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的原理及若干发展》
1、共情的起源
1942年,当比尔凯尔决定用成分因素分析法运用于其导师的研究中,罗杰斯正处在俄亥俄州。比尔决定用该工具预测少年犯的未来行为。他选择155个少年犯做为样本。其中,只有75个具有研究和后续的资料。
这项研究对当时的罗杰斯产生了一些想法。他觉得,家庭环境可能是预测未来行为的最重要因素。
这是1942年,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占据美国心理学统治地位的年代。由于调查中的一些孩子来自于极端贫困的家庭。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人中的某些孩子后来被安置到较好的家庭。
尽管在治疗因素排列方面近乎简陋,调查的结果却出乎比尔凯尔的预料,也让罗杰斯着实吃了一惊。结果显示,关于自我洞察的等级评定最能预测未来行为,相关度达到0.84,居第一位,而家庭环境只占0.64相关,居第四位。
同时,在罗杰斯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六位心理学家对这一指标的评定却是最低。在当时来说这样的结果近乎有些费解,对今天来说却能很好理解:因为此项研究对于心理治疗者的自恋与权威性未免不是一种刺痛,因此所有治疗者都给了很低的相关。
同年,海伦麦克内尔决定重复比尔凯尔的研究,她重新挑选了不同个案进行跟踪调查,结论中的相关因素也都相似。虽然后面的排列有些不同,但自我洞察依旧出现在第一位。1948年,佛吉尼亚埃克斯兰重复了此项研究,结果也是相同的。
在后续的研究中,罗杰斯补充并细化了相关因素,如个人气质、情感评估、自我理解、认同评估、关系评估、自我接受、自尊评估等等相关因素。随着调查的进一步展开,自我理解占据了最显著的治疗因素。
此时,自我理解,一个近乎名词兼含动词的因素,却成了心理治疗头号治愈性因素,并摆在了罗杰斯面前。他感叹:“有些时候,结果比我自己知道的更清楚”。
后来,世界各地的研究数据几乎证实了此类结果。大致说明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下,自我理解也总是首位治愈性因素。
摘录其他组织的研究结果:另一项心理治疗调查显示,当事人的主动性因素占据整个治疗效果的40%,治疗关系因素占据30%,安慰剂效应占15%,治疗者所持技术流派占15%。据说,一份由德国科学家做的长期追踪调查也表明,即使在几十年后,参与心理治疗的当事人或许已经忘记了最初治疗者采用了什么技术,但印象最深刻是治疗者当时的态度和共情方式。
这项历经多人参与,不断总结汇聚的调查结果,最后被认为在结论上是站得住脚的。虽然不同的调查者采用的调查方式、取材范围、对比人群有所差异,但总体信度和效度以及验证都值得信赖。
看研究者调查方向、着力点、关注事项不同,或许可以看出为什么会是罗杰斯最终走到前面。罗杰斯之所以称为罗杰斯就因为他是一个有良知的,当时是边缘的、自我审视的心理医生。处在学术斗争中心的人,是没有空去观察这些治疗中的意外状况。
罗杰斯更多考虑的是被治疗者今后是否受了心理治疗活的好不好,什么东西或许能让对方活的更好些,人生更有意义?事实上,他一直对当事人的权威影响不大感冒,他看重的是当事人的治疗实效。
——或许很多心理学家会从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角度会说,看,这个海德格尔说过,这个谁谁谁说过,但罗杰斯不是听别人说的,也受不了这种权威盲从精神的指引。他出身在宗教家庭,又对宗教本身具备一定怀疑精神。他的一生不但是对内心过去宗教精神的一种决裂。
换句话说,对一般人而言,这些东西都是重要的,但涉及到具体个人今后的命运来说,又显得似乎什么都很重要,都很有道理,但真正具备价值的是什么?
不知道。
不管怎么说,他依据此项研究,最终发明了人本主义疗法,其中实践操作的一种简单至极,又难以掌握的本领,就是“共情”。罗杰斯将其称之为同感,或者说感同身受。
典型罗杰斯共情方式开天僻地第一句就是“我理解的是你……,是这样么?”就是强化被治疗者内心的自我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