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行动研究从产生至今,受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普遍关注,并形成了三种主要的流派,即科学技术的行动研究、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和批判解放的行动研究。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和研究理念,近年来,行动研究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工作、乡村发展等领域获得了长足发展。无论是实务工作者的在地化实践,还是专家学者的扎根式研究,均在各自的领域重新诠释并丰富了行动研究的内涵和路径。本期专栏我们特别邀请台湾辅仁大学心理学系夏林清教授及其大陆追随者撰写组文,分享她们的行动体验和研究心得,希望以此推动大陆多学科共同参与的行动研究。
青少年相遇,作者受此群“离”家青少年之启蒙,从而在后续成年教书与研究生涯中,得以批判性地回顾欧美家庭治疗的理论与方法。作者在重新框定何谓“家”的同时,发展出视“家”为一社会田野的工作方法,以社会系统母子盒与社会学习的三度空间场域为核心工作概念,“斗室星空”便是此一与家庭经验一起工作的工作坊命名。最后,作者提取社会心理剧鼻祖 Moreno的原典中“社会探测研究者”之“行动研究方法/实践”的根本精要,以期与人们家庭经验一起工作的心理、社工与教育同仁们能重返行动实践方法论的道路。
【摘要】文章陈述了作者由台湾 1970年中期迄今与人们家庭经验一起工作的路径转折及方法研发的历程。作者青年时期与台湾工业化都市化中由家庭走到街头、工厂与性产业中的【关键词】社会系统母子盒;社会学习的三度空间场域;行动研究方法/实践
一、家的田野:劳动的身体、错置的层次、混乱的话语与沉默的呼吸
我出生在一个家庭,属于这个家庭,属于某个历史上特定的时期,处在一个不明确的地点和历史传承背景中。但是,我与其他的因果关系相遇,交错。每个人,男或女,都是如此。我们一起代表了许许多多能兼容的各种可能。[1]57,[2]85
家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承担起社会差异结构的涵容体,19世纪后才出现,但主导了当代欧美心理、教育与社工专业论述的小家庭理论与心理及教育的方法,大多都没有面对这件事!过去 30年,我在台湾一程又一程地探究着这个课题,本文努力把此一过程反映出来的实践进路与知识取径做一初步的梳理呈现。
(一)1973—1982年之间
我的 20~30岁的专业生涯的起步,是与三群 20岁以下的离家青少年群体共振来往而发生的,在他们与“家”的分离和距离中,我认识着“家”。
情绪暴冲叛逆小子身后的底边家庭
群11970年代中期,台湾青少年反共救国团受到美国志工热线电话的启发,在救国团内开设了青少年辅导中心张老师专线,我是第一届 6名专任张老师之一的 9号张老师 【1】。1974、1975年的台北市是热闹都会街区繁荣发展的地景,由学校轨道中逸离出来的青少年,是被贴上“问题化”标签的头号群体,彷佛青少年安分驯服了,社会就安定和谐了!我与一群志工共同负责了暑假长达三周,以集体住宿方式进行辅导工作的青少年育乐营。育乐营涵容了不服师长管教,由学校送来的、少年警察队抓、关管束的,与混迹街头帮派的青少年 (全为男性)。凭着自身体内内藏的反骨和青少年有来有往、情义相挺,陪同他们走一遭少年 15~20岁时的反叛时光并非难事,“家庭访视”却是一程又一程的疲困摩托车之旅,借青少年辅导老师的角色,得以看见了都市老旧城区的底边黑道兄弟家庭、城边角落贫穷聚居区的家庭,与城外山巅或荒凉路边的崩解家庭!青少年强劲如脱兔的身形所逃离的,乍看是他那或唠叨难忍或愁容相看的父与母,实则为被快速工业与都市化的粗暴力道拖挂于边缘、生存不易的成年男女。“家访”并没发生主流力量所委托的拨乱反正的劝导效用,却是撞见自己“无知”的起始点。我的父母是 1949年内战移民族群中,非军公教的边缘知识青年,一无土地房屋恒产,二无稳定军公教薪资保障,拼搏的知识创造力是我的家庭资粮 【2】。我的家和这群青少年的家,分处台湾不同的社会处境内,不同的家庭处境承载着的社会差异性,状似互不相干,也不易被活在其中的人们所辨识,年轻的我却因工作的投身,反而拉出一组对偶式的张力关系,在其中,我撞见了不同处境中的巨大差异!于是,承认“无知”成为了返身观看与知识探求的一个起点。
群2 认命劳动、心悬农村家人的工厂女工
1976年,我第一次出国念书,出国前后,蒋介石、毛泽东与周恩来先后逝世。反抗戒严统治禁制思想的潜在能量,是出国 11个月中“冒险犯难”的动能 ——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校园内,经历了台湾留美学生保钓运动中的“记名字、被打小报告”的政治经验 【3】;离家万里外遭到“国家”威权统治的政治控制伎俩的对付,在我体内上下浮沉的政治恐惧与反抗的愤怒,致使我如乘风破浪般地拉开了对世界左翼历史的视域;“左翼”是台湾戒严所遮蔽住的一只眼睛!左眼张开后,1960年代的欧陆社会运动思潮与 1970年代美国反战运动,对当代社会科学的冲击火花也就有迹可循了!
