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匿的最后尖叫：温尼科特和比昂
The Vanished Last Scream: Winnicott And Bion
作者：Ofra Eshel
翻译：陈玲
Eshel, O. (2019). The Vanished Last Scream: Winnicott And Bion. Th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88(1), 111–140. doi:10.1080/00332828.2019.1558
这篇论文以对早期崩溃、灾难性精神创伤以及最后尖叫the last scream的精神分析性思考为切入点，最后尖叫源自古老而神秘的犹太《米德拉什》Midrash这部书，书中将树木被砍倒的声音和灵魂离开身体的声音进行了类比---这声呼喊无声地从世界的一端传到另一端。本文借鉴温尼科特、晚期比昂以及后来的Eigen, Tarantelli, 和 Bromberg的著作，探讨早期崩溃和核心灾难的深处，在那里，无法思考的恐怖unthinkable terror掩藏在未知的unknown、未体验的unexperienced、未过活的unlived和非表征的unrepresented下面，最后的SOS尖叫声消匿了。这种潜在的灾难性影响阻止了思考、做梦和分析性遐想reverie的过程。作者认为，无法思考的东西是不能去进行思考的，只能与分析师一起去重新过活relived和经历gone through。作者用比昂、温尼科特和她自己工作中的详细临床案例，提出了精神分析师以某种深刻的方式，与病人的情感现实里无法思考的、幽灵般的恐怖和灾难性的影响在一起，进入其中，与之相连，倾听消匿的尖叫。这种内在相连的存在可与病人最深处的体验合为一体，使尖叫和病人的希望都不会消亡，并从内逐渐创造出新的体验。
关键词：最后一声尖叫，SOS，犹太《米德拉什》，早期崩溃，灾难，无法思考的，非表征状态，灾难性的变化和灾难性的机会，病人-分析师内在相连或“同在withnessing”，合一体at-one-ment
神秘的犹太中世纪《米德拉什》这部书中，在一棵被砍倒的树和一个人的灵魂之间建立了强有力的类比：
当一棵结果子的树被砍倒时，声音从世界的一端向另一端哭喊，未闻其声……
而当灵魂离开身体时，声音从世界的一端向另一端哭喊，未闻其声。【Pirkeid’Rabbi Eliezer，第34章】
这种强大的、神秘的或矛盾的表达的是一声尖叫从世界一端向另一端的无声哭喊，这是恐怖的无声尖叫的本质，本文将一棵被砍倒的树和一个灵魂已被切断的人类存在进行类比，用精神分析性临床思维进行探索和反思。它深入探索了这些灾难性的经历，用George Eliot直击人心的话来说：“我们应该死于沉默另一边的咆哮”（1872/2008，第182页）。
进入深处：崩溃，灾难，最后的尖叫-SOS
归于沉寂和无声的最后尖叫，被湮灭-正湮灭的灾难核心之深处、早期崩溃和疯狂，以及分析师存在于其中的重要性，关于这些内容的精神分析性著作——对我来说，温尼科特和比昂的晚期著作与这些密切相关。
温尼科特非常重要的遗作《崩溃的恐惧》Fear of breakdown（1963年左右撰写，1974年去世三年后出版）及其续篇《疯狂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madness（1965年）和《防御组织和临床退行概念比较》Theconcept of clinical regression compared with that of defence organization（1967a）论述了在一个人生命之初的崩溃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温尼科特把这种极原始早期崩溃的极度痛苦称为“疯狂X” madness X。这种早期崩溃或疯狂下的极度痛苦是如此无法想象和“不可名状地痛”，以至于无法被体验；一个新的大规模防御组织，--表现为病人疾病综合征，必须立即针对它进行构建，以便切断和消灭难以想象的极度痛苦体验。因此，个体被禁锢在一种解离的、永远现存ever-present的“构成防御组织的无法思考的态势”（1974年，第103页）中，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但由于还没有经历过，它就不能进入过去式，而且在未来会恐惧和强迫性地寻求这样的状况。因此，这是一场持续的灾难，然后，现在，即将发生-从未-也永无休止地发生着neverand forever；[1]直到和除非它得到解脱和被体验到，否则对一个人存在的影响将无休止地一直持续。用温尼科特的话说：
在个体生命之初，崩溃已经发生了…… 但是……过去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因为它发生的时候病人并不在那里。“记住”的唯一方式，就是病人第一次在当下去体验这件过去发生的事情，这就是说，在移情中的当下体验过去。过去和未来的事情才能够变成此时此刻的事件，因此才能被病人第一次体验到。[1974年，第105页，斜体为作者添加]
温尼科特描述了一种深刻的内心斗争，在那些难以想象的早期崩溃或疯狂的极度痛苦深处——一种被埋藏的、未被体验到的、可怕的极度痛苦与一种去体验它的“基本渴求basic urge”之间的斗争，从而“在体验中被恢复，因为它不可能在记忆中被恢复……疯狂只有在重新过活它时才能被记住”（1965年，第125-126页，原文斜体）。它要在治疗中重新过活，通过“对分析师的失败和错误作出反应”，与分析师一起“在当下第一次”被体验到，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分析师不同的抱持和“辅助性自我支持功能”下，使恢复成为可能（1974年，第105页）。因此，这样思考的关键问题是，湮灭了的过往在治疗中重新过活，这次是如何发生的？它是否会以同样的不可想象的、未被体验到的方式发生？或者它能否会发生，能否被过活？以及能否被体验到？即使它以前未被体验过，也不可能被体验过？有没有“在分析中得到以前从未有过的东西的希望”的存在呢（Winnicott 1989，第32页）？
类似于未被体验到的崩溃，温尼科特（1969年）描述了永恒的被窒息的尖叫，它植根于渗透进病人全部情感生活的早期母亲孩童关系。他提到了一个心身性皮肤病患者在分析中时没有发出来或未被体验到的消匿的尖叫：“每一节的重大非事件都是尖叫，这个病人总是没体验到尖叫，“因为在孩童时期，她哭喊的时候没有被人遇到unmet。”母婴关系失败经历和失败记忆的极端，病人发出了一直没体验到的尖叫……在病人疾病的根源上，孩子发出了哭喊，然而母亲并没有出现。”温尼科特认为，病人正在寻找的”尖叫是希望被放弃前的最后尖叫。自此尖叫无济于事，因为它没有达到其目的”（第116-117页，原文斜体字）。病人的尖叫出现在梦中，也出现在她的清醒生活wakinglife中：
