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是典型的存在主义议题。存在主义所有的议题都指向意义，与意义相关联。存在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正是意义使人的存在变得可以忍受。相反，缺乏意义是一种最大的存在恐惧。贝克尔（1973）说得很好：“人不能忍受自己的渺小，除非他能够尽可能地把渺小变得有意义”（p. 196）。
创造意义与寻求意义
在许多存在主义学者中间，有一个重要的、持续的辩论，即，我们是寻求意义的生物还是创造意义的生物？这必然涉及个体的基本世界观及其对无限（infinite）的观念，在此意义上，最终这个问题经常成为一个神学上的问题。说我们是寻求意义的生物，这个假设认为人类生命的意义是与生俱来的，我们要努力去发现这种意义。而说我们是创造意义的生物，这种信念假设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创造意义。这种观点的极端是宣称没有终极的意义，仅仅有我们所创造的意义。
许多理论家认为这两种情况都是真实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人既是寻求意义的生物，又是创造意义的生物。在治疗来访者的时候，注意这种区分的伦理含义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议题经常有着重要的宗教含义。举例来说，许多信仰宗教的人可能认为，说我们能够创造任何终极意义是亵渎神明的。对存在主义治疗师来说，重要的是，意识到他们和来访者对这个议题的假设，以防把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来访者。
意义的类型
意义至少能够被分为三种类型：虚假意义、短暂意义和终极意义。虽然这里提供了代表不同类型的一些例子，但应该强调的是，每种意义类型的结构是高度个体化的，它因人而异。
虚假意义可以被描述为没有任何治愈性或支持性力量的虚构。这一类型的意义通常是破坏性的。有时，它们可能帮助人们繁衍并生存下去，但是它们没有能力解决存在议题。虚假意义的例子可能包括金钱、权力或性。虽然它们也有一些积极的用途，但是它们内部及其自身是缺乏意义的。性，当它是爱、亲密关系的一部分时，它有巨大的联结力量。然而，当它远离关系时，就变得具有破坏性。
短暂意义能够帮助我们应对，但是它不能帮助我们超越。它们仍然缺乏能力来解决存在议题。然而，这些意义在本质上不像虚假意义那样具备破坏性。虽然这种类型的意义可能会促进成长并通向终极意义，但是它们本身不是终极意义。这样的例子包括：工作、服务、领导力、教育、自我成长和自我意识。所有这些都是积极的、健康的价值观，但并不是好的终结。
终极意义是这样一种类型的意义，它帮助我们超越死亡、孤独、自由和无意义等存在议题。我主张这一类型的意义需要某种关系——与上帝或者他人的关系。然而，并不是说就是这种关系实现终极意义，而是说这一类型的关系具有如此的功能。这涉及了在关系中的一种存在方式——其作为一种目标具有终极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我们假设终极意义需要某种关系，但并不包括一个人与自己的关系。这个假设特别地反驳了常见的美国式个体主义和自我满足的价值观。个人内部的关系，充其量是一种暂时的意义。终极意义需要有他人的存在，并假定人类就是关系的存在（生物）。然而，这个“他人”是非常开放的，可能包括上帝、其他的人、动物，甚至可能还包括了自然界（对于那些把上帝看作是自然界的人来说）。
应对与成长
近来，应对（coping）心理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类似地，做“一个存活者”的观点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理想。然而，从存在主义角度来讲，仅仅是存活或者应对并不是真正的生活。它充其量是提供了一种短暂意义！
应对机制与成长机制有所不同。应对机制帮助一个人存活，并维持他的现状。成长机制不仅帮助一个人存活，还考虑到通过生存来获得成长。通常，一种机制是成为应对机制还是成长机制，取决于我们如何来使用它。
帕克斯、科恩和默奇（1996）开发了一种压力-相关成长量表（stress-related growth scale），以此来测量个体如何能够通过困难、压力或创伤的经验来获得成长。霍夫曼和惠特迈尔（2002）用这个量表来检查人们对于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的反应。这个研究表明了一些应对的机制，尽管可以帮助人们维持生存，但是它们无法促进成长。其他的机制，比如信仰、依赖上帝，则与压力相关的成长存在关联。
应对和安全，当这些变成了人们主要的价值观，他们的决策以此为基础，那么经常会阻止人们真实地生活，阻止人们发现他们生命中的意义。在许多方面，应对类型可以看成是上文中揭示的虚假意义。换句话说，虚假意义经常阻止人们实现终极意义。
结 论
在维克多·弗兰克尔（1984，2000）看来，意义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命名他的治疗方法为“logotherapy”来代表“意义治疗”。意义是存在主义理论中一个非常宽泛、复杂的议题。它也是一个联合了许多种存在主义思想的议题。死亡、自由/责任、孤独和情绪的尽头全都指向意义。正是意义能够支撑我们，帮助我们真实地活下去。
待续：
存在既定5：情绪、体验与具身化（embodi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