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文】
< 人類學與精神分析>
Vita（拉丁文意為生命）
周仁宇
【回應】精神分析與人類學
蔡昇諭
【主文】
(原刊於<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通訊>2009.03創刊號)
2005年加州大學出版了João Biehl在Vita斷續進行了八年的民族誌研究(Biehl,
2005)。這是一本有點特別的書。一般說來，人類學者大多針對部落或機構的群體進行研究，但這本書的故事卻以單一個案（三十多歲的女性Catarina）為中心。
Vita（拉丁文意為生命）位在巴西南部，由一個過去曾經是街童的毒販所成立。他在加入教派後成立這個收容所，希望與他有類似遭遇的人能在這裡找到新生命。不過這裡卻很快擁入很多被親人、醫院、警察所遺棄的病人。為了應付這個始料未及的狀況，他們成立了醫務室。只是這個醫務室裡沒有醫療人員，也沒有必備的藥物和器材。只有幾個比較穩定的病友志願協助剛來或病情較嚴重的人。這些自己情況也不怎麼好的「志工」就這樣分派著來自各方捐贈的食物與不明的藥物。
結果這裡不旦沒有新生命，被遺棄的人們更是加速地接近死亡。1995年3月Biehl開始在Vita進行田野工作的時候，很快就發現這裡是「貧窮路上的終點站」，是當人不再被當作人的時候去的地方。當時Biehl正在巴西各地記錄人們如何面對AIDS以及這些社會邊緣人如何被納入新的管控計劃。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來到Vita，並在兩年後在這裡見到Catarina。當時她正騎著一台破舊的運動腳踏車。Biehl在心裡自問：「她到底想騎去哪？」 Vita是個終點，況且那東西不管怎麼踩也不會移動。
但她和他都沒有就這麼停下來。在接下來的幾年裡，Catarina繼續她令人費解的寫作和談話，Biehl則是努力理解，然後她們一起慢慢把故事拼湊起來。為了找出Catarina被遺棄的原因，Biehl一一找到她的丈夫和家人。出乎意料地，Biehl發現他們並不像原先想像的那麼壞。後來的發現可以說是一個曲折的故事，包括她如何生病，開始成為家裡的負擔，進出醫院，然後輾轉來到Vita。Biehl想要讓Catarina能在Vita這個終點站回轉，找到適當的醫療，不再成為家裡的付擔，然後回家。憑藉著他對Catarina的了解，以及他在普林斯敦大學和巴西的資源，他開始安排Catarina
的醫療以及和家人的會面。
從之後Biehl的努力不斷碰壁一直到Catarina突然的死亡，Biehl慢慢地弄清楚，這樣的一群好人是在什麼樣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脈絡裡遺棄他們的親人。這是一本寫得很好的民族誌，沒有太多艱澀難懂的哲學辯證或是複雜的術語和隱喻。作者在平舖直敍的故事裡，清楚地把Catarina這個人介紹給讀者，然後在不失焦的情況下把景深逐漸拉大，讓當代資本主義在巴西城鎮裡的痕跡隨著故事的發展立體呈現出來。
這些，和精神分析有什麼關係呢？
精神分析和人類學都相信說故事是有意義的。你可以說那是理解，是治療，或是尋找生命。但總之，這兩群人對說故事都有非常執著的信念。當然，既然是「說故事」，就不會只是故事而已，還有表達和了解的兩方。
以人的一生來說，表達和理解發生在遠比語言能力更早之前。英國精神分析學會的D. W. Winnicott說過一套頗具說服力的說法 (Winnicott, 1956)。他說，人在最早的時候需要一個完美的母親，像在子宮裡，媽媽的身體完全知道並提供嬰兒的所有需要。漸漸地嬰兒需要的是一個夠好的照顧者（good enough environmental adaptation）。也就是說不是嬰兒來適應環境，而是環境來適應嬰兒。
夠好就好，因為嬰兒長大的過程裡會逐漸發展出自己的能力以及對世界的好奇。這時，媽媽不需要什麼都幫孩子做，因為孩子有自己的能力。她只要確定孩子所面臨的挑戰和挫折是他可以承受的就好。當然，我想大多人都會同意，這個「就好」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這裡頭牽涉到無數語言和非語言的溝通。如果因為種種因素，環境給孩子的是忽略或侵入，這個孩子會發展出一個false self來應付環境，然後把true self好好地藏起來。
