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理论总是试图对一些临床综合征进行以精神动力学为基础的、合理的解释,其中抑郁症是最早被解释的临床综合征之一。因此,情感(包括焦虑和抑郁)在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中起着基础性作用,这一点不足为奇。
早期发展中的抑郁症的精神分析理论反映了心理玄学(meta-psychology)的谱系,这一谱系从驱力理论(非常具体地说,是攻击驱力的临床纬度)到自我心理学和客体关系理论。假设精神分析总是将重点放在早期发育所产生的持久的影响的话,那么多数精神分析理论提出成年人对抑郁的易感性形成于儿童期就不足为奇了,无论是那些早期致力于驱力理论的分析家们所假设的—是由于力比多释放带(zones of libidinal discharge)正常发展的中断,还是那些客体关系理论和自我发展心理学的分析家们所假设的—由于不能正常地发展出自尊的调控能力以及由此导致的自恋性的脆弱。
精神病学的培训并与这门学科维持着某种联系,所以随着有关抑郁的神经生物学、药理学和遗传学知识的增加,精神分析的视角也在提高,有时则被修订。
本章中我旨在回顾抑郁症的精神分析理论。然而,当在跨越八十多个年头的精神分析著作中探寻任何一个论题时,我们能预见到另一个主题会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来—即,精神分析理论的分类学发展,它从早期强调驱力及其释放,经历了心理结构的形成和作为“精神生活CEO(CEO of psychic life ?)”的自我的出现,到强调客体关系。另外,由于美国精神分析家最初是接受了临床抑郁症的精神分析理论
Abraham:第一个考虑抑郁症病因学的精神分析家不是弗洛伊德,而是Karl Abraham。因为最早有关精神病理学的精神分析的模型是建立在驱力理论基础上的,尤其是力比多释放受阻或释放模式的变化。因此,Abraham 早期的著作主要涉及力比多释放区和固着的过程(见Abraham 1916/1960,1924/1960),这一点不足为奇。他最先是从临床上观察到抑郁症病人似乎更多地反映出口欲期的问题,具体而言,他们会拒绝进食和与之相反--利用进食(尤其是进食甜食)来消除抑郁。Abraham 认为这些表面上相互矛盾的带有进食问题的忧郁象征抑郁病人固着于口欲期满足,这种口欲期的满足是病人在儿童早期颇具影响力的体验并且导致了病人成年后有抑郁倾向。
Abraham相信有些婴儿具备一种素质性结构(比如,在口腔粘模内有更多的神经末梢),这使得他们比一般人有更强的口腔性欲。这就好比一把双刃剑,因为尽管有更大的潜力去体验口腔区域的快感,但也更难以获得满足和控制心理上性的正常发育。这样,由于力比多释放区域从口腔自然的进化到肛门,然后到性器,最后到是生殖形式的释放,那些结构上脆弱的儿童就保留了一种素质使他们成年后在遇到应激事件时会退行到口欲期的行为模式以获得最大限度地满足,并重新建立安全感。然而,Abraham 感到结构特征对于口腔的影响本身并不足以解释抑郁的倾向性,但口欲期的儿童(the oral child)在儿童期必定经历了一种至关重要的失望体验。这种失望或许是一种儿童所经历的正常的发展阶段,它的强度比一般的失望要大,例如:儿童意识到自己并非妈妈唯一的爱,或者他们对爱产生一种病理性的失望,比如当妈妈不再爱他们的时候。Abraham 认为这种失望发生在Oedipus 情节解决之前是关键的,因为如果顺利地完成了Oedipus 期的发育任务,对母亲的力比多欲望就会削弱,伴随着的是对母亲不够强大的失望。Abraham 得出结论:存在这些易感因素的成年人很容易被爱的失望体验所激发而患抑郁。
在弗洛伊德发表《悲伤与忧郁》(弗洛伊德,1917[1915])之后,Abraham 将攻击性和敌意融入到抑郁症理论(Abraham,1924,1926)中,从而扩充了他独特的以口欲期(oralirty)和力比多为重点的论点。简言之,在病人面临失望和拒绝时会感到不被人爱,这是一种复杂的情绪状态,它包括激活了儿童期的一种恐惧,即惧怕不可接受的力比多和攻击性冲动会赶走客体从而威胁到他获得满足和安全感。正是这种对于被爱和爱的焦虑促发病人退行到了口欲期,在此阶段病人以前曾获得满足感和安全感。这样,病人企图通过退行到口欲期来以两种方式抵御抑郁:1、通过获得快乐;2、通过口欲期的整合(oral incorporation),牢牢抓住丧失的客体,包括现在的客体和儿童期幻想中丧生的客体。Abraham 认为他有充足的,建立在病人的幻想和梦的基础上的资料来得出结论,即口欲期的整合不仅用以紧紧抓住客体,而且也破坏和吞噬它(即释放病人施虐性的攻击驱力)。这样,矛盾的愿望在抑郁症的临床现象学中得以阐明,即,吸收一切事物的愿望(抑郁病人的贪食、要求多)和破坏的愿望(可作为拒绝吸收一切事物的防御,如拒绝饮食)。
弗洛伊德:众所周知,精神分析中有关抑郁症的富有创意的著作是弗洛伊德的经典的《悲伤和忧郁》一文,发表于1917年。弗洛伊德强调,在他本人或别人的有关忧郁的精神动力学的理论中无论存在如何正确性东西,精神因素不会有充分的解释作用,而只会提高躯体因素的有利作用,他认为躯体因素是疾病的病因学和现象学的内在部分。因此,弗洛伊德相信正是这些躯体因素解释了症状的存在,对这些症状来说不存在精神动力学的解释(如,昼夜节律变化)。弗洛伊德起先观察到忧郁病人的症状除了有些重要的例外以外,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一个人在因所爱的人亡故而悲伤时所表现出的行为和情感。这很自然的引导弗洛伊德强调丧失的体验是抑郁症的促发因素。但是,弗洛伊德,如同Abraham 一样,相信只有存在心理上的易感性时,丧失才会促发抑郁,这种易感性根源于病人与所丧失的客体的关系--它是一种“自恋性的客体选择”。或许在精神分析中很少有其它的术语会有这么多定义,但多数研究者认为至少弗洛伊德指出客体最初被选择是因为它与理想自我相似或经过一段时间后,客体在病人心中的形象已对自我的特征所灌注以至于病人对客体的爱完全等同于对自己的爱。他相信忧郁只能在以自恋性的客体选择为优势的病人中得到发展,因为对他或她来说,一个被爱的客体的丧失实际上就是他或她的自身部分的丧失。一个人为另一事物的丧失而悲伤,但他是因自身部分的丧失而受到伤害、感到愤怒并最终导致抑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