1970年代后期的台湾社会,开始移植美国心理辅导的知识与方法,以因应工业化与都市化过程中,所浮现的个人与群体的身心适应困顿 。1976年初级中学开始进行了职业辅导,生涯与职业辅导,被初中学校教育结构成一门课程,“课本”便是一个一个的团体辅导活动。生涯团体辅导被台湾学校教育体制化地转成了“照表操课”的一个课程环节。然而,承载着这新兴进步生涯辅导课程表象的,正是由乡村地区学校输送到工厂的青少年劳动力;成群的少女包上灰蓝头巾成为工厂女工。
1977年,我在桃园大园乡纺织工厂与台北县的电子工厂里,与离家群居于拥挤宿舍内的女孩们相识。在纺织场内我是女工,在电子厂内,我接了项目,做女工宿舍辅导 【4】。对“家人”的悬念与家境的改善是认命劳动的火力动能,被学校教育已规训训化的身心状态与工厂威权管理轻易省事的相应扣合着,这一接轨机制管束了青少年的生命力;仅有的逸离跃动,展现在被标签问题化的男工用摩托车载着女工奔驰出游的“钥匙圈”现象 【5】。女工的“家”在远方农村,“家人”在心中,“家人关系”承担了工业化机器快速转动的“分离”作用;“回家”总在年节赶路间,弟妹长大、父母老去,青春体能耗损!数年后,多数女工便相继往结婚养家的生命之河走去。
群3 雏妓少女秋风夜雨
1978年,我带着一小群学生,在收容未成年从娼少女的教养机构(台北广慈博爱院)工作了一整年。在广慈“纠正式”收容中心的楼层里,我在虚应文章、了无生气的技术训练课堂中,遇见麻木漠然的眼神和哈欠连天的抗拒 ;但唱歌是一种自由空间!她们教会了我唱台语老歌“秋风夜雨”。唱歌、在楼梯间聊天是纠正式规训空间中,具流转力量的“辅导”方法,我的纯真无知大学生们,也逐渐度过因娼妓污名,而深刻掩埋着的不实恐惧。
1979年,教我唱“秋风夜雨”的小凤,来辅仁大学找我,那时她已在新庄一间工厂工作 2个月。在电话中,她要我到校门口接她,因为我若不去带她,她不敢走进校门 ;不是她胆小,而是大学校门是一种位阶的表现。两三个月后,因家中需钱,她离厂重操旧业。她转了一个小弯,命运也没有改变。“纠正式救援”让女孩们站在“我不正”的集体地标上,在“学习转行走向正途”的合法名下,3个月的身体休息成了最实质的利益。她们身后或极度贫穷或混乱困顿的家庭,是她们离开后便很难再回去的地方,但大半也是她们撑起贫穷家庭的生计所需。年轻的我,在离家青少年的家外的远程,在她们偶尔说出的只字词组与泪水中,回看到她们身后的家。
“家庭”所承载的阶级、性别与政治的社会作用力道,反而在青少年与父母关系的拉扯、迸裂与牵挂的张力中益发醒目!这三群来自被工业化现代化,社会变迁力道推挤而离家的青少年,是教导我反思心理学中家庭理论与方法的源头,我现在对“家”的理解则是如下所叙:
1. 什么是“家”?
