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是唯一一个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但它也是心理学的处女地,心理学,心理治疗和咨询并不广为人知,也没有广泛地付诸实践。事实上,中国的一些基本价值观例如非常重视家庭和亲密的友谊,使得他们在遇到困难时更多求助于这些关系而不是值得信赖的专业陌生人和咨询与治疗关系。
情感表达,后者往往被看作是软弱的表现。此外,由于中国曾经经历过经济困难时期,所以年龄稍长者会置有形商品价值于无形服务之上,比如专业人员提供的心理治疗等社会学领域的服务。这些都可能导致心理治疗在中国还不能很好地发展起来。
我也理解,很多中国人更看重行动而不是此外,令人感兴趣的是,中国历来强调促进一种统一的价值观,但同时,作为一个可以和美国比肩的领先的商业市场又促进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这类碰撞可能会导致很多的焦虑。
最后,我必须提一下中国的家长对孩子不断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出人头地的行为的可争议性。这种带有敌意的竞争的教育模式,我会建议代之以自力更生,有创造性,更充实的享受生活,及合作和团队精神。
所以,在这一部分,对于我试图在两国心理学领域架起沟通桥梁这个任务来说,也许在文化的深层次有更多的挑战。不过,我希望我们能在壹心理这个平台上因此而展开一系列的国际对话。
成长背景
我全名是菲利普·乔治·津巴多。菲利普是我祖父的名字,乔治是我父亲的名字。我学生都叫我Z.博士。也许大家也都可以这样叫我。我今年才83,出生于1933年3月23日,属鸡的。我已经结婚44年了,我的太太克里斯蒂娜·马斯拉克.津巴多是加州大学伯克利的教授,是研究工作压力与倦怠的权威专家。我们有两个可爱的女儿,Zara和Tanya,她们住得离我们很近。此外,我的儿子Adam也给我带来了两个孙辈,小菲利普和维多利亚。
孩童时期,我在贫困中长大,在纽约市的南布朗克斯贫民区经历了很多困难的日子。
我很早就意识到摆脱贫困的唯一方法是通过教育,努力工作,着力打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以克服目前的困难。我家里人没人上完高中,我们家也没有一本书。我是我家里第一个读完大学的人,最后还博士毕业了。
我的家族从西西里岛(在巴勒莫附近)的卡马拉塔镇流亡美国。我的祖父,菲利浦,是个理发师,完全没有受过教育,但很努力谋生,养活10个孩子。我的外公外婆也从西西里岛来到美国,外祖父是一个鞋匠,努力地养活11个孩子。我顺便提一下,我在西西里岛建立了一个教育基金,给高中生奖学金让他们接受大学的教育。
我已经教心理学超过60年。2008年我从斯坦福大学退休后,就开始在帕洛阿尔托大学任教,在他们的临床培训项目,教一年级的心理学研究生,教了7年时间。帕洛阿尔托大学目前提供在北京和上海的在线课程,为中国培养治疗师和咨询师。
应帮助大家扫除对心理问题的羞耻感
我很坚定地相信,把最好的心理学知识和最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从美国带到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
心理咨询师和治疗师太少了,无法满足受到严重精神问题煎熬的人群的需要。这意味着要在大学和医疗中心建立更多的培训中心,也需要中国心理学会更多地参与认证和许可机制的建立。
目前,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受过培训和认证的这也意味着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补贴投入到这类新的中心,并提供学生贷款,以帮助培训更多心理师。我想也应有相应的政府委员会,与专业机构合作,建立起可以信任的许可和认证的标准。
我还认为,应该有相应的媒体宣传活动,在中国各地,帮助大家扫除对心理问题的羞耻感,鼓励人们愿意寻求心理帮助,就好像为其他身体健康问题寻求帮助一样。
这些活动也可以通过寻求企业的赞助完成,让企业明白员工可以通过处理心理问题而充分和有效的工作,而不是为这些问题所困扰,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中国来说,另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和美国一样,就是谁来支付这些服务。应该有一个有政府保险,商业保险,和当地保险公司各种方案混合的一个计划,可以帮助个人抵消这些治疗费用。
中国文化价值观里,对心理问题寻求治疗的阻碍性
1.关于只信任家人和亲密朋友。我们应该承认这种价值观的内在价值,然后对它进行挑战。因为很多时候家人和朋友并没有解决其他家庭成员和朋友可能有的各种精神问题的能力。如果真的爱他们,他们应该希望他们健康快乐,在寻求最好的专家的帮助下,实现健康快乐的目标。
情绪都是软弱的表现,不应被鼓励。这种价值也必须受到质疑,因为它会导致人们对关心和爱护他们的人隐藏自己的痛苦。经历各种各样的情绪,关于自己对他人和对自己的环境积极的和消极的感情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部分。完全的自我意识包括接纳一个人的情绪自我,和行动自我。
2.显示的感情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