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區窗口跨區域顧問：Christine Diercks（歐洲），Daniel Traub-Werner（北美洲），和 Héctor Cothros（拉丁美洲）跨區域協調聯合主席：Eva D. Papiasvili 由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成員進行的繁體中文翻譯和編輯。翻譯 (Translation)：楊筑甯 (Chu-Ning Yang)、黃泰翰 (Tai-Han Huang)、劉又銘 (Yu-Ming Liu)、陳昌偉 (Chang-Wei chen)、呂思珊 (Szu-Shan Lu)、沈志仁 (Chih-Jen Shen)、洪雅琴 (Ya-Qing Hong)、丁耕原 (Keng-Yuan Ding)、張秀玲 (Hsiu-Ling Chang)、莊麗香 (Li-Hsiang Chuang)、賴憶嫺 (Yi-Hsien Lai) 協調 (Coordination)：瑪麗亞·伊內斯·涅托 (Marìa Inès Nieto)
一、介紹與定義
二、理論發展階段：佛洛伊德
三、歐洲與北美的後佛洛伊德發展
四、拉丁美洲的概念用法
「…我們的心智生活從兩兩對立中泉湧而出」
（佛洛伊德，1899 年 2 月 19 日給W. Fliess 的信；佛洛伊德全集，1886-1899，278頁）
佛洛伊德所創建的精神分析理論，建立在精神的衝突上—這是人類心智的運作，反映出對立的力量與傾向之間的互動。潛意識衝突被定義為是個體未能察覺的力量在心智中的互動，而精神分析特別強調潛意識衝突的效應。在衝突中，兩相對立的願 望、感受、需求、利益、想法、價值，彼此會互相抵觸。在精神分析理論中，精神衝突是人類心智動力的核心，在古典觀點中，精神衝突受本能〔驅力〕能量所驅動，並受情感灌注的幻想所調節。所有的心智歷程都是立基於相衝突的精神力量之互動，接下來又與外在刺激形成複雜的交互作用。
精神分析的主題是精神衝突的潛意識潛伏的那些部分，它最終將立基於潛抑的嬰兒式願望中。這些潛意識的內容會以扭曲的形式重新浮現，例如夢境、失誤行為、症狀、以及文化表現的形式。
對佛洛伊德而言，精神分析中核心的衝突是伊底帕斯衝突。座落在嬰兒式慾望與禁令之間的紛爭，構成了精神生活及其表現的動力。除了其動力的特性，衝突也具備許多後設心理學的成分：地誌學的（意識、前意識、潛意識），經濟學的（感官過度刺激、現實和享樂原則），起源學的（依自我功能的發展而定），以及結構上的（自我、超我與原我之間的衝突）。此外，伊底帕斯衝突是處於本能／驅力的二元論之間（性本能／自體保存本能、自我力比多／客體力比多、生／死本能）。
客體關係的理論家所提出的概念化，透過強調（內化的）自體與客體關係的特 性，擴展了衝突論的舞台。無論衝突是否被意識所接受，而能被實質地處理、或者是否必須要被潛抑，都取決於涵蓋的本能力量〔驅力〕的強弱，以及個體的心智應對能力與環境條件。
根據當代北美、歐洲與拉丁美洲字典與文章的推展與擴展 (Akhtar’s 2009, Auchincloss and Samberg 2012, Laplanche and Pontalis 1973, Skelton 2006, Borensztejn 2014) ，（潛意識）衝突能被以下兩兩成雙的論述所定義：
1、外在的相對於內在的／精神內部的衝突：前者指的是個體與其環境間的衝突，而後者指的是個體自身精神內部的衝突；
2、外化的相對於內化的衝突：前者涉及已經轉移到外在現實的內在衝突，後者指的是受到與個體驅力與慾望對立的環境限制的合併而引發的精神問題；
3、發展的衝突相對於時代錯置的衝突：前者指的是發展上常模的、特定階段的、發展轉化的衝突，是由父母挑戰了兒童的願望，或是由兒童本身相互矛盾的願望而引發 (Nagera, 1966) ，後者指的是非年齡特定的，並且可能是構成成人階段的精神病理的基礎；有些類似的是，此二元性被 Laplanche and Pontalis (1973) 特指為伊底帕斯衝突相對於防衛衝突；
