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孟潮
2006年10月16日
1感同身受
共情这个词，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共情仅仅包含感同身受一个成分，广义的共情除了感同身受以外，还有反思的成分。我在很多其他文章中多运用的是共情的广义概念，但是此文中说到的共情大部分是运用其狭义含义。
不少人赋予“共情”价值判断——凡是共情的都是好的，不共情的都是不好的。
这个善恶判断上升盘转，就变成对共情这种能力的神化和膜拜。恰如婴儿见到了母亲，信徒目睹耶稣。
这种观点很有意思，个人不敢苟同。
对我来说，共情首先是一种物质界的运动形式。其基础在细胞水平上，是镜像神经元；在器官水平上的共情机制需要我们考察大脑的功能，也就是说，共情产生的时候，大脑内一定会发生一些神经冲动及相应的生化变化，但是具体是什么样的神经通路及神经递质的变化还不清楚。
也许在物质的水平上，共情还有超越人脑，更遥远的物质基础。如人类在感同身受的同时，我们也知道基本粒子之间共振这个现象。共振似乎是全宇宙广泛存在的现象。而在人际网络中产生感同身受也是接近这个规律的。
共情的感同身受这部分应该是一种天生的禀赋，是一种人人生来就带有的潜能。
而且，不仅仅是人类具有感同身受的能力，动物也有，有时候动物这种能力还超过人类。镜像神经元不是专门给人类准备的，哺乳动物也有。
没有大脑，没有镜像神经元，绝不可能存在共情这么一回事情。但是共情并不等于镜像神经元。
共情这种能力要产生，还离不开人类社会。自从有人类社会的几万年来，人类的基因和大脑的结构其实不过是改变了百分之几都不到，可是从北京猿人到今天后现代时代，人类社会，人类的情感、思维、认知不知改变了百分之几百。这不是仅仅靠大脑改变形状和功能就可以做到的。
如果把共情完全等同于大脑的功能，和把爱情等同于神经递质的“爱情生物主义者”一样可笑。把一个人关在无人的黑屋里，天天给他大脑添加神经递质，添加到和热恋中男女的神经递质一样的水平，你能说，他在恋爱吗？
我猜想，感同身受这种禀赋在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中，一定受到了“优胜劣汰”式的强化。凡是感同身受能力强的人类，活了下来，并且把他们的基因往下传，但凡感同身受能力差的，大概免不了被淘汰。
在前文明社会的时期，能够具有较强感同身受能力的类人猿，可以很快从同伴的表情或肢体动作得知危险来临，从而立即逃生。
而到了文明社会，无论你想要做恶还是做善，都需要具有较强的感同身受的能力。
比如说，你想要“百战不殆”，把你的对手都杀死，而不是被他杀死，就需要你“知己知彼”，而知己知彼已经是较高的共情能力。Kohut在生前最后一个演讲——《论共情》——中也提到，纳粹之所以能够战争胜利，就因为他们具有共情的能力，知道对方的弱点是什么。
所以共情这种能力本身，和善恶无关，你可以利用它来行善，也可以用它来害人。
一位边缘人格障碍者忏悔，他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利用别人的弱点来欺骗别人，这时候我才发觉，原来他具有较高的感同身受的能力。可惜他没有把这种能力运用到自己身上。
不过“共情道德主义者”的确也说对了一部分东西，那就是人类社会的绝大部分道德判断和价值体系中，会把“善”、“好”的价值判断赋予这种感同身受的共情能力。儒家是典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人皆有恻隐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要注意的是，这种道德判断体系不是仅仅颂扬感同身受这种能力本身，而是给这种能力加上了一道紧箍咒，那就是要求你要利用这种能力来做善事，来帮助和爱护他人，而不是危害他人。
其实这是对感同身受这种能力的一种限制、控制和引导，为了更好的引导这种能力朝着善好的方向发展，于是，爱、仁慈、宽容、容忍、接纳、温暖、反思这些行动、感受、标准、态度被人为地和共情捆绑在一起。
也就是说，共情本来是一种来自物质界的本能，这种本能随着人类的进化力量越来越强大，然后道德“绑架”了本能，它们两个东西必须捆绑销售。
但是实际上，“爱、仁慈、宽容、容忍、接纳、温暖、反思”等等东西本来是和“感同身受”无关的。感同身受可以用上述这些东西结合做善事，也可以和“杀人、欺骗、蔑视、敲诈、虐待”捆绑起来作恶。
当然了，感同身受也可以用来赚钱，你必须理解客户真正需要什么，才可能赚到客户的钱。
