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罗姆·凯根的气质理论及研究进展
作者: 王争艳 王 莉 陈会昌 王京生 / 5181次阅读 时间: 2009年11月20日
来源: 《心理学动态》2000年第8卷第2期 标签: 进展 凯根 气质理论 研究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摘 要 杰罗姆·凯根的行为抑制性研究心理学界研究气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他用批判的眼光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之后提出,要结合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尤其是生物学、神经生理学知识来研究气质;要用归纳的方法尽可能多地收集新信息,不拘泥于已有的理论和概念;要科学谨慎地使用统计方法,并不断地发掘新的、合适的统计手段。

关键词 气质,行为抑制性,气质类型,遗传,经验

  杰罗姆·凯根(Jerome Kagan)是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教授。他早期从事儿童情绪和认知发展的研究,后来兴趣转向儿童气质的抑制和非抑制特征,并一直致力于对此的研究。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的论文和论著,如1962年与马森合作出版《从出生到成熟》;1971年出版《婴儿期的变化与不变》,1978年与人合作出版《婴儿期:在人生发展中的地位》;1980年与人合作出版《婴儿》;1982年出版《人生第二年》;1984年出版《儿童的天性》;1994年出版《盖伦的预言》。现在,他已成为该领域最有影响的人物。近年来,我国有许多心理学工作者正致力于儿童气质的研究,但从行为抑制性的角度来认识气质的研究还不多,凯根的行为抑制性研究为心理学界研究气质提供了新的思路。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凯根的行为抑制性研究做一简单的介绍,以供参考。

1 凯根对行为抑制性进行研究的背景

  从古代一直到19世纪,气质在解释行为和情绪的个体差异时一直是较受欢迎的概念。在20世纪上半期,由于以操作原理为主的行为主义的盛行和对家庭的实证研究的重视,人们开始从行为主义和环境影响的角度来看待个体的发展,气质研究变得沉寂起来。但是,在生物学和神经系统科学领域,对动物的内在特性的研究的成果和托马斯、切斯的颇有影响的著作《气质与发展》(1979)一书的出版再一次激发了学者们对气质进行研究的兴趣,掀起了气质研究的又一高潮。凯根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自己的研究的。

  首先,神经科学在近几十年里发展了生物医学构像技术,脑神经相关电位法,以及细胞神经科学和分子神经生物学,为直接对人类的行为活动进行研究、探求人类行为的脑神经机制提供了可能。神经系统科学的快速发展,揭示了许多新的事实,使人们有可能开始合理地假设人的行为具有相应的生理机制。例如,生物学家对动物内在特性的研究发现,同一实验室条件下饲养的动物,它们对同一刺激的行为反应却大不相同;不同物种的神经中枢环路和生物化学成份不同[1]。它们在获得一定的条件反应的难易上也有差异。生物学和行为学的不断融合为凯根理解气质的性质提供了新的思路。他逐渐意识到只用心理学术语描述和解释行为及情绪事件的心理学已成为过去。对心理过程的理解和概括不能离开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研究;同时也必须看到神经细胞的染色体对环境有一定的适应性。尽管每一个心理过程都是一个大脑加工过程,但并不是每一个心理过程都等同于一个神经生理学的过程。心理与大脑是不等同的,就象肺不等同于呼吸一样。建立在这种对心理学和神经系统科学的再认识的基础上,凯根提出了要用新的方法来研究气质,尤其是研究气质中的抑制和非抑制性。

  其次,托马斯和切斯的研究在心理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凯根对托马斯和切斯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托马斯和切斯根据多年研究提出了气质的9个维度、3种类型。在他们的样本中,有15%的儿童属于发动缓慢型儿童。这类儿童的活动水平低,行为反应很弱,情绪消极、退缩,逃避刺激和新事物,对外界环境、生活变化适应缓慢。凯根认为在这些描述里已经隐含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儿童对不熟悉的人、地方和情境的反应倾向是一种内在气质特征[2]。另一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托马斯和切斯的研究采用的方法越来越体现出局限性。他们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对父母的访谈。这种方法在研究初期,面对一个复杂领域进行探索性研究是非常可行的。但是,它也极易形成偏见。当父母描述自己的孩子时,他们经常提到的是一些表面上的、围绕抚养容易还是困难之类问题的品质。凯根认为,当自然科学家开始拓展一个新领域时,他们有三种可选择的策略:一种是依赖以前的理论(如物理学家),一种是依赖新的实验观察(如生物学家),还有一种是依赖研究者或信息提供者的直觉(如社会学家)[3]。每一种策略在研究初期都是非常有用的。但历史表明,实质性的进步常常在于研究者放弃开始的直觉,创造出新的资料来源。托马斯和切斯的分类并没有错,但是缺乏对气质类型形成基础的生理学模式的深刻理解。这使许多研究者别无选择,只能关注儿童的那些外在行为表现。一个开创新领地的科学家必须要依靠在他们的时代最合理的思想和方法。正是在对以往研究既吸收又批判的基础上,凯根提出了自己收集数据的方法,开始了关于气质的行为抑制和非抑制性的研究。