让我先还原素描“家”吧!
·家是一个人被生与养的关系场,孤儿可能没见过名之为父母的那对男女,但他得以长大定是有一组或多组关系(含曾肉身交错相会的性活动伴侣/父母)交相承担起保护与照养的工作。
·特定的一组人们间的关系与这些关系的作用方式,构筑了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生活现场。家庭生活是这种生活现场的俗名。
·家的生活现场不是只在家屋之内,各分东西、四出谋生的家人间的关系场域,是看不见却从未停息发生着实质作用的家人关系生活现场。
·家人(或亲近的养育者)关系是承载住生长与发展活动的一个篓子!这个篓子十分有弹性,它可以十分宽广地不受限于时空,也可被社会条件约制到紧密束缚与硬化扁窄!
·于是,在家人劳动身形、交错话语与混杂气味交相编织流转之间,性/别、阶级、历史政治的刻痕熏染纹身!
过去 30年,我一方面在大学与研究所教授与西方家族治疗相关的专业课程,一方面在台湾不同社会教育的现场里研发如何分享家庭经验的方法;我们所发展的方法是,针对迭落在家人关系中 的社会经济与历史政治作用力道的经验刻痕,创造分享共学的交流环境;这种场域的展现形式是多样的,可在课堂空间中,可以是交流会或工作坊。创造这种分享性的共同学习环境的目的在于,促动人们所承载着的家内的折磨与苦痛的经验,得到发生辨识与转化的机缘。家庭经验的苦楚,主要来自于“家”是每个人生命初始信靠与依存之所在,却同时也是文化教养规范与社会体制化约制之操控力量的交相编织的作用处。因而,对个人身心与精神发展来说,“家”的经验绝不应被物质化的区隔和占有,导向了个人主义式的私密论断。“竹篱村落、群居共学”的意象是我们在一起交流家庭经验与书写不同案例故事的目的,虽然工业化的粗暴痕迹与“竹篱村落”的生活意象,恰恰大相径庭!
1)沉默无语:家内差异结构的承载
沉默是自然、生命、差异的捍卫者,它防止相同物之间的或内在的殊死争斗。[1]65,[2]97
家人间的沉默是常态。当然,你可能因得不到相应的了解而孤单伤感,甚或因家务生计而争执磨撞,但“沉默”很多的时候,是差异得以共存的一股安定的承载力量;“沉默”有的时候,是没有机会与条件对自身与他人的经验辨识,自己也说不明白就只能先静默了!有的时候则不是失语,而是知道关系中存在巨大的差异,便难以言喻地等待着变化的机会。“沉默”不语的身体与心灵不是寂静不动的,呼吸带着空气穿梭体内,调节着身心所遭遇的世间磨练 ;家人关系间不易了解的、无力接近的,甚或难容的污名印记与伤痕,都可以涵容承载在沉默呼吸着的身体内,缓慢地求存发展。时常,我们是在沉默中与家人共处一室;家人关系承载着家外各种社会关系作用力道的压扭挤折。“家”如我们共享的身体与心灵,呼吸的气流在彼此关系中来来回回,家人每日进进出出,或早起晚归,或日夜轮班,或大门不出却仍忙乱不堪;为五斗米折腰的驯服,进入金钱游戏的拼搏斗狠,成为劳动机器的重负伤痕,如影随形地一寸一寸镶嵌进入身体心灵中,“家”的经验并非私密,更不能用隔离与排除的社会机制,将之封存与扭曲!沉默无语的孪生兄弟是情绪激烈表达的暴冲式吵架,家人间斗嘴吵架,恰如气血欲通过经脉穴点堵塞处,所需的冲与推的作用力。家中人人皆为独特殊异之人,应被视为小小联合国的“家庭”,却常被要求以一个状似无差异的整体来表现。因而,吵架斗嘴是欲生息相通的碰撞,但极为激烈的情绪暴冲,与一再重复发生的剧目,则一定是人在关系动力中交相束缚的块结表现。美国社会研发的家庭治疗方法,主要就针对关系动力中的沟通方式是“如何”制造问题,提出了对治之道,只是他们的方法,大半被框限于医院、学校与开业的治疗室内,因而也未能返过头反省地思索如何对待去脉络化的理解与简化的治疗方法!然而,大陆与台湾却在这 20年中,成为挪用这一类已蔚为风潮的理论及作法的最大市场了!