感同身受能力比较强的人他的基因也比较容易遗传下来，因为他情商高。毛泽东能够战胜蒋介石也在于这一点，他比蒋介石更清楚的知道中国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另外一方面，我认为进化不仅仅是做选择题般的优胜劣汰，进化的另外一个成分是磨练，就在在人类成人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刺激人类镜像神经元密集的脑区。
让这种感同身受的能力越来越强。在婴儿成长的过程中，社会也会通过道德评价和科学话语不断地敦促母亲强化这种能力或培养孩子的这种能力。精神分析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母亲不共情孩子被称为“基本错误”。请问，物理学家会说一颗不和其他粒子共振的粒子是“错误”的吗？“基本错误”是科学的描述现象的用语？是道德判断？还是兼而有之？
就像没有单纯的只有感同身受的作为本能存在的“共情”一样，也没有只是追求真理的“科学”存在，真理必然要和道德捆绑。
我像这种“道德捆绑”的机制也是能够说明为什么共情这个术语出现后不久，其本来的内涵立即被变形为“爱”，“理解”，“接纳”、“陪伴”,乃至“鼓励”和“安慰”居然也变成“共情”了。
总结起来，如果我们把共情比喻为一次大脑这个油库发生的火灾的话，那么，镜像神经元相当于一桶桶的油，仅仅有油并不能够造成火光冲天的场面，这个场面出现还需要有其他两个条件，一是火，一是把火和油放到一起的纵火之人。那么社会文化机制就相当于火，而婴儿的养育者便是那纵火之人。这三个因素聚合到一起才让共情之火熊熊燃烧。
2.温暖、共情和爱
火焰燃烧之时会产生热量，这种热量适合之时会产生温暖之感，过多热量便是灼热，那是让人焦虑的感觉。
共情不是温暖，把共情和温暖混淆起来，相当于把火焰和热量等同起来。两个人在共情沟通之时，至少会有一方感觉到温暖。温暖是一种躯体上的感觉，这种温暖感一般来说，集中于胸部的温热感。我倾向于认为，这种温暖感起源于婴儿期留下的情绪记忆的重现。当婴儿焦虑痛哭之时，共情的母亲体验到了婴儿的需求，把他抱起，紧紧贴在胸口，然后安抚或喂食。被共情接通的婴儿从母亲的面部表情看到了自己的焦虑，（母亲作为婴儿的镜像存在，这是母亲的镜像神经元和超我共同作用规定了她的角色），然后，在这种母子共享的焦虑被通过各种举动（喂食，抚摸）平息的过程中，母子双方的胸口都是热乎乎的。婴儿的大脑尚不具备把这些情景变成事件记忆的功能，但是他能够把这些温暖的感觉和情绪记忆下来。在日后遇到共情沟通的情境时，这些记忆编码被重新激活，进入意识层面。所以，温暖只是伴随着共情沟通的结果，类似于条件反射的东西。温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秘而伟大的起源，更谈不上对温暖进行价值判断。
至于爱，明智做法是最好不要讨论它，因为第一，每个人关于这个词的内涵理解不一，第二，理性地反思爱，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是一种沉重的伤害。
治疗师的一些行为表现被称之为“爱”，如支持、鼓励、表扬、肯定、安慰患者。更有甚者，把这些行为和温暖、共情等同起来。
无论是从广义还是狭义的共情定义出发，这些肯定性行为都不是共情，这些行为既不是感同身受，更不是反思。这些行为共同的特点便是“给与”，就像母亲给与婴儿乳汁一般。为什么要给与呢？因为这里火光熊熊，热度太高，具有太多的焦虑，通过这些给与支持、鼓励、表扬、肯定、安慰的行为，治疗师可以平息双人交流系统中传递的焦虑。这些肯定性技术不但不是共情，而是力图消灭经过共情传递过来的焦虑的。它们是对共情产生的一种反应，而不是共情本身。这类行为相当于让火灾现场的人们从头到脚淋湿自己，或者饮用大量的冰水，从而降低过高的体温。但是并没有彻底扑灭火焰。这些措施是非常必要性的，但是和彻底解决问题无关。
3.反思
比较彻底扑灭火焰的方式是反思。反思是一种远离、撤离的行为。大火之所以不断燃烧，就在于它周围有充足的氧气，反思相当于两个撤离：一是有可能被火烧伤的自我撤离现场，一是把火焰燃烧的必要因素之一氧气抽空。
反思和感同身受不同之处在于，感同身受更多由大脑决定，只要具有大脑，即便与人类社会隔绝，这种感同身受的能力仍然会存在并得到发展，如狼孩，虽然不能与人类共情，但是可以和狼融为一体，感同身受。而反思不同，反思不是婴儿生下来就有的禀赋性的能力，而是指儿童社会化过程中逐步获得的能力，一个人到了青春期其反思能力才初步具有成人的特征。而且在人类进化史中，反思——把自我当作一个客体来对待——也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才具有的特征，据说不过是短短几千年的历史。虽然反思仍然离不开大脑这个物质基础，但是反思具有反作用于大脑的作用。如果大脑相当于计算机的硬件的话，共情（感同身受）接近于硬件的部分，而反思更多是软件。如果把大脑比作一个泥团，反思相当于艺术家手中的雕刻刀，把这个泥团塑造为雕像，而狭义的共情却是这个泥团的一部分。
