关道德基础的理论，认为所有人都秉持相同的道德价值清单，只不过不同政治阵营的人对这些价值观的重要性有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说，自由派和保守派的道德基础有差异。乔的论点很有说服力，他认为我们国家的政治讨论之所以如此激烈和不和，是因为阵营双方对对方用来解释和评估世界的道德基础缺乏理解。如果我们能促进这方面的理解，我们可以减少争吵，并且促进政治光谱两端的对话。
进化论还被用来研究宗教起源。坦白讲，我没有密切关注这个领域，但我们都看到已经有人对群体选择和宗教起源及目的做了饶有兴趣的阐述。我仅补充一点，之前我说过借助叙述和故事来赋予人们意义感和目的感的重要性，同样的，宗教无疑是这些叙述的重要来源之一。宗教让我们相信我们的生活是有目的和意义的，我们在宇宙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的生命和沙滩上的沙粒不同，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尘埃。这些信念是我们幸福感的源泉。我相信宗教并不是达到此目的的唯一手段，除了宗教以外，我们还有很多信念体系可以赋予我们意义感和目的感。但是宗教的确能填补这段空白。
蒂莫西•威尔逊在为自己所专攻的社会心理学进行辩护时，复述了这样一则谣言，认为进化论对特质的解释是来源于“故事讲述”，而且可以解释“一切”。
“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祖先处于哺乳动物阶段的时期，血更可能是褐色的，但是受到一些影响使血变成了红色，而红色最后被证明是有生存价值的。因为动物流血后，红色更容易被察觉，这样它们会去舔伤口。舔伤口有治疗的功效，这传递了一种生存优势。因此红色血液被自然选择，血液开始变成了红色。我是对的吗？或许史蒂夫（平克）是对的，血液的颜色并不是一种适应？谁知道呢？”
这证明了蒂莫西•威尔逊可以虚构出一种滑稽的进化论假设。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进化论假设也是这么的滑稽。实际上我们的确知道谁对血液颜色的假设是对的。化学家告诉我们血液的红色属性是氧合血红蛋白一个必要的物理性质，同时也是几乎所有脊椎动物换气的必备条件。这也就是说任何适应性假设都是没有必要的。将一个生命体内可能的生物变异和物理变异都考虑在内后，某种特质仍然不可能出现，这时才需要用进化论加以假设。（这是理论生物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乔治•威廉姆斯（George Williams）于1966年对此有过最为详细的论述。）哺乳动物血液的红色属性并不是不可能的，它出现的概率是1。此外，分子系统学已经把血红蛋白的历史追溯到百万年前，我们也知道含氧血在哺乳动物进化的任何阶段都是红色。
即使这样还有人对生物学和常识不屑一顾，仍然坚信“舔伤口”假设，我们也可以轻易的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它。为了测试一个适应性假设，我们需要设定在有机体的环境中，达到特定目标（必须是繁衍的子目标）的最优系统的工程规格。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为了避免循环论证，工程分析调用的法则必须独立于所要尝试解释的特质——根据特质的不同，法则可以来源于物理学、化学、生态学、生理学、人口遗传学、博弈论、网络理论、计算理论等等。接着人们通过经验比较工程规格与目标特质的实际属性：两者越吻合（尤其是特质的那些不可能特征），我们就越确信特质这种非随机的组织结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一个世纪以来，生物学家已经运用色彩学、生态学和地理学来区分有关动物着色的适应性理论和非适应性理论，比如伪装（这种着色和动物典型环境中的空间频率和波长分布有关吗？）、性选择（是否只见于繁殖季节里那些相互竞争的同性间的外部行为？）、组织保护（它在地理上和紫外线相关吗？）等等。如果还有人认为值得不厌其烦的去检验威尔逊的夸张假设，这些逻辑可以将其一一驳倒：哺乳动物是不能舔到那些它们看不到的伤口吗？红褐色哺乳动物的血是绿色的吗？夜行哺乳动物的血是浅褐色的吗？是不是白天活动的有色觉的物种身上才流有红色血液？威尔逊那句夸夸其谈“谁知道呢？”，揭露了他对其他科学领域的逻辑和方法论的漠视。
甚至在他自己的社会心理学领域，威尔逊也弄错了进化论假设。人们当然可以编造出一个解释一切的进化论假设，但是人们同样可以编造出一个解释一切的非进化论假设。问题在于这些假设的那些可验证的预测是否得到证实。进化论的例子中，答案是肯定的。在发表于2003年《心理学公报》（Psychological Bulletin）上的一篇文章中，大卫•布斯（David Buss）列出了五十个基于进化论的对社会行为的最新预测，其中大部分在当时都得到实证支持。社会心理研究的所有领域——暴力、爱、美、母性、宗教、性欲、亲子冲突、支配倾向、地位、自我意识兴趣以及，对的，性别差异（世界上除了威尔逊之外都认为这是个重要现象）——都得到进化论假设试验的推动。很多其它的进化论假设——比如，同性恋的裙带关系理论和应用于杀害女婴现象的特拉维斯-维尔拉假说（Trivers-Willard hypothesis）——同样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证实。而那些还在讨论中的现象则没被解释。所以并不能武断的下结论认为那些做出了正确经验预测的进化论假设可以”解释所有事“。
