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區窗口
區域顧問：Rosemary Balsam（北美洲）、Roosevelt Cassorla （拉丁美洲）、Antonio Pérez-Sánchez （歐洲）
行政副主委：Eva D. Papiasvili （北美洲）
由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成員進行的繁體中文翻譯和編輯。
翻譯 (Translation)：王明智 (Ming-Chih Wang)、張秋茜 (Chiu-Chien Chang)、盧乃榕 (Nai-Rong Lu)、劉依盈 (I-Ying Liu)、李芝綺 (Chi-Chi Lee)、唐守志 (Shou-Chih Tang)、陳瑞慶 (Ray-Ching Chen)、吳易澄 (Yi-Cheng Wu)、劉慧卿 (Hui-Ching Liu)
協調(Coordination)：瑪麗亞·伊內斯·涅托 (Marìa Inès Nieto)
一、定義
共演這個概念在精神分析理論中還沒有穩固的地位。這個術語的使用有很大的範圍，從侷限於分析情境，到廣義地描述一般生活中的行為與互動。
Theodore Jacobs (1986) 在一篇論文的標題中首次使用該術語後，共演就經常被當作是屬於北美的概念。然而在當代北美精神分析的文獻中，並無共演這單一概念的存在。反而是一群彼此有緊密關連性，卻又很不一樣的概念。以下的例子為 Akhtar (2009)、Auchincloss 與 Samberg (2012)吸收、結合並擴展的運用，呈現北美對這概念的定義：
移情／反移情的共演（如 Jacobs，1986 與 Hirsch，1998），在此分析師和／或被分析者在行動裡表達移情或反移情願望，而不是反思和詮釋它們。這個術語被 McLaughlin (1991) 擴展到涵蓋「病人與分析師共同喚起的－不可抗力的移情」，並由 Chused (1991，2003) 進一步發展，成為夾帶著兩位參與者潛意識意義的「象徵化互動」，這可能延續到分析外的情境。這種現象可被視為是擴展為兩位參與者的「治療室外的行動」或「治療室內的行動」 (Zeligs，1957)。
被分析者潛意識地引發分析師演出被分析者的潛意識幻想。這個概念類似於「投射認同」與／或「角色反應」。
「是一連串相互鑲嵌的行動化展現，往往是微妙的、潛意識的、互動的、由兩方共同建構的腳本」(Levine and Friedman, 2000, p.73; Loewald, 1975)。在此，「共演」被用於指稱某種互為主體性，因為分析師被當成是雙方發生情事的共同創造者。
在流動交換的涵容分析情境中，任何移情／反移情交流的崩解，所帶來的戲劇性表達 (Ellman, 2007)，或者延續到分析情境之外 (Chused, Ellman, Renik, Rothstein, 1999)，這些展現可能以非語言或語言進行溝通（參見 Steiner 的「詮釋性共演」2006a，見下文）。
由於如 Racker (1948, 1988)，Grinberg (1957, 1962)和 Baranger & Baranger (1961-1962) 等作者增添的歷史影響，以及 Cassorla (2001, 2005, 2009, 2012, 2013, 2015)，Sapisochin (2007, 2013) 等人進 一步的當代研究，使得在拉丁美洲，這個概念的多元性已減少。
在拉丁美洲，當代對共演的理解主要是關於分析場域被病人和分析師雙方的宣洩和／或行為所淹沒的現象。共演的產生源於相互的情緒誘發，並且分析雙方都沒有清楚明瞭這件事正在發生。共演反映了語言象徵化功能的受損，就算有語言的存在，也是以有限且具體的方式被使用著。共演是透過行為和感覺，來憶起早年關係的方式，而這些浮現的行為和感覺則是防衛組織的一部分。（參閱以下慢性和急性的共演之間的差異）
歐洲區塊對該術語的理解，比較接近拉丁美洲的版本，而非北美的版本，因其將此概念侷限於診療室裡的分析時段。然而，對某些歐洲分析師來說，他們的理解與拉丁美洲版本是不同的。他們認為共演較不是病人和分析師的共同創作，而是他們之間互動的結果。共演常常是在反移情或治療室外行動化的文獻中被提到。
例如，Steiner (2006a) 的「詮釋式的共演」觀點是關於分析師的口語溝通，認為分析師的話語雖然以詮釋方式說出來 ，但它表達了分析師在反移情裡的感覺與態度。