4、系統之間相對於系統內部的衝突：前者指的是原我與自我，或自我與超我之間的張力 (Freud, 1923, 1926) ；後者 (Hartman, 1939; Freud, A. 1965; Laplanche 1973) 指的是不同的本能傾向（愛－攻擊），或不同的自我特性或功能（主動－被動），或不同的超我命令（謙遜－成功）間的衝突；
5、結構衝突相對於客體關係衝突：前者指的是三大主要精神結構，也就是原我、自我、超我，三者競逐帶來的緊張分歧 (Freud, 1926) ，此被經驗為完全屬於個體自身的衝突。後者指的是在結構分化前已經存在的精神空間中的衝突 (Dorpat, 1976;Kernberg, 2003) ；另一個對此二元性的說法是伊底帕斯相對於於前伊底帕斯的衝突；
6、異議型態衝突相對於兩難選擇型態衝突 (Rangell, 1963) ；或可類比為，收斂相對於發散的衝突 (Kris, A. 1984, 1985) ：前者指可透過妥協（形成）而和解的精神內部力量之間的衝突，後者有時稱作「非此即彼」的衝突，指的是那些不可能接受調解的衝突，只能被迫選擇其中一方，接著哀悼或放棄其他選擇。
全世界許多不同的精神分析學派之間，存在著各種異同，重視衝突的程度也不盡相同。光譜的一端是當代佛洛伊德學派與克萊恩學派的傾向，繼續秉持著衝突是形成精神發展與功能的核心概念的想法。光譜的另一端則可能是 Kohut 的自體心理學觀 點，此發展理論基於精神結構的匱乏與獲得，而呈現了很不一樣的典範，除了簡短提到父母與孩子之間的衝突之外，焦點放在不同的自體客體需求，與衝突有關的觀點則退居背景。
如何看待衝突，是關乎以下兩者的決定性因素之一：佛洛伊德的理論發展，相對於，佛洛伊德之後的精神分析理論的發展。
追蹤佛洛伊德對衝突概念的變化，可以劃分出他的理論發展的不同時期。三種不同的精神病理試圖用來管理衝突的獨特方法，會發展出不同的病徵。歇斯底里症是將性與社會之間的爭鬥，以身體症狀的方式顯現出來，製造出心智與身體間的衝突。強迫症的個體將想法與情感之間的衝突，置換為看似無害的強迫想法。妄想症的病人將他們無法相容的經驗投射至外在世界，創造出內在與外在世界間的衝突。這些無法充分解決精神衝突的獨特方式，漸漸在不同的理論發展階段形成體系。
二、A. 創傷與前分析的宣洩時期 (1893–1899)
在這時期，佛洛伊德討論創傷事件相關的情感與社會道德的禁律，這兩者間的衝突指出了內在－外在的、人際間的衝突，其中就隱含著內在對立的力量概念 (Freud, 1893-1895) 。西元 1899 年，比較夢與歇斯底里症狀，佛洛伊德追溯其 1894 年關於衝突的論述：「並非只有夢是願望的滿足，歇斯底里發作也是一樣…我很久以前就曾經說過…現實—願望滿足。我們的心智生活就是起源於此兩兩對立的配對。」 (Freud, 1899, p. 278) 。在他早年歇斯底里的工作中，佛洛伊德發現這些病人的性慾望與社會規範衝突，而病態地消除衝突就造成了症狀。症狀正是解決衝突的不充分方法：「…病人…享有良好的心智健康，直至他們概念的生活發生了不相容事件…直至他們的自我被迫面對一種引起了痛苦情感的經驗、想法、或感受，以至於主體決定要去忘掉它，因為他沒有信心自己有能力用思考－活動，來解決不相容的想法與自我之間的矛盾…」 (1894a, p. 47, 斜體為原文強調) 。