我們在治療室裡每日面對的，不就是這樣的場景嗎？那個true self的故事，在這麼多年之後，究竟還聽得到嗎？Winnicott絕對不是一個特例。英國的Betty Joseph、Peter Fonagy和Wilfred Bion、義大利的Antonino Ferro、法國的André Green、美國的Thomas Ogden、James Grotstein和Steven Mitchell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分析師們，也反覆在他們的著作裡用不一樣的語言講著其實很相似的歷程。在此，我無意硬把一群很不一樣的理論混為一談。之所以提到他們，是為了想藉著他們對反移情做為理解個案重要工具的共識而把話題拉回到人類學。
原本，Vita是個地圖上看不到，被所有人遺忘的地方。那裡有實實在的需要，但因為種種緣故，這些需要不能被看見。人類學者試著去了解的，不止是什麼被忽略了，還有為什麼會被忽略。我們並不想找人定罪，只想知道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自從Malinowski在二十世紀初建立起民族誌的研究法則之後，人類學者便一直和研究對象共同生活、參與觀察，從而試圖了解在地觀點。但有很長一段時間，人類學者天真地以為研究者可以完全中立。當時人們相信，如果研究者對部落有什麼個人情緒，那表示他需要更多的科學訓練。一直到1970年代，經過劇烈震憾的人類學界才開始醒悟，研究者自己的經驗是理解研究對象的重要工具。
於是，精神分析師和人類學者，在他們聽故事的同時，自己也必然地參與其中。他們當然會對聽到的故事有情緒和想法，甚至因此而有行動（enactment）。但他們不會放任自己就只是如此，他們會從這裡再試著去進一步探究和理解。如果你問我這說不完的故事以及無止盡的探究到底所為何來，我只能說，這難道不就是生命（拉丁文為Vita）嗎？
Reference:
Biehl JG (2005). Vita : life in a zone of social abando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innicott DW (1956). On transference Int J Psychoanal 37:386-8.
【回應】精神分析與人類學
蔡昇諭
當初，一個跟隨著被稱為殖民者的軍隊和傳教士的人類學家，曾經，一個可能繼承一間教堂內狹小的告解室和一些解剖學手稿的精神分析師，看起來是兩種截然不同挖掘和聆聽故事的取徑，但是當Catarina輕叩門扉，走入治療室，這個被貧窮和疾病擺佈的人的命運，又會如何被理解呢？
Biehl藉由理解Catarina悲劇的謎題，發現屬於這個族群的文化和社會結構，對死亡的習以為常，超自然力量的耳濡目染，親屬間的連結方式，疾病的避諱和神話想像，性別差異，有太多的未知和可能假設，這樣偶然擦出的生命故事，人類學家將它轉換為分析的符號，再傳遞至遙遠的讀者心中，交由他們各自解釋。
至於移情和反移情從何而來？一旦治療者和被治療者（或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位置開始確立，這個浮現出特殊框架的故事文本便反映治療者的角度，移情讓原初社會結構中的個人看到新的機會，反移情卻也讓無助的治療者鬆了一口氣，當這些情感透露某些個人的訊息時，也開啟了研究的新生命，原來鉅細靡遺的科學理性，想要像太陽照亮到田野的每個角落是不可能的，Biehl雖拿著有限的燭光遇到不知騎向何方的Catarina，卻意外地發現世界某些角落的真實。
治療室這個田野何嘗不是如此，患者所聲稱的苦痛遭遇，是無法用人類學家的雙腳和雙眼去度量的，治療者選擇相信，接受，反芻，也好像離開這個有形空間，和患者一同身歷其境，當然經歷之餘也得著手讓自己從田野中隱遁，就像人類學家從世界某個角落需要與故事中的人道別，返回自己的社會，然後紀錄和慢慢思索。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