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疾患的身体疗法:把旧日伤痛“演”出来
JENEEN INTERLANDI
贝塞尔•范德科尔克希望改变治疗心理创伤的方式。他的思路是从身体开始。
llustration by Matthew Woodson
记忆与自我恢复”(Trauma Memory and Recovery of the Self)研讨会的第三天,约30名研讨会参与者(均为创伤受害者或创伤治疗师)沿着房间的四壁围成一圈。他们也都赤脚坐在舒适的靠枕上,手里拿着笔记本,眼睛盯着范德科尔克。两天来,他们聆听他讲解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及其鲜为人知的同类——复杂创伤(complex trauma)的社会历史、神经生物学和临床现状。现在,他终于将向他们演示实际的治疗技术。范德科尔克将目光落在自己的实验对象尤金(Eugene)的身上。这是一名36岁的伊拉克战争退伍军人,此刻他正坐在范德科尔克的对面,面带悲伤,又充满期待。
从不大的房间望出去,大瑟尔地区太平洋的风光尽收眼底。贝塞尔•范德科尔克(Bessel van der Kolk)盘腿坐在房间中央的超大号靠枕上。他戴着方形金丝眼镜,身穿蓝色拉链式绒头织物衫和卡其布裤子,赤着脚。这天是他主办的“创伤像过去一样,范德科尔克的治疗从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开始。“我的母亲对我毫无教养和疼爱之心,”他说。“但我却能让自己体会到在她关爱和抚育下成长的全部感受,并让它们成为我的‘记忆’。”因为他做过一项非常特别的练习,他解释道,而这也正是现在尤金将要尝试的。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在场的人们将应尤金的要求扮演各种特定的角色,从而帮助他重现那段深深困扰他的创伤。他将对着这些人表露他的愤怒、悲伤、悔恨和迷茫,而他们则将依据所扮演的角色对他作出相应的回应,或道歉、或宽恕,也可以认同他的感受。通过将自己的“内心世界”投射到三维空间,尤金将得以重塑自己最不堪回首的经历,而且效果会比其他形式的角色扮演治疗更加彻底。如果实验能够成功,那些悲惨的回忆将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一种可以获得认可、宽恕或爱的方式来重新描述。
这种做法被范德科尔克称为“构造”(structure),它还有个名字叫做精神运动疗法(psychomotor therapy)。舞蹈演员艾伯特•佩索(Albert Pesso)创立了该疗法,并在大约20年前教给了范德科尔克。尽管这种疗法未在对照研究中接受过检验,但范德科尔克称,在几次类似的研讨会中,他们已经有过若干成功的先例。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身边聚集了一小群人,而且有人愿意站出来,他都喜欢尝试一下这种疗法。
儿童。而尤金当时只有26岁。
在范德科尔克温和的鼓励下,尤金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他怎样成为美国陆军的技术兵;他在伊拉克北部最大的城市摩苏尔驻扎的那一整年时间,是如何度过的;以及他的工作怎么会涉及处置已爆炸的炸弹。那一年都在和尸体打交道,他说。他目睹、触摸、嗅闻乃至踏过的尸体简直不可胜数,其中有些还是尤金告诉我们,当人被炸碎时,脂肪细胞都会爆裂开,于是人就变成了一大团动物油脂。他曾目击过多起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有一次,他不小心踩在一具爆炸后的尸体上——只有腿部还勉强有点人型。还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厨房里,到处散落着女人身体四分五裂的残片——她们正在做古斯米时,一枚爆炸的炸弹震碎了窗户。尤金曾经头部后侧中弹,也曾经因土制的爆炸装置受伤。
但这些经历对他的困扰,与下面这件事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在任职几个月后,尤金在一次安保任务中杀死了一名无辜的男子,然后他还眼看着那名男子的母亲在不久之后发现了儿子的遗体。
“请讲得再详细一些,”范德科尔克说,“发生了什么事?”简单的问题打破了尤金强忍着的镇定。他闭上眼睛,用手遮住脸,开始抽泣。