受 Josef Breuer 治療 Anna O. 的經驗，以及 Charcot 對創傷後歇斯底里癱瘓的示 範，和採用催眠的暗示所引發的歇斯底里癱瘓以及其反轉的實驗所啟發，佛洛伊德與Breuer 假設 (Freud and Breuer 1895) ，在轉化型歇斯底里症患者內在，出現了特定的心智狀況，其中無法被宣洩之暴力、創傷性情感，被轉化為身體症狀。這些症狀以身體的現象表達，但起源不是來自於身體，他們只是被用來（象徵地）表達引發歇斯底里發作的事件。憶起初始事件的路徑已經被切斷，且和清醒的意識解離。佛洛伊德寫道：「創傷性精神官能症的疾病機轉，並非微小的身體傷害，而是恐懼的情感—精神的創傷。相同的，我們的調查顯示，許多（若非幾乎）歇斯底里症狀的促成原因只能被描述為精神創傷。任何引起痛苦情感的經驗（例如驚嚇、焦慮、羞恥或身體疼痛）都可能造成此類創傷」 (Freud and Breuer 1895, pp. 5-6) 。
與其他價值衝突的想法和願望的衝動若被壓抑，將會導致症狀。在 1894 年，佛洛伊德構想了一套關於歇斯底里症的轉化症狀、強迫症、和畏懼症的初步衝突理論，並將其總結成防衛性的官能症-精神病 (Freud 1894a, b) 的術語。與衝突理論相反的，在防衛性的官能症-精神病中，佛洛伊德了解到真實的官能症 (actual neuroses) 的症狀，包括焦慮官能症 (anxiety neurosis) 和神經衰弱 (neurasthenia) (Freud 1894c; Freud 1898) ，並不是正常心智功能運作的表現，而是直接由性能量宣洩不足所引起的一種毒性力比多轉變的結果。再者，他很清楚他的女病人的這些不相容的想法「主要來自性經驗與感官感覺的土壤上」 (Freud 1894a, p. 47) 。此外他還發現，這些想法與早期童年的經驗相關，因而做出了他的病人必定曾受苦於被成人性誘惑的結論 (Freud 1896, p.203) 。因此，歇斯底里症狀是直接來自於潛意識地運作這些經驗的記憶，一旦被當前事件觸發時，這種記憶將（回溯地）復甦並且變得非常有影響力。他進一步指出，只要這些童年事件仍留存於潛意識中，其病原性的本質就會存在。(同上, 211)
然而（在他那封眾所皆知於 1897 年 9 月 21 日寫給 Wilhelm Fliess 的信中）他寫道：「我不再相信我的神經說〔精神官能症的理論〕」 (Freud, 1897, p. 259) 。「因為知道在潛意識裡沒有現實的標示，所以我們將無法辨別有被情感灌注的真實與虛構」的這個想法，讓佛洛伊德質疑自己的誘惑論(同上, p. 260) 。從分析他自己的夢境，佛洛伊德於 1897 年 10 月 15 日構想出一個關鍵性的洞察：「我有一個具有普世價值的想法，我已經發現，我自己也是這樣，愛著我的媽媽並且忌妒著我的爸爸［的現象］，現在我認為這是童年早期的共同事件，即便不如那些已經變成歇斯底里的兒童來的早。〔…〕每一個觀眾都曾經在幻想中是個剛萌芽的伊底帕斯，並且因為恐懼夢境會移植到現實中實現而退縮，於是用全部配額的潛抑，來分隔他嬰孩式狀態和他當下的狀態。」(同上, p. 265) 。
然而不久之後，他再次提出令人震撼的性暴力個案，並且在一封給 Fliess 的信中他宣布了（引述自 Goethe 的 Mignon）「新箴言：你遭遇什麼了，可憐的孩子？」 (Freud 1897, p. 289; Goethe 1795/96) 。他來回擺盪，但從來不曾完全放棄創傷是病因學的說法，儘管所有對於被憶起的創傷誘惑造成的心理後果之質疑，他仍然堅持一個打從 1897 年開始的概念，也就是患者的「精神官能症的症狀並非直接關聯到真實的事件，而是滿懷願望的幻想，因此，對精神官能症來說，精神現實相比於物質現實，有更多的重要性」 (Freud 1925, p. 34) 。對他來說，此時創傷之概念已與另一組概念對立，即根源於「內在」世界，受驅力驅動的嬰兒式願望幻想，在無條件的滿足慾望和禁律之間衝突著。在此，啟蒙的理性主體，遇上了一個被潛意識願望驅策的自我，並且對他/她生命初始極端依賴的環境作出反應。這關鍵的動力之介面是伊底帕斯衝突，源起於對我們的原初客體之愛與恨的衝動所導致。在 1925 年時他回憶到，「事實上那時我第一次偶然發現了伊底帕斯情結，後來被斷定是如此壓倒性的重要，然而在那幻想的偽裝之下，我當時並沒有辨識出來。」 (Freud 1925, p. 34, 原文所強調) 。衝突的伊底帕斯危機之結果，構成了精神生活的動力以及表現。