在三個大陸區塊的精神分析文化中，關於共演跟詮釋的普遍看法是，無論深層歷程和內容概念表述為何，與精神分析情境有關的共演，都被視為具有發展學的和 ／ 或動力學的意義，所以它們需要被了解並最終被詮釋，儘管這個過程以一種緩慢，且個別化的方式來進行 (Papiasvili,2016)。
二、佛洛伊德時期的背景
當代對共演的論述都可在佛洛伊德所闡述過的概念中找到根源。從布洛伊爾治療安娜歐時期開始(Breuer, 1893) — 這是精神分析文獻中第一次描述的共謀 — 佛洛伊德(1895)就關注病人向分析師展現他或她問題的過程中所發生的行動。移情(1905)首次（在朵拉的案例中）被發現，病人的 幻想結構被投射到分析師身上。佛洛依德於 1899 年的自我分析中（夢的解析）第一次提到伊底帕斯情結，1910 年更讓此概念聲名大噪，他說明了孩童如何在性的面向與其父母有關聯，且會在他們的成年生活中一再重複這關聯模式，而現在則以分析師作為他們父母的替代者。接著是反移情 (1910)，指的是「病人對他潛意識感受的影響」(1910, p.144)。然後是行動化 (1914)（雖然佛洛伊
德早已提過它，認為朵拉提早結束療程是對佛洛伊德的報復，佛洛伊德是她要對 K 先生懲罰情緒的替代對象）。當代術語 「共演」 (1914)的另一個基礎，來自於他理解強迫性重複的重要性。這概念描述了創傷如何潛意識地在治療與生活中重複出現。佛洛伊德寫到：
「它的再現不是用記憶的方式，而是以行動的方式；當然，他在不知道自己重複它的情況下重複著…他無法擺脫這種強迫性重複；最終我們瞭解這是他記憶的方式…」(1914, p.150)
1923 年，結構理論的發展讓大家的焦點在防衛機轉及其與自我的關係。共演概念核心的防衛是投射、內攝、與再投射。總而言之，目前對共演的概念體現了佛洛伊德的許多概念，當然也超越了他曾著墨的範疇。
三、概念的發展
共演一詞和行動一詞很類似，而行動的某種意義是演出戲劇性或誇張的角色。在早期和當代精神分析文獻中，都未明確定義動詞共演與其對應的名詞共演。它通常意指在治療情境或日常生活中，病人外化了內在世界的戲劇性。再共演一詞也具備相同含義。
在 Jacobs(1986)的開創性文章〈論反移情共演〉中，描述共演是分析師對自身明顯的不適當反移情行為，感到驚訝的情況。稍後，分析師可能察覺自身行為、病人的情緒誘發，和分析師個人因素之間的關聯。Jacobs(1991, 2001)進一步澄清、強調、且普及「共演」一詞。他把共演當作是在分析裡一種特定現象的命名，一位參與者的心理透過與另一位參與者的相對關係而演出。他試圖要表達共演的概念，是病人、分析師、或雙方被正在進行的治療工作，激起各自的衝突與幻想，而產生的行為反應。此概念不僅連結到移情與反移情的相互影響，這些行為也會透過記憶，和聯想的念頭、潛意識幻想、及嬰兒期與兒童期的經驗等產生聯結。因此對 Jacobs 來說，共演的想法包含於再共演的概念中，亦即在分析情境中再經驗了雙方過去心理的零碎片段。
Jacobs 提出的共演概念，和 Winnicott(1963)一些悖論的概念有所共鳴。也就是說，假如分析進展順利，且移情加深，基於正常的嬰兒期全能感的需求，在移情裡，病人會挫敗分析師。
然而 Jacobs 並非第一人，Hans Loewald 在更早就使用了這個詞彙，在〈精神分析做為一門藝術與分析情境裡的幻想角色〉 (1975)一文中，寫道：
「……病人和分析師相互參與的過程……涉及再共演， 戲劇化病人精神生活史的某些內容，是在分析師導演下，與分析師共同創造並扮演出來。」(P.278-9)
在移情精神官能症中，病人和分析師共同創造出錯覺。彷彿舞台劇般，病人領銜再次創造其幻想。分析師的角色是多面向的。他或她既是導演，也是病人生活中不同的角色。病人和分析師是這劇作的共同作者，同時體驗著幻想和現實。分析師並非簡單地演出各種角色而已，他會反 思，最終病人得以進入自身的內在世界，並逐漸接管劇本的指揮權。亞里斯多德說的 「行動形式裡的行動模仿」，用精神分析的詞彙來說既是再共演，也是重複。Schafer(1982)，曾是 Loewald的同事，也相信自我敘說的多樣性，或「故事情節」被視為被分析者基本故事的不同版本，並與分析師共同演出（監禁、重生或是伊底帕斯競爭的劇本）。
Sandler(1976)注意到病人與分析師之間的相互誘導，以及分析師對病人的潛意識刺激所產生的自發反應，他將此命名為角色反應性。
共演的概念逐漸被廣泛使用，對此主題的討論在精神分析文獻中也更為常見(McLaughlin, 1991; Chused, 1991; Roughton, 1993; MaLaughlin & Johan,1992; Ellman & Moskovitz, 1998; Panel, 1999)。對有些人來說，共演一詞只不過取代了行動化一詞，雖然我們應該會記得行動化是德文字 Agieren 的英文同義字。德文的 「er agiere es」源自 「但就是行動出來了」（……病人不記得任何他已忘掉或潛抑的內容，但就是行動出來了。Freud, 1914. P.149）
