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我人生的两起自杀事件
周一的早晨碧空万里，清风徐徐。我阴差阳错地将车开到了桥上。本来准备先到东湾参加一场周末举办的个人规划研讨会，然后再去伯克利看望朋友。车子上了高速公路，我沿路跟着电台哼着曲子，随后发现自己走错了车道，车子正往市区方向行驶。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估计今天要去旧金山了。
离开收费站，我驱车上了大桥的坡面，前面的一辆小车为了避让右首停下来的车辆突然紧急转弯。我猛踩刹车，心想不会是出了事故吧。接下来的事情似乎跟放慢镜头一样，只见一名男子走到桥边，爬上围栏，张开双臂，翩翩然向前迈开了脚步。直到我看到那人的头部出现在桥的栏杆外侧，我才明白自己正在目睹一个人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一脚跨出了海湾大桥。
我惊慌失措。一旦大脑反应过来发生了何事，我便使劲控制住车，手忙脚乱地摸到结成一团的手机耳机线，边哭边报了警，同时换成低速档，不敢驶离路面。接线员问我问题时我小心翼翼地开着车。车子走得很慢，慢得几乎要停下来。
“有什么紧急情况?”
有名男子跳下了海湾大桥。
“海湾大桥哪里？”
我从奥克兰来，要去旧金山。
“他在桥的哪个地方跳下去的？”
靠近奥克兰这边----不在岛屿附近，更接近东桥。
“他长什么样？”
呃，他是名男性。
“多大年龄？”
嗯，或许30多岁？ 40多岁？ 50多岁？
“他穿什么颜色的衬衫？”
我心乱如麻，不知如何回答。
我不知道，不知道他穿什么。
“任何东西？什么颜色？”
我不知道，也许他穿着一件毛衣。当车子驶进芳草隧道时我已经无力提供信息。
“好吧，我通知海岸警卫队吧。当时大桥上停了一辆车吗？”
是的，停了一辆车。我送了一口气，终于有一个问题我是知道答案的。是有一辆车。
“什么样的车？”
我不知道。可能棕褐色吧？示警灯开着。
“可以留下你的信息吗？”
当然可以。
接下来我看到了旧金山。
驱车前往旧金山，途径海湾大桥，在初来乍到者的眼中，东桥显得平凡无奇，纵横交错的大梁呈现工业灰色，这片色彩一直延伸至亮黄色的芳草隧道跟前。穿过隧道，市区已经不远，大桥右侧的一幢幢高楼大厦尽收眼底。桥面在这里升高，优美的线条像扇子一样在错落的建筑物之间蔓延开来。此情此景让人叹为观止。
这一天，我本来不打算穿桥而过；这一天，我目睹了一个生命的终结；这一天，当车子飞离出口、冲向一个停车场时，我试图让车避开路人。这一天的风景美不胜收。
我坐在车里，身体抖个不停。我不知道他的衬衫颜色，他可能穿件毛衣吧。我为何对他的穿着一无所知呢？都是我的错，海岸警卫队正在水中搜寻尸体，衣服的颜色有助于发现他的踪迹。没想到我还需要记住颜色，我早就应该清楚。既然不知道自己的关注点在哪里，又怎么可能懂得要记住衣服颜色呢？
停车场的一辆巡逻车开过来了，我结束了和父亲的通话，准备告诉车里面的女人我心急火燎的原因。“什么事情促使一个人走上那样的绝路？”她摇着头说，“究竟是什么事情逼一个人跳下了大桥？这太可怕了。你在这里坐着吧，呆多长时间都行。”我坐在车里，快要透不过气来。抬头可以看到搪玻璃建筑物之间的一小块蓝天。城市看起来就像教堂，高高的尖顶耸入云际。体内分泌的肾上腺素越来越少，我已经精疲力竭。
我从小妈妈就教导我，人们必须做一些人类功课才能称为完人。不管是心理治疗、沉思冥想，还是求神问卦、能量补充，我们要做一些事情，只要有助于排忧解难，任何事情都得去做。这就是我发现自己精神崩溃后去东湾参加周末研讨会的原因。我们调节情绪，解决旧痛。过去在研究生院的日子里，我感觉自己一无是处，尴尬于受教过度，窘迫于孓然一身，而且因为三十出头的年龄而狼狈不已，这种感觉与情绪一直萦绕心头，让我心力交瘁。研讨会在那个时候帮了我。