只有经过分析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尖叫的希望又回来了，把她生病之前的时间重新捕获回来……这是纠正（她）最后尖叫失败的唯一方式……基于这个病人提供的导致尖叫的材料，分析师深刻理解到，也就是说，再次发出尖叫，这一次是怀着希望。[第117-118页]
温尼科特（1967b）听到了求救的SOS声：“在反社会的男孩或女孩身上，SOS是希望的信号。”一个被剥夺的孩子的SOS“通常已经丧失掉了”（第90-91页）。[2]因此，在温尼科特所有后来（过世后发表的）论文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分析师/治疗师在病人世界的破碎情感体验里的存在，分析师聆听hearing、体验、抱持并容纳着支离破碎，对于治疗及感觉到希望至关重要。
比昂的晚期著作，通过创造“O”的概念，以及他激进的第四本也是最后一本元心理学著作《注意与诠释》Attentionand Interpretation（1970）开头的精神灾难和消匿的尖叫，深刻改变了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3]。但与温尼科特不同的是，他只是在“稍后”才意识到，也许已经太迟了，这未被听到的尖叫声已经消匿了。他首先描述了“灾难性情绪爆发”的毁灭性：
.....无限之大，且不能被表征，甚至用天文空间也不能表征其无限，因为这样的情绪状态根本不能被表征。自相矛盾的是，这种爆炸是如此剧烈，伴随着巨大的恐惧（下文称为精神病性恐惧psychoticfear或精神病性惊恐psychotic panic），病人可能会以突然地全然沉寂来表达这种恐惧（好像走到了一个极端，以尽可能远离毁灭性爆炸）。
……与任何三维空间的实现相比，精神空间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病人感觉情感能力丧失，因为情感本身被感觉到在流逝、迷失在浩瀚无垠的空间中……仿语言和造作合成情感的残骸、残余物或碎片漂浮在如此巨大的空间中，以至于其界限、时间和空间都无法界定。某个分析中的事件，对分析师来说是许多年的事情，对【病人】A来说是一个瞬间分散在空间里的碎片……因此A说他没冰淇淋no ice cream可买。六个月后，他说他甚至不能买冰淇淋ice-cream。三天后，他提到他来不及买冰激凌ice cream：已经没有冰激凌no ice-cream了。两年后，他说他以为没有冰淇淋no ice-cream。如果在第一次提到这个话题时我就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我现在知道的是，我或许应该记下当时他提到的时间和地点，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因此不能注意到这一点。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是因为“我尖叫I scream”这个突出的主题。后来我才明白“不，我尖叫no – I scream”的意义。至今，我只能含糊地提到这些材料以前的样子。事实证明，这个困难似乎无关紧要，我的诠释被采纳了。然而，如果我思索我获得的经验可以使我更早地观察和使用这些材料，我会感到更开心一些。[1970年，第12-13页]
有趣的是，温尼科特和比昂甚至用相似的词来描述早期崩溃和灾难之无法思考和未知领域。温尼科特写道：“病人需要‘记住’这一点，但是要记住尚未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的，过去的这件事情尚未发生，是因为当它发生的时候，病人并不在那里接受它的发生。”（1974/1963，第105页）。比昂如此描述：“一些事情是无意识的和未知的，因为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1970年，第35页）。此外，温尼科特写道：“如果要经历最初的疯狂或防御的崩溃，那将是不可名状地痛苦indescribably painful”（1965年，第127页）。比昂写道：“这种体验的爆炸性冲击，当你真的就在那里，当你真的置身其中时。我只能说，这是“不可名状的indescribable”（2013年，第85页）。
Tarantelli（2003）也使用爆炸的影像来描绘对灾难性精神创伤的反应。她表达强有力：
仅一次爆炸就可将于震中的任何东西崩解，它无法被感知、无法被体验或无法被思考，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另一种说法是，这意味着某种全然缺席、一种存在的彻底断裂，一瞬间荡然无存。我们可以说，这是末日体验……温尼科特谈到“现象的死亡phenomenal death”[1974，第106页]，并指出现象的死亡位于创伤反应核心这个悖论，他申明，现象的死亡说的意思是，“死亡是一种现象，并非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某种事实。”[第916页，斜体字为添加]
Eigen (2002, 2012)把消匿的尖叫这个主题更进一步，通过比昂的令人震惊的比喻来强调这个主题，但引入分析师刻不容缓，分析师聆听到SOS尖叫，就不会让这尖叫消亡和丢失：
在《精神病psychosis》一书中，比昂（Bion）（1970）刻画了一种爆炸（创伤），人格碎片高速以加速度漂浮在太空中，彼此越来越远，离爆炸点越来越远……漂浮在[治疗]室内的爆裂的人格碎片，可能并没有像想象中一个延伸的求救信号的碎片那么有意义，就像随着时间流逝而变薄、消匿的尖叫声…即使如此，正在消散的碎片作为一个灾难性过程的传递信号可能是有价值的，这个过程很久以前就开始了，现在仍在继续…感觉到冲击力…就像是：我是进程中的灾难。我的人格是灾难性的。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我正经受着崩解的状态。
……也许我们需要做的部分是坐在爆炸声中，聆听SOS；倾听、聆听尖叫声。里面有一声尖叫…与那声尖叫在一起，与你病人存在之无声尖叫在一起…
尖叫是一种痛苦的信号，尖叫者本人是无法解决它的。无论是一个成年人或是婴儿，这都是无法解决的不幸，是无法解决的困扰…但你得准备要几十年去与尖叫声待在一起，与无法解决的困扰坐在一起，得为随着时间推移而成长的东西提供背景支持。…