在某些精神分析文化中，行動化一詞起初意指的是，或多或少偶發而衝動的行動，闖入了預期的自由聯想中，這樣的看法限縮了 Agieren 原本的概念；同時，行動化一詞也被使用於標示衝動和精神病態人格的行為，其道德性的意涵污染了它在心理健康和法律專業中的使用。因此以共演一詞取代行動化，目的在於消弭它在概念上的混淆不清和暗示的負面性。
共演一詞在法律上的意涵，如同一條法規、命令或法令，也必須考慮它是必須服從的秩序。精神分析中的共演概念合併了兩種意涵：依照定義，兩方成員都參與在共演中，無法完全地覺察正在發生的事。分析師被兩人關係所驅動，易受其內在議題與盲點的影響。相對地，在行動化 中，病人流瀉出的行為能被分析師注意到，因為分析師未允許自己參與其中。
許多分析師描述了近似於我們稱為共演的情境，但並沒有使用這詞來稱呼。這概念使得相似的現象能夠匯集在一起，起初與佛洛伊德有關，後來由不同理論取向的分析師闡述的詞彙，例如重複、再活化、外化、行動化等。這詞彙逐漸成為精神分析共同觀點的一部分。新近的討論和研究可以參閱 Paz(2007), Ivey(2008), Mann ＆Cunningham(2009), Borensztejn(2009), Stern(2010),
Waska(2011), Cassorla(2012), Sapisochin(2013), Bohleber et al(2013), 及 Katz(2014)的文獻。
共演的品質與強度，因著不同程度的缺損或象徵能力的障礙而有所變化。最溫和的可能像是「實現化」(Sandler,1976)，滿足了對分析師的移情願望。最惡意的則涉及因分析師的能力障礙，導致濫用權威的行逕，超出了分析治療的界限(Bateman, 1998)。
精神分析文獻論及共演是否具傷害性，抑或是必要且有助益的。趨勢是認為當分析師面對創傷的、精神病的或邊緣型的性格結構時，即使整體樣貌以精神官能症為主，共演自然就會發生。它們在被理解後當然是有所助益，但這理解只能在它被辨識後發生，也就是所謂的「事後作用」（Nachtraglichkeit , après coup, 或 in deferred action）。那些未被足夠辨識出的共演，則會阻斷並破壞分析的歷程。
三 A. 北美洲於此概念的演進：英國客體關係的附加影響
投射認同是共演的重要成份。首先是 Klein(1946/1952)的描述，定義為潛意識幻想，由自我分裂出好的與壞的部分，並投射到客體。Winnicott 也使用這個概念。Bion(1962)則將投射性認同擴展至，前語言期和／或前象徵期的母嬰溝通。Joseph(1992)針對 Bion 的概念作補充，提出主體主動卻隱微的行為運作（與其精神內在的陰謀相伴），使治療室內產生一種氛圍，激發分析師（客體）產生某些特定的情緒、感覺、和想法，以不尋常的方式促使分析師出現某些行為，然而這些總是與被分析者（主體）的內在基模一致。O’Shaughnessy(1992)描述了兩種共演，「飛地 (enclaves)」和「出遊(excursions)」，可能對分析歷程具有破壞性。當分析師將分析變成避難所 時，「飛地」就接踵而至；而當分析師將分析轉而向外竄逃時，「出遊」就隨之而來。 O’Shaughnessy 辨識到部分而有限的行動化是臨床情境中不可避免的，但當它無法被涵容而變成問題時，就會惡化成破壞類型的共演－「飛地」和「出遊」(Shaughnessy, 1992)。
另外，共演可被視為前述 Winnicott 想法(1963, p.343)的一個例子，我們藉著挫敗而成功－也是挫敗病人的方式。這觀點和藉由矯正經驗去治癒的簡化理論差距甚大。解讀 Winnicot 的意涵，共演可以是病人與分析師於此情境相遇時，自我所提供的服務，因而有毒的事物被帶進他或她能控制的場域，藉由運用投射與內攝機制來處理。
亦即，對北美洲而言，共演概念的根源深植於佛洛伊德，也深植於客體關係的傳統。
三 B. 拉丁美洲概念的演變：更廣的脈絡與先驅概念
拉丁美洲的精神分析思想，受到 1940 年代與 1950 年代間，深入研究分析過程的先驅作者們