身体调理是母亲推荐的好方法之一，我搬到萨克拉门托后便逐个尝试了她所罗列的所有办法，目睹那人轻生之前，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有一名男子帮我按摩、疏导能量，他行为举止就像一头玩具熊。天气爽朗的时候，按摩师将在花园支好按摩床，花园里绿荫翳蔽，鸟儿啁啾，喷泉潺潺。
一个疗程后我问他是如何涉猎灵气疏导工作的，他描述了第一次调和后出现的感觉，说那种感觉令人难以置信。他陷入冥想，看到自己站在海湾大桥上面，眼前是可以俯瞰市貌的桥面。他看见自己跳了下去，落进虚空。想到这里他微微摇了摇头。“真不可思议，我感觉身体溶入一切，意识到自己虚无缥缈，同时又觉得万事万物都是我的化身。”
距离事故发生大约一个月后，有一次我和母亲的朋友们一起聚餐，顺便我给大家讲述了那名男子自杀的事情。那时恰逢假期，刚开始只有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在倾听，我的故事一涌而出，最后吸引了整桌人的注意力。我告诉他们我幻象丛生，睡不安枕。有时候合上双眼入睡之际，那个人展开手臂的身影就会出现。梦境中，我在大桥底下看着他徐徐降落。看到他的身体落向地面，有时候我会惊醒，然后必须让自己冷静下来才能入睡。有时他在雾气中缓缓向水面飘落，有时他的双腿在移动，有时他看上去像一只飞鸟。雾气在光线下显得白茫茫一片。
母亲的表情很难看，在我讲话时未发一言。对她来说那是个难熬的夜晚。作为一名和平之队志愿者，母亲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呆了五年，刚刚回到美国，正在努力规划自己的下一步人生。
餐后清洗碟子，我看到母亲满脸痛苦之色。一阵内疚感袭来：“妈妈，我知道你敏感，我很抱歉提起了那件事。”
她看着我，露出既恐惧又狂热的眼神。 “贝丝，我只是害怕。自杀......只是......任何涉及自杀的东西都搅得人心烦意乱。”
我早应该想到，这次交流将会让她痛苦不堪。
很长时间后我才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的母亲——小心翼翼地避开谈论自己的母亲，或者听到自杀这样的话时怒火中烧。
我12岁的时候，有一天母亲愁苦满面地看着我。她走了出去。晚上我看到电话线一直拉到了客厅里，听到她低沉的哭声。还有一次，我在绘制家谱的时候盘问了妈妈。她给我介绍了爷爷一边所有家庭成员的情况。当我询问另一边的情况时，她顿了一顿，接着不耐烦地讲了几个名字，嘴里嘟囔着说家里有些人“疯了”。
我只知道，外婆去世之际母亲还未成年，可是我直到二十出头才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当时刚刚大学毕业。我想规划人生，于是搬到了母亲的住处。她最近刚刚搬到萨克拉门托，住在好朋友芭芭拉的隔壁。她们情同手足，打通了隔墙，这样去彼此的家里就像回自己家一样方便。
我们母女经常吵架，我只好来到芭芭拉家里躲避。母亲不喜欢我男朋友，我不明白她为何如此讨厌他。早餐时芭芭拉抽起了烟，她的态度不偏不倚。我告诉她，母亲跟我男朋友有许多共同之处，真有意思。他们都有坎坷的童年，都是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而且都在想方设法摆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对了，他的母亲也已经离世。我一边咀嚼面包圈一边躲着，免得被烟熏到。
“你知道你奶奶的事情吗？”她问道。
我一头雾水：“奶奶？”我奶奶住在圣罗莎。
“你妈妈的妈妈，你外婆。”
“妈妈从来不提我外婆。”
“她是你外婆，那是事实。天啦，你妈妈当你的面从来不提你外婆。”
“我觉得母亲一直不想让我觉得那是我外婆。我根本不了解外婆，对她去世的原因也知之甚少。”
“那么你想知道吗？”芭芭拉问我。
是的，我想知道。
