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me，英文简写为REAP）历时两年所做的一项针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现状的研究报告，备受关注。
从2013年开始，REAP对陕西农村1800多名婴幼儿进行了贝利婴幼儿能力发展测试（简称贝利测试），测试对象的初始年龄为6~12个月，此后又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跟踪，直到2015年这些测试对象年龄达到24~30个月。
测试结果显示，如果不开展任何行动，这些儿童的认知或语言能力发展状况会不断恶化。测试对象在18~24月龄时，有41％认知或语言发展滞后，而当测试对象到24~30月龄时，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3％。
2015年，REAP联合国家卫计委国际培训中心等单位，对河北和云南6~18月龄的农村婴幼儿开展了贝利测试，结果同样不乐观。在河北农村，样本村有43％的婴幼儿认知或语言发展滞后于正常儿童。在云南农村，这一比例甚至超过60％。
与之相对的是，在中国城市和一些富裕农村，这一比例仅为15％左右。
这一结果震惊了很多人，包括这一项目的参与者。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REAP中方主任张林秀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有5000万婴幼儿，其中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农村婴幼儿认知或语言发展存在的问题，对中国未来人力资本质量影响很大。”
婴幼儿早期发展问题突出
这一项目的组织者REAP，是一个从事项目科学影响评估的组织，于2005年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起，西北大学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为项目的核心实施团队。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时任高级研究员Scott Rozelle （罗斯高）任REAP美方主任，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张林秀任REAP中方主任，西北大学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史耀疆任REAP项目执行主任。
REAP旨在用科学研究的结果，为中国农村儿童营养、健康和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决策参考。
REAP中方发起人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是一家致力于中国农业和农村战略性和应用性研究的科研机构，成立于1995年。这些年，该中心围绕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大政策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并依据研究成果向政府提交了70多份政策建议。
REAP早期关注农村学生营养健康问题时，聚焦在小学阶段。其针对中国小学生尤其是农村小学生营养问题所做的调研，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政策建议，多次得到国家领导人批示。
但张林秀在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时，包括美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一些专家和中国营养学家告诉她，你们关注小学生这个年龄段有点太迟了，“得从婴幼儿时期或更早开始关注”。
张林秀称，这些观点对她触动很大。团队也关注到国际上相关研究的前沿也强调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0~3岁的婴幼儿时期，这个阶段对提升人力资本，特别是切断“贫困代际传递陷阱”非常重要。
从彼时开始，张林秀和她的团队开始关注婴幼儿的营养和养育问题。
为更好地了解农村婴幼儿养育状况，从2013年4月至2015年4月，REAP对陕西商洛、安康、汉中三市的1800多名3岁以下的婴幼儿（涉及174个乡镇351个村庄）进行了贝利量表测试。
贝利测试是一种已被普遍接受的评估儿童早期发展的国际量表。根据这一量表，贝利智力发育指数低于85分（=IQ低于90），即为认知或语言发展滞后。按照国际标准智商分数分布图，认知或语言滞后的正常比例大约为15.87％。
但上述测试的结果远远超出了这个比例。这些被测试婴幼儿从6~12月龄时开始调查，每6个月跟踪一次，即除了第一次外，又在12~18月、18~24月、24~30月龄时三次跟踪。测试结果显示，如果不开展任何活动，这些婴幼儿认知或语言发展滞后的比例，呈现出逐渐增高的趋势，分别为28％、32％、41％、 53％。
其他地方的测试结果大体相似。REAP项目组对云南、河北 448 名 6~18 月龄儿童的体检和能力发展测试结果发现，即使在非集中连片贫困农村地区，婴幼儿健康和早期发展仍存在严重问题。根据贝利量表，河北和云南样本婴幼儿认知或语言能力发育滞后的比例，分别为43％和 63％。
这两省的体检结果还表明，虽然 6~18 月龄儿童体格发育基本正常，但贫血比例高达 64％。这比陕南集中连片贫困农村的婴幼儿贫血比例，还高出了15％。
