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实务工作
精神分析的技术
承前一章所述,那么,梦是一种精神病状态,有着精神病状态的一切荒谬、妄想与错觉。此短期的精神病状态无疑是无害的,甚至被赋予有用的功能,在本人同意下引进,且由他意志的作为而终止。尽管如此,梦依然是一种精神病状态,从其中我们学习到,精神生活即使改变到梦这般深度的地步,还是可被还原并复位于常态功能。那么,由此即认为令人担心的诸多自发性精神疾患必可屈服于我们的影响,并产生治疗效果,此期望是否过于大胆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样一个任务的许多前置事项。根据我们的假说,自我的工作是:要迎合因自我的三个——与现实、与原我以及与超我——依存关系所产生的索求,且同时要保存其自有之组织,维持其自有之自治权。当刻讨论中的病理状态,其必要先决条件只能是自我的相对或绝对弱化,致使其工作不可能完成。对自我最严厉的索求或许是原我诸多本能要求的抑遏,要做到这点,自我不得不在反倾注上维持巨额能量的消耗。不过,超我提出的索求也可能变得强而有力且冷酷无情,致使自我在面对其它诸多工作时,如同瘫痪一般。我们可猜想:在此节骨眼出现的经济冲突中,原我与超我经常连成一气对付那忙得不可开交的自我,而自我正试着抓牢现实以维持其正常状态。如果另外的这两方(原我与超我)变得太强,它们会成功地松脱并改变自我的结构状态,致使自我与现实的固有关系被扰乱甚或被终结。我们已在梦中见到其发生:当自我从周遭世界的现实脱离时,会受内部世界的影响而下滑进入精神病状态。
我们的治疗计划就是依据这些发现。自我被内在冲突弱化,我们必须助其一臂之力。这处境就像一场内战必须靠外来盟友的协助来决胜负一样。精神分析医师必须在真实周遭世界的基础上与患者被弱化的自我结盟,一起对抗敌人,即原我本能的索求以及超我良心的索求。双方达成一项协议,病弱的自我对我们承诺要最彻底的坦诚——也就是说,承诺将其自身知觉所产生的一切材料都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向患者保证做到最严密的审慎,并让他可自由运用我们在解释受无意识影响之材料这方面的经验。我们的知识将弥补他的无知,并把他精神生活的失土交还给其自我掌控。此一协定构成了分析的情境。
我们在踏出这一步的同时,马上就会面临首次失望,那是对过度自信的初步警告。假使患者的自我要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中当个有用的盟友,不管被敌对的势力逼得多紧,自我都必须要保有相当程度的整合性与某些对现实索求的片断认识。不过,对精神病患者的自我则无法作此期待;它无法信守这类协议,事实上其几乎不能进到一个这样的协定中。很快地,它会将我们与我们给它的协助弃如敝屣,并把我们并入周遭世界,而该部份的周遭世界对它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因而我们发现,必须放弃尝试把我们的治疗计划用在精神病患者身上的想法——也许永远放弃,或也许只是目前放弃,直到我们找出某种更适合他们的计划为止。
然而,另有一群明确地与精神病患者极近似的精神疾患患者——即大量受精神官能症严重折磨的人们。其疾病的决定因素与致病机转想必一样或至少极为相似,但他们的自我表现得较具抗性且较不混乱。虽然他们有病在身并因此造成不适,其中许多人仍可在真实生活中自立生活,这些精神官能症患者可能显示自己足以接受我们的协助。我们将把兴趣局限在这些人身上,并看看我们能够用什么方法来「治疗」他们以及能够「治疗」他们到什么程度。