的影響，他們特別著重於分析過程裡，雙方成員之間所發生的事情。Racker (1948,1988) 研究「互補性反移情」，視其為分析師認同了病人內在客體的後果。Grinberg(1957,1962)描述「投射性反認同」，意指當分析師允許自己被病人的投射認同所接管，並且毫無覺察地對它們作出反應。之後 Grinberg 修飾他想法的某些面向，指出這個概念的效用在於理解發生於分析雙方成員之間的種種。Racker 和 Grinberg 都描述到相似於現行的共演概念的情境。他們和其他的作者影響了 Willy和 Madeleine Barangers，他們以克萊恩的想法為基礎來描述分析場域 (Baranger & Baranger, 1961- 62, 1969, 1980)。
所謂的分析場域是在某個地點／時間，包含參與相同動力歷程的兩個人（分析師和病人），如果沒有參照另一方，兩人中的任一人都無法理解這歷程。兩者形成一個稱之為雙人潛意識幻想的結構，這超出了兩個參與者所有面向的總和。在此脈絡下，Barangers 描述分析場域中的產物，將其命名為堡壘(bastions)。在防衛性的構造裡，病人的某些部分與分析師的某些部份相互糾纏，彼此吞沒。堡壘可能會表現為一種靜態的外來物，此時分析過程看似可以繼續進行，但是堡壘掌控全局，使得過程變成病態的。堡壘的概念近似於慢性共演的想法(Cassorla, 2005)。
因為有這些發展，拉丁美洲的精神分析文化快速地吸收共演的概念。拉丁美洲對象徵過程的當代研究，更進一步地促進此一概念的闡明(Cassorla, 2001, 2005, 2009; Sanchez Grillo, 2004; Sapisochin 2007, 2013; Gus 2007; Paz, 2007; Borensztejn, 2009; Rocha, 2009; Schreck, 2011)。
四、當代發展和美洲與歐洲對此概念的使用四 A. 拉丁美洲：發展和臨床關聯
在文獻中所描述共演這樣的臨床情境，通常是指某些行動和唐突的行為，讓分析師覺得失去其分析功能。例如，他會意外地發現他表現出諷刺性、攻擊性或誘惑性，或者發現他失去興趣，或者過早的結束或延長治療時間。他可能發現自己過度著迷於病人說的有趣故事，或者一直和病人爭論。在這些情況下，他注意到他的分析能力受損，因此覺得困窘而有罪惡感。之後分析師或許會意識到，他是認同病人投射的某些面向。明確地說，這些現象應該被稱為急性共演(Cassorla, 2001)。有時候，分析師的行為會比病人的更為明顯。反移情共演一詞即是用來指涉分析師的行為。
Cassorla (2005, 2008, 2012, 2013) 研究邊緣型人格形構時指出，早在急性共演出現之前，分析雙方早已架起長期且延宕許久的共謀，在此共謀中，病人和分析師變得彼此無法區分。這種共生的兩人組合表現出相似於戲劇表演或模仿的行為(Sapisochin, 2013)，此類行為被稱作慢性共演。雙方都無法察覺到正在發生甚麼，在急性共演發生並且實現後，他們才會察覺到。
順序的研究：慢性共演（未覺察的） --> 急性共演（覺察的）-->慢性共演的實現已發生 –在象徵歷程受損的領域工作時，共演序列的研究提供分析過程某種自然歷史的描述。臨床事實使防衛構造浮現出來，以此防衛構造避免感知到三角現實，這現實是一種創傷經驗。臨床經驗顯示出以下的順序：
階段一 、分析師知道他自己面對一位難以接近的病人，病人攻擊和破壞分析的過程。然而，確定的是，由於耐心與堅持不懈，這些困難將可以被理解。
M 時刻：在某個時刻，分析師驚訝地發現，自己因為衝動地介入或行動，而感到困窘，並有罪惡感，覺得自己失去了分析能力。他害怕對病人已經造成傷害，並且想像即將發生的後遺症。
階段二 、 分析師忍受他的負向感受，注意著行為會帶來的後果。讓他驚訝的是，分析過程變得更為豐富，而且思考的象徵網絡更加擴張。對 M 時刻的理解，強化了分析的連結，病人聯想到正在修通過程裡的過去創傷情境。
對於前述事實的進一步研究讓分析師了解到，在階段一，他未察覺到，他和病人早已在雙方工作的某些領域裡，涉入某種長期的共謀（慢性共演）。這個現在被識出的共謀，在施受虐劇本
和相互理想化劇本間輪替。分析師和病人相互控制，並且成為彼此的延伸。
分析師在回顧Ｍ時刻時了解到，事實上，他並不是在此時才失去分析能力，而是在更早的階段一就失去了。事實上，從 M 時刻可看出，這個能力正在恢復中。例如，分析師預設好的攻擊，便是解除了受虐式的共謀，或廢除了阻礙分析過程（階段一）的相互理想化關係。M 時刻揭示了一種急性共演，它使早期的慢性共演得以消除，同時使它可被感知到。因此，急性共演呈現了與三角現實接觸的創傷經驗。有些時候，在清晰地覺察到急性共演之前，防衛組織立即轉回慢性共演，這種與三角現實的短暫接觸，可能被幾乎覺察不到的急性「微共演」所標記(Cassorla,