REAP项目组通过调查分析，认为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辅食添加不科学、隔代抚养比例高、家长不会陪孩子玩，以及缺乏促进儿童早期发展所需要的环境和相关服务。
REAP发现，52％的家长不知道母乳是 6~12 月龄儿童的主要食物和膳食营养来源。有 47％的家长不知道正确添加辅食的时间，一半以上的家长认为儿童在一岁前不能吃肉。从喂养行为看，12％的儿童从没喝过母乳，62％的家庭不能保证 6个月的纯母乳喂养。
而在抚养方面，调查结果显示，约40％的幼儿主要由母亲以外的其他人照顾，其中奶奶是最常见的非母亲监护人。约有40％的孩子不满18个月就被迫与母亲分离，成为留守儿童。隔代抚养的儿童比例，逐步从 20％（6~12 月龄）增加到 60％（24~30 月龄）。而大多数隔代抚养的监护人采取传统养育方法，认为儿童吃饱穿暖不生病就好，少数家长甚至还有给儿童绑手脚等错误的养育行为。
调查结果还显示，超过 90％的监护人（家长）不知道如何跟儿童开展亲子活动以促进其能力发展。在调查前一天，仅有5％的监护人（家长）给孩子用书本讲过故事。几乎所有的监护人（家长）都不清楚什么是正确的教育抚育方法，有家长甚至认为，孩子太小，话还不会说，吃饱穿暖就行了，没有必要跟他们读故事、说话。
另外，在被调查的陕西 351 个样本村，没有一个村有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之类有助于儿童早期发展的场所；98％的家庭没有给儿童提供安全、卫生且有利于其成长的活动空间；儿童早期发展服务人员或机构严重缺乏，没有一个政府部门负责提供儿童早期发展服务。
0~3岁是干预的窗口期
从1984年第一次到访中国算起，罗斯高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已超过30年。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995年成立时，他就担任该中心学术顾问兼顾问委员会主席。2005年REAP成立后，他又担任该项目组美方主任。他留着一头银灰色卷发，能说一口地道汉语。
谈及REAP团队的上述调研报告，罗斯高直言，中国农村婴幼儿认知和语言发展滞后是一个巨大的隐形危机，将直接影响未来中国人力资本的质量。
他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谈到，这些孩子可能在初中阶段就因为认知和语言能力不足而辍学，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也很难适应未来科技发展的需要。这会制约中国未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甚至可能成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障碍。
“40年前，农村孩子长大之后可能就是做一个农民，种庄稼不需要很高的智商。后来，农村孩子长大后可能要进城打工，在一个流水线上做工人也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但是以后不一样，随着科技的进步，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当一个人的IQ低于90时，很多工作他是无法胜任的。”罗斯高说。
作为REAP的众多合作单位之一，国家卫计委也对REAP的活动提供了大量支持。国家卫计委干部培训中心党委书记、新家庭计划科学育儿专家组组长蔡建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REAP的调查不仅说明农村婴幼儿中很多人认知和语言发展滞后，很多人在社会情感表达和运动能力方面也很落后。
蔡建华说，中国制造线上的人多数来自农村，农村婴幼儿认知滞后的问题如果引不起足够重视，解决不好，将制约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REAP项目执行主任史耀疆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说，随着近年来工资的快速上涨，中国在提供廉价劳动力方面已经没有优势，必须要将中国的工业从产业链的低端向更高端提升。要从“产业链竞争”中取胜，必须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储备。“而当前提高中国人力资本整体质量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城乡人力资本差距。”
张林秀称，据大脑发育理论，一个人能力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基因和环境。基因可归为先天性因素，环境因素最主要的是营养和养育，这是可以改变的，营养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所改善，而养育行为的改变，则需要家长付出更大的努力。
最新的研究结果证明，大脑发育及其功能是基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0~3岁是最重要的机会窗口，给婴幼儿提供均衡的营养和科学的养育，甚至可以改变基因的表达方式，影响大脑的结构和功能，从而让儿童的潜能更好发挥。
罗斯高认为，孩子们每天都在长大，所以时间紧迫。“在这个窗口期内，可以有效干预。如果错过这个窗口期，未来花几倍的钱，也达不到现在能达到的效果。”
从计生专干到养育师
针对农村婴幼儿认知滞后问题，REAP制定了一系列干预方案。其中包括将计生专干培训成养育师，入户辅导。