人人都需要被尊重,被尊重的不只是生存的机会,人的有限性与他的处境条件更是要被尊重;“尊重”带来看见与辨识的空间,“家事”需要被尊重,尊重家人间关系与其生活条件的特定状况,让“家”以各种奇特的方式存在着,当差异与矛盾在有限的身体心灵来回擦撞时,家人彼此间的“关系”如何才得以不压缩僵窄,非断即伤 ?这里所探讨的“家人关系”不是社会化角色的设定与模式,也不是顺应社会规范的家庭发展样态,而是一种能承担起个人殊异性与差异结构的社会关系作用力道的“关系空间”,视“家人关系”为此种关系空间的发展机会与场域,家内苦痛舒缓处亦即社会差异涵容能量增长处! 2)超载拼装车上的社会母子盒:劳动的身体与压缩的
1970—1990年代间的台湾家庭恰似包着小轿车外壳的拼装车,国家以现代化生活为诱饵,工厂生产线与外包家庭小工厂链接运作的伸缩弹性,将千家万户纳入了工业化的进程!只是拼装车上了高速大道,全力奔驰地生产与消费,零件松脱、险象环生,燃油不足,形神耗尽。于是,“家人关系”像是胶皮纽带,在承担着工业化机器运转巨大张力高速运转的同时,回身组织捆绑了工人彼此之间与工人和他的家人们的关系方式。除了工业化的劳动力使用的轨道式力道外,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内部的基本单位,还同时承担着多层次、多面向社会系统的作用力量,社会系统“母子盒”(Chinese Boxes)的概念,将交错迭置与渗透作用到“家庭”之内的社会力量 (social forces)鲜活的意象化了:
自我包裹。[5]
“母子盒”是用以形容人的经验世界是具有阶层性、递回性的,人与体制系统的关系就犹如母子盒般,每个个体都是各种层次之组织的一部分,而每个社会机制都被更大的社会机制包覆,并以递回的方式包覆下去。所有的系统和反馈回圈都像母子盒一样层层
我们若只在身心适应与病理医疗的视框中了解家庭与家人关系,势必无法由时空两个维度,参与进入这一特定社会系统的内部张力场域,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实践 【6】若不能如此辨识,便不能纲举目张地研发出在地的专业方法与知识。当代教育、心理与社工专业的工作者们,能以家庭经验为土壤,“看得见,识得了”家人关系所承载着的多种差异结构,专业工作者若不能辨识台湾与中国大陆家庭,在过去数十年中,社会存在与生活经济政治条件的演变,对家庭内部经验是如何发生作用的方式,就只会沦为欧美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出来的小家庭理论与方法的搬运工,也就易助长了专业证照制度的错用与浮滥。
用相套迭的社会系统来放置及理解家庭经验,很容易看见父与母,作为男人与女人和谋生养家之劳动者的身心刻痕,劳动的身体无所不在,身体与心灵承载着不同形式的劳动刻痕。然而,在经济起飞年代中,受父母保护,只需念书求高分的孩子们,身心记录着怎样的经验刻痕呢?显而易见的,当念书成了配合考试机器的操作动作时,青春无法得到勃发机会的身体,也会示演着令父母帮不上忙的身心状态。倘若此时,父母或外出打工或终日劳动,父与母的劳动沧桑,又是如何传递转置于家人关系之中呢?1960—1990年代的台湾和 1990年迄今的大陆相似,百业蓬发,全民拼经济,在家庭内,放下书包,家庭代工与机器生产的上线劳动,是很多人共有的经验。
(二)断裂的关系、脱落的长大
情感可以如压缩档带着,关系状似中断皆可接续。在生命发展的过程中,关系所承载的情感经验,所涵摄住的,绝对是具有多层次社会脉络交相编织的作用痕迹,只是关系中的行动者,并无足够的资源与条件去体察它们,这就使得在具社会性的与亲人在相互依靠的关系中,不得不时而强烈碰撞的“情感”,只能被迫粗糙简化地转为被存放与堆积的“情绪”。这些片片段段的情绪,就“压缩”地存置于身心内部及关系方式的惯习中。不过,生命虽不可逆,但人的主体化心智空间,是可以在社会活动的参与中,得到变化与发展的机会。
