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免疫球蛋白针指标
每天早上醒来，我闭着眼从枕头边摸到体温计，往腋下一夹，再半睡半醒五分钟。反正发烧就去医院，不发烧也要去。有一天，我觉得鼻子里的气是烫的，热流直蹿到脑门上，觉得肯定是感染了。闭着眼睛想，怎么搞个DV进病房之类，不能白死。睁开眼看了看体温计，才36.5度。
有位女法警，负责给刑场上已被执行死刑的囚犯拍照。她说从不恐惧，只有一次，晚上洗头的时候，打上洗发精，搓起泡沫的一刹那，所有那些脸都出现在她面前。
她的话我觉得亲切。非典时，我很少感到恐惧，有一些比这更强烈的感情控制了人。但那天晚上，我站在水龙头下，开着冷水，水流过皮肤，一下浮出颤栗的粗颗粒，涂上洗面奶，把脸上擦得都是泡沫，突然觉得是死神在摸着我的脸。我一下子睁大眼睛，血管在颈上嘣嘣地跳。我摸着血管，这就是最原始的东西。活着就是活着。在所有的灾难中，这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后来我才知道，有一阵子，我们几个都认为自己肯定感染了。从医院回来，大家不约而同冲很长时间的热水澡，觉得有什么粉末已经沾在身上，鼻孔里嘴里呛得都是，但谁也不说，好像不说就是一种保护。
台里给了我们5个免疫球蛋白针指标，这在当时极稀缺，是当保命的针来打的，但司机周师傅不是本台职工，没有指标，这5针被安排到当晚8点打，过后失效。“要么6个都去，要么都不去。”我们打各个电话争取，但台里也协调不了。
录音刘昶一边听着，说了句：“别球争了。”七点半，他把门一锁，不出来了，敲也不开。陈威跟他多年好友，扯了扯我：“走吧，这样他安心。”
我们5个回来的时候，他正泡好功夫茶等着，一边给他的录音杆弄土法消毒——罩个女式黑丝袜在杆头的绒上，一根烟斜衔在嘴角，眼睛在烟雾里眯起来：“没事儿，该死屌朝上。”
第二天在医院里碰到个女病人，举着自己的吊瓶，看陈威拿镜头对着她，转头跟身边医生说：“再拍，再拍我把口罩摘下来亲丫的。”我们哈哈大笑。“9·11”后不久，美国人就开始做娱乐脱口秀，一边捶着桌子忍住眼泪，一边继续说笑话。我当时不太明白，现在理解了，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不容易被打败的。
我们待在急救中心，摄像小鹏每天去找漂亮的护士消毒。他最喜欢一个叫“钢丝眼”的，因为那姑娘戴着口罩，眼睛又大又亮，睫毛漆黑像一线钢丝。他老站在远处瞄着，又不好意思近前。钢丝眼呵斥他：“过来！消毒！”
他说：“我不怕死。”
钢丝眼冷笑一声：“不怕死的多了，前几天我拉的那两个比你还不怕呢，已经死了。”
他立刻凑过去了：“多给点儿。”
钢丝眼白他一眼，咕咚咕咚给他倒消毒液。“要不要头上也来点儿？”他嬉皮笑脸指着自己的光头。
姑娘拿起就倒。
他服了。
混在他们当中，我迅速变得粗野了，车在空无一人的长安街上，他们递给我根糙烟，说抽一根能防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