2014年10月，商洛市随机抽取了227名婴幼儿进行试点。国家卫计委通过陕西省和商洛市的卫计部门，下发通知到相关乡镇计生站，选一些计生干部参加婴幼儿养育知识培训。
2014年11月，李波等70名基层计生干部被选出。
李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当时是商洛市丹凤县商镇计生服务站副站长。他没想到通过这次培训，完成了由计生干部向养育师身份的转变。
培训由REAP项目组组织，REAP成员、养育专家等作为培训老师，教材由儿童早期发展领域专家借鉴国内外材料，结合儿童发展规律，历时1年编写而成。该教材专门针对0.5岁~3岁婴幼儿，通过示范和引导，让家长和婴幼儿一起开展亲子活动，以培养婴幼儿语言、认知、社会情感和运动四方面的能力。
参与该教材编写与培训指导的北京大学副教授罗仁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我在培训时给这些计生专干讲，要把自己的心理年龄变成3岁，这样宝宝们就会喜欢和你们一起玩，你就可以示范和引导家长和宝宝一起开展亲子活动。”
培训一周后，70名基层计生干部出师，他们的身份也由计生干部变成了“养育师”。
李波和同事颜淑霞作为搭档，对接服务丹凤县商镇的8名婴幼儿。
每个周三，他俩就驾着计生服务面包车入户指导，车里装着玩具、图书、绘本和教案等。由于服务对象居住分散，他们要先开车四五十分钟，再步行半个小时。
按照计划，他们每次入户要1个小时左右，要陪婴幼儿玩玩具、唱儿歌等。关键的一点，是要把育儿知识传授给家长（监护人）。
由于有村干部的介绍和引领，入户时，家长一般都很客气。可是没入户几次，李波和他的搭档就发现，不少家长把他们留给孩子的玩具给“没收”了，原因是“给藏起来，不然孩子弄坏了或玩上瘾了，得赔钱或买下来”。李波反复告诉他们，所有服务都是免费的。
有的养育员提前和家长约好了时间，但到了门口却发现没人。打电话一问才知道，他们要忙着收麦子、收香菇，有时还发生一些误会。镇安县西口镇养育师项行钧首次入户时，竟被家长当成了“人贩子”，后请出村支书出面，才化解误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后，养育师、家长都看到了积极的变化。彭若涵是李波对接的对象，两岁。在他刚入户指导时，即便拿出糖和零食，小若涵也经常躲在门后不敢露面。一段时间后，小若涵不但学会了玩玩具，还主动和李波玩耍。
到2015年5月活动结束时，小若涵已经变成了一个活泼开朗的孩子。李波走时，小若涵恋恋不舍，希望叔叔“常来陪自己玩耍做游戏”。
半年后，REAP再次对这些试点孩子做贝利测试，结果让研究人员很兴奋，他们的贝利智力发育指数平均提高了12分。
张林秀称，这意味着，不需要多么复杂的介入，这些孩子的认知和语言水平就能得到提高。
2015年，李波和颜淑霞都拿到了由国家卫计委干部培训中心颁发的证书。证书上面写着：在去年11月至今年6月商洛市婴幼儿养育项目入户指导活动中，因表现出色，被评为“金牌养育师”。
建设村级养育中心，是REAP实施的第二个行动计划，意在帮助更多家长学习养育知识。
张林秀说，从2015年6月第一批村级养育中心成立至今，REAP已经在陕西省50个试点村建立了养育中心，分布在商洛、安康、汉中三市。
每个养育中心都有标准的亲子活动设施、图书、玩具等，还配备1~2个养育师，并在当地招募管理员。养育师由镇上经过培训的计生干部担任，他们每周三到中心，为家长示范和引导如何做亲子活动，同时讲授一些科学育儿知识。
目前，REAP正在着手推进第三个行动，在人口密集的移民搬迁村建设超级养育中心。
2017年5月3日，REAP与商洛市沙河子镇政府合作建成的中国首个移民安置小区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在沙河子镇柴湾社区陕南移民搬迁小区正式运行。这是REAP建设的首个超级养育中心。沙河子镇有3000户居民， 0到3岁的婴幼儿有120多个。
张林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管是养育师入户家访，还是建村级养育中心和超级养育中心，接受辅导的婴幼儿家庭全部免费。“我们就想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来推广，这是下一步国家发展的人力基础。”
张林秀表示，REAP的经费主要靠项目组融资，虽然也有困难，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了进来。现在，仅支持REAP村级养育中心的就有7家机构。
“我们最早的梦想，是REAP的合作者和国内外资助机构能铺满我们宣传册一面，现在宣传册的两面都快排满了。”
争取将0.1％的GDP投入到社区养育中心
多位受访的REAP成员认为，REAP毕竟只是一个学术机构，更多的是通过科学研究，探索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可行有效方式，依靠REAP长期投资人力物力财力来实施这些干预方案不太现实。最终的解决，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参与进来。
多位受访者表示，官方已经认识到促进农村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其中的细节还需要进一步明晰。
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的质量提升。这次会议还提出“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2015 年 1 月，国务院发布《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儿童发展整体水平基本达到或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但该规划并未提及， 在0~3 岁婴幼儿早期养育阶段，政府应该负哪些责任。