接着我们与这些精神官能症患者达成协议:一方彻底的坦诚,另一方严密的审慎。这看起来好像我们的目标只在做教区神父的工作。但是有重大的差异,因为我们希望从患者听到的,不只是他已知却对别人隐瞒的部分;他也将告诉我们他不知道的部分。鉴于此目的,对所谓坦诚,我们要为他下更详细的定义。我们要求患者保证遵守精神分析的基本法则,这些法则往后将规范他对我们的作为。他不只要告诉我们他有意以及愿意说的,这就像告解一样会让他如释重负。另外,他自身观察提供的其它每件事情,一切进入他脑海的事,即使他不同意说出来,即使这对他似乎是不重要的或实际上是荒谬的,他都要告诉我们。如果他能成功地遵守这训示,令自己对自己的批判失去作用,他就会向我们呈现大量的材料——思想、意念、回忆——而这些材料已受无意识影响,其常为无意识的直接衍生物,因而让我们得以去推想他被潜抑而意识不到的材料,并藉助我们给他的信息,拓展自我对其无意识的了解。
实情与下述的情况相去甚远:「患者的自我愿意安于如此的角色,被动且顺从地带给我们需要的材料,相信且接受我们对这些材料的演绎。」许多其它的事情会发生,其中有些我们已预见,但其余的则必教我们大吃一惊。最值得注意的是下述情况:患者并不满足于从现实的角度视分析师为协助者及顾问(因其投注的辛劳甚而获得报酬,且乐于担任诸如某次艰难登山的向导角色)。相反地,患者从分析师身上看到来自其童年或过去某个重要人物的再现、化身,从而将确定无疑适用于此原型人物的情感与反应转移到分析师身上。移情现象这个事实很快便被发现是一个具有料想不到重要性的因素,一方面是具有无可替代价值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诸多重大危险的一个来源。这种移情现象是矛盾的:它包含对分析师正向的(挚爱的)与负向的(敌意的)态度,分析师通常被用以取代患者双亲之一,即他的父亲或母亲。只要这态度是正向的,它就会令我们备受尊崇。这态度改变整体的分析情境;它把患者希望健康无病痛的理智目标推到一边,取而代之以出现取悦分析师并赢取他赞赏与爱的目标,这变成患者合作的真正动力;其脆弱的自我变强壮了;在此影响下,他办到了原先超出其能力范围的事;离开他的症状且表面上似乎已复原——只是为了分析师的缘故。分析师可能会羞愧地自承他当初开始了一项艰难的事务,却丝毫没有觉察到其可能掌握的不寻常力量。
此外,移情现象的关系带来两个更进一步的帮助。如果患者把分析师摆在其父亲(或母亲)的位置上,患者也会将其超我掌控其自我的力量赋予分析师,因为正如我们所知,他的父母乃是其超我的源头。现在这个新超我有机会对这精神官能症患者进行某种再教育;此再教育可修正其父母过去教育他时形成的错误。不过在这里必须提出警告以避免误用此新影响力。不管分析师多想成为别人的导师、典范与偶像,以及多想依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人,都不应忘记那并非他在分析关系中的任务;而事实上,设若他允许自己被他的喜好牵着鼻子走,就是对他的任务不忠。一旦分析师这么做,他就只是重蹈患者父母的覆辙,用他们的影响力蹂躏其小孩的独立,同时他将只是用一个新的依赖来取代患者的早期依赖。在所有他改善与教育患者的尝试中,分析师应尊重患者的个体性。他可合法地允许自己发挥多少影响力,将取决于患者身上表现出的发展受抑制之程度。某些精神官能症患者停留在襁褓阶段,以至于在精神分析中,他们也只能被当作幼童看待。
移情现象的另一项好处是,患者也会在我们面前以塑像式的清晰来展现他生命故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否则,他只可能给予我们不充足的陈述。他可以说是在我们面前演出这部份,而不是对我们报告。