情绪,并对其情绪做出反应,他把这个过程称为“见证”,这是练习的核心部分,旨在向患者灌输受到认可的感觉以及安全感。
“见证人看得出你有多么痛心和难过,”范德科尔克说。范德科尔克像这样承认事件主人公的在此之前,尤金已经拜托了一些小组成员来扮演他故事中的角色。居住在旧金山的瑜伽教练克雷斯塔(Kresta)担任他的“联络人”,就像是一个向导,帮助主人公承受回忆唤起的创伤。联络人通常就坐在主人公的身旁,在需要时提供一只支持的手臂或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戴夫(Dave)是虐待儿童案件的幸存者,现在是南加州的一个小企业主。在这里,他扮演的角色是尤金的“理想父亲”,他的任务是对尤金说一些尤金一直期盼能从自己真正的父亲口中听到,但真正的父亲从来没有说过的话。这两个人分别坐在尤金的两侧,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接下来,范德科尔克询问尤金希望由谁来扮演那名被自己杀害的人。尤金选择了塞格尔(Sagar),来自纽约布鲁克林区的脱口秀笑星及兼职财务顾问。最后,范德科尔克问道,谁来扮演那男子的母亲?
尤金指着我。“可以拜托你吗?”他问。
“我愿意扮演被害人的母亲,”我学着其他人的样子宣布承担这个任务,然后把自己的靠枕搬到了房间的中央,面对着尤金,挨着范德科尔克。
“好了,”范德科尔克说。“请告诉我们更多关于那一天的事吧,都发生了些什么?”
精神运动疗法目前既没有在临床实践中广泛实施,也没有得到临床研究的支持。事实上,大多数执业精神科医生恐怕都不会看它第二眼。它听起来就像做戏,而且还是由舞蹈演员创立的。但范德科尔克相信,舞者——以及乐手和演员——在促进精神创伤的愈合方面可能的确有过人之处,值得精神科医生借鉴,这个方法虽然有些矫揉造作,但仍然值得关注。他花了40年的时间,来研究人们施加在彼此身上最惨痛的暴行,比如战争、强奸、乱伦、拷打,以及生理和心理的虐待所造成的影响,并尝试进行治疗。他撰写了100多篇关于心理创伤的经过同行评议的文章。而且,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精神科医生,他的私人诊所每周都接诊数十名患者——其中有些人找他看病已有多年。此外,他还负责着位于波士顿的一家名为“创伤中心”(Trauma Center)非营利性诊所,那里还为另外数百名患者提供诊治。如果有一件事是他可以断言的,那就是:常规的治疗方法不管用。患者们仍然痛苦不堪,他们的家人也不能幸免。我们还需要做得更好才行。
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简称CBT)和暴露疗法(exposure therapy)。暴露疗法是让患者一遍又一遍地面对最困扰他们的问题,直到他们对此变得麻木。范德科尔克把它贬斥为“最不可能治疗”创伤的方法。它的成功率还不到一半,他说,就算“成功”了也无法提供真正的解脱:脱敏与痊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对认知行为疗法,也有类似的看法。认知行为疗法试图通过一种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帮助患者认识到自己的思想与情绪之间的联系调试不良,从而改变患者的行为。“但创伤与认知可没有一丁点儿关系,”范德科尔克说。“真正的问题在于,创伤改造了你的身体,让你觉得这世界很危险。”这种改造源于我们大脑中最原始结构的深处,认知疗法所无法触及的地带。“这不是你劝解自己说几句就可以解决的。”这些观点令他游离出了精神学主流。
范德科尔克尤其对创伤治疗中最常用的两种方法持有异议:范德科尔克并不是第一次陷入这种境地。20世纪90年代初,他是记忆抑制治疗(repressed-memory therapy)的一名主要的拥护者。该疗法后来被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理查德•麦克纳利(Richard McNally)称为“自脑叶切除术时代以来降临到心理健康领域的最大灾难。”在当时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性虐待案件中(均与恢复受抑制的记忆密切相关),范德科尔克担任了专家证人,作证称遭受极端或反复性创伤的受害者有可能——甚至普遍——会压抑自己关于那些创伤的所有记忆,直至多年后在治疗中才回想起来。