心理治疗各路手法与东方佛道修行法门,皆是以身心空间运作与各种可能性来对治与转化提升人间的沧桑遗痕。西方的个别与团体心理治疗方法是在当下关系中,借力使力地,在此时此境与彼时彼境之间来回工作着 ;佛道修行则特别累积了现代性科学实证论逻辑与西方身心二元对立概念所不能捕捉的,跨时空经验层次与身体界线的心性明觉的提升方法。培养一个好的工作者不是一路塞东西给他,而是创造一种关系的条件,支持他开始觉识清明地启动一条自主的道路,它是一条有方向感的、发展自身成为实践/探究者的路径。
西方近代二、社会田野中的家与劳动
1985年,我修完哈佛谘商与咨询心理学程的课,回台湾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精神科实习一年;家族治疗与团体治疗是实习重点。逼近 1987年解严的台湾社会,久被禁制的社会动能四处涌动;戒严的解除,推动了社会底边人群,用自身的行动力去改变他们过去的参与社会的方式。与此同时,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因资本外移,关厂的劳资冲突浮上台面。厂关了,不只是在工厂中工作的工人失业了,与工厂生产层层分包的外包系统 (putting-out system)亦缩减消失,成千上万的小外包家庭也失去了订单。台湾的“家”的生计之道,怎么看也不是欧美社会的居家景致!
一方面在学校开着家庭理论课程,一方面带学生在实习的田野中磨练专业方法的我,开始援用民族志的研究策略走进社会田野中的家与工厂。
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被分类为三种:描述民族志、应用民族志与批判民族志【7】。1980年代后期,我开始对台湾劳动阶层家庭经验进行调查了解,是为准备自己投入到工人教育的工作中,所以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以批判民族志的立场为起点。批判民族志所紧扣探问的“社会结构性限制与行动者能动性”之间的焦点,和心理、教育与社工工作者在问题丛生的社会现象场中,力谋与当事人寻找出路的关切点十分契合;然而,家与社会的接合及交织作用处,则仍不易由外部的研究者探知,由家内成员家庭经验的叙说,可以看见“家”的劳动方式与移动轨迹及其对家人的影响。
(一)田野中的相遇与撞击
在学术单位的知识工作者常会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口述历史与民族志方法,帮忙自己进入与自己生活世界有一定社会距离与心理距离的环境与人群。田野中的遭逢相遇是走近他人的了解过程 。1993年我和一小队学生,在台湾高雄林园石化工业区内进行田野访问。仅小我 4岁的 36岁妇女云的工作历史一拉开,就是一页女性重负劳动的故事:云由 12岁就开始做工,由 12岁到脊椎受伤,无法负担水泥工(36岁)的重劳动力工作时,云没有片刻离开过做工的生涯;而且她同时还参加到各种外包劳动的机会中。如果我们把家务劳动也列入计算中,云在婚前的劳动生涯,约为 1~1.5全时工人的工作量(加上加班计算);由 20~36岁,云的劳动量则约为 2~2.5个全时工人的工作量(一个水泥工工作量,加上一个相当于全时工人工作量的家务劳动,再加上半个包工 ),这还没加上女性所特别负担的生育子女的辛劳。
在云身上,清晰看见低技术及半技术体力劳动的工作特性,以及家庭与婚姻关系,对劳动力提供的强制性。食品厂女工、水泥工及外包工,都是低技术劳工,而婚前赚钱为家人,婚后,公公则一直未付云水泥工工资 (也就是说由 1977年到 1983年期间,云是无偿的做公公的水泥小工)。劳动妇女身上的这种来自婚姻关系的强制劳动的景象,在云生育血崩的苦痛经历中更为怵目惊心。
