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性抑郁症患病率在大流行期间增加了两倍多。
早在1990年代初，心理学发现了重症抑郁症令人不安的特点——重性抑郁症（MDD）会给家庭和个人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科学家跟踪了这种疾病流行的变化情况，以及给那些痛苦的人带来的影响。我们现已知道，MDD患者会出现一些身心共病症状，例如疼痛和焦虑症。
Paul E. Greenberg发表在《药物经济学》特刊上的文章介绍了重性抑郁障碍给成年患者带来的经济负担。
该论文通过分析2010年（经济大萧条期间）和2018年（经济复苏时的）的数据，并且发现了这种广泛而有害的疾病在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中带给人们的影响。研究显示，患有MDD的成年人的经济负担在2018年增加了3260亿美元，是2010年的138%。
该项研究不仅计算了MDD患者的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该项研究提供了一个多维视角，人们通过可以这个视角更好地了解疾病带来的各种影响。
具体而言，研究发现，治疗MDD本身的直接医疗费用只占疾病负担的11%，而治疗共病的医疗费用占24%。另有4%是自杀相关费用造成的，而无法工作、以及生病期间工作完成能力下降带来的损失占据了经济负担的61%。
显然，治疗MDD或其合并症的医疗费用远低于无法工作（或工作能力下降）带来的损失，疾病带来的额外负担如此之重令人咂舌。
该研究还发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的变化。
首先，自2020年初以来，COVID-19的大流行明显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尽管目前还不清楚COVID-19的大流行对MDD的全部影响，但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估计，大流行期间MDD的平均流行率为27%，是2019年流行率的三倍多。MDD患者数量的空前增加似乎有可能转化为更高的疾病负担。
Greenberg在最新研究中揭示的第二个重大变化是，年轻人患MDD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2010年的1550万MDD患者中，有540万的患者年龄在18至34岁之间，占比35%。而到了2018年，相同年龄段的比例达到了47%（1750万人中有830万人是年轻人）。
病患向低龄化转变的趋势可能会让工作、家庭和学校承受更多的负担。
当年轻人患病后，如果没有得到有效和及时的干预，这些人特别容易受到潜在的不可逆转的不良生活后果的影响，包括高中或大学辍学、青少年养育问题、婚姻或工作不稳定。
第三个变化是MDD治疗治愈率开始下降。尽管治疗比率从1990年的28%增加到了2018年的56%，但在过去15年里，治愈率一直徘徊在较低的水平，仍然有44%的MDD患者根本没有达到完全康复的标准。
如果有更加有效的护理形式，帮助病患将医疗支出更多的转移到治疗MDD本身，而不是治疗共病的身体和精神疾病，那么这种改变将是完全受欢迎的。
第四个重要趋势是，经济复苏期间（2018年）的就业形势比大萧条期间（2010）更为有利。在整个经济周期中，MDD的就业形势非常不稳定。尽管MDD患者具有很高的就业能力，尤其是在经济繁荣时期，但是，经济衰退期间（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群）带给MDD患者的影响，往往不成比例。
研究人员发现，在整个经济周期中，MDD的患病率、严重程度、治疗率和就业率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这种动态变化导致了社会利益和个体雇主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即，MDD患者的管理成本让谁来承担才是最优的方案。这是一个持续的挑战，即使在最好的宏观经济条件下。
通常而言，一种疾病的经济负担与该疾病的流行程度、它对患者造成的损害程度以及它在医疗部门的治疗范围有关。目前而言，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对MDD的影响尚不清楚，因此需要几年时间来积累相关数据，以便为许多复杂的动态变化提供有力的证据。图片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