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从如下基本事实出发的:在一个集体中,一个个人由于受到集体的影响而在他的心理活动方面发生了往往是非常巨大的变化。他的情感倾向会变得格外强烈,而他的智力能力则显著地下降,这两个过程显然是要朝着接近于该集体中其他成员水平的方向发展。不过这种结果只有在这样两种情况下才发生:他那个人特有的本能方面的抑制已经被取消以及他本身特有的种种倾向的表现已经被放弃。我们已经知道,这些通常是不受欢迎的结果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对该集体实行较高程度的“组织化”而被避免。不过这与集体心理学的基本事实并不矛盾,即与下述两个论点并不矛盾:在原始集体中,人的情感得到强化,人的智能受到抑制。现在,我们兴趣转向为个人在集体中所经验到的这种心理变化寻求心理学上的解释。
显然,理性的因素(例如以上提到的个人受到的威吓,亦即他的自我保存本能的行动)并不能解释可观察到的现象。除此以外,我们所得到的在社会和集体心理学上的权威性解释始终是毫无二致的,尽管它有着各种各样的名称。这个解释便是强调“暗示”这个魔词的作用。塔尔德(Tarde,1890年)将暗示称作“模仿”。不过我们还是不由地要同意另一位作者的意见,他坚决主张模仿是从暗示这个概念引伸出来的,它其实是暗示的一个结果[布鲁格尔斯(Brugeiles,1913年)]。勒邦把社会现象的所有这些使人困惑不解的特征归结到两个因素上:个人之间的相互暗示和领袖的威望。不过威望也只是以其唤起暗示的能力才被人认识到的。麦克杜格尔暂时给我们的印象是,他的“原始的情绪引导”原则或许可使我们的解释不需要暗示的假设。不过,进一步的考虑却使我们不得不感觉到,这个原则除了它明显地强调情绪的因素以外,和我们熟悉的有关“模仿”或“感染”的论点差不多。当我们在他人身上感觉到一种情绪的记号时,毫无疑问在我们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东西,它会使我们陷入同样的情绪之中。但是究竟有多少次我们能成功地抵抗这种过程和抵御这种情绪,并且以全然相对立的方式作出反应?因此,为什么当我们处身于一个集体中时总是会受这种感染的影响?于是,我们不得不再一次说,迫使我们屈从这种倾向的,是模仿作用,在我们心中招惹起这种情绪的,是该集体的暗示性影响。而且,除开这些以外,麦克杜格尔并没有使我们能回避暗示,我们从他那儿听到的观点和其他作者一样,即集体的特点就在于它们特殊
的暗示感受性。
因之,我们将同意下述观点:暗示(更正确地说应是暗示感受性)实际上是一种不能再分解的原始的现象,是人的心理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也是伯思海姆(Bernheim)的论点。我曾在1889年亲眼看过他的令人万分惊讶的技巧。但是,我还记得,即使在当时,”我已对这种粗野的暗示活动有一种压抑的敌意感。当一个患者显示出不服从的迹象时,便会遭到这样的呵斥:“您在于什么?您在反抗暗示1”我白话道,这显然是极不公正的,是—:种暴力的行为。因为当人们打算通过暗示使他就范时,他当然有权利反抗这种暗示。后来,我就把矛头指向这样的论点:可用于解释一勿事物的暗示作用本身却用不着解释。1想到这一点,我复述了一个古老的谜语:2
克利斯朵夫生出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生出了整个世界,
那么克利斯朵夫当时立足于何处?
经过了大约三十年的时间不碰暗示问题之后,如今我再次来探究这个暗示之谜了。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的情形并没有什么变化(关于这个陈述只有一个例外,而它正好为精神分析的影响提供了证据)。我注意到,人们化了特别大的努力去正确地系统解释暗示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去使这个名词的因袭用法固定下来(例如麦克杜格尔,1920年b)这决非多余的工作。因为这个词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而它[在德语中]的意义却越来越模糊,很快人们就将用它来表示任何一种影响,就象在英语中用它来表明“劝导”、“建议”的意思一样。但是对于暗示的本质,即对于在不具备充分的逻辑基础的情况下发生影响的条件,人们还未给予解释。假如我没有看到—场正是以完成这个任务为宗旨的详尽的研究工作眼下就要展开的话,我是不会回避用对近三十年的文献分析来支持这个陈述的任务的。3
为了抵偿这一点,我试图用力比多的概念给集体心理学的研究带来一些启示。力比多的概念在精神神经症的研究中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