故事很简单，但不是个轻松的故事。十二岁的母亲放学回家后看见外婆只穿着三角裤坐在床上，喝得大醉。母亲对她说了一些别再酗酒之类的话，然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外婆将枪口对准了自己。母亲听到了枪声，发现外婆已经断了气。
外婆的自杀毁掉了母亲的生活。
几个月后的母亲节，天还未亮，母亲在萨克拉门托接上了我，她递过来一件T恤叫我穿上。我几个月前就搬出了她的房子，我们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动辄大吵大闹了。母亲找到了工作，所以跟她相处起来容易多了。她对我前男友的看法很准，我和他再没有见过。手里捧着粉色的花朵和雏菊，我们向公园里的一群人走去。母亲喜欢雏菊，并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阴雨绵绵，一路上我们打着标语，喊着口号，朝着议会大厦行进。前面的人多得不计其数，一眼望不到头。人们来到议会大厦的台阶上，开始倾听那些无聊的演讲。
有记者拿着摄像机拦住了我们。难道要在这里谈论自己的所作所为吗？灯光在我们的眼前闪烁，母亲揽住我的腰，然后讲了起来。她请求我在母亲节和她一起做这件事，请求我和她一起游行反对枪支暴力。外婆去世，因为当时房里藏有枪支，因为那时没有诸如枪支安全或管制等一般性的保护意识。母亲虽然困窘不已，但依然情绪激昂，一只手揽我，另一只手挥舞起来。
当晚我们收看了新闻，节目中一对母女参加“母亲节百万母亲大游行”的活动。节目没有提及外婆的自杀或者母亲热情洋溢的信念。视频中的我淋成了落汤鸡，一双大眼睛茫然直视，而母亲在接受采访。
多年后，我意识到这是自己唯一一次听到母亲平心静气地谈论外婆的自杀事件。
我的手机响了，是陌生来电。在电话的另一端，一名男子自我介绍说他叫格兰特。几个月前，他在大桥自杀事件发生后从加州公路巡逻处的报告中查到了我的电话号码。我当时表示愿意跟死者的家属交流，不过现在不知道行不行？跳下去的人可是他儿子。
格兰特深知其中的心酸。儿子患有精神分裂症，数十年来一直遭受精神疾病的折磨。大约六年前就已经药治无效。知道自己病入膏肓，他儿子的心情一落千丈。
精神疾病异常严酷，格兰特说。经历了这么多的艰辛，到最后竟然走投无路，无法战胜病魔。“我们竭尽所能地满足他，”格兰特就事论事地说道，他的声音中透着一丝疲惫。“但我儿子是成年人，某些时候必须自己抉择。他经常酗酒，打架斗殴。我们只希望他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不会去伤害别的人，不要让别人跟他一起死。”
他儿子的尸体找到了，还戴着医院的手镯，于是大家推测他死亡前一天入住了精神科。如果是自行入住，那么可以自行离开，格兰特猜测儿子的幻听症状复发了。他们父子喜欢去芳草岛附近的一个地方远眺、欣赏海湾的风景。有一次，他站在海滩，而身旁的儿子在自言自语。太不可思议了，格兰特说。
我想得出格兰特说话时摇头的样子。车子在桥上耗光了汽油，他儿子赶到那里，很可能是想到岛上去。
我说如果他想听，我知无不言。我告诉他，我是无意中来到桥上的，我告诉他，我的车子绕过他儿子的那辆车后减了速。我告诉他，他儿子似乎已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登上了围栏。我告诉他，他儿子如何展开手臂，仿佛要展翅翱翔一般。我告诉他，我感觉他儿子一直在朝某个东西走去。
格兰特默不作声，他没有听说当时儿子的胳膊伸展开来。他的声调表明谈话该结束了。他想给我讲讲自己的儿子，以便我对他儿子有所了解，他不希望我为他儿子的死亡所困。听起来他好像是在整理文件，处理遗留的烂摊子。
他哽咽着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现在你可以解脱了。”