2008)。在未能察覺的慢性共演階段，分析師仍然會堅持不懈地工作，即使他可能覺得並沒有足夠的進展。即便如此，他的工作在象徵的網絡中，仍然在某處隱隱地繼續為創傷性空洞賦予意義。儘管在分析場域裡可能並不明顯，但那防衛組織已逐漸解除。當象徵性的網絡得到充足修復時，對三角現實倏地有所覺知的急性共演就會浮現。此時，在分析中的兩人組，感覺到自體與客體的分離是可以忍受的。因此這種分離可以視為是較為和緩的創傷。由此可見，急性共演是一種混合產物，它既包含創傷情感的宣洩，也是在分析的此時此地歷程裡創傷的象徵化產物。當分析師覺察到共演，並以事後作用的方式重新賦予意義，那麼象徵性的網絡會進一步擴展。這種擴展使得與創傷效應相關的新聯想浮現，並得以進而修通，因此刺激了分析師（階段二）的建構。
當病人透過溝通的投射認同，將主要的象徵面向引入分析場域，病人與分析師之間就瞬間形成共謀。此共謀經由分析師的移情詮釋而被解開。類比來說，這些瞬間形成的共謀可被稱為正常的共演。
Cassorla(2008, 2013)運用 Bion 的思考理論來討論這些臨床面向，他提出慢性共演構成了一種情境，即分析中的兩者都無法將發生在分析場域中的情感經驗入夢。他把慢性共演描述為無夢的兩者。另外，那些解開慢性共演的急性共演，是構成宣洩與無夢的混合體，正開始在分析場域裡夢著此時此地。象徵化的能力是分析師在慢性共演中使用隱微的阿爾法功能的產物。
四 B. 北美的發展與臨床的關聯性
正如同拉丁美洲的作者強調這個概念的重要性，以便能更加理解與兒童及青少年工作的分析技術(Sanchez Grillo, 2004; Rocha, 2009; Borensztejn, 2009)，在北美，兒童與青少年的分析師也在此概念上開展，並把它運用到臨床工作與理論上。
Theodore Jacobs 在 1986 年的文章中，納入對「共演」情況的關注，而擴展了成人工作的反移情研究。Judith Chused 在與年輕人的工作中，採用 Jacobs 的方式，探查分析師自己的反應，因而寫出了分析師有效地運用自己的例子。Chused (1991,1992)提供了他與潛伏期的孩童、青少年、及年輕成人工作的詳細臨床案例。在 2003 年，Chused 更廣泛定義了「共演」：
「當病人的行為或話語刺激了分析師的潛意識衝突時，導致某種對雙方都具潛意識意義的互動發生，這就是共演。反過來說，當分析師的行為或話語刺激了病人的潛意識衝突時，也
會產生一種對雙方都有潛意識意義的互動，這也是共演。無論在分析之中或在治療室外，共演都會隨時發生…某些最重要的…發生在…分析師被潛意識動機推動的行為，已脫離了他意識上的意圖 ，而當他審視它時，會『感覺到不對勁……』」 (Chused, 2003, p.678)。
Judith Mitrani 在 1995 年創造了術語「未心智化的經驗」，標示嬰兒期最早的一些情境，在後來的分析中透過共演表現出來，在這個過程中，能夠在移情裡被詮釋，並且為我們想像的建構，提供了重要的形式。後來她 (Mitrani, 2001) 意識到，在這樣的脈絡下，「經驗」這個詞是不恰當 的，因為必須要有精神上的覺知，因此需要某程度的心智化才能去經驗某事物。因此她特別指
出，發生在個人身上與受苦於某事物之間的區別，後者因後續借助可涵容的客體而進入了覺知的領域 ；也就是說，有些「甚麼」已在心智中達到一定程度的意義。
在此 Mitrani 回到 Federn(1952)、Bion(1952)和 Winnicott(1974)的概念。Federn(1952)對承受痛苦與感覺痛苦之間做出了重要的區分。對他而言，承受是自我運作的主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引發痛苦的事件，例如挫折或是失去客體，被自我充分的承受，其強度也被體會和欣賞。因此，在這承受的過程發生了轉化，同時自我也發生了轉化。相對地，在感覺痛苦時，這些引發痛苦的事件不能被自我所忍受與修通。這些痛苦無法被涵容，僅僅觸及到自我的邊界就被排除。每一次再出現痛苦的感覺，都會以同樣的強度影響自我，並且造成創傷的效應。Winnicott 先前在《崩解的恐懼》(1974)指出--「事件發生」與「經驗」之間的區別--崩解發生在嬰兒早年時期，但從來沒有被經驗過。這種說法間接地與 Bion 的思考理論（(Bion, 1962)相關聯，在嬰兒時期，當身與心尚未相互區別時，原始的知覺印象 ／貝塔元素被記錄在身體內，並以身體的方式來主張自己，需要借助母親涵容的阿爾法功能消化後，精神的再現才有可能呈現出來。
從 Mitrani 的觀點，這種有感受卻沒有承受痛苦的「未心智化的事件」，被記載在感官或身體層次上，尚未被賦予任何象徵意義，可能是分析過程裡許多共演的根源。當分析師善用這些共
