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模仿、暗示是传统的社会心理学解释集体心理或群众心理的三大原则。它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很难有明确的分界。有人以为暗示是原因，模仿是受暗示的结果。也有人以为见他人逃跑而也逃跑可被称为模仿，但就情绪方面看来也可被释为同情。因此，为了说明集体行为，现代的社会心理学宁愿诉之于实验的观察。
一、集体行为的观察和实验
集体行为的观察肯定了两种感染，即情绪的感染和行为的感染。这些感染吸引和影响了个体，原来有许多人是袖手旁观，漠不关心者，可能对某种行为，觉得有一点奇怪，微感有细加观察的兴趣，不久却突然兴奋起来也参加进去了。这是由于他的情绪和行为都已被感染着了，情绪的感染使人的情绪与群众一致起来，形成了群众心理。他可不自觉地背弃了他的日常行为的常模，失去了理智的控制，听命于本能冲动的支配。例如看摇摆舞的年轻人欣赏舞者的表演，照样地动手动腿了。参观宗教复活节的观众受到了传出的信教的宣传也可发生相同的情绪感染，采取了与大家一致的态度。
行为的感染使一定的行动彼此相传，由一个体传染到另一个体。例如有一个体带头对运动会某一项目竞赛的裁判员感到不满，用一玻璃瓶投击他以泄愤，于是在场其他观众有些人也效尤痛击这个裁判员，因而造成了运动场的动乱。
社会心理学的实验还可以证明参加动乱者的隐姓匿名的结果还可以加剧动乱的程度，反正谁也不知道谁是罪魁祸首，便更加肆无忌惮胡作非为了。依据齐巴杜(P.G.Zimbardo)的实验，以女大学生为被试，使她们以伪装出现，用头巾为面具，穿大布袍，对另一女生被试施行电击。为了显示受电击时的痛苦及其力求挣脱的反应情况，主试便让施击的女生从半边透明的镜子予以观察，以便得到一些感受。但在实验时电击是伪装的，施击者以为实施电击。但是并没有产生真正的效果。在这种实验的情境之中，凡以真面目出现的施击者都拒绝这个实验，而隐姓匿名的施击者则并不拒绝给被电击的女生予以长时间的高强度的电击而毫无同情的姿态。
这些实验的观察无疑地可以给黎朋等人的群众心理学以有力的支持。
二、黎朋、马丁和薛谛斯
社会心理学家如奥尔波特、墨菲、杨琴巴尔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论及群众心理，但是他们不能被称为群众心理学家。本章所评介的群众心理学家是黎朋、马丁、薛谛斯等而尤以黎朋为代表。
(一)黎朋
黎朋是一个探险家和自然科学家，有过不平常的经历。他熟悉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个体的差异，中年时寄居法国，写成了两本著作《民众心理学》和《群众心理学》，都发行于1895年。他受了沙可的影响，认为日常意识控制个体时，他的行为循规蹈矩，但在参加群众运动时，他就失去意识的控制了。因此，黎朋以为群众有两个涵义，一为其通常的意义，一为其心理学的意义。“就其通常的意义说来，群众意即指任何国籍，任何职业，任何性别的个体因任何原因而集合起来的群体，而由心理学的观点说来，则有不同的意义，在一种指定的情境下，也只是在这些情境下，这个群体才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与构成这个群体的各个体的特征大不相同。其所有成员的情操和思想都取得了共同的方向，他们意识的人格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灵。这个心灵虽旋即不复存在，但确有特殊的表现。这种集团就是我所称的组织起来的群众，或因缺乏较好的名词，还称之为心理的群众。”
对于这个集体心理的出现，黎朋提出了三个原因。第一，由于受了群众的影响，人多势大，以致个人独居时所能驾驭的本能倾向无力控制。同时在群众中隐姓匿名，做了坏事也没有人知道是谁干的，就更加不负责任，肆无忌惮了。
第二个原因是感染。各种情绪和动作都可由这个人传染另一个人，大家如醉似痴，好像受了催眠似的。至于模仿则仅为感染的后果。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第三种，即受暗示性感染的结果。黎朋说：“要懂得这种现象，便须记得新近生理学的某些发现。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个体通过不同方法可被导入这样一种情境，他完全丢掉他的意识的人格，服从指挥者的所有暗示，执行了彻底违反他自己的性格和习惯的行动。最细心的考察不难证明一个个体如果长期在行动上沉溺在群众里，不久就可以发现自己也许由于受群众电磁的影响或由于莫名其妙的他种原因，陷入了一种特殊的状态之内，就像一个受人催眠的人被催眠者所麻醉了似的。脑子活动瘫痪，变成了脊髓的无意识活动的奴隶。意识完全消逝，意志和识别力也丧失殆尽。所有情感和思想都听命于催眠者的决定”。
他还说：“一个人只要成为有组织的群众的一分子，他的文化水平便降低了几级。独自一个人，也许是一个有修养者，但加入了群众就可能变成了一个野蛮人，一个受本能支配的人。”