格兰特的儿子走下栏杆，仿佛踏向了光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对他仅有数秒之印象。当时，我的博士论文即将完成，我正在到处寻找学术方面的工作，又因为担心犯错或不受重视而惴惴不安。然而，这名男子义无反顾地伸开双臂，并且把希望寄托于空气之上。我看见他走向无限的可能，走向希望，即使这希望属于那可怖的另一个世界。在格兰特的话音中，我听得到一个父亲那心痛的接受。儿子的生与死同样让他痛心疾首。他无力改变命运，那份对儿子的爱如此艰难，但却无法放弃。他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挣扎、沉溺、伤害着自己和他人，他带着一颗充满伤痛但却慈爱不改的心，一点一点捡拾儿子遗留下来的碎片。
我们母女俩从未谈论过外婆的自杀，我甚至不敢确定母亲是否知晓芭芭拉已经对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相反，我们俩小心翼翼地围着情感碎片打转，外婆的精神疾病造成了情感的裂痕。我永远无法知道当时母亲走过门口时的所见。在我内心深处，格兰特儿子的死亡一直挥之不去，不知道母亲是否也跟我一样记着外婆的自杀。不知道母亲是否和我一样噩梦连连。不知道外婆在去世时肩膀是否也如母亲般因劳累而向内弯曲。不知道母亲是否记得当时外婆三角裤的颜色、脸上的表情，或者身体倒下的样子。
母亲是天主教教徒，那声枪响使她内疚不已，也点燃了她的怒火，她无法坦然面对。外婆选择将她抛之身后。心理疗法根本无法移除母亲脑海中的那些影像，母亲所做的精力疏通治疗不可能抵消自己是罪魁祸首这一观念，母亲也没法证明她有没有得到过疼爱。我一生都活在母亲的痛楚当中，所以我明白，愧疚感使得母亲的心理受到创伤，她以极端的保护方式来爱我。母亲以自己的遭遇为标榜，她永远不想抛开自己的孩子。
生活中有一些自己从未做过的选择如影随形，这样活着很累。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我只是一个周一早晨驾车过桥的女人，我没有做梦，我的确有个外婆。然而，我感觉到了他们的损失，仿佛早就认识他们一样。我熟悉一个男人生命的最后几秒钟，他选择跳进一片茫茫之中。我和母亲住在一起，她曾经目睹自己母亲选择离她而去。我明白决定自杀时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也了解每次的自杀事件造成的可怕困扰。不过，我无法否认自己的敬畏之感。他们都走向一个美丽的未知世界，试图摆脱深深的伤痛。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死亡会影响我这样一个素未谋面的亲密陌生人。
母亲的朋友玛丽对我母亲说的是最后一句话是 “我爱你，玛格丽特，但你要经常跟大家保持联系。”
海湾大桥的那件事发生四年后，我和母亲回到了海湾地区。她是从摩尔多瓦的基希讷乌回来探亲的，她在那里加入了维和部队。母亲的朋友们已经给我发电子邮件，说发给母亲的电邮石沉大海。“她没事吧？”......“我没有收到她的回信”......“她以前常常写一些很长的邮件”...“我想她。”
“她不爱发邮件。”我告诉他们。 “我甚至都不知道她的行踪。她实际上不大检查邮箱。”
“她好吗？”他们问道。 “她真的很幸福，”我回答。我说的是真的，摩尔多瓦的生活让她变得很快乐，我以前从没见过她那么开心。母亲热爱志愿者工作，喜欢学习新的文化。她的状态比上次刚从作志愿者那份工作回来时的那一年好多了。那一年她的几个朋友劝她找些事做，不要呆在沙发上玩填字游戏打发时间。母亲经常惶恐不安，烟不离口，让人无法接近。她断然拒绝驾车去任何地方-----她过去在汽车公司上班，现在竟然会决定不再开车。母亲有一次打电话问我如何从银行订购支票。我按照她以前教我的方式提醒了她：致电银行，订购新的支票。