演，使身體與其他精神再現，產生有意義的關係時，身體能夠再次有機會變成是具有象徵的再現。
Van der Kolk 和 Van der Hart (1991)從神經生物學的角度，透過身體記憶研究身體在共演當中的角色。他們的討論範圍包含了，早期與 Janet 和 Freud 相關的神經生物學觀點，到現今創傷記憶在大腦裡身體編碼的假說。
對關係學派來說，共演是心靈(psyche)理論的核心概念，也是理解臨床分析中治療活動的核心概念。自 1980 年代以來，活躍於美國的關係學派理論家，如 Anthony Bass 等人描述了他們的見解：
「當代關係學派很大程度被定義為…藉由他們強調共同參與的品質：移情與反移情的互補及互相形塑下，所產生的互動、互為主體性、以及互相影響。用盡全力捕捉潛意識，讓常常看似共演的地雷區的交涉協調歷程，呈現出令人驚豔的現象…(Bass, 2003, p. 658)」。
Irwin Hoffman (1994) 形容辯證思考乃是這種取向的一部分，他也檢視，比方說病人引發潛意識互動的獨特能力，對分析師的權威性、相互性和可靠性，在技術上所隱含的意義。對 Bromberg
(1998, 2006) 而言，心智是有著多種自體狀態變換的景緻。在治療情境中的共演，是去碰觸到先前隱蔽而無法觸及的自體狀態的途徑。根據 Bromberg (2006)、Bass (2003)、Hoffman (1994) 與 Mitchell (1997)之論點，關係取向的傳統是，分析師以他們自體狀態的變換為線索，來了解病人內在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共演同時也是互為主體系統取向的核心。這取向是由 Robert Stolorow 等人在 1980 年代後期發展而來，它闡明了關係取向治療的人際面向。在互為主體取向中，共演被視為是從解離的關係狀態中演變而來，呈現了病人早期轉錄的神經經驗與創傷，而形成的人際溝通模式。互為主體學派是受到神經科學研究，以及針對嬰兒、孩童與其父母非語言溝通的研究所啟發，例如 Beatrice Beebe 與 Frank M. Lachmann (2002)等人的研究。
以色列分析師 Ilany Kogan (2002)，為美國耶魯創傷研究團隊之重要成員，曾經探討納粹大屠殺生還者中那些孩童的共演。她將之定義為「透過具體的行動，在生命中強迫式再造他們和父母的經驗」(2002，P.251)。這重要的臨床例證正顯示，內在生命的情感敘事會被隱藏到覺察之外。涉及了創傷在世代間傳遞，佛洛伊德理論裡人際間潛意識的溝通，以及--雖然 Kogan 沒有在這個悲劇個案裡提及--Hans Loewald(1975)的想法，關於分析就像是戲劇表演的模擬。Kogan 區分她在共演的使用上與他人不同，例如，相對於 Jacobs (1986)，她並不特別聚焦在病人與分析師之間互動的立即性。她的觀念更像是混合了佛洛伊德提到的診療室內與外的行動化，也類似 Sandler(1978) 與 Eshel (1998) 提出的具體化的概念。她將這術語與「黑洞」(P. 225)做連結，精神核心意識訊息裡的缺口，但不是空洞的（參考 Auerhahn 與 Laub (1998) 提到的納粹屠殺的「空洞
圈」(empty circle)與其他嚴重的創傷。）Loewald (1975) 談到共演裡所固有的精神缺席，可經由分析而發現，繼之促進病人的分化、成長、與自主。在這層意義上，Kogan 是相似於 Loewald。
Kogan 以臨床案例說明她的想法，如下：一位在青少年時期厭食（父母挨餓的共演行動）的婦女，她的父親隱瞞他曾有過第一任妻子與孩子，並且在納粹屠殺中失去他們這件事，而她自己則與一位曾經拋棄過太太與小孩的三十一歲男人結婚。雖然自己對此並不知情，她與這位男人結婚正是她共演了父親的情況。在分析期間，她有一天不經意地遺棄了珍愛的小貓，小貓死在一間過熱的浴室。後來她在一間瓦斯外溢的臥室裡睡著了。她當時並不曾知道她父親的經驗。透過移情工作才察覺種種潛意識認同，對受害者、加害者，以及發生在她內在裡的各種自我懲罰。最 終，得以說出她的家庭敘事。
四 C. 歐洲發展與臨床的關聯
歐洲的分析師在論及相關的臨床現象時，將共演與相關的術語等同於反移情與行動化的概念。一般來說，他們是將這概念特地限定在分析情境之中。
事實上，許多歐洲的分析師談到行動化或是共演，指的是相同的臨床事實，將這兩個詞當成是同義詞。然而，對一些分析師而言，共演卻可以被視為行動化的衍生發展，源自於佛洛伊德的 Agieren（付諸行動） (Paz, 2007)。儘管如此，仍然有其他的分析師，認為它們有所不同，但它們