比昂，面对灾难时我们的态度、状态和倾向就是信仰。不是“k”，不是知识。他认定信仰才是面对灾难的唯一存在状态……这里，信仰包括没有记忆、没有期望、没有理解或没有欲望的存在行为准则……信仰是通向未知的大门。【Eigen2012，第19-21页，斜体字为添加】
我要在这里补充Bromberg（2003）的感人描述，从人际精神分析的角度，他的病人Dolores梦中绝望的哭泣；来自创伤性解离，“阴魂不散幽灵般的恐怖”（第689页）的哭泣，现在治疗里试图要拥有一个声音，拥有它迫切需要的聆听、拥有它所渴望的聆听，拥有它一直以来长期缺乏的聆听。除非在病人和分析师之间创造一个新的体验现实，它仍是幽灵般的恐怖阴魂不散地萦绕着自我，仿佛被解离的过去仍然是当下的危险。
温尼科特和比昂，以及后来的Eigen、Tarantelli和Bromberg对这些的有力描述，强调了对一个人存在的持续灾难性影响，以及分析师/治疗师在那里存在的程度，去聆听里面的尖叫，并与无法思考的、幽灵般的恐怖和灾难性影响呆在一起，在心灵崩塌归于沉寂、全然荡然无存之前的最后一刻，让尖叫和病人的希望免于消亡。此外，基于温尼科特（1969）以及我自己的治疗经验，我冒昧地补充一点，分析师与病人破碎的存在同在being within（共在with-in），甚至可能把消亡的尖叫转变为“在希望被放弃之前的最后尖叫”。我已经开始相信这种分析性的同在是如此具有内在的变革性，在治疗中，它可以将潜在的崩溃以及了无希望和灾难的状态转化为风险，在它们被冻结、丧失、终结、死亡之前，让体验和希望复苏。但这种复苏也带来了可怕的“于沉默另一边的咆哮”、恐怖、无处可逃和令人痛苦的过程的笼罩，还有令人害怕的希望（Eshel 2013a）。最近，我的一个病人非常动情地说，在最初几年的治疗中，我们寻找、发现、倾听、破译了他精神崩溃的黑匣子，而现在我们听到了精神崩溃前的黑匣子，带着不安、强烈的恐惧，以及希望：这一次能有所不同吗？
弗洛伊德写道，分析师“必须让他的无意识像接受器官一样，接受病人的无意识传递。他必须适应病人，就像电话听筒调整到传声器一样”（1912年，第115-116页）。比昂说，“如果分析师准备倾听，睁开眼睛，张开耳朵，打开感官，开放直觉，它会对病人产生影响，病人似乎就可以成长”（F.比昂1995，第106页）。我建议在分析师倾听的耳朵和心智mind中加入“聆听之心hearing heart”（I Kings 3:9），作为分析师提高乐意倾听能力的一个重要部分，特别是当病人的传递受到无法想象的创伤和破坏时（Eshel 1996，2004a，2015，2016a）。对我来说，这一强有力的宏大表达“聆听之心”传达了分析师与病人世界中持续的无法忍受的情感体验中同在的需要；保持调谐、开放、感知、倾听，并感受病人哭喊出的创伤或崩溃的“声音”（Caruth 1996；Eshel 2015，2016a），消匿的尖叫声更是如此。分析师以“聆听之心”倾听并体验病人的“心碎heart-break”（Tustin 1972，1990）和最后尖叫，即在希望被放弃之前，甚至在希望被放弃之后的最后尖叫——SOS（Winnicott 1969），并且“能够听到这种恐怖的声音，表明置身此景的人开始希望自己能够获救”（Bion 2005，第21页）。只有病人-分析师“同在t（w）ogether”，才可能与病人的情感现实合为一体at-one-ment（Eshel 2005、2010、2012、2013a、b、2016a、b、2017），能够去体验和去经历过活他们在最初的环境中无法想象和未体验的极度痛苦和希望。这样，分裂的极度痛苦的无处安放的状态和崩溃的潜在感知就变成了此时此刻的体验（Eaton 2011；Eshel 2004b），灾难性的影响变成了灾难性的变化（Bion 1965），因此分析师就有了灾难性的机会。病人-分析师就有第二次机会更好地让它重新过活。
临床实例
我现在想通过比昂、温尼科特和我自己的工作中的临床详例来说明分析师/治疗师对归于沉寂而无声的尖叫的聆听、体验和与之在一起的意义。首先，我将说明，比昂以“早期”克莱因理论为基础的诠释，没有聆听到我所认为的消匿的尖叫，比昂于1955年10月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上的演讲《精神病性人格与非精神性人格的区别》“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psychotic from the non-psychoticpersonalities”（1957/1967年出版）中呈现了这个诠释。这个详细的临床描述也允许我介绍温尼科特以非常不同的方法来回应比昂的诠释（正如温尼科特自己写给比昂的）。温尼科特强调早期分析师/母亲-病人/婴儿最基本的关联和沟通，以及移情中的退行，是他在跟严重精神病患者工作的时候，以这样的非传统方式an alternative way在分析小节中作出理解、体验、重新过活、抱持和诠释，这是温尼科特自1949年至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诠释风格特征。接下来，我将介绍Bion的另一个临床实例，来自洛杉矶研讨会12年后（1967年）论文“记忆与欲望的注解““Notes on Memory andDesire”（1967年）里，在这篇有争议的论文里，他提出了他当时临床思维转变的临界点；同时我介绍一篇温尼科特类似的简短描述。最后，我将呈现我自己的一个临床案例。
比昂和温尼科特——1955年10月：“我应该给我母亲打电话的。”
在1955年10月的演讲中，比昂描述了与一位精神病患者之间“真实的分析性会谈”，病人接受分析6年，有时会迟到，但从未缺席过一次：
那天早上他迟到了一刻钟，然后躺在沙发上。有一阵子他在沙发上翻来覆去，貌似是让自己躺得舒服点……一块手帕在他右口袋附近；他拱起背……一个打火机从口袋里掉了出来。他应该捡起来吗？是的。不。或许不是。嗯，是的。打火机从地板上被捡起来了，放在手帕旁边。一些硬币从沙发上立马洒落在了地板上。病人静静地躺着，等待。或许，他把打火机捡回来有点不明智。这样让硬币洒了一地。他小心翼翼地、暗自等着。最后…他说，“我想我今天什么也不会做。我应该该给我母亲打个电话的。”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不，我原以为是这样的。”接着又停顿了更长一些时间；然后他说：“除了脏东西和臭味，什么也没有，”他说，“我想我已经失明了。”到此时我们大约进行了25分钟，这时我做了一个诠释…我告诉他，他觉得这些脏东西和臭味是他让我干的，他觉得是他迫使我把它们排出来的，包括他让我看到的。