我们去玛丽家做客，玛丽的丈夫吉姆给大家做了一顿学自美食杂志的拿手佳肴，杂志上到处都是做过的标记。这盘鱼做得像梨皮，浇着浓浓的白汁沙司，晚餐的味道跟朋友经常一起吃的那些菜相差无几。我们哈哈大笑，互相打趣，对厨师赞不绝口，就像往常和亲友们聊天那样。第二天早上，母亲和我在酒店支起了她新买的电脑。她叫唤头痛，于是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我给她取来了敷额的湿毛巾。
几个小时后，我靠在急诊室走廊的墙上，整个人软瘫下来，一个护士扶着我的腰。医生刚刚说过说脑瘤可能及其危险。我听到了“第二诊断”这句话，但再没有听见他后面说什么，即使他的嘴一直动着。我一直以为，人们听到灾难性消息后身体崩溃是夸大其词，但我无法控制自己，身体里的骨头不见了。
玛丽和吉姆赶到了医院，我们等着将母亲转移到旧金山的一个神经外科专家处医治，这位专家能告诉我们更多动脉瘤的知识。母亲的情况危急，寻找全面的急救护理团队耗费了一些时间，等那三个人的团队赶到时，母亲由于血压太低，身体已经不方便移动。紧急医疗救护队的三名技术员陪着我们等待——两名留着平头的男性，看上去刚刚退役的样子，还有一名略带口音的非裔男护士。
母亲的腿开始抽搐，抽得越来越厉害。护士说那是一个好兆头，用医学术语对我们解释了腿抽的原因。我听得糊里糊涂，时间就那么一秒一秒地流逝。我取消了预订的返程机票，给哥哥打了电话，他正往机场赶。吉姆买来了食物，但我根本没有胃口。我一边抚摸着母亲的头发一边跟她讲着话。母亲插上了氧气，或许机器稳定的节奏让她平静了下来，就像使我紧张的心情舒缓了一样。玛丽谈到了博物馆的一串美丽的项链，她是那里的讲解员。我们原计划那天下午去博物馆参观的。
急诊室护士护士用医疗用语报出了母亲的重要体征，男护士一项一项地复述，好像两人在对台词一般。她帮他纠正了错误，然后他接着复述。该上路了，男护士又复述了一遍。我询问能不能跟着去，他们点了点头，一个小平头给我指了指前面的座位。我拥抱了一下急诊室护士，她希望一切都好起来。事后回想，他们肯定心知肚明：母亲的双腿在抽搐，血压在急速下降，护士们别过脸匆忙离开。他们把妈妈抬放到救护车后面，小平头平静地驾车下了山，然后将车开上了高速公路。公路上停滞的车辆在笛警声中纷纷让开了道，小平头掌舵，小心翼翼地绕过前面的车辆，方向盘对他来说似乎太大了。
我们心如火焚般过了收费站，接着我看到了桥的大梁。车子开上了海湾大桥，沿袭多年前格兰特的儿子自杀前我走的方向。就在此地，我亲眼目睹了一次自杀事件。我和母亲有着相同的经历，她穷其一生试图治愈遭受的创伤。母亲一直无法描绘外婆离世给她带来的耻辱和怨怼，而我也一直不能向她解释我所目睹的自杀事件给我带来的悲伤和忧郁之情。有些鸿沟是无法跨越的。
车子在行驶，我泪眼婆娑，胸口弊闷，气噎喉堵，于是用手按住了胸口。我难受，天啦，难受极了。我极力呼吸，心脏反而更加难受。后面有响动，我回头看到了护士的头部侧面。对讲机发出了嘈杂的响声，小平头对着它说着什么。
时间突然变得缓慢起来，不知何故，我有种飘飘然的感觉。我望向水面，芳草岛在我们眼前冒出来。我觉得好像进入了母亲的身体，她的双腿是缕缕云朵而不是肉体。我能感觉到她在向空中漂移，仿佛飞离救护车的后部，这辆救护车只不过是奇迹和敬畏的综合体。她仿佛变成了一团烟雾，卷须越来越大，溢出了她的身体。她的身体无法将它盛下，救护车也无法将它盛下，甚至周围的空气也无法盛下她。忽然之间，对这朵烟雾来说我们前行的速度太快，她不再随我们前进，而是化作了一缕梦幻的烟霞，飘进太空，进入空气，渗入桥下的水中，混入周围的人群，溶入建筑物，跟大桥融为一体。
我在哭，但心中却有所释然。母亲感到的是一种美好。我能够感觉得到那包容一切的爱和美好。它包容了她的身体，包容了我们所身处的整个空间。母亲放手了。我还没有准备好，没准备好她的离去。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准备好的，但我只能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