  最后,凯根等人对行为抑制性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早期与霍华德·莫斯(Howard Moss)的合作。这项合作的成果于1962年出版,即《从出生到成熟》。该项研究的重要发现是,有一种心理品质从儿童出生头三年一直保持到成年。这种心理品质,他们起初称为被动性,现在把它称为行为抑制性(behavior inhibition)。在后来的一项研究中,凯根和他的同事从相似的社会经济背景中选出了华裔美国人和白人婴儿做一项从3个月到29个月的日常看护作用的纵向研究。结果发现,华裔美国儿童无论是在托儿所还是在家里养育,都比类似的白人儿童更拘谨、害羞、害怕;当他们遇到不熟悉的成人或儿童时;当他们的母亲短暂离开时,他们都比白人儿童哭得更厉害。此外,在实验室里,华裔儿童比白人儿童表现出较稳定的心率。这些发现提示,华裔儿童中有抑制性的生物基础。害羞、抑制行为和微小的心率变量之间的联系激发凯根继续探索这一现象,从而展开了对抑制和非抑制的长期研究。

2 凯根关于行为抑制性研究的基本进展

  凯根认为,目前从事实验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学者对三个问题的研究在促进着气质研究的发展[4]。这三个问题是:气质的生物基础是什么;从出生到成熟,每一种气质类型能够得以保持的程度如何;目前对气质结构的描述很多,有没有一种能得到大家认同的在理论上最有效的气质结构。到目前为止,对这三个热点问题的研究还没有肯定的结论。凯根和他的同事也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着不懈的研究。对儿童的行为抑制性问题,他们在20多年的时间里,结合实验室观察、问卷调查、测查生理反应等多种方法,对不同样本的儿童作了多项长期追踪研究,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儿童气质的抑制性研究程序。纵观凯根等人20多年的研究工作,可以大致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凯根集中对2岁儿童进行追踪研究,主要探讨儿童抑制和非抑制类型的分布以及它们的稳定程度。他发现,有很大一部分被鉴别为对陌生人极端害羞和对陌生情境胆小的2岁儿童,与那些对陌生人、事件、情境不害怕、表现自然的好社交儿童相比,抑制性儿童的这些特征一直保持到了8岁。此外,他们还表现出了明显的外周神经生理特点:他们的边缘结构对新异和挑战性事件的阈限不同。第二阶段,从80年代后期一直到现在,他们把对2岁儿童的研究延伸到了婴儿期,从儿童4个月开始进行追踪,一直到5岁,主要考察了婴儿对刺激的强反应和弱反应,试图查明从婴儿期的行为反应来预测2岁以后的抑制和非抑制性的特征。

3 凯根关于行为抑制性研究的主要发现

3.1 气质与行为抑制性

  凯根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养料,来丰富气质研究。他对以往的气质研究思路提出了置疑。众所周知,科学界存在着认识论和本体论的两种研究思路,前者主要表现在自然科学界,如生理学和化学界,人们喜欢以实验控制方式用仪器对某一现象进行分析。后者则倾向于构建高深的、权威的理论,用以解释纷繁复杂的现象。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后者的一个典型例子[3]。凯根认为,在气质研究领域,还没有哪一个研究者能对儿童的行为进行完全的实验控制,所以多数心理学工作者不得不诉诸本体论的研究思路,构建理论思想,为其感兴趣的现象提供一个满意的逻辑结构。但这不应该成为气质研究的发展方向。当一个领域的研究还很稚嫩的时候,运用本体论的思路进行研究情有可原。但是,用富于说服力的函数关系代替柏拉图式的定义,这也将成为发展心理学的发展趋势。现在许多文章或研究报告仍旧从一些本体论的概念界定开始。如托马斯和切斯把气质定义为一个人的行为风格;高尔德史密斯(Goldsmith)和坎波斯(Campos)认为气质是能够调节情绪模式的一系列过程。凯根说,先确定一个概念,再根据概念进行研究,这在早期的研究工作中是有用的;但是,当新的证据逐渐证明这些概念已不再有效时,就应该把它们抛弃。这并不意味着心理学家要放弃所有的本体论问题,对本体论问题的思考有利于对数据的分析与理解,并由此关注由一系列相关函数界定的概念。当研究者深入考察儿童的成长过程的时候,就会揭示出新的气质概念。心理学家应该在他们还没有发现有一种气质存在之前,尽可能地反映出各种气质类型,而不应该受到理论概念的限制[3]。