病人痉挛地抽搐着，我看见他小心翼翼地扫视着周围的空气。因此，我说，他感觉周围都是自己身上臭不可闻的东西，包括他的眼睛，他觉得自己的眼睛已经从肛门里喷出来了。他回答说：“我看不见。”然后我告诉他，当他摆脱了自己的能力来避免痛苦时，他觉得自己失明了，失去了与母亲说话的能力，或是失去了和我交谈的能力。
最后这个诠释，我所利用的是几个月前的一次会谈，在那次会谈中，病人抱怨分析是种折磨，记忆折磨。于是我告诉他，当他感到疼痛时，就像这次痉挛的抽搐所表明的那样，他通过消除记忆和消除任何能让他意识到疼痛的东西来让自己感觉缺失的。
病人：“我的头裂开了，可能是我的墨镜。”…
分析师：你的视力回来了，但是视力劈开了你的头；你觉得因为你对它所做的一切，视力是非常坏的东西。
病人：（痛苦地移动，好像在保护他的直肠）。无所谓。
分析师：看上去是你的直肠。
病人：道德束缚。
我告诉他，视力、墨镜被感知为是一种良心，他受到了良心的惩罚，一方面是因为他为
了避免痛苦而消除它们，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用墨镜监视我和他的父母。对联想的紧凑性，
我感到我没有合理处理。[1967年，第52-53、56、58页]
对比昂（1955年10月7日）在伦敦的演讲，两天后温尼科特写了一封信给他，他对
这次演讲的反应和诠释与比昂截然不同。他提供了早期母婴关系和母婴之间沟通质量的诠释，作为理解、体验和抱持住会谈的非传统方式analternative way，他关注“分析师去满足早期婴儿沟通技术的能力”和病人早期母性环境的失败（Winnicott 1969b，p.258）。他直截了当地写道：
我想说，如果我的某个病人躺在沙发上，像你的病人那样翻来覆去，
… 然后说：“我应该给我母亲打电话的”，我就知道他在说他没有沟通的能力。如果你有兴趣知道的话，我会说我会这样诠释：我会说：“一个对她的婴儿有正确定位的母亲会从你的动作中知道你需要什么。因为这种知识属于她的奉献，所以会发生一种沟通，她会做一些事情表明沟通已经发生。我不够敏感，也没有用那种表现够好的方式去定位，因此我在当下的分析情境中属于使沟通可能性失败的母亲的范畴。因而，当下的关系给出了在导致你沟通困难的环境中原初失败的一个例子。当然，你可能会一直哭喊，使得需求被注意到。
同样，你可以打电话给你的母亲，得到一个答复，但这代表着更微妙沟通的失败，微妙沟通是不违背每个人本质孤立事实之沟通的唯一基础。
你[比昂]会看到，从我的观点来看，你谈论的是环境……你在通过这些临床资料来表明，这个人相对缺乏沟通能力，这是因为在母亲密切认同她的婴儿的阶段中，经历了母亲或在场的人在原初母性任务中的一些失败，也就是说，在最开始的时候…我知道在精神疾病里这样的失败不胜枚举……然而你碰巧给的临床材料，就是想得到达成沟通目的一个诠释，所发出的一声尖叫，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个评论的原因。[Rodman，1987年，第91-92页，添加斜体]
比昂的回应不得而知。
尽管如此，依我个人的想法，比昂在他的第七次1973年的圣保罗讲座中所谈到婴儿的尖叫，回应了18年前温尼科特信件的关切：
婴儿把迫在眉睫的灾难感带回到自己身上，由于母亲的拒绝和婴儿自己对恐惧的拒绝，灾难感变得更加恐怖。婴儿将无法感觉到它得到了一些好东西，只能和以前更糟的坏一起撤离。婴儿可能会继续哭泣，激起母亲强烈的焦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直到婴儿再也受不了自己的尖叫声。事实上，如果任由婴儿它自己去应对这些糟糕的情形，它就会归于沉寂，并把自己封闭起来，把令人恐惧的坏的东西留在它的内部，它恐惧的事情可能会再次爆发。与此同时，婴儿变成了一个“乖宝宝”，一个“乖孩子”。
假设这个孩子成年后来找你做分析。追溯那些原始的想法会很困难，因为它们已经被其他思想和观念所淹没。这就像试图在成年人的生理解剖中追踪胚胎的迹象，但更困难的是，在精神世界中，一个人没有可以转而依靠的生理迹象。[比昂 1990/1973，第54页]
比昂不同的分析性存在与关联——1967年
十年后，比昂在他的《重新思考Second Thoughts》（1967）一书中重新发表了这篇1957年的论文。然而，比昂有争议的论文《记忆与欲望的注解Notes on Memory and Desire》（1967年）也在当年的精神分析论坛上发表，它介绍了精神分析工作截然不同的模式：在分析性工作中，分析师要与病人的精神现实成为一体。这要求分析师搁置记忆、欲望、甚至是理解，以阻止任何“妨碍精神分析师跟病人的精神现实合为一体的直觉”（比昂1967年，第272页）；全然去到里面in-tu-it （直觉intuit）。于1967年4月在洛杉矶研讨会上讲演了他在这一关键年份的临床案例，这个案例在比昂死后，也就是46年后（2013）才得以出版。1967年3月的另一个临床例证（4月20日在洛杉矶的演讲）先前发表在《深思熟虑Cogitations》（1992）中的“崇敬与敬畏”Reverence and awe条目下。在这里，我将带来比昂1967年4月17日在洛杉矶举行的第三次研讨会上的一个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例子。
比昂描述了“一次真实的体验”
现在，大多数时候，我觉得我在处理或多或少不连贯的东西。在试图分析他时，总的来说，我想人们会称之为自由悬浮注意freefloating attention：我所处的心智状态the state of the mind并高于睡眠很多……病人相当容易把害怕带入睡眠。现在，我的注意力被病人的话唤醒了，“我昨晚做了个梦。我和我的孩子们沿着河岸走着，他们掉进了河里，被强烈的水流冲向了堰，冲向了河里的瀑布。在到达这里之前，他们来到了库的主体部分，其中包括某类临时支路。水被渠化了，这股可怕的水流会消失在地下，这就是它的来龙去脉。他说：“我跳进去营救孩子们，立刻同他们一起被冲向这个堰，这个水闸，这个水道，它们消失在地下。“我可以告诉你，”他说，“我这辈子从没有这么快醒来过。”
然后，他看上去就是完全昏倒了，他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他停止了说话。全然没反应。所以我说到，“看上去你醒得不够快。我想你一定是受到了这种投射的影响。”然后他又开始像往常一样语无伦次地说话，就是这样。