现在接着看看这情境的另外一面。由于移情现象复制了患者与其父母的关系,它也一并接收该关系中的矛盾。几乎是无可避免地,有一天他对分析师的正向态度会转变成负向、敌意的态度,这通常也是过往的重现。他对父亲的顺从(假设谈论的是他父亲),投其父亲所好而大献殷勤,乃植根于对父亲的爱欲盼望,早晚那种索求也会在移情现象中涌上台面,并坚持被满足。在分析的情境中,这种索求只能蒙受挫折。患者与分析师间实际的性关系根本不被考虑,而即使较巧妙的满足方式,诸如给与优待、亲密等,都罕为分析师所认可。这种拒绝被当做转变的契机;或许患者的童年事物以同样的方式发生。
在正向移情现象支配下出现的治疗成功,容易招来其具有暗示性这样的怀疑。一旦负向的移情现象占得上风,这些成果会如风中飘絮般被吹走;我们骇然惊见迄今一切心血与努力尽付诸东流。事实上,那些我们可能视为患者永久智识收获的事物,他对精神分析的了解,以及他对精神分析效力的依赖,倏忽幻灭。他的行为举止像个没有自己判断力的小孩,盲目地相信任何他爱的人,不信任一切他感陌生之人。这些移情现象状态的危险明显地在于患者误解其性质,并视之为崭新的真实经验而非过往的映像。一旦他(或她)意识到隐藏在正向移情现象身后强烈的爱欲渴求,他会相信他已深陷热恋中;假使移情现象转变,那么他会感到受辱与被漠视,他恨分析师,视之为敌人并准备放弃分析。在这两种极端的情况下,他忘了在治疗一开始所立下的协议,此协议变得对共同努力的继续毫无用处。持续地将患者拉离威胁他的错觉,并一再地让他明白,那些他当做是崭新真实生活的,是过往的一个映像,这是分析师的工作。为避免他将陷入一接触不到所有明证的状态,不管爱或敌意,分析师都要小心地不让其冲到极点;这可藉由在适当时机要他做好这些可能性的准备,同时别忽略它们(爱或敌意)的最初征兆而办到。小心翼翼地把移情现象掌握在这些方针上,通常会有丰富的回报。就像我们通常能够办到的,如果我们成功地启迪患者有关移情现象的真正性质,我们将从其阻抗手中击毁一件强力的武器,并化危机为转机。因为患者绝不会再次遗忘他以移情现象的形式经验到的事物;这比起用其它方式获得的任何事物都更有信服力。
假使患者在移情现象之外采取行动而不是回忆的话,这会是我们最不乐见的。合乎我们目的之理想行为,是他应在治疗以外尽可能地表现正常,并且只在移情现象中表现其不正常的反应。
我们强化此被弱化之自我的方法以扩展其自身认识作为起点。当然,那并非全部的情节而是第一步。这种认识的失去对自我而言意味着对力量与影响让步;这是自我正被原我与超我的索求禁锢与拖累的最初实质征候。于是我们必需提供之协助的第一个部份系属于我们学派的知性运作并鼓励患者居中合作。如我们所知,这第一种活动系意图为另一项更困难的任务铺路,即使在起始阶段,我们也别忽略这任务中的动力学要素。我们从种种来源为我们的研究搜集材料——从患者暨其自由联想中所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从他在其移情现象中所展现的,从我们藉由解释他的梦而获得的以及从他在语误或误引行为中泄露的。所有这些材料帮助我们建构出曾发生在他身上而已被他遗忘,以及目前正发生在他身上而他不了解的事。但我们总是有办法从这一切中严格地区分出我们的与他的认识,我们避免马上告诉他那些我们常在早期阶段就已发现的事,并避免把我们认为已发现的全部都告诉他。当我们需要向他告知我们建构的某一认识时,要小心从事,且要等待对我们似乎是最佳的时机——这并非总是好下决定。通常我们会拖延,直到他自己接近到几乎只差临门一脚时,才告诉他某个推断或解释,这临门一脚事实上是决定性的整合。设若我们换另一种方式进行,在他为此做好准备前,用我们的解释淹没他,那么我们的信息要不是一点效用也没有,就是会引起阻抗猛烈的骚动,这使得我们工作的进展更加困难,或甚至可能威胁到它而完全终止。不过,如果我们已妥善准备好一切,常发生的情况是:患者会立刻肯定我们的推断并自行记起他早已遗忘的内在及外在事件。此推断与已被遗忘事物的细节符合得越贴切,他就越容易赞同此外推断,而关于那个特殊主题,我们的认识也将因而变成他的认识。