在臨床場域中是可以並存的，會在分析過程的不同情境中發生 (Ponsi, 2013)。根據 Sapisochin，分析配對之間的共演，是洞見那些未被潛抑的潛意識的最佳途徑；這樣的潛意識，雖然難以透過言語再現，卻是以情緒經驗的想像名冊般的形式存在，稱之為「精神姿態」 (Sapisochin, 2007, 2013,
2014, 2015)。
絕大多數的歐洲作者認為，分析師的共演是病人的行動化或共演的衍生後果。因此，共演描述的不只是分析師，也是和病人相關的事實；在某些歐洲分析師中，主要運用此觀念於分析師與病人兩者。儘管後者的概念，有些作者會說是病人的「壓力」或「行動化」，將分析師拖進共演之中。
他們也覺得共演，至少有某種程度，在了解病人與分析師之間發生何事之前，是無可避免的
(Pick, 1985; Carpy, 1989; O'Shaughnessy, 1989; Feldman, 1994; Steiner, 2000, 2006a)。
在法國精神分析中，「行動化」這個專有詞彙（Mijolla 在 2013 將之翻譯為「行動」('passage à l'acte')）是相當普遍的，而「共演」反而鮮少被使用。然而，相似地，其他精神分析社群認為是共演的分析情境，仍會被重視：他們通常將它定義解釋為「演出」(mise en scène' )或是「發生作用」(mise en jeu)。Gibeault (2014) 用新的詞彙 'énaction'來描述一種治療情境內的行為與話語，乃是透過反移情式的「共演的同感」而賦有得以轉化之可能性。義大利 De Marchi (2000) 和 Zanocco等人(2006) 也將同感，更精準地說是「感知的同感」，視為屬於原初連結的領域，是類似共演的一種基本溝通工具。Green 認為 “énaction”是對治療框架的攻擊(Green, 2002)。同樣在法語區，比利時作者 Godfrind-Haber 與 Haber (2002)在「共享的行動經驗」中廣泛地寫了很多關於與共演相關觀念，強調「共享的相互精神間的潛意識行動」的價值。這可以被看作是前象徵的準備階段，在病人能夠朝向象徵化的復原做出「象徵的跨越」，之後的詮釋才可能被經驗成是有意義的。
在歐洲分析師中，反移情概念的發展，意味著在病人移情的壓力下，分析師不夠好的反應。投射認同的概念，允許我們了解這些過程的動力。Sandler 貢獻了關於角色反應性的概念，而 B.Joseph 用「完全情境」的概念來深化病人--分析師的關係，他們都是描述接近共演現象的作
者。Steiner 澄清反移情和共演的關係：「我認為情緒和智性的臨場呈現是反移情，而轉化為動作就是共演」(Steiner, 2006b, p.326)。
和美國一樣，歐洲大多數分析師認為共演是無可避免的，正如移情和反移情的概念曾經有過相同的處境。然而，美國分析師大部分的想法，都把共演視為是有用、可取和可以工作的類型，但是大部分歐洲分析師的看法卻相反，他們視共演，本質上是分析師涵容分析功能的失敗，只有當分析師能覺察到、有能力詮釋、並且在分析歷程中修通它們，那麼共演的出現才是有用的。 Gibeault (2014)的「共演的同感」、DeMarchi (2000) 和 Zanocco (2006)的「感知的同感」、及 Godfrind-Haber 和 Haber(2002) 的「共享的行動經驗」，這些例子都是與共演相關的概念，針對其前語言的、前再現的、和前象徵化的材料，這些都強調分析式地接近和工作。儘管不是一種主
流，但他們豐富了歐洲和全球關於共演和共演相關現象的對話。
五、結論
當分析裡配對的兩方被戲劇性地擾動（急性共演），意味著先前的慢性共演被鬆開了，而在分析中正活躍著。分析師需要去覺察這樣的狀態，嘗試去理解，然後詮釋所發生的事。如果這點被忽略，或回復慢性共演，那麼分析場域就可能會被破壞。此外，藉由分析師書寫分析材料時的
「再回顧」、反思或與其他分析師的討論，分析師可以再深入確認出慢性和潛在急性共演。
共演帶有潛在發展和動力的重要意義。傾聽、分析、理解和詮釋共演，都可以將未象徵化的身體表現，和病人在他或她日常生活中行動化的機率，都減到最小。如此一來，那些未曾記住和難忘的嬰孩和童年事件／意外--包括那些跨世代傳下來的--加諸於病人現在的關係和牽涉到人生追求的負擔，也許可以被移除。分析師透過對病人同感的理解，能對病人經歷甚麼更能了然於心，因而有意義地深入並擴大病人情緒轉化的分析經驗，也深入並擴大分析師在分析歷程中多面向的參與。