同时,劳动妇女的生涯机会,并不见得因其丈夫的学历较佳、生涯机会较好而有所改变。云丈夫的高学历并没有改善云的生涯处境,云反而像是代替丈夫这个长子在家庭中协助公公、小叔劳动。云的故事,反映了在劳动分工的系统中及婚姻家庭系统中,女性劳工均处于性别权力关系中被使用的位置上,如果说男性技术工人在其生涯发展过程中,会运用政治及资产的可能资源寻求“翻身”(上升 )的可能性,女性劳工难道没有这样的企图及表现吗?这个答案当然是“有的”。但要理解劳动妇女主体性格,婚姻家庭关系与劳动雇佣关系之间的交织作用力,几乎是必要的入口。
(二)家庭移动经验的叙说探究
“家”与社会的接合点,常由“家庭”群聚居住的区域空间与迁移的历史轨迹中窥见。经济活动、战乱与政治运动推着与裹着“家庭”移动与变化。1980年代初台北都会外围,由乡入城的工人家庭一家人,挤着住是不少家庭的经历,玉霞的家就是如此。在玉霞的回忆中,由乡入城的打工父母均不在家的白天,屋外狭窄死巷是她独自承担害怕与学习冒险的起点:
在那个有点封闭的公共场所,没有一个位置是属于我的,我无处可藏匿,只能不断的接受外界的刺激,看着家门外的人事和自然天候的变化,就像是一段冒险的旅程,却没有退守的角落,我不知道今天将会发生什么事 ?又什么遭遇?我会欣喜的期待发生有趣的事,但是如果我累了、困了、突然拉肚子或怎样……,我该何去何从?
大多时候,我的户外冒险就是以布袋莲池畔的死巷为基地,从无生有的寻找一切可以玩办家家酒的用具,我会找一些废报纸、广告单来铺在一楼空屋的屋檐下,用它们画出一个家的范围,我会找一些人家丢弃的空罐当作锅碗瓢盆,找一些尖锐的、块状的小瓦片作为菜刀,我会亲自去挑选上好的布袋莲。我蹲在池畔,看看靠近岸边的上等货色都已经被我摘光了,今天必须向池塘更深处捞宝,我用手拨开岸边的布袋莲叶群,满布着布袋莲叶群的池塘,现出了一小块黝黑的池面,我试着透过它的黑凝望池底,但是莫测高深,露出的池面很快的又被推挤而浮过来的莲叶群又占据,我想如果我不小心掉下去,大概不会有人知道吧!我一个人玩耍,向来没有人会看到我,如果掉下去了,我呼救的声音也很快会淹没在推挤过来占据池面的莲叶群里,于是我小心谨慎着把重心摆在后头,伸出手去捞那一株最清新脱俗的布袋莲,她是这么的美,我不禁发出惊叹声![9]
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的延伸区域,则可以群聚居住着数十户家庭小工厂。1949年后,在国家型规划与政治运动中,整代人上山下乡又返城的移动与落户,影响了两三代人的家庭关系 ;国共内战的 1940年代迄今,家人离散与相认的过程则横跨海峡两岸渗透影响着两三个世代,台湾的军人眷村聚居区与大陆民工聚居区,分别展现了如战争般强大的政治与经济席卷力道,是如何冲刷过无数家屋的地基界域,且纹刻着所有家庭成员身心样态。大陆社会主义历史中所特有的厂子、大院与单位的居家群聚生活氛围,在近 20年大块成片地消失,家庭聚居的人文地景的变化转置到“家人关系”中时,家的承担是什么?家庭经验的故事叙说,是一种经由回溯反映到转置探究的理解“家庭”的方法。
家人关系承载了家内不同成员,对彼此并不如实的关系期待,和家庭经济劳动重负的耗损要求,导致大量的破碎沟通与情绪困阻,矛盾堆栈着矛盾,冲突一层层地指向可能的决裂。“家庭”需要怎样的理解方式,才能带领我们阶段性地,先“悬挂”着自己与亲人关系中难解的纷争冲突 ?当我们在心中拉开一些距离,观看自己的家与家人关系为一客体,并在谋思出路时,这一提问就会带领我们逐步发展出自己的方法。
三、斗室星空:家庭经验晒谷场
我在 1970年代初期开始学习源自 Kurt Lewin的团体动力,1980年代初由 Viginia Satir带领的工作坊【8】进入家庭治疗与心理剧的学习 ;1983年 30岁时,做了一个重要的专业生涯抉择——对自己在大学教学之外的社会参与视为专业智能在地化的必要作为,从而认定自己是一名社会教育工作者而非心理治疗师。正是这个决定,启动并支撑了我对不同方法取径的社会实验。许多人可能没有机会知道,近年来以各种形式传播开来,且业已商品化的心理剧开山鼻祖 Moreno的原初创发概念与方法,正是一种推进社会实验的行动探测方法,而不是套装模式的传销式置入!