在創傷與衝突面對面的這個主題上，佛洛伊德有不一致的立場。例如，以前在他的講座中他指出「在強烈且致病的重要嬰兒式經驗以及其後經驗之間，有一種互補關係存在，近似於我們已經討論過的。有些個案中，整個成因都在童年的性經驗，這些性經驗在這些個案上施加了毫無疑問的創傷性效果，他們的性體質以及未發展完全的事實正是提供了證明。與此同時，在其他個案裡，也有些人所有的著重點都放在之後的衝突，我們發現在分析之中，那些童年的印象所強調的全部都是退行的工作。因此我們有「發展抑制」與「退行」兩種極端，以及兩者之間兩種因素各種程度的協作。」 (Freud, 1916-1917, p. 364) 。在他 1925 年的回顧裡，只提到他發現嬰兒式幻想中願望的部分：「我最後必須承認這些誘惑的場景從未發生過，它們只是我的患者們捏造出來的，又或者可能是我自己加諸於他們的幻想」 (Freud 1925, p. 33) 。整體來看，當佛洛伊德構想中的精神分析理論以及發病機制理論，都逐漸變得更複雜後，關於衝突與創傷的關係，以及其多重的原因與後果的觀念，會得到附加「過度決定的」
以及「互補的」特點：來自外界強大的創傷性激發，突破防護盾或外在刺激屏障 (Freud, 1920) ，這樣的概念逐漸退場，轉而支持把創傷定義為，面臨不論是真實的或想像的、內在的或外在的危險時，自我的無助狀態 (Freud, 1926) ，這可以發生在人生中的任何時期，自我的未成熟會使個體易於陷入無助的狀態。
精神官能症的產生，和真實甚至創傷性的經驗、或願望式的幻想，是結合在一起的嗎？答案是，都是「真的」，誘惑場景的真實性或者是其虛構的本質，遍佈整個精神分析理論 (Rand & Torok, 1996, p. 305) ，兩者纏繞關聯的複雜性，在佛洛伊德的臨床個案裡是最好的說明 (Freud 1905b; 1909a, b; 1910a; 1911b; 1918) 。Ilse Grubrich-Simitis (1987, 2000) 指出，若是佛洛伊德堅持他原版的誘惑理論會更加容易。家庭環境裡的性虐待為人所知，卻代表了一種離經叛道。這種創傷模型將可以強調常態與病態間的差異。相對的，驅力模型說的是，人古老的嬰兒式的征服和死亡願望，以及不可避免的本能的〔驅力〕本質，這些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雖然佛洛伊德在他的著作中處處強調，創傷是關鍵的致病原因，然而對內在因素的強調可能促成一個事實，精神分析概念的理論論述「將與創傷原因有關的驅力相關的衝突以及原慾的固著，移動到了邊緣。」 (Bohleber 2000, p. 802) 。當代精神分析的創傷理論，考慮的是創傷的類型與強度、此人在創傷發生作用前的心理狀態、以及親密照顧者和環境對創傷受害者的反應。
二、B. 地誌學理論以及焦慮的首要理論 (1900–1920)
當佛洛伊德繼續進行他的自我分析，他更加認為衝突是內在的。在概念化內在衝突裡，他以本能取代情感，並且假定禁律的力量也是存在於內部 (Freud, 1900; Freud, 1905a,b) 。在〈夢的解析〉(1900) 中，這些衝突被理論化為發生在意識與潛意識的結構之間。夢的解析 (1900) 算是首見清楚地把精神衝突內在結構化，這將會正式開啟了精神分析的發展。伊底帕斯情結的理論 (Freud, 1900) 說明了衝突的所有因素 (Freud, 1905b)，都在一個人與母親、父親、雙親配偶、以及與手足的初始客體關係之發展脈絡中。在此愛及慾望，與敵意及謀殺發生衝突，兩者又與家庭的及社會的現實發生衝突。內在衝突，被闡述並理解為，發生在性本能與自我保存本能之間 (Freud, 1910a;Freud, 1911a; Freud, 1914: Freud, 1915a, b, c)。