现在很难说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有很多可以去解释。首先，我不习惯他以这种方式出现然后变得连贯起来。这与其余的分析和他通常的沟通方式完全不符。然后是令人困惑不安的陈述，他这辈子从来没有醒来这么快过。然后，下一个令人不安的点是，如果他完全失去意识的话，他看来是以一种是可以理解的方式昏过去了。我没有什么好对他诠释的。我不知道说什么。但是这使我在大量的想法中有了集中点，因为你会觉得（正如我感觉到的那样）那就像一盘东西被递到我面前，我没法去理解，也无法去贡献什么……现在，就这样结束了。这一情节到此结束了。就我而言，这只是失去了一个机会；我确信这是非常重要的。【2013年，第56-57页，原文为斜体】
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成为becoming”和“未成为not-becoming”理解和诠释的模式，从根本上挑战了分析师在1955年的案例（1957/1967）中所看到的全然知晓的庄严地位。尽管如此，我认为比昂的诠释还是错过了病人恐惧的哭喊、死亡的恐惧，然后病人再次退回精神病性的防御里。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比昂（1992年）当时（1967年3月）就另一个临床例子有力地阐述：
通过对精神病患者或边缘性病人的分析工作，我对此信念更深信不疑。我认为这样的病人不会接受诠释，不管这个诠释有多正确，除非他感觉到，作为给予诠释的一部分，分析师已经穿越了这场情感危机 [1992, p. 291, 斜体字为所加]
在我看来，在这个案例这里，这一点确实没有发生。比昂没有去连接和经历正降临的可怕危险、深潜的湮灭和死亡，以及被拯救的需求。比昂确实也感觉到错过了重要的机会。
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个惊人的关于未知晓unknowing相似经验，温尼科特（1971年），关注也是可怕的做梦dreaming和清醒awakening。出自他与一个10岁的口吃男孩Alfred治疗性心理咨询。Alfred告诉温尼科特几年前反复出现的噩梦，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梦——梦里，一个女巫从敞开的窗户进来，把他带到一个像煤矿一样的洞穴里。温尼科特说：
……当被问到女巫是否会吃掉他时，Alfred说：“我不知道，我在那一刻醒来了。告诉你，这些梦的麻烦在于，倘若我做一个梦，然后梦里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情，然后我就会醒来。”他补充说：“有时我想继续把梦做下去，找出什么东西这么可怕，而不是醒过来”；然后他嘲笑自己，又说，他宁愿把梦继续做下去，宁愿害怕也不愿醒过来。我被邀请去把他带到最糟糕的地方，如果我能知道怎么做就好了。[第120-121页]
但是，允许我们表达思想的空虚和无法思考的恐怖的词语在哪里呢？（Horovitz 2016）。
案例说明：聆听消匿的最后哭泣
现在，我将用我自己的一个案例来进一步说明，当接受治疗的病人反复指向其无休止的、巨大的创伤影响，而没有能力去经历go through时，去聆听hear、去体验病人被湮灭-正湮灭的早期崩溃，以及和病人这样的早期崩溃呆在一起，这是至关重要的奋斗。
Ben，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英俊潇洒的28岁年轻人，在过去的两年里，由于纠结他女朋友背叛并离开他导致长期的抑郁危机，他来到我这里接受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他已经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心理治疗，都因建议接受药物治疗而终止。
我问了一些问题，他神情恍惚地描述了和女孩之间的故事。总有女孩对他感兴趣，她们“来找他”，但一两个晚上后她们就会离去。只有Julie这个女孩留下来，坚持继续这段关系，说她爱他。在一起三个月后，她决定出国。他没有反对，甚至还松了口气。离开约一个月后，她信中的口吻变了；信件越来越少，直到最后不写信了。三个月后回来时，她告诉他，在国外时她和别人有过一段感情，虽然已经结束了，但她断然拒绝回到Ben身边，尽管Ben一再恳求她回来再试试。她说，从她的角度来看，问题是本的封闭。他开始不分昼夜地给她打电话，有时诉说、恳求她回来，他感到这样很羞辱，但停不下来，有时打电话根本不说话。每天晚上，他都在她家周围游荡几个小时、喝得酩酊大醉、嗑药、发呆，跟踪她的行踪：她在家吗？她什么时候关灯的？她什么时候上床睡觉的？她有别人了吗？尽管他考上了一所大学，但他几乎没有参加课程，在这整整两年里，他的考试全不及格。他有时做一些随意的简单工作，主要是在晚上，来支付他的部分开销。这是一场严重的、全方位的情感和功能危机。
告诉我这些之后，在初始访谈我又问了他一些信息性的问题并得到了信息性的回答之后，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可以谈论的或与之相关的了。我任何继续要求和鼓励他说话的努力，最终都是结束在同一个毫无意义、空虚和徒劳的地方。“对我毫无意义，”他对任何事重复如此回应，好像不是跟人说话。没有什么会引起他的兴趣。他的学业？“没有价值”他对所学的东西不感兴趣，对其他任何领域也不感兴趣。他服完兵役后环游世界的长途旅行和去过的地方？“没意思。”和朋友出去？“没意思。”工作？“没意思”。”治疗？””没意思”不管怎么说，在以前的治疗中，他妈已经告诉他所有一切，这对我来说“也是徒劳无功。“当我放弃去问他问题题和鼓励他说话，空洞和沉闷的沉默占据了上风。不是说不出话来，而是这个“虚无”潜入了言语和沉默，潜入了每一个角落，无处不在，无穷无尽，没有出路；就好像他的精神机构的活性存在着一个无法修复的缺陷。一片荒凉的情感荒原。只有那夜行的、失去连接的、无休止的、绝望盘旋在Julie的房子里，也许是因为她离开了他，而她就是唯一冲破这虚无的人。
大约两个半月后，我想如果他和一个年轻的女性治疗师一起治疗，一个在年龄和他的世界上更接近他的人，一些更具力比多，更具活力的东西可能会帮助进展。也许，我也厌倦了，所以我给了他这个选择。但他立即回答说，他无意去看任何其他治疗师，无论年龄大小，这是他最后一次尝试治疗，而且，他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他还在尝试。
所以我们继续治疗了一个月。渐渐地，他夜间游荡的次数明显减少了。然后，在接受了将近四个月的治疗之后，他告诉我，他认为继续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什么都没有改变，现在是年终考试时间，最好还是把时间花在学习上。在之后一次见面时，我接受了他的决定，只要求他在事态恶化时给我打电话。他大约三周后打电话来。他告诉我，他所有的考试都不及格，有些考试他甚至没有参加，而且他又开始在Julie家周围夜间游荡了。我们恢复了治疗。