国家卫计委干部培训中心党委书记、新家庭计划科学育儿专家组组长蔡建华表示，在儿童早期养育方面，现有文件还是不明确，缺少具体的措施。
REAP中方主任张林秀说，上世纪60年代，瑞典等国家就开始注重婴幼儿养育，但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极其匮乏。她说，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应该纳入贫困农村地区政府 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副教授、REAP营养健康项目负责人罗仁福，根据2016年中国教育经费使用情况算了一笔账，2016年国家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8866亿元，占中国当年GDP的4.2％。其中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和其他教育所占的比例，分别为7.2％、45.3％、15.8％、26.0％和5.7％。但是在婴幼儿营养和科学养育方面的投资，几乎为零。
蔡建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部分投入应该纳入政府的公共服务。“免疫接种、定期体检等作为儿童基本公共服务的一部分，这些年一直在做。现在贫困地区也在做婴幼儿的营养补充等。但是对婴幼儿养育问题的重视程度和投资，做得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一些创造性环境。”
蔡建华说，国家卫计委、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都在想推动这些事，他甚至还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等预算过，大约要投入多少资金，能扭转现在的局面。
REAP的一项调研结果证实，即便将儿童早期发展入户指导服务纳入农村地区政府公共服务范畴，所需支出也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如挪威，占GDP 的 1.4％），及巴西和阿根廷等南美国家（占GDP 的 0.5％）。
蔡建华称，现在全国0~3岁婴幼儿有5000万左右。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今明年这个数量还会增加。这些婴幼儿中，大约三分之二没有城市户口。
在他的设想中，全国所有的村庄、社区，都应该有一个养育中心。以每个中心花费 6 万多元计算，政府大约需要投入约 600 多亿元。“去年中国GDP首次突破70万亿，600多 亿元约占GDP的0.1％。如果能占到这个0.1％的比重，并落实到位，且资金用到实处，就可以有极大改观。”
关于人力成本等后续性问题，蔡建华认为，政府主要做的是启动和兜底工作。人力方面，一部分仍可由现职的计生干部或村干部抽调专任。除了培训经费，公共财政所负担的人事支出可基本不变。一部分可由政府面向社会购买服务，经过标准认可、有管理能力的就可以参加。待服务模式成熟、公众观念认可后，自然会有民间资本和人力投入兴办。
在养育师职业化方面，蔡建华称，全国有 5000 万 0~3 岁的儿童，以美国目前的从业者人数推算，中国需要800万人来做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工作。他认为，推动全国的政策，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包括干预模式的讨论、职业标准的建立、测评工具的准备。
他表示，现在还在探索阶段，一些模式正在形成，一旦有了一个明确的规范，获得政府资金的支持，事情便做成了。
人社部已在2015年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增列一项“婴幼儿发展养育引导员”。蔡建华称，行业标准将尽快达成共识，卫计委先承担培训和建立标准的研究工作，成立协会，之后会交给民间机构，大量委托社会机构来做。
蔡建华称，他们也请了专家一起做标准的研究。“过去几年，为规范行业有序化，国家总体上是缩减职业数量的，从2200多种砍到了1400多种。但这个‘婴幼儿发展引导员’是新加进去的，这也能看出国家对这块的重视。”
蔡建华认为，只要婴幼儿早期发展的重要性得到公众认同，足以激励社会资本投入，相关的行业规范、人才培训和专业执照制度亦能逐步建立，这样既能为国家增加就业岗位，也有助于提升婴幼儿的养育质量。
国际学术期刊《柳叶刀》在2016年发布的儿童早期发展系列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 0~3 岁儿童缺乏有质量的早期发展服务，会给儿童、家庭和社会造成长期伤害。给 0~3 岁儿童提供有质量的早期发展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可从源头上提升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质量，是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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