這個時期見證了佛洛伊德思考關於衝突的一個關鍵拓展。在他的〈整合陳述心智運作的兩個原則〉 (Freud, 1911) 中，他描述了享樂原則相對於現實原則的發展變遷。兩者間的基本核心差異在主體與痛苦的關係。享樂原則可以說是憎惡痛苦原則，它追求享樂以擱置並掩蓋痛苦。為了遮蔽痛苦，心智會幻想或幻覺沒有痛苦存在的滿足。當心智了解到幻覺不會創造真實的滿足，它會學習適應現實，即使這包含經驗痛苦：
「只有在期待的滿足感從未出現，體驗到失望，才能放棄這種藉由幻覺得到滿足的企圖。取而代之地，精神裝置也必須決定，形成一個外在世界真實情況的概 念，並且奮力在這裡發生真實的改變。一個新的心智運作原則因而被引進；展現在心智裡的，不再是欣然接受的，而是真實的，即使那是令人厭惡的。現實原則的建立是重大的一步。」 (Freud, 1911a, p. 219, 斜體是原文強調)
佛洛伊德關於「心智決定形成一個現實的概念」的聲明，將會成為 Bion 的理論起始點。這篇論文可以看見術語上的微妙轉變，當佛洛伊德一開始提到享樂與現實間的衝突，一開始說的是原則，後來變成自我不同的面向。聚焦於自我，以及其介於兩個不同世界觀之間的分裂，界定了佛洛伊德開創「自我的心理學」，預示了 1923 年的結構理論。自我不得接受的，它便潛抑，但這便損害了意識接觸現實的能力。
在鼠人的個案史中，佛洛伊德 (1909a) 總結他的精神病理：「他的一生中…他確定無疑地受到愛與恨之間的衝突所害，同時也是關於他的愛人與他的父親。」 (1909a, p. 237) 。四年後在《圖騰與禁忌》 (1912-13) 裡，當佛洛伊德從禁忌禁律方面來討論時，他將會稱此為情感矛盾的衝突：
「心理萬象的主要特徵，以這種方式固定下來，或許可以描述為主體對於單一客體矛盾的態度，或者說是對於某種關於客體的行動。他一直願望施行這個行動（觸摸）〔並且旁觀著它成為他至高無上的樂趣，但他不可以施行它〕，也同時厭惡它。這兩股勢力之間的衝突無法解決，因為（沒有其他擺法）它們被這種方式，限制在主體心靈的特定位置，使得它們無法再起身來彼此對抗。」 (Freud, 1913, p. 29) 佛洛伊德在此表達的想法是，除了想法和情感之間的衝突之外，也有一種情緒本身之內的衝突。
這裡所闡述的情緒矛盾的想法，可以看做是發生在原始的客體關係脈絡中，這也說明了這個時期佛洛伊德的想法。這個時期，他的想法顯露出他的自戀概念的開端 (Freud, 1914) ，也是許多客體關係理論的起始點之一。在投資於自體或者投資於客體之間的掙扎，衝突的形貌於此成形，或者如他說的，是在自戀以及客體選擇之間的衝突。在《哀悼與憂鬱》，佛洛伊德論述失落、認同、以及進一步闡述自我之內的衝突時，這變得格外重要。 (Freud, 1917)
佛洛伊德寫到，心智無法承受某些有價值且需要的事物的失落，於是當外在世界有失落發生之時，客體便會被納入幻想之中，使得客體能在內在世界中存在著；一種否認外在世界中客體缺席的方式。他寫到：「當憂鬱取代了對客體的掙扎，在自我內部的衝突必定就像個疼痛的傷口…」 (Freud, 1917, p.258) 。從另一個觀點來說，這也可被視為對整合客體缺席的掙扎過程，這是之後 Lacan 思想中的一個重要面向。
佛洛伊德下一個時期在地誌學理論內的思考，開始於〈享樂原則之外〉 (1920) 。於此，攻擊驅力被加入性驅力，而衝突則可概念化為，本能驅力相對於防衛機制／潛抑 (Freud, 1920) 。各式變換樣貌的防衛，與人格發展的不同時期有關。焦慮則繼續被視為來自於潛抑的結果（焦慮的第一理論）。潛抑大多是用來做為防衛的代名詞。
在〈享樂原則之外〉 (1920) 中，佛洛伊德闡述了他當時認為的心智的原初衝突，那在生命與死亡之間，以試圖更新生命的本能與尋求重覆創傷的本能之形式，衝突發生在要創造更高程度的個體，或是要回歸無機質的物質之間。佛洛伊德的本能理論經歷了這些年來討論發展的各種轉變之後，他清楚地聲明他對衝突的基本看法：「我們的觀點從一開始即是二元論點…」 (p.53)