在这段治疗期间，Ben尝试了一些不同的方法。他把Julie从国外写给他的信带来，读给我听，试图和我一起寻找和发现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什么时候她不再爱他了，出了什么问题，以及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他带来了她出国前拍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对佳偶，Julie深情地看着他。
在这几个月里，治疗期间他在Julie周围的游荡取代了他在她房屋周围的夜间游荡。他有了新女友，但她也在两周后终止了关系。又一次，一段感情突然终止。在他那帅气逼人的外表和任何一段无法理解和不可避免的感情破裂之间，又一次出现了这种可怕的鸿沟。
这段治疗大约三个月后的某次见面，他看起来非常疲倦。他说那天晚上他几乎彻夜未眠，因为他和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女人在一起，他们在一家酒吧认识，但他不想继续和她交往；因为她希望认真交往，所以他不想伤害她。当他想要约会某人时，她和他一样绝望。也许他在孤独和喝醉的时候会再和她约会几次。他补充说，他没有去上课，他不喜欢，什么都不想要。他问我能不能躺在我房间的沙发上。他躺下来问：“不能看到你吗？”然后他沉默地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一直到最后；他看上去身体修长又僵硬。我想（虽然我不确定）他已经闭上了眼睛。他在会谈结束前醒来，然后离开。
在接下来的见面，他一句话也没说。我感觉是上次会谈中的任由他随波逐流的状态吓到了他。在下次会谈的前一天，他打电话说他不会来了。他不想继续治疗。我请他来，好让我们谈谈。
他来了，一开始他就说不想再接受治疗了。这与他被灌输的男子气概背道而驰；这使他很恼火。然后他陷入了沉默。之后他说那周他打电话给Julie，Julie告诉他，她不想和他说话，他不再是她生活的一部分，随后挂了电话。他不想接受治疗了。我跟他说，这个时候他的某些方面如学习、工作、爱情上，他都还没有什么进展，他不能就这样离开治疗。他说，“没关系，我会去别的地方或者找其他人。”但我觉得他不能在这种状态下走。与前一次他想离开治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我正以一种我无法理解的倔强为这次失败的治疗而战，告诉他我不能让他如此走开，无处可去，带着如此绝望而毁灭性的感觉，这违背了我的专业职责和作为人的责任。当我说这些的时候，我感到眼泪涌上眼眶。
他看着我，看到我的痛苦，几乎是动容地说（我想是这样），“你是所有心理学家中，唯一关心我的人。我知道这与你无关。但你就是不明白-我丢失了。我丢失了。没有机会找回来。一点机会也没有。”
“给我，给治疗，一年时间，”我说。“你四月初来开始治疗的。所以坚持到明年4月，如果对你还是没有帮助，那时如果你想走开的话，我不会再说一句话。”
“我是四月初来的？”他问道。“那是我出生的时候。”我们查看了我的预约簿，发现他第一次来治疗是他生日第二天。
在这种对时间新的、令人惊讶的、纠缠的感觉中，有一种东西已经进入了治疗，它使我注意到，每三、四个月，治疗中就会出现一次危机。Julie也和他在一起三个月后出国了，四个月后背叛了他。由于他生日的时候开始接受治疗，那么在他出生的第一年，出生的四个月后，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吗？那时阻止并截断了什么东西吗？？但是那是什么情况？
我建议他做一件我不太常做的事，即请他去问他妈妈在他四个月大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事。起初他拒绝了，说：“我这样问有什么用？而且就算是这样，我告诉你这些事情有什么用？”我告诉他，在看到这些信件，了解了每一段关系反复出现的、令人费解的崩溃之后，现在我对他有了不同的认识，现在我了解到了他的痛苦和苦恼。他说他“脑子里有一些场景”他无法描述。但当我问他在想什么时，他无法忍受我的问题：我不应该问他问题的，我应该说出我的想法，他会纠正我的。我们对此达成了一致。
下一次他来了，他并没问他母亲。我等着他的回答。他终于开口了，“我怎么能问这样的问题，很奇怪，我要跟她怎么说？”我建议他告诉她“治疗师让我来问的。”他回来后说，他问了母亲，母亲对他的问题感到很惊讶，然后告诉他，在那个时候，确实发生了她从来没有谈及的可怕的事情。她想现在告诉他，但他不想听，然后她请求他和我的允许，直接告诉我。他同意了，我也同意了。后来我收到了她一封沉痛的长信，信中她讲述了Ben三个月大的时候得了痉挛性支气管炎。她把他抱在怀里走来走去，害怕他丢了命，而他挣扎着呼吸，喘着气，几乎窒息。一个月后，也就是他四个月大的时候，比他大一岁的哥哥感染了脑膜炎。他病情危重，她守在他病床边三个星期，没有回家，整个期间也没有去看看Ben。当她终于回家时，Ben没有哭，也没有高兴起来；他没有生病，但彻底安静下来，她认为万事大吉了。而且，她补充到，她自己也太累了，无暇顾及任何事情。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她自己也经历了一段极度疲劳和抑郁的时期。她再也承受不了更多了。
我读了这封信，了解到正是在这里，他永远放弃了，在感情上消失了，变成了这个“对我毫无意义”。但当我跟Ben谈及她写的这些东西时，他坐在那里，一脸茫然，毫无表情。“我知道这让你感动，”他最后说，“但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什么都没有。对我毫无意义。”
然而，在随后的治疗，治疗变得有一点自由了。他说得更多，提出了“自我毁灭的想法，即伤害你自己，就是为了伤害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你对他们很生气，他们应该感到不好，他们应该觉得这是他们的责任。”但是在三月底，在勉强同意的四个月延长期快结束的时候，他逐渐退缩，封闭自己，言辞干涸；4月初，他告诉我，一年过去了，没有变化，他要停止治疗。
这次我没有争辩。“你遵守了协议，我对此表示感谢，”我说，然后轻柔地补充道，“我很抱歉，尽管我们都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我没有设法帮助你。”
治疗终止了。