(一)重返 Moreno的初心:探测社会中如诗般流动的感觉结构
弗洛伊德 (Freud)在 1912年的相遇及差异:“我参加了一个弗洛伊德的演讲。他刚刚完成了一个分析的心灵感应梦。我在中间离席,他挑出我离开的行动,问我,我在做什么。我回答,好吧,弗洛伊德博士,我在离开你的地方,开始了我自己的起点。你在你人工设置的办公室满足了人们。我在街上,在家里,在他们的自然环境中见到他们。”1953年,Moreno在提出社会剧与心理剧论述方法的巨著“谁应该存活”( Who shall Survive?)[11]中,明明白白地说他所研发的做法是“一种行动的方法,一项行动实践”(an action method, an action practice)。“因为我们靠近人,我们得以在个人—心理面上推进社会测定的探究过程”[11]73,“社会探测”是我给 Sociometry的译词,在心理学领域里 Sociometric一词大家惯用的中文翻译为“社会计量”,它早已被量化测评的方法建构成问卷与量表,但是“计量”一词的量化分析却是和 Moreno原本提出此概念的原初意涵大不相同的!看一段 Moreno的原文:“这一社会探测,不是来自访谈或问卷方法,它是一行动方法,一行动实践 (an action method, an action practice)。社会探测研究者(the sociometric researcher)假设了研究中一种‘萌芽状态的位置’,它深入到实验方法中,是一种参与的行动者,是一行动的科学”[11]73。Moreno要心理工作者去探测的是“在社会现象尚未涌现转成心理的、社会的、人类学的或经济的现象之前的一个社会现象的深层面。”[11]54“metric”一词同时有诗的韵律结构之意,所以 Moreno所谓的“流动的感觉”(flowing feeling),是他在行动方法中所企图“捕捉”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具社会性的如诗的韵律结构(a sociometric structure)[11]53!我认为这样的理解才贴近 Moreno的原意!他甚至以“革命性的动态”来宣称这些进行行动实验的工作者是在一深层次上,见识到社会过程!正因为 Moreno说他所发展的社会韵律测定的行动实验方法是“革命性的动态”,所以他明确地如下陈述着:
Moreno Jacob出生于 1889年的罗马尼亚,是心理剧与社会剧的创始人,同时也是团体心理治疗的重要领头人之一。Moreno在自传[10]中提及了他与“社会测定/韵律是人民的,被人民创发的、为人民的社会学;这一公理被应用到社会研究自身(social research itself)上。这是行动中全体参与的公理 (rule of universal participation in action),它恰似朝向未来的一真诚的社会实验方法。行动者是在社会内部做着缓慢但真实的进展,他不急于用快速建构的控制实验的方法去检验假设,他安步当车地思度着他行经其中的新情境。即便从未被证实有效,一个假设可能仍然真实,反之亦然。宁可等待到它可以被实实在在的检证,而不是未成熟时就去 ‘无效爷地检证它。”[11]62 -63
重返 Moreno的原典,我们还原了心理剧与社会剧作为社会实验方法的立基处,这也使得已被上半个世纪商品化的心理剧得以返璞归真地拿起它的方法论立场,即在行动中进行实验的立场。在台湾,我们所发展的“斗室星空的家庭田野方法”,也不是在市场导向与治疗专家所设想的治疗方向上发展出来的,它是我们在台北县劳动阶层聚居区内,在经营一所成人学校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挑战:如何让一生劳动养家,辛苦不堪的成年男女,能打开自我的闭锁,将身心负重的,伤痕封印的家庭经验说开来,在听见与看见彼此时,推动着彼此辨识着共享的历史经验,痛苦因而得以流转,身心能量有了提升转化的机会。
(二)家庭经验晒谷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