我说这些并不是为进化心理学辩护，而是因为这些观点正好能解答威尔逊自己提出的疑问：为什么社会心理学得不到更多尊重？我豪不犹豫的同意社会心理学——不仅仅是威尔逊自己的研究——已经有很多意义深远的发现，它值得在政策制定和个人建议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个领域总是不厌其烦的坚持一些肤浅理论，因而使自己停滞不前：总有不计其数的研究证明，人们不擅长X可以从一个冗长的名词列表中找到答案，列表里有偏差、谬误、错觉、忽视、盲目以及基本错误。每个名词都在复述人们的确不擅长X。比如威尔逊把“自我决定理论”定义为“当我们感到自尊受到威胁并且难以处理时，我们能做的是尽量在其他截然不同的领域肯定自己”。大多数科学家都不会把这称作理论。这是对一种现象的再次描述，需要理论来解释它。
如威尔逊所言，社会心理学在方法论和发现未知事物上有重大贡献。但是为了解释他们自己的发现——解释人们为什么会擅长做一些事，而不擅长做另外一些事——我们需要借用来自除社会心理学领域之外的深层原则，包括遗传学、进化生物学和经济学。威尔逊遗弃了那些本可以完善和深化社会心理学的重要领域，这反过来可以帮助他解答他的疑问：为什么他的学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丹尼尔•吉尔伯特：
这场辩论的教训无疑是一个领域的专家最好不要对其他领域做出过于轻率的概括。当我的朋友兼同事，蒂姆•威尔逊暗示进化心理学不过是一些“自圆其说故事”的集合，他重新引用了一个之前已经销声匿迹的谬传。我的另一名朋友兼同事，史蒂夫•平克恰到好处的批评了他，并且指出他的那些说法为什么是错的。
如果史蒂夫在此打住就好了。可惜他自己也轻率的泛化了。他声称社会心理学“不厌其烦的坚持一些肤浅理论”催生出一份布满偏差和错误的“冗长清单”，人们用清单来描述现象却不解释现象。他的想法大错特错了（每个人都会犯这种错误），还有些无知（这不应该出现在史蒂夫身上）。
举一个例子。史蒂夫认为“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指人们会倾向于对他人行为原因做出不规范的推断）是社会心理学家只去描述而未解释的现象之一。实际上，社会心理学家数十年来都在探讨如何详细解释这种现象。过程是这样的：一些推理过程是自动发生的，而另外一些需要意识参与。两者会按顺序展开从而产生出标准推理。但是当人的注意资源被其他任务侵占时，需要注意参与的过程会受到损害，而推理将由自动过程单独完成。这样的“顺序操作”的描述不仅告诉我们基本归因错误发生了，而且也精确的告诉我们为什么发生。此外，它还能预测（正确性已经被证明）在哪种条件下这种错误会加重、减轻以及反转。不管人们怎么看待这些详细解释，把它们称为“简单的描述”是有些愚蠢的。观察到的行为是由信息加工操作引起，而具体说明这些信息加工过程的特点和时机，正是心理学中“解释”的意义之一，也正是社会心理学家的主要工作之一。
史蒂夫也许对社会心理学的理解有些浅薄（它不是“个人建议”的科学），还有些健忘（社会心理学很早就迈入了认知科学的领域，而这时其他心理学领域里还在训练鸽子），但是在我认识的人中，他几乎是无所不知的。也许这也是为什么当他偶尔用行动提醒我他不是那么博学时，我会感到很意外。
蒂莫西•D•威尔逊：
我早该知道，在我的Edge访谈中不应该牵扯到史蒂夫•平克。他博学、睿智并且胸怀宽广，同时我也很敬佩他所做的工作。他的反驳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考虑到血液颜色的例子，当然就我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但是这里有一个史蒂夫没有提及的原因：这是一种生理特质，而我们的争论主要在于进化论解释社会行为的价值。可是像史蒂夫这样睿智博学的人却持续宣泄对整个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情绪，这让人很震惊。
需要清楚的是，进化论明显是正确的，而且通过提出那些能够得到实验法验证的新颖假设，进化论也能增进我们对社会行为的了解。但是我认为这样的例子远没有史蒂夫口中所说的那么多。他提到大卫•布斯2003年的论文“列出了五十个基于进化论的对社会行为的最新预测”。我特意查阅了这项列表来看看这些预测有多新颖。我发现其中很多不具有创新性，因为这些都是在进化心理学出现前就已经司空见惯的现象。比如其中有一条是“异性关系的性别差异”。史蒂夫是不是想暗示直到进化心理学在七八十年崭露头角后这种现象才被发掘出来？列表中很多条目所描述的现象并不新颖，而是相关的解释很创新。