他表示,在自己的患者中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此外,他还能从医学文献中找出此类案例,至少可以回溯100年。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美各地涌起了一股性虐诉讼的风潮,人们纷纷指控父母、牧师和日托服务人员犯下了恐怖的性犯罪,并声称,他们是在治疗师的帮助下才刚刚想起来的。一时间,法官和陪审团都被范德科尔克等人的证言说服了。他们直觉感到,人的心灵确实会找一种途径来屏蔽过度痛苦的经历。但随着指控变得越来越稀奇古怪——譬如被外星人绑架或神秘的撒旦邪教之类——支持这一理论的声音日渐衰弱。大多数心理学研究专家认为,与其说是受害者自发地回忆起了这些所谓的“被压抑的记忆”,可能性要大得多的是,过分狂热的医生和治疗师的暗示性提问在他们的头脑中植入了这样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逐渐浮出水面:的确有无辜的人被错误地起诉了。他们的家庭、事业、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整个生活,都被毁于一旦。
待这场日后被称为“记忆之战”的争论尘埃落定之后,范德科尔克自己也付出了代价。90年代末,他在马萨诸塞州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的实验室被关停,还失去了在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的职位。官方给出的理由是资金不足,但范德科尔克及其支持者认为,真正的动机是政治因素。
精神病学的主流研究者大多都对这些理论嗤之以鼻,但范德科尔克在另一个群体中找到了更愿意接受它们的人:身体导向治疗师们不仅欣然接纳了他的观点,还向他介绍了一系列替代疗法。他开始使用其中一些疗法来尝试治疗自己的患者,并在小规模的研究中对他们加以测试。不久,他就与志同道合的研究人员、身体治疗师以及他在哈佛时结交的忠实伙伴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关系网络。
范德科尔克将自己的诊所并入了一家规模更大的非营利组织中。他开始募集慈善捐款,并将关注的目标集中在创伤记忆及创伤治疗之上。他仍坚信,记忆抑制是创伤应激的一个普遍特征。范德科尔克解释道,创伤经历并没有被加工成记忆,而是莫名其妙地“卡壳”了,日后才在躯体上表现出来。这群人秉持着一个简洁有力的观念:精神创伤的治疗应该通过身体而不是通过心理进行。很多病例中,受到严重侵犯的是患者的身体,是他们的身体辜负了他们的期望——腿跑得不够快,手臂抗拒得不够有力,呼救的声音还不够大,以至于他们未能逃脱魔爪。如今,同样是他们的身体屈服于哪怕最轻微的压力之下——一听到汽车防盗器的鸣叫声就会慌忙躲闪,每见到一个陌生人就觉得那是一个蓄势待发的攻击者。如果容纳思想的躯体如此不堪重负,那他们的心灵又怎么可能会痊愈?“对于创伤受害者而言,唯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让自己的身体找到安全感,”范德科尔克说。“不幸的是,大多数精神科专家对感官体验都不屑一顾。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这有什么重要。”
范德科尔克对身体感受的重视为他赢得了背景各异的众多粉丝。“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的精神病学教授史蒂芬•波格斯(Stephen Porges)表示。“他一直表现出大无畏的态度,挑战自己的学术圈子,并始终坚持不应简单地认定创伤受害者存在身体症状‘仅仅是脑筋出了问题’。”
连日来,范德科尔克的日程表被约得满满的,演讲地点从波士顿到阿姆斯特丹,再到阿布扎比。今年春天,我跟随他的脚步,走遍了东海岸和全美各地。每到一站,捧场的观众均遍及治疗领域的方方面面: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艺术治疗师、瑜伽治疗师,乃至生活教练。在讲座的中间休息时间,他们排成长队逐一到讲台上去做自我介绍,午餐时还会在他的桌子附近徘徊,希望能和他搭话。一些人掏出手机,想要与他合影留念。很多人表达了诸如此类的观点:
非常感谢您宣讲了关于这种治疗、疗法或研究的信息。
您关于自我割伤、儿童期性虐待和家庭暴力的研究证实了过去几十年来我从自己的患者或者亲身经历中所见证的事实。
您可以帮助我吗?