在歐陸三大精神分析文化裡盛行的觀點，是共演要被理解且最終要被詮釋，然而留心反移情共演類型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尤其當分析師分析式的涵容能力下降時，不只是以非語言的方式表達出來，甚至可能偽裝在語言型式的詮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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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北美對於共演主題的綜合評論，參閱 Ellman 和 Moscowitz, 1998, Enactment: Toward a New Approach to the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Library of Clinical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Jason Aronson, Inc
有關國際間多元理論回顧的例子，參閱 Bohleber W, Fonagy P, Jiménez JP, Scarfone D, Varvin S, Zysman S (2013). Towards a Better Use of Psychoanalytic Concept: A
Model Illustrated Using the Concept of Enactment. Int J Psycho-Anal, 94:501-530. (2013)
有關急性共演與慢性共演概念在國際間的驗證過程，參閱 Cassorla (2012), What happens before and after acute enactment? An exercise in clinical validation and broadening of hypothesis. Int J Psycho-Anal, 93: 5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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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顧問與撰稿人
拉丁美洲：Roosevelt Cassorla, MD, PhD
北美洲：Rosemary H. Balsam, MD; Andrew Brook, Dr.Phil.; Judith Mitrani, PhD; 顧問：Theodore Jacobs, MD
歐洲：Antonio Pérez-Sánchez, MD; Maria Ponsi, MD
跨區域協調聯合主席：Eva D. Papiasvili, PhD, AB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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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 (Coordination)：楊明敏 (Ming-Min Yang)、周仁宇 (Jen-Yu Chou)、林俐伶 (Liling Lin)、陳冠宇 (Kuan-Yu Chen)、蔡榮裕 (Jung-Yu Tsai)
編輯 (Editing)：王明智 (Ming-Chih Wang)、陳瑞君 (Jui-Chun Chen)、劉依盈 (I-Ying Liu)、楊筑甯 (Chu-Ning Yang)、劉玉文 (Yu-Wen Liu)、吳念儒 (Nien-Ju Wu)、魏與晟 (Wu-Chang Wei)、蔡榮裕(JungYu Tsai)
校譯 (Proof-reading)：黃君瑜(Chun-Yu Huang)、粘慧美(Hui-Mei Nan)、黃偉卓(Wei-Cho Huang)
審閱 (Final-checking)：林俐伶(Li-Ling Lin)
協調(Coordination)：瑪麗亞·伊內斯·涅托 (Marìa Inès Ni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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