混淆现象和解释在史蒂夫的观点中也随处可见：“社会心理研究的所有领域——暴力、爱、美、母性、宗教、性欲、亲子冲突、支配倾向、地位、自我意识兴趣以及，对的，性别差异（世界上除了威尔逊之外都认为这是个重要现象）——都得到进化论假设试验的推动。”。但是且慢，这些话题中的大部分在社会心理学中都有着悠久的研究历史，并且先于进化心理学。进化心理学家并没有发现这些现象。以弗洛伊德为例，我们都知道他所说的“爱与工作”（Lieben und Arbeiten）——问题核心在于我们多大程度上需要进化论来解释这些现象。
进化论是作为社会行为的主流解释工具存活下来，还是走上精神分析的老路，这还有待观察。实际上，我相信它会存活下来，而且随着技术和方法不断改进，它的有效性最终也会得到证明。有一天（也许是在我和史蒂夫退下舞台很久之后）我们能够回答一些复杂的问题，如遗传、社会和文化等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并且对人类行为的病因和可塑性有更好的理解。我批评一个还处于襁褓期的领域多少有些不公平。但是我害怕对进化论原则的强调会简单粗暴地催生出这样一个观点：认为人类行为都是固有的，不需要心理学理论对其进行解释。
我知道进化心理学家否认这种看法，但是它确实存在。实际上，这在史蒂夫对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发表的奇怪见解中可见一斑。他说：“如威尔逊所言，社会心理学在方法论和发现未知事物上有重大贡献。但是为了解释他们自己的发现——解释人们为什么会擅长做一些事，而不擅长做另外一些事——我们需要借用来自除社会心理学领域之外的深层原则” 。我在这有些糊涂了。一个领域需要从它自己的原则和概念之外寻求解释吗？为什么这是正确的？史蒂夫怀疑心理学的解释价值，因为它与生物学的解释相冲突？（这将说来话长。）而且为什么那些“深层理论”必须根植于进化论？或者老天爷，根植于经济学？
在我的访问中，我对社会心理学缺乏对公共决策的影响表示有所担忧。但是我并不担心它作为一门重要的理论学科的地位。社会心理学里充斥着许多有实证研究支持的洞见，用以解释和预测人类行为。我可以说，它们要优于“自然选择使人这样”或者“激励是重要的”这类说法。我换个说法：当今我们面临很多让人窒息的问题，比如增加个人幸福感，提升父母的教养技巧，处理暴力和药物滥用等青少年问题，以及减少歧视和种族主义。现在，假设酒吧里有三个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一个进化心理学家和一个经济学家。解决这些问题谁能胜任呢？我对此是没有疑问的。社会心理学家已经证明，例如，通过利用自我肯定理论的原理法则，我们可以将某个中学里学生间的学业差距缩减40%（在我的采访中有所提及）。
也许未来我将有机会真正和史蒂夫•平克一起坐在酒吧里，这样我们可以对这些问题有更深刻的探讨（他可以带上经济学家）。我对这样的机会表示欢迎，因为当今在世的心理学家中很少有人像他一样才华横溢并且博览群书。
雨果•梅西耶：
蒂莫西•威尔逊在捍卫社会心理学研究稳固的“主流”方法时，他感到有必要对人类行为的进化论解释作出批评。正如史蒂文•平克在他的评论中指出的一样，威尔逊的批评是的相当无力的。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利用威尔逊自己的研究来证明进化论假设既令人满意也经得起检验。
威尔逊和他的同事们的主要发现之一是推理有时会使人们做出错误的决策。在一系列精巧的实验中，一些参与者被要求明确回答他们作出选择的理由，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决策会与控制组中的参与者在自发条件下所作的决策一起进行比较。在评定果酱的实验中，人们的决策与专家的评价不太符合。更让人惊讶的是在评判海报的实验中，人们会做出那些是他们不太满意的决定——几周以后，他们对自己的决定会有些闷闷不乐。
这些结果引人注目，同时还与传统的认知心理学格格不入。认知心理学认为推理能够改善决策。对这些结果的解释源于一种“近似”解释的机制。比如，可能是在任何时候，有意识推理的加工过程都受制于元素数目，而“无意识思考”借助于平行加工过程可以处理更复杂的情境。
虽然这样的近似解释有相当的重要性，但是人们还是有权去询问最根本的解释：既然这些结果明显是“愚蠢的”（或适应不良的），为什么还要用这种方式来设计系统？由此类推，生物学家也可以对那些让人迷惑不解的动物行为给出近似解释。譬如，通过证明雌蜘蛛会发出让雄蜘蛛招架不住的诱惑信号，他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雄蜘蛛尽管在交配后会被雌蜘蛛吃掉还是要和它们交配。我确信大多数人（尤其是大多数生物学家）都会认为这样的解释是不完备的，他们需要弄清楚为什么雄蜘蛛明知死亡在静候它们，它们还是会被雌蜘蛛深深吸引。同样的，人们也有资格询问为什么推理过程的最终目的是使人做出错误决策。