大约五个月后，Ben打电话告诉我，他要上大学的暑期班。起初我没搞明白这件事情点的意义，但后来他又说，他之所以选择暑期学期，是因为他想在次年3月前完成学业，因为这次他已经通过了所有的年终考试。我意识到一个变化正在发生。
三个月后他又打电话来了。他告诉我他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夏季学期，他将在三月份完成学业。三月份，他通过了所有的期末考试，又打电话来了。他交了一个新女友，一周后女孩终止了关系。他认为他应该恢复治疗。我们安排在四月重新开始，这次是在他三十岁生日的前一天。
回到治疗的第一次见面，他静静地吟唱我以前从未听过的Ehud Ba'nai（以色列歌手）的一首歌，“这个男孩30岁了，发高烧了，他没有工作，也没有爱情。”当他唱到副歌的时候，眼里噙着泪水：
请快点，给我的心脏缠上绷带
在你让我躺下安眠之前
告诉我曾经是那个孩子，
淋第一场雨 我是多么高兴啊。
从那以后，治疗一直持续了好几年（一年后，在他的要求下转成分析）——这段治疗沉重、艰难、消耗我们彼此，但我们幸存下来了。
结语：SOS-灵魂的搜救
SOS–极度险境的信号，从灾祸或危及生命的灾难现场发出的求救或救援呼吁；“正在发生的灾难……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着”（ Eigen 2012年, 第 20页）。在屈服之前，在溺没之前，在放弃希望之前，发出最后一声绝望的尖叫：“请派出救援Send OutSuccor”，“请拯救灵魂Save Our Souls。”
为了拯救一个灵魂，为了听到它在深深的痛苦和恐惧中发出的最后一声尖叫，必须有人，通过它最难以忍受的精神领域的灾难，和人类存在有关领域的灾难，去触及到那个灵魂。就像我案例中的Ben一样，这些病人身上铭刻着早期情绪灾难、崩溃或疯狂的铭文（Ogden 2014;Tustin 1990; Winnicott 1965, 1967, 1974），在其中的庞大防御组织已经停摆，摧毁了无法想象极度痛苦的尖叫。因此，它潜伏在心灵中，作为一个未曾体验的、未曾过活的和死亡部分，深深地编织在他们生命的心理结构中。因此，在治疗中因分析师置身其中，未曾体验的经历被体验到，并允许无法想象的极端痛苦在治疗情境中逐渐被体验到和经受，这是至关重要的。正是这种内在相连的精神分析性存在创造了一种艰苦卓绝的、根本的可能性，即病人-分析师/治疗师一起要经历难以忍受的恐惧、痛苦、丧失、心碎和绝望，而这些都是病人不可能独自在那里去体验的。Ben在我为他哭泣时发现了他消匿的最后一声哭泣。通过我“聆听之心heart-hearing”，通过我的体验，他慢慢地能够面对被遗弃的赤裸裸的极度痛苦，这种痛苦被埋藏在他包罗万象的持续的“空无zilch”里。在Ogden（2014）讲述Winnicott的“崩溃恐惧Fearof breakdown”时：“当病人与一位能够承受住病人的和他自己的崩溃体验和原始极端痛苦体验的分析师在一起时，他就不再孤独了”（p. 214）。
我的想法是，分析师有能力，并且愿意待在病人的情感现实里，以及随之而来的深度病人-分析师内在相连interconnectedness或 “同在“withnessing””，才可能与病人最深处的体验合一，为扩大精神分析性治疗所及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包括更多的以及甚至是最受困扰的病人和困难治疗情形（Eshel，1998，2004a，2005，2006，2010，2012，2013a，b，2016a，b，2017）。
Grotstein的晚期著作（2010）也支持我这种想法，该著作通过借鉴晚期比昂的术语，强调了分析师“成为”病人的情感现实-O的临床重要性，以及在处理婴儿期创伤和长期阻抗时“在分析师内完成从O中转化”。Grotstein 被“来自地牢的声音a voice from the crypt”（第10页）深深打动，他坚信，与对更健康人格的治疗不同，对分裂的、“被抛弃的病人castaway patients”的治疗过程，“涉及到分析师遐想/沉思reverie中移情<->反移情的不可分割性，分析师“成为”病人极度痛苦和极端痛苦的能力……Bion将这种现象称为“在分析师内完成从O中的转化”（2010年，第25页，斜体字原文）。Ogden（2004）还区分了“被中断的哭声”或“噩梦”，即噩梦的做梦过程被打断了，以及“未梦之梦undreamt dreams”（2004）和早期崩溃的“未过活unlived”状态（2014、2016），这些状态阻止了做梦dreaming和分析性遐想/沉思的过程。
在这方面，我将添加Vermote（2013）的处理未知的心理功能整合模型，我在其他地方总结了该模型（2017）。Vermote确定了三个不同心理功能区域或模式，用以描述精神分析性工作的范围和心理变化的可能区间，对应不同的分化程度、不同的主要精神分析模型，以及对分析师的不同临床含义。模式1-因果/理性（弗洛伊德，克莱因）；模式2-在知识中转化（比昂, Marty, de M’Uzan, Bollas, Botella & Botella, Ogden, Ferro）；以及模式3–在O中转化，用于处理最无法思考(unthought)，未知(unknown)，未分化（undifferentiated）的心理功能模式（温尼科特, Milner, 晚期比昂, 晚期拉康）。真正的赋予生命的心理变化发生在最根本的经验层次上，即那些非表征的（unrepresented），不可知的（unknowable）——O，而对未知的所进行的认识论探索，仍发生在模型2的“从知识或梦思维（dream-thought）的转化”中，这仅仅只停留在表征的层面。因此，“从知识中转化”和“从O中转化”的区别在于，T（K） 是尚未被思考的思考，T（O）则是一种新的体验产生了，这种新的体验只能成为“be ‘become,’”, 是不可能“被知晓的”（be “known”）(比昂 1970, p. 26)。它只能被体验到。温尼科特还写道，“我们现在发现所有这些在移情中得以复活和修正，这些与其说是为了诠释，不如说是为了体验”（1969年，第242页）。
我的想法是（2017），模式3根本上未知的情感现实主要与无法思考的崩溃 (Winnicott)和灾难（Bion）有关。它不再是为恢复被压抑的材料而进行的知识论探索（Vermote，模式1），也不再是对分析师的遐想/沉思、梦思维和容纳能力的需要，以便对无法忍受的创伤性未知更进一步的认识论的探索和转化（Vermote，模式2）。相反，精神灾难（Bion 1970）和无法思考的、未体验的早期崩溃（Winnicott 1963、1965）的未知和不可知的情感现实的深度，超出了表征、分析性思维和做梦层面的范围。潜在的灾难性影响阻止了思考、做梦和分析性遐想/沉思的过程。用比昂的话来说，“梦工作α的崩溃”（1992, p. 59）。“关于/抵达灵魂的暗夜darknight of/to the soul”（比昂从十字架圣约翰那里借来的词）是“抵达知识的暗夜”“‘dark night’ to K”（ (1965, p. 159)）。