范德科尔克自己的整个人生就好像一项关于人类创伤的研究。1943年的夏天,他在海牙出生。这是德国占领荷兰的第三年,次年,军事封锁切断了通往荷兰西部省份的粮食和燃料补给,导致逾2万人饿死,史称“冬季饥荒”。他的父亲被囚禁在纳粹集中营里。按照范德科尔克家族中的传说,他的母亲快要分娩的时候不得不自己骑自行车到医院,而他的第一个生日蛋糕是用郁金香球茎做的,因为当时基本上没有面粉。
孩子贝塞尔懂事之前,她的性格已经变得刻薄而冷漠。范德科尔克的父亲是荷兰皇家壳牌集团(Royal Dutch Shell)的高管。尽管他是一名虔诚的新教徒,也是忠实的和平主义者,但盛怒之下他也会在孩子们身上泄愤。在秋天将要面世的新书《身体记得》(The Body Keeps the Score)中,范德科尔克提到,当他还是个小男孩时,曾经因为“正常的3岁孩子都会惹的祸”而被关在地下室里,只能怨恨自己太弱小,无力反抗。
范德科尔克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孱弱男孩,但这丝毫没有减损他的勇敢。如果问起他的童年往事,他会告诉你在故乡城市遭受轰炸后的废墟上玩耍的故事。他周围几乎每个人都遭受了深深的创伤。左右的邻居都是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他的母亲一点也不乐意当妈妈;14岁的时候她就辍学照顾自己的父亲,之后又被迫离开了自己喜爱的职业以承担身为人妻的责任。在家里的第二个十几岁的时候,他开始独自旅行。他喜欢搭便车到法国去。在一次这样的旅行中,他在途经一所修道院时听到修道士们诵经的声音,并为之深深打动,于是请求司机让他在那里下车。他在那所修道院度过了当年夏天剩下的所有时间,然后是次年的复活节假期,以及之后的又一个夏天,甚至考虑要不要成为一名修道士。修道院院长对他很有好感,并承诺如果他加入修会,他们就送他到日内瓦读医学院。“我认真考虑过这个提议,”他告诉我。但最终,年轻的心对冒险的渴望战胜了他对安静冥想的向往,于是他选择了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我仍然有一些精神感应,”他说。“我相信万事万物都彼此关联。但组织有序的宗教让我浑身发毛。”
就这样,1962年,范德科尔克来到了美国,并先后就读于夏威夷大学、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和哈佛医学院。在这里,他将自己关于人性中恐怖的一面,以及人类神奇的适应和恢复能力的许多问题,摆在了科学和医学面前。“人类这个物种可真是一团糟,”他说。“我们总是一遍又一遍地犯同样的错误。我真好奇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明知道会酿成大祸,惹来不可收拾的后果,却还是会一意孤行?”
离开学校后,范德科尔克的头几份工作里包括在退伍军人事务部下属的一家波士顿诊所担任精神科医师。他入职时正值1978年,越战老兵洪水一般地涌来。“等候看诊的队伍足有一英里长,”他说。“诊所的墙上到处是被拳头打出来的印记。”
婴儿或倒下的战友,就是觉得什么都不像。仿佛是他们脑海中的投影仪被战争弄坏了,范德科尔克说,于是他们只能选择把一卷影像翻来覆去地看,或者干脆把机器彻底关掉。
在这些新患者身上,范德科尔克首先注意到的一件事是,他们都将自己完全困在过去里。即使是那些从二战战场上归来的老一批的退伍军人也常常在两种状态之间摇摆:或是沉溺于战争经历中无法自拔,或是看破红尘四大皆空。在罗夏测试(Rorschach test)中,他们不是把墨迹看成死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