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模块研究入组的各位作者各有特点,从研究数量上来说,Tansey & Burke是最少的,仅仅有13篇文献,而且和“投射性认同”直接相关的,仅仅是一本书,两篇论文而已,但是从研究质量上来说,Tansey & Burke是最高的,可以和Kernberg媲美。
凭着“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他们专门研究共情、反移情、投射认同,提出了共情断裂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彻底打破了精神分析界一个故老相传的神话——共情不可教授。
通过对投射性认同的三个阶段——接收期,内心处理期,沟通期——进行局部解剖式的分析,他们完整地回答了如何在投射认同的过程中避免共情断裂,达到共情沟通。
下面详细介绍他们的成果。
他们的研究起源于从1978年开始的Tansey & Burke参加的芝加哥的精神分析学院的精神分析师培训,在Merton Gill领导的案例讨论会上,组员们由于感觉到讨论会有帮助且气氛安全,故开始不断地呈报困难案例,并讨论自己的反移情。并且在案例讨论的时候应用了录音。
这种研讨形式在今天看来,当然已经是司空见惯,但是在当时的确是比较前卫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明确地提出,所谓“困难案例“的”困难”之处,就在于反移情。
“困难通常都在于某种反转移关系的困扰。因而产生了像不舒服、自我怀疑,以及丧失整体观点这样的感觉。治疗师在团体的洞识和支持之下,经常能够辨识和认知对个案不舒服的想法、感受和冲动。几次以后,显然,混乱的反转移关系反应以某种方式产生,这不仅是因治疗师的个人问题,且受到个案的影响。对个案影响的本质、来源和意义之瞭解,必然被证明对治疗过程极有价值。”
为了解决这个反移情的困难,Tansey & Burke在随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继续对此研究。他们发现,在精神分析界的历史文献和临床实践中,以下问题是没有被解决的——
“个案如何能从治疗师引出与个案自己如此接近的平行或互补经验状态?挣扎于反转移关系的治疗师,能够藉以使自己从个人经验强度(不管这经验可能是愉快或不愉快的)解脱出来的具体步骤是什么?治疗师让自己解脱出来后,如何使用这经验而进一步了解个案?治疗师要如何判定,就自己的 反转移关系反应而言,他个人的因素和病人对他的影响各占多少程度?最后,治疗师如何在基于了解自己之反转移关系上,决定干预的内容和时机?揭露反转移关系在什么时候有用?又在什么时候没有用?”
Empathy》之中。
那么他们的研究就是力图回答这个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除了1985年的两篇文章外,主要就集中体现在他们1989年的书籍《 Understanding Countertransference: From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to这个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让共情这个过程可以被描述,可以被训练,
心理治疗于强化内在神入敏感度方面,有重大的价值。且所有这些因素并不妨碍在神入能力发展上的各种训练和指导。我们将描述各种神入过程的要素,并希望因此可以多让读者有机会,了解有关这种神秘现象在我们个人里面运作的种种情形。”
“共情过程的去神秘化是本书的主要目标之一。我们认为共情的能力如同人的智力、音乐及运动的能力一般,是遗传和生活经验,尤其是个人早期经验,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强烈支持目前普遍认同的看法,即个人分析或
对共情过程的研究,让他们把共情、反移情和投射性认同这三个临床概念串了起来,他们发现,反移情是一种潜在的、有用的工具,可以用于了解个案,(即反移情便是共情产生的基本工具),如果对反移情了解不足,对投射性认同和共情的关系了解不足,这是造成临床困难情境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发现,“当个案投身于投射性认同时,也总是治疗师有可能获得共情结果之时,姑且不论这样的结果最后是否真的会实现。”
首先他们对研究涉及的三大主要概念“反移情”,“共情”和“投射性认同”都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概念研究。
在反移情研究方面,他们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一致性反认同和互补性反认同都是分析师的尝试性认同,都具有导向共情的潜力。而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仅仅是一致性认同才可能导向共情。
而且他们在自己独立得出这一结论后,并没有就此占为己有,而是回顾文献,发现了分析师Deutsch在1926年也曾经提出过类似观点,并对前人的这一发现给予肯定。
但是,他们的概念研究方面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有以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