丹•斯勃伯（Dan Sperber）和我对威尔逊和其同事们的发现给出了进化论的解释。推理功能不是人们所想的那样——使单个推理者作出更好的决策和获得更好的信念。相反的，它的作用是论证性质的：在对话背景中找到并且评估论据。推理的论证理论（argumentative theory of reasoning）可以解释推理偏差——尤其显著的是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而且它也可以推测在哪种条件下推理可以使人们做出更好的决策——或者失败的决策。威尔逊实验中的参与者很可能陷入了“理由取向的选择”：与论证的本质相符，推理使他们做出能够被证明的决策而不是那些使自己满意的决策。
这样的进化论假设绝不是所谓“自圆其说的故事”。它做出明确的预测，可以基于已有结果评估，也能在新实验中验证。认为无法验证进化论假设而将其抛弃，威尔逊使自己丧失了一块能够深刻理解他所揭示的人性怪癖的宝地。
史蒂文•平克：
我感谢丹•吉尔伯特和蒂姆•威尔逊对这些问题的详尽阐述，我期待我们能在啤酒峰会上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我相当确信社会心理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它不断为学术世界做出贡献，而且我也对那些使人浮想联翩的用词感到抱歉。但是我认为如果这个领域仍然满足于停留在自己的学科框架里，它们将自食恶果——和很多当代学科一起。
我知道丹所描述的有关基本归因错误的研究，我也并不是想说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了这个现象然后将它晾在那里——正好相反，它是近代心理学中得到最广泛研究的对象之一。但是我对丹的观点不以为然，我不认为可以用略显笨拙的自动/控制二分法来解释这个现象。我想问题在于，这种解释会带来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一种特定的社会推理是自动发生的，而另外一种需要意识控制？当观察者把行为原因过度归于行动者的稳定特质而忽视情境影响（反之亦然），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观察者会把行为原因锚定到行动者的特质上。在所归因的特质正是研究者们要求观察者去评估的任务中，这种情况更明显。我们也不明白在有充足时间和自由不被干扰的条件下，为什么观察者的有意识推理过程还是不能对具体情境作出充分预判？自动加工和有意识加工的划分是否足以推出专家观察者会高度低估米亚格拉姆实验中服从者的数量？这并不否认这些研究在证明认知负载会导致归因错误时所体现出的精妙性和重要性，我的疑问是我们是否仅仅满足于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现象。
我的疑虑不是针对丹的信息加工论。很多认知科学家都开始怀疑任何一个心理现象的信息加工模型是否有能力解释这个心理现象。诺姆•乔姆斯基很久以前在认知理论中区分了描述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在语言理论中，指解释语言如何获得的能力）。与此相似的，大卫•马尔（David Marr）将从计算理论中抽离出算法：描述系统旨在解决的问题本质（比如在视错觉中，遮蔽重构3D图像的一般问题）和算法如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如利用物理反射原理）。如果没有这些外部限制，将会有五花八门的方法画出流程图，而且也没有标准对其优劣做出评判。
这将把我们引向威尔森的问题，为什么“一个领域需要从它自己的原则和概念之外寻求解释”。对我而言，答案蕴含于解释的核心概念之中。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应该满足这些原则：简洁、更高的普遍性、处于因果链初期，而且更接近物理和数学法则的不可还原性，而不是应景的迎合研究数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跳出自己的学术领域。在社会心理学中，任何解释都必须涉及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社会性情绪和推理过程到底有什么作用。社会主体的目标是什么？在哪种情况下它们会和其他的社会主体的目标融合，哪种情况下又会起冲突？这些顾虑可以提供一个对各种各样的错误、错觉和偏差加以矫正的标准，也能帮我们分辨功能和缺陷。这样的深思熟虑通常会来自于其他领域，包括经济学和进化生物学。它们都能做出一些不是那么浅显的预测，前者可以告诉我们社会主体竞相追逐目标时会发生什么，后者则告诉我们智人的竞争性社会目标。
蒂姆还问是谁有资格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心理学家，进化心理学家，还是经济学家？但我认为他问的不对。我们真正需要问的是这两者间谁更胜任，是一个从进化生物学和经济学（以及其他领域）汲取营养的社会心理学家，还是一个固守在原地的社会心理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