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随着关于这些“80后”的各种负面报道开始累积，“80后”各种不足之处就更容易被看到，而优秀的地方反而容易被忽略或淡化，或者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确认性偏见）。甚至就年每个月收入有限，仅够生活，没有储蓄的经济窘迫，也被说成了是花钱大手大脚，不擅理财，挥霍无度的表现，并被扣上了一个“月光族”的帽子（同化作用）。

    在这样的确认性偏见与同化作用之下，整个“80后”被活生生地塑造成为“垮掉的一代”。

    当“垮掉的一代”成为整个社会对于“80后”的主流意识（主流故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带出主流意识的偏见看待“80后”。老板开始抱怨他们不好管，HR开始批评他们没有自知之明，上一代的人笑他们太天真。一群充满希望的年青人就这样活生生地被问题化，被构建成为“充满问题的一代”。
 
    然而，充满戏剧性的是，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许多“80后”加入后抗震救灾的工作当中，关于他们富有爱心，英勇表现，不怕困难，排除艰险的新闻开始增多。在这些新信息的介入之下，原本“垮掉的一代”（旧的主流故事）又变成了富有责任，敢于担当“肩负希望的一代”（新的替代性故事）。

    透过这样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问题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这些问题又是如何被改写的。
 
问题构建2——心理悲剧
 
    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偏见，还不是最大的问题与伤害；最大伤害在于一群人对一个人的偏见，那才叫要命。

    比如，一个原本心理健康的小孩，只是相对更加活泼，调皮一些。这样活泼、调皮难免会给老师和家长时不时惹出一些小麻烦。这在小孩的成长过程中多多少少是个正常的必经阶段。
    如果这小孩遇上的是一个和蔼的老师，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家庭，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这个比较活泼的小孩遇上的一个严厉而且缺乏耐心的老师，同时又生活在一个特别讲究规矩的家庭，问题就大了。
 
    在专制服从的环境下，小孩的活泼难免会冒犯到老师和家长的权威感和控制感，而这样的活泼就可能被视作“不服管教，调皮捣蛋，惹是生非”的表现。
    符合这方面表现的信息被连接到一起，就构成了一个一个关于这个小孩“惹是生非”的基本故事。在这个故事之下，小孩也就被赋予一个负面的基本社会形象。

    受这种基本故事的影响，老师和家长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更习惯于看到和记住小孩调皮捣蛋的时刻，而小孩循规蹈矩的时候却时常被忽略或淡化（确认性偏见），甚至连这个小孩开心时又蹦又跳的正常表现，也可能被看作是调皮捣蛋，不受规矩的捣乱表现（同化作用）。
    慢慢地，越来越多符合“惹是生非”这一故事主题的信息被看到，被流传，被丰富，“惹是生非”就从基本故事，演变成了对这个孩子描述的“主流故事”。
    这样的主流故事不仅容易形成社会偏见（影响到周围人如何看待这个小孩），还会影响到这个小孩的自我认同。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爷爷奶奶，大姨大妈，邻居好友）也认为这个小孩“惹是生非”，慢慢地“惹是生非”就变成了这个小孩所在人群中的一种“群体共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群体偏见”。
群体偏见一旦形成，“惹是生非”这个主流故事也就越加稳固，难以改变，生活在这样主流定义之下的小孩，也就越发辛苦。
 
    从本质上讲，这样的群体偏见与种族歧视没有什么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在于：种族歧视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共同歧视，况且他们之间还没有血缘关系；而这样的群体偏见却是一群人对另一人的共同歧视。而且这群人还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至亲之人，被歧视的对象还是一个无辜的幼小生命。
    这样的伤害，对于任何生命而言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在长期的偏见与歧视的影响之下，小孩可能也会内化“惹是生非”这个主流定义，并朝着这个角色所期望的方向发展，然后表现出更多调皮捣蛋的行为。甚至，在这样主流故事氛围之下，小孩很容易形成一个自我概念“我是不受欢迎的”。
 
    于是小孩也会更多地偏向于关注“自己不受欢迎”的时刻，而忽略或淡化别人尊重和喜欢自己的时候（确认性偏见），甚至曲解被人对自己的友好（同化作用），而做出错误反应，使得自己更不招人待见。
 
    一边是社会对自己 “惹是生非”的确认性偏见，一边是自己对自己“不受欢迎”的确认性偏见。在这种交互影响之下，恶性循环。
老师、家长、亲人这个群体会越发觉得这孩子太坏，难以管教，而小孩也越发觉得自己不受欢迎。最后，在老师和家人眼里，小孩成了无可救药的问题少年，而看不到孩子在被主流定义的社会角色之下所承受的伤害，也看不到这个孩子曾经为重塑社会形象而付出的努力与做出的改变，甚至看不到小孩身上其他优点与价值（被主流故事遮蔽了）。
 
    而在孩子心里，因为自己不被喜欢，不被接纳，而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痕。这个伤痕让他痛苦，让他绝望，让他对别人充满深深的恨意。
    既然自己在主流环境中不被接受，不被认同，那么他只好走向一个能够包容自己，认可自己，接纳自己的非主流环境之中。要么直接带着怨恨告别这个世界。
    这样的孩子，自己明明也是受害者，却要背负全部的罪责。但是，这样的负面角色与悲剧人生，究竟有多少是自甘堕落的咎由自取，又有多少是出于群体性确认偏见的社会建构呢？
 
    当然我们也别把确认性偏见和同化作用想的那么十恶不赦，确认性偏见和同化作用并非全是指向负面和消极的，也可以偏向于积极和乐观的，甚至有时会乐观的过头。

    整个问题建构的过程有点像结晶实验。刚开始个别信息因为各种原因被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基本故事”（如同“结晶核”），故事一旦形成，意义就也产生。
   在确认性偏见和同化作用的双重协作之下，“主要故事”开始向自身吸附和聚合更多的类似信息（晶体开始成长），随着故事结构和意义的更加稳固，“主要故事”就变成了“主流故事”or “主流意识”(晶体成形)。主流故事一旦成形，确认性偏见和同化作用就会更加显著。

    但是不同于主流故事的“支线故事”与“特殊意义事件”却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生命其他更多的可能，并从中发展出一个新版本的替代性故事，去替代和改写主流故事，从而修正确认性偏见的影响，打破主流故事的垄断。
 
同源亲和
  
    确认性偏见基本上人类一种无可救药的本能。因为信息无限，大脑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