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人与欧洲人的哲学
作者: Kagan / 2971次阅读 时间: 2016年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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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散的证据使得我们去推测早年亚洲人欧洲人偏好不同哲学的原因。或许最为显著的差异就是德谟克利特曾假设永恒的不可再分的原子是所有物质的基础,这一观点先是得到了古希腊哲学家的理解,后来又得到物理学家的认可。而佛教学者则假定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事物。此外,宗教革新后的新教哲学假定,人类天生是焦虑和忧郁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和约翰·高尔文(JohnCalvin) 对人类本质的描述强调,忧虑和内疚是人类特有的气质。听听路德所言:“由于原罪而永远受到诅咒的悲惨罪人通过十戒律的条令被各种不幸所折磨,这难道还不够吗?难道上帝也一定要通过福音来增加受难人的苦难,通过福音用他的正义和愤怒来威胁我们吗?”长期处于焦虑状态的约翰·高尔文坚信,人类永远不可能逃离令人虚弱无力的焦虑情绪。与11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文学不同,中国和日本文学很少将有关抽象的宗教的意识冲突或道德问题作为小说的中心主题。在亚洲的文学作品中,没有可以与弥尔顿的《失乐园》 (Paradise Lost) 、但丁(Dante) 的《神曲》 (Divine Comedy)相比的诗歌或小说,也没有像托马斯·摩尔(Thomas More) 这样的愿意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牺牲的英雄。加藤修一(Shuichi Kato) 曾指出,在那个时代,日本的小说集中于维持和谐的社会关系以及性快感的主题上。

吸引亚洲人的佛教哲学,将获得平静作为人生目标。每一个人要达到这个理想状态就要摆脱个人的种种欲望,因为人类不幸的主要原因就是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人们只有消除对这个世界的所有意识觉知,才能达到平静的状态。下面这个故事刻画了这种把自我与世界和他人分割开来实现涅架的状态:“一个和尚正在一棵树下冥想时,他的前妻带着他们的孩子来到他面前,说:‘和尚,这是你的儿子,你要养活我,也要养活你的儿子。’这位和尚毫不理会并将她赶走,佛陀看到了这一切,说:‘当他妻子来的时候,他没有感到任何快乐,她走的时候,也没有感到悲伤,我把他称为超脱了情欲的真正的婆罗门。’”当代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尤其是那些赞同依恋理论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或许会认为这个和尚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急需治疗。

伴随着预想目标未能实现的悲伤和悔恨,不同于伴随自责或者预料到来自同伴或上帝的批评的焦虑和愧疚,前者具有经验性。简单地说,焦虑和悲伤属于不同的情绪种类。此外,消除高水平情感唤醒的意愿——不管这种唤醒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都与对世界比较消极而不是积极的态度相关联。我怀疑,几乎没有欧洲哲学家会颂扬这种2500 年前中国哲学家老子称赞的极度消极的超然状态: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生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孔子在公元前5 世纪也曾拥护相同的生活方式:“不哀于无名,岂非圣者

这种对生命局限被动、漠然地接受的颂扬与皮埃尔·珍妮特(Pierre Janet) 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珍妮特是19 世纪法国的精神病学家,她的思想后来成为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础,“悲痛总是一种软弱的标志,有时候也是软弱的生活习惯。病理心理学的研究已经给大家表明了悲伤的罪恶,同时也已证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工作和快乐的价值。”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在2000年前就持有相同的观点:“最甜蜜的事情莫过于每天能抓住自己最想要的东西。”

一种是鼓励对生活没有任何要求、毫无抗争、平静接受的哲学,一种是要求积极应对所有障碍以获得重要目标的哲学,许多学者在对这两种哲学的差异进行评价时,一般都只强调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作用。大约从公元前500年到15世纪,大多数中国古代居民都生活在由一些小的单一民族村庄构成的农业社会,在这些小村庄里,人们被要求必须与人为善。另外,由于经常出现的不可预测的大范围自然灾害,例如洪水、干旱以及地震,所以这种不可控性激发了人们对世界的消极态度。而在同一时期,欧洲人却享受着比较有利的气候条件,从而建立了更大规模的商品经济,这要求每个人都要去承担风险,去和持有不同价值观的其他群体交流。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指出,这两个群体的基因图谱通过影响他们的气质类型,从而使得这两种意识形态对于这两个群体产生了不同的吸引力,基因的这种作用虽然不是很大,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如果很多成年人的神经化学过程伴随着被解释为焦虑、内疚或对新乐趣的欲望的高度身体唤醒,那么劝导他们保持平静、无欲以及远离他人的哲学就会遭到抵制,因为这些状态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情感状态并不相同。因此,亚洲人涅架的观点似乎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既不合理也不可能实现。

相反,接受长期焦虑、内疚和愿望受挫为人类生存条件的哲学对那些意识状态唤醒水平一般比较低的个体来说可能不太有效。避免强烈的不愉悦情感的侵扰可能对这些人来说更加现实。传统的中国人与其他亚洲人一样,都把身体看做是一个容器,所包含的能量(称为气)非常有限,因此必须保护而不是去耗费这些气。相反,弗洛伊德认为力比多是用于指向他人和活动而获得快乐的。力比多能量的压抑会导致一些神经症状的出现,而非平静。或许就像一个完整的灰色挂毯中的黑线和白线一样,文化和基因共同影响了这两个群体所采用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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