佛洛伊德在此也定義，發展是衝突的結果。在「趨向完美之本能」中他告訴我 們，「那些與之有關的現象，似乎可以用愛欲 (Eros) 努力與潛抑之結果相連接後，所產生的影響來解釋」 (Freud, 1920, p.43) 。在愛欲與愛欲被潛抑之間的衝突，創造了對進步的渴求，而增加了昇華的能力。這是佛洛伊德早在他對達文西的論文中 (Freud, 1910) 就表明的，而揭櫫了應用精神分析的開始。
在他生命的晚期，佛洛伊德又回到這個論點並且發揚了它的重要性。他最終將生死本能之間的衝突，視為對人類全部行為與思考之概念化的基石：「唯有藉由兩種原初本能（愛欲本能與死亡本能）的合流或是對立，缺一不可，我們才能解釋生命現象的豐富多樣性。」 (Freud, 1937, p. 243)。
二、 C. 結構理論（第二地誌學理論） (1923-1937)
下一階段的理論發展，被稱為結構理論（或在北美洲以外的地區被稱為第二地誌學理論），發表於 1923 年，揭櫫人格結構的三個部份：原我、自我、超我 (Freud, 1923) 。佛洛伊德理論的這一時期，經由在這場三方棋局之中，定位了自我的位置，而揭開了對衝突的概念。在〈自我與原我〉 (1923) 之中，佛洛伊德將他所有對衝突的看法整合入一個高度複雜的單一系統中。在此，自我必須在數個衝突的關係中奮戰。首先，自我必須與它自己和原我的衝動之間的衝突奮戰，這些原我的衝動本身是存在於生與死之本能之間的衝突。其次，自我必須為這些衝動與外在世界之間的衝突來指引道路。第三，自我，在它對客體的認同之中，在自己內部創造了另一個層級，這被佛洛伊德名之為超我，用來收納目前已經內化的客體。因此，自我創造了另一個它自己與它的超我之間的衝突。超我涉入衝突的複雜程度是預料中的，當它是自我內在的一個特殊層級—自我理想的時候，就已被預見 (Freud, 1921) ，而且也由於它在個體發展中被建構為伊底帕斯衝突的繼承者 (1924b) 。
焦慮的訊號理論（焦慮的第二理論），在結構衝突已全面性地浮現時，驟然而生 (Freud, 1926) 。防衛機制被定義且位在於自我（的潛意識部份）。除了之前被定義過的潛抑、反向作用、退化、認同與投射，「拒認」 (disavowal) 的概念也佔據了越發顯著的位置 (Freud 1923b, 1924b) 。潛抑被視為防衛的一種。焦慮變為防衛的動因（觸發器），而不是防衛的結果。精神官能症症狀，被視為起自於本能與防衛之間的衝突的妥協形成，由內在的道德禁律（超我）與外在壓力的參與而成。在這年代的結構衝突，有時也被稱為系統間衝突，而與稍晚Hartmann 的自我內部的系統內衝突相區隔。
以發展的角度來看，「引起潛抑的動因，在現今而言被概念化為恐懼的繼承，這一點在兒童身上相當具有說服力，牽涉到父母的責難與處罰。這些責難與處罰在發展過程裡，它本身主要活躍在潛意識的模式裡，被內化並被歸納在稱為超我的道德代理者的影響。」 (Abend, 2007, p. 1420) 。在結構理論裡，超我成為了伊底帕斯情結的一個繼承者。
在這階段的理論發展中，自我成為了臨床動作的焦點。堅定地固守在精神內衝突的焦點，佛洛伊德在 1937 年寫到： 「…分析的工作是穩固對自我的功能而言，所能達到最佳的心理狀態；於此自我能夠履行它的任務」 (Freud, 1937a, p. 250) 。目標是調適被分析者的自我，好使得它可以更好地去處理本能的要求，往表現與滿足去前進。透過詮釋的再建構與建構而達成洞見的方法已被進一步精修 (Frued, 1937b) 。自我的多重角色如，防衛的發起者、決策制定者、行動的執行者、心智生活中的衝突元素的聚合者、環境狀態的評估者與談判者，使得自我被放在分析感興趣的中心，「份量如此多，以致於佛洛伊德追隨者的精神分析理論的下一階段，被稱為自我心理學」 (Abend, 2007, p.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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