因此，无法思考的东西是无法拿来进行思考的，而只能与分析师重新过活和经历。这对精神分析的实际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分析师在病人内心最深处的情感现实在一起并成为一体的巨大强度，才能抵达这些极端创伤被湮灭-正湮灭的状态，并在核心灾难、无法想象的崩溃和疯狂的深处创造一种新体验。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对进一步分析努力的认识论探索的潜在限制性影响，以达到人类破碎的尚未探索、尚未过活的领域。
Eigen在这方面写得很有说服力，“涉及到的东西超出了知悉的能力。如果要发生治愈或深刻的变化，就必须唤起跟灾难感一样深刻或更深的能力”（1993, p. 219）。Eigen接着说：“这种治疗包括献身于深度体验……有比任何人都能坚持的更深的支持”（2004, pp.170–171）。而Symington&Symington（1996）写道：“分析师认识到这个现实，因为他已经在他存在的深处变成了它”（第166页，斜体字补充）。
后记
回到《米德拉什》的有力话语：
当一棵树被砍倒时，声音从世界的一端向另一端哭喊，而未闻其声……
而且，当灵魂离开身体时，声音从世界的一端向另一端哭喊，而未闻其声。[Pirkei d’Rabbi Eliezer, Chapter 34]
在我看来，在深入研究了温尼科特的，比昂的，Eigen的，Tarantelli的，和Bromberg关于深深的极度痛苦和崩溃的可怕尖叫的著作，这是关于未知的、无法思考的、未曾体验的、非表征的，这些出自《米德拉什》看似神秘的、自相矛盾的字行变成动人心弦地理解——传达了“【这个】病人存在的听不见的尖叫”（Eigen 2012）。
在巴黎的一次研讨会上（1978年7月10日），81岁的比昂，在去世前一年，还描述了一颗树和一个人之间的引人入胜的相似之处：
我认为在这个四十二岁的人背后隐藏着一个人，这个人有根，有个无意识，就像树根一样，隐藏在视线之外。不仅有分枝和有叶脉的树枝，而且在表面下有根。所以当这个人走进你的房间，你看到了什么？我不是简单地问你用眼睛看到了什么，也还在问，你的直觉能让你看到什么？
我已经讲述了我的直觉和与病人灾难性心理现实的情感联系，使我能够在Ben的案例中看到并成为“去到它里面in-tu-it”。这些年来，我逐渐意识到，只有当分析师/治疗师愿意并且能够在病人的体验世界中（和在一起），并且在分析过程的影响下，伴随着随后的病人-分析师深层次的内在相连或“同在”，心灵对心灵，在精神崩溃的最封闭、与世隔绝、最沉闷、最空虚、最孤注一掷、最绝望的心灵地带—精神崩溃，湮灭和灾难地带的转化才成为可能。这种内在相连，可与病人最深的情感现实合一，因此是困难和要求很高的；它是与潜在灾难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持续斗争，目的是通过超越知识和超越表象的深刻情感体验，来抵达削减了的和“病人存在的听不见的尖叫”，以及“现象性死亡”，即“死亡是一种现象，但不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那种事实”（Winnicott 1974，第106页）。它不仅是分析师和病人“一起过活某个体验”（Winnicott 1945，p.152，斜体原文），而且是分析师和病人一起去过活未曾体验的、无法思考的和未曾过活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机会。
四年前，我是旧金山北加州精神分析研究所（PINC）的访问学者，从那里我去了俄勒冈州。当我走在罗格河峡谷的道格拉斯冷杉树中间时，我看到一棵树旁边有一块牌子，旁边还有一个相邻的树桩，上面写着“活树桩The Living Stump”的字样。这个牌子解释说，树桩之所以存活下来，是因为这两棵相邻的树的根长在一起并形成嫁接了。树桩可以以这种方式存活数年——将树根与附近树木的树根嫁接，直到它能够发芽或长出嫩枝。回忆起比昂关于病人心灵之根的话，我想到了病人-分析师在对病人存在的灾难性影响中成为他们心灵之根成为一体。如果树木能以这种方式成为一体，我们何患不能？
关于存在、嫁接和比昂的最后说明
比昂在他的自传《所有我的罪恶都被记住》All My Sins Remembered（1985年）和后来的Francesca Bion（1995年）中特别提到了Wilfred Trotter博士，是比昂在伦敦大学学院医院进行医学研究时，他所钦佩的一名著名的脑外科医生。比昂对他与病人相处的能力印象特别深刻。有两位杰出的外科医生Julian Taylor and Wilfred Trotter。但是，当Taylor问病人“你有什么问题？” 他不能容忍病人的反应的时候，Trotter则带着不起眼的兴趣听着，仿佛病人的贡献来自知识自身的源泉。我是花了多年的经验才知道事实上是这样……被病人寻求帮助的医生有机会亲眼目睹和聆听到疼痛的根源”（比昂1985年，第38页）。
比昂接着叙述说，“据说，当Trotter做植皮手术时，它就‘接受了’；如果他做植皮手术时，技术水平和准确度相当，甚至可能更高，它就没有接受；身体拒绝了它；它就脱落了”（第38页）。似乎“接受”的移植，甚至是肉体的移植，都涉及到医生对病人疼痛体验的接受性、协调性、深刻的可获得性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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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S. Eliot意思是“永无休止的”：“在这里，永恒的时刻的交汇点/……永无休止”
[2].14年前，温尼科特（1953）已经意识到精神症状是孩子需要发出的求救SOS信号。
[3].这是“比昂的生命和思想的转变时刻……论精神分析本身的本质”（Grotstein，2013, p. xi）。伴随这一重大变化，1968年1月，他从伦敦搬到了洛杉矶，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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