在人类心理发育的过程中，反思的能力来自“缺失”和“退出”。母亲的缺失，缺场是反思能力的最早出现的征兆。而真正初具雏形的反思能力来至于儿童从俄狄浦斯三角关系的退出。婴儿与母亲融为一体的时候，这时候其心理空间是是一个点，儿童加入母亲-父亲的联系中，形成的是一维的心理空间，父-母-子形成一条直线。直到儿童退出了父母的二元关系，占据了他自己的一个点，父，母子，形成了一个三角形，这时候其心理空间是二维的，其反思能力才比较明显。
而如果这个儿童能够跳出这个三角形，从空中俯瞰这种三角关系，才形成了一个三角锥形的，三维的心理空间，这时候才能说其反思能力开始成熟。
反思能力的形成需要如下的社会前提：社会形态中具有三角化的核心家庭模式，乱伦禁忌的形成，对于儿童依赖性的一定程度上的拒斥，语言指称系统中“你-我-他”人称规范的建立，社会形态中对个人主义以及独处的接受。
没有这些东西，无法想象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四大文明的发源地出现的反思性能力的大规模突变。这些突变至今影响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
反思才是真正具有“人性”的东西，而感同身受更多是“兽性”的体现。心理治疗师的“功夫”体现在如何平衡、协调、发展反思和感同身受这两种能力，而不是执着于其中任何一端。“参与观察者”这个术语较准确的形容了治疗师的内心工作状态。
一般来说有两种反思的状态，一种是纯粹的观察，反观，一种是带着一定理论或道德原则进行反思。前者可以让人们更能够接近于事物的本质，而后者让人们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绝大部分情况下，人们进行的反思都是后一种反思。因为前一种反思，最终会让人摆脱语言、符号的束缚。而人一旦摆脱了语言符号的束缚，他便不再属于这个人类社会，他的心远离道德、本能，远离人性、兽性。这种反思活动的让人惊慌失措的根本在于，它在挑战自然和人类社会基本规律，并且试图战胜这些基本规律。所以这种纯粹的反思活动只可能在人类历史上小范围内的短期存在。如果它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的话，将会创造出和现存文明体制迥乎不同的世界。
而带着符号体制的所有特征的反思活动的结果，将会是让道德体制渗入到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这是一种建立人间天堂的举动。这种反思活动往往是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在真理被科学占据的今天，这种“道德化反思”的泛滥是必然的。一个例子便是精神分析在中国的盛行。精神分析的盛大游行是一场道德话语的绚丽表演，这个活动本质上是中国人道德建构工程的一个无意识的施工项目。而类似的项目早在弗洛伊德年代就在欧洲举行过。精神分析师、心理治疗师以及精神科医生真正占据的位置是一个超我的位置，虽然他们站在超我的位置上反对超我，但是实际上他们并不要求撤销这个位置的存在，因为真是有个超我这个位置，自我和本我才有存在的必要。弗洛伊德主义者的头首倒置之处在于，他只看到了本能是如何转化为本我，从而又衍生出自我，超我的。却忽视了另外一面，就是本能之所以要进行这种复杂的变形转换过程，恰恰是出于超我的要求，所以应该是文化超我在前，正是文化超我的存在，驱动着本能变化形成心理结构。
也就是说，本我的目的恰恰不是对抗“超我的存在”——虽然在形式上它会和某个具体的“超我形式”发生冲突——而是要成为超我。自我是本我的改头换面，本我的欲望就是占据超我所在的位置。真正和本我、自我、超我有巨大冲突的是“纯粹的反思”，通过“纯粹的反思”，本能-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相互捆绑、移行换位的游戏规则被打破。也就是说，“纯粹的反思”摧毁了本我，摧毁了自我和超我，摧毁了自体表象、客体表象以及它们之间的投射性认同，摧毁了温暖和焦虑，摧毁了深爱和痛恨。至于共情，自然也只是这个湮灭过程中扬起的一阵尘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