所以由黎朋看来，群众的无意识冲动主要是受了群众头头催眠暗示的结果。同时，他以为这些头头也是被催眠者。他说：“头头在开始时本来是被领导者之一。他本人受了某种思想的催眠，然后成为这种思想的宣传员。他入迷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外界一切都消灭于无形，各种相反的意见在他看来都是谬误或荒诞的。试举一例，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法国大革命时的领导者)受了卢梭哲学思想的催眠，用罗马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方法，宣传这些思想。”
黎朋认为“这些人特别是从那些近似于疯子的神经过敏，兴奋失常的队伍中补充进来的，不管他所拥护的思想和追求的目的如何荒谬，但是他们的信念如此坚强以致丧失了一切理性。”
(二)马丁(E.D.Martin)
马丁是美国实用主义的群众心理学家。他以为群众就其心理学的涵义说来可有三个特点：第一，为超人欲。例如美国人自称美国是“自由民之邦”；德国人自称为世界“文化的传播者”。美国人怕有人批评他们的国家，便只许外国人谈谈气候或土壤，但即就气候土壤而言，也欢迎你恭誉，不欢迎你说坏。好像气候土壤也是由美国人集体造成似的。
第二为迫害念。例如美国报纸谣传“国内充满了奸细。”“过激党和德国阴谋摧残我们的文化了。”“社会主义者现在正设计诱惑我们的青年，毁坏我们家庭的神圣了。”“英国又要把美国贬低为大不列颠的殖民地了。”如此之类不一而足。
马丁以夸大狂者的迫害念与群众心理的迫害念作一对比，借以说明上文他所提出的第三点。个体夸大狂者W.H.M为一发明家。但州官法庭中的法官宣判他的智力不够格。精神病医生说M.在幻想中感觉到有敌人要伤害他。马丁以为群众也可有类似的被迫害念，说“有几百人曾服役于美国的，现在企图组织一队红军用武力推翻政府，又据密报左翼领袖进行叛乱。但这些消息都是无中生有的谣传，是群众意识的幻念。
(三)薛谛斯
薛谛斯重视暗示对群众的影响。他举俄国1831年发生的一次暴动为例，说明暗示可导致个体行为的失控。他据帕纳夫(Panaef)的回忆，说“当索科洛夫为他的生命奋力苦斗时，我看到了一名上等兵在广场上抱头痛哭，我问他为什么哭?他手指暴徒，哀叹着说，‘他们要杀害的不是我们的司令，而是我们的父亲啊!’我劝告他不必哭，快去救索科洛夫，他立即跑去救护了，不久以后，当我和几个士兵保护索科洛夫时，我却看见那个上等兵棒击索科洛夫。我对他说，‘你不说过他对于你胜似父亲吗?’他回答说，‘对不起，事情是这样的，大家打他，我怎能不动手呢?’”所以薛谛斯以为个体在群众运动中随众而动，失去了理智。
三、对群众心理学的估价
杨琴巴尔以为“研究群众行为的学者尤其是黎朋、薛谛斯和马丁多注意下意识或无意识的机制在群众行为中的作用。例如马丁主张无意识在群众中得到了表现，个人的怨恨和被压抑的自我夸大思想也见于行动。不管我们对无意识有什么理论，事实是群众的情境确实引起了平时被压制了的思想和讲话。似乎弗洛伊德所称的‘检查作用’(censor)已失效了。”
杨琴巴尔的这个论断是不无根据的。黎朋承认目前的一个危机是人们思想正发生了变革。变革的因素首先是那些宗教、政治、社会的信仰遭到了破坏，文化的基本元素被根本推翻了。国家的命运不决定于王公大臣而决定于人民大众。他说：“历史告诉我们说，当建立于文明基础之上的道德势力已经丧失殆尽，代之而起的乃是那些无意识的残暴的群众，他们应被称为野蛮人。文明向来只是由少数有学识的贵族创造和支配的，决不是群众所能创造和支配的。”
很明显，在黎朋等群众心理学家看来，人可分为两等，上等人是贵族，是创造文明的，被称为‘大人’；下等人是平民，是破坏文明的，被称为‘小人’。“大人者治人，小人者治于人”。群众是“小人”的集团，是冲动的，无意识的，无理性的。但即使在美国，也有少数社会心理学家不以此说为然。例如伯尔纳说，群众能做坏事，也能做好事。“不应当假定群众全是坏的。有时群众，甚至暴群，为了崇高目的而组织起来的也可达到英雄豪杰的水平。1789年捣毁法国巴士底狱的暴群显然是受高度理想的动机所推动的。他们常在一般人无力抗议时，敢于拿起武器反对暴政。”
黎朋对群众的公而忘私有时也有好评。他说：“一个犯罪的群体也可能有高度忠实、无私和牺牲的精神。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思想特别可能影响群众中的个体，常达到了使他牺牲自我的程度。历史有丰富的事例与1793年的十字军及志愿军相比美。只有集体主义者才能表示高度的无私和忠诚。”
所以，群众心理的优劣或其结果是否有利或有害于社会的秩序的安定，不完全决定于其成分或个体的遗传、贫富或社会地位的高下和知识的程度，其因素的复杂有待于另章实验研究的论述。群众心理学家如黎朋的判断无疑是带有片面性，虽然他们的学说也不无中肯之处，例如群众的隐姓埋名确实与不负责的野蛮凶暴的行为有密切的关系。现代监狱为了避免由这种关系而使罪犯有叛乱的罪恶行为，他们严格编号以资识别。这也许可被视为群众心理学研究应用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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