提到阻抗,便触及我们工作第二个且更重要的部分。我们已得知自我会保护自己对抗来自无意识诸多不受欢迎要素的侵入,并藉由反倾注来潜抑原我。而如果自我要正常地运作,反倾注必须保持完整。自我越感到压力强大,它就会更死命地抓住这些反倾注不放(彷佛是惊骇地),其目的在保护遗留给自己的部份免于遭受进一步的侵入,但这种防御性目的绝对跟我们治疗的目标不会一致。相反地,我们要的是:在确信我们协助的壮胆之下,自我将敢于采取攻势去再次征服它已失去的。就是在这里,我们得知这些反倾注的力量以阻抗的形式对付我们的工作。自我惊骇地从这些看似危险且有不悦之虞的治疗任务抽身;必须要持续给予鼓励与安抚,它才不会令我们挫败。此阻抗持续贯穿整个治疗,而且会在每项新工作中更新,谓之——不很正确地——归因于潜抑的阻抗。我们会发现这并不是我们唯一面临的。注意到在此情况下,朋党区隔被某种程度地反转是有趣的:自我力抗我们的煽动,而原本是我们对手的无意识却反过来帮忙我们,因为无意识有自然的「上升驱力」,且一心一意只想往前越过其固有疆界而进入自我,因而进入意识。如果我们达到目的并能诱使自我克服其阻抗,由此发展出来的奋斗,便可在我们的指导下,藉由我们的协助,安然地度过。其结果则无关紧要:不论这会使自我经一番重新审视后,接受迄今一直拒斥的本能索求;或是自我会再一次将之摒弃,这一回终究是拍板定案了。不管是那一种情况,都解除了一个永久的危险,自我的领域得以扩展,且无需再不经济地浪掷能量。
克服阻抗是我们工作中最花时间与心力的部份。不过这么做是值得的,因为它为自我带来有益的改变。此改变会独立于移情现象的结局而维持下去,并在生活中发挥效用。我们同时也费心地排除了在无意识影响下所带来的自我扭曲;因为每当我们能看穿任何它(无意识)在自我内的诸多衍生物时,我们都会指出其非法的起源并教唆自我将之丢弃。要记得任何这类源于无意识成分之侵入所致的扭曲,都不应逾越某种限度,这点乃是我们援助协议的必要先决条件之一。
我们的工作进展得越深入,且我们对精神官能症患者的精神生活之洞见穿透得越深刻,有两个新的因素就越清楚地引起我们注意。作为阻抗的来源,它们赢得最密切的注意。患者对此二者完全一无所知,在我们立下协议时亦无法将其列入考虑;且它们也均非来自患者的自我。或许可用「生病或受苦的需要」这个名称予以概括。虽说在其它方面有类似的性质,它们却有不同的来源。其中的第一个因素是罪恶感或罪恶意识,虽是这么说,患者却感觉不到也意识不到它。很明显地,这部份的阻抗系由一已变得特别严格与冷酷的超我所引起,患者必须生病且不能好转,因为他不配受更好的处遇。此阻抗不实际干扰我们的理智运作,但却让它不能运作;事实上,它经常允许我们移除某种形式的精神官能性受苦,但随即准备好运用另一种精神官能症性受苦,或也许用某种身体疾患,来取代它。罪恶感也解释了下述现象,即在真正的不幸后,我们偶尔会观察到严重精神官能症的痊愈或改善:重要的是患者应该不幸——至于是用什么方式则一点也不重要。这种人忍受其苦命之无怨无悔尤为明显,却也发人深省。要击退此阻抗,我们不得不约束自己,只让它能被意识到,并试图造成敌对超我的缓慢崩毁。
要表述另一阻抗的存在比较不容易,我们对抗它的方法则特别不充足。有些精神官能症患者,从他们的一切反应来判断,其自身保存的本能事实上已经被逆转了。除自身伤害与自身破坏外,他们似乎没有标的。也有可能在实际上最后自杀身亡的那些人属于这一群。我们假定在这种人身上发生本能的大规模解体,并因此释放出过量朝向内部的破坏本能。这一类的患者无法忍受透过我们的治疗而复原,并且会竭尽所能与之对抗。不过我们必须招认,这是一种我们仍未能成功地完全解释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