  传统的气质观点认为气质类型是一种核心本质。它有一个不变的行为层面和生理层面。出生头一年表现出的气质模式是一种本质的、持久的结构,它可以不随生活的变迁而保留下来。凯根则认为,气质一词在意义上类似于动物的内在特性。气质是指以生物为基础的生理、身体、行为特征的聚合体,是生物基础加上个人经历的聚合体[5]。生命的第一天所呈现出的形象并不是气质类型,而是气质类型后期发展的基础,气质类型是环境作用于这一基础的产物。气质的类型数量不会穷尽,随着研究的深入会越来越多,并且将涉及人类情感、行为和智力各个层面。目前,研究最多的气质类型有社交性、神经性、焦虑、易激惹性、活动水平等等。而行为的抑制性和非抑制性也是大量气质类型中的两类。这两种气质类型涉及到儿童面对不熟悉的人、物、环境或有挑战性的情境时的最初的行为反应。在遇到不熟悉的成人、同伴或物体时,有的儿童非常拘谨,盯着陌生人,退回到母亲身边,几乎不去主动接近陌生人;而有的儿童则没有任何拘谨的表现,继续游戏,甚至主动接近陌生人。熟悉环境和陌生环境好像对他们没有心理意义上的区别。凯根把前者称作抑制儿童,后者称作非抑制儿童。凯根等人认为,对同伴或成年陌生人的害羞是广义上的气质类型,即面对不熟悉的人和事物的抑制状态。当婴儿长到大约7~9个月时,面临不同的刺激物,他们开始出现不确定状态。抑制型儿童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不熟悉性的反应是回避、苦恼或压制情感。在其它物种中,这种类似反应发生的开始年龄分别是:猴子在2~3个月,猫在30~35天,小鸭在5~7天[6]。不确定性的来源可以是人、情境或事件。一个抑制儿童可能随着经验的积累学会控制对陌生人的回避行为,在其他人面前不再表现出害羞。但是,该儿童可能保持了一种对不熟悉的非社会性挑战或对不熟悉的地方的回避风格。因此,抑制性气质的概念假设:一个儿童可能在某些情境中表现出回避退缩,但并不一定在所有情境中都回避退缩。与此相反,非抑制型儿童则表现出喜欢交际、对陌生人的出现泰然处之。在不熟悉的社会情境中,抑制型儿童的行为并不等同于那些通过后天的经历使他们变得害羞、腼腆的人的特征。前者表现出较少的自发微笑、较多的肌肉紧张。因此,把"本质就是害羞"当作一种独立的品质而脱离儿童的年龄、生活经历、生理特点以及具体的观察情境是不明智的[4]。

3.2 遗传与经验

  凯根认为,抑制和非抑制特征是可遗传的。在儿童期,同卵双生子比异卵双生子在害羞、腼腆等行为上的表现更相似。科罗拉多大学行为遗传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曾进行过一项同性别双生儿的追踪研究。第一次观察在14和21个月,以后一直追踪到儿童晚期。以在实验室和在家的直接观察为基础,抑制和非抑制行为的遗传率在0.5和0.6之间[7]。此外,抑制型儿童的父母比非抑制型儿童的父母更内向。虽然遗传对婴儿反应性和抑制、非抑制特点有中等程度的相关,但遗传并不是百分之百地起作用,它总是与经验共同起作用的。1/3以上的强抑制婴儿在第二年的测查中并没有表现出害怕。对50个强抑制和50个弱抑制头生儿的家庭观察表明,保护型母亲一直保护其强抑制婴儿免受任何压力,这使她的孩子在控制对陌生人或陌生事件的回避时更加困难。接纳型母亲则努力帮助自己的强抑制孩子克服缺点,提出适合孩子年龄的要求,帮助孩子克服恐惧。经验的作用可由在每一气质类型中的变异来解释。凯根等人在儿童4.5岁时检查了两组截然不同的孩子在行为上的变异:在14个月表现出强烈恐惧的女孩(N=16)和在14个月时表现出不害怕的女孩(N=28)。尽管前一组比后一组表现出极显著的较少自发微笑和讲话,但在每一组的组内差异还是很大的。不同组的组内的广泛差异可以部分归因于不同儿童的不同经历。每一种气质类型的发展轨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过去人们认为遗传基因是稳定的,它们的作用是固定的。这种观点已逐渐被一种动态地描述基因作用的观点所取代。Takahashi(1995)发现,有些基因非常易变,这种基因的变化产生出了新的特殊的蛋白质[8]。这就等于说,儿童的经验可能降低或增强最初的气质倾向。例如,一个儿童出生时有强抑制和害怕的生理基础,但他随后经历了一个支持性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没有严重的不确定性,那么,该儿童很可能在大脑环路上产生一些生理变化,而正是这些环路在调节情绪反应和降低苦恼。最初所赋予的基因物质并非是决定性的,它们也要服从于经验的调节。

3.3 行为抑制与非抑制是一个连续体还是气质的两种类型?

  凯根在行为抑制性上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选择连续的行为维度还是选择特质类型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托马斯和切斯(1977)把儿童的气质划分为三种类型--容易型、困难型和缓慢发动型。但他们却把在9个维度上的每一种中的变异当作连续体。他们描述了接近-退缩维度,好像所有的婴儿都能够根据对不熟悉事件的接近或退缩倾向的反应放在连续体上的某一点上。由于未能解释清楚,他们好像拒绝这种可能性,即那些经常接近陌生人的儿童可能是特质上而不是数量上不同于那些回避陌生人的儿童。但是,很可能,极端害羞的儿童是特质上不同于那些一般害羞的儿童。因为极端害羞者(占很小的比例)与那些看似与害羞无关的特征联系在一起。这些特征包括:眼睛的颜色,脑电活动的对称性以及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

  在个体差异的实验研究中的一个矛盾焦点是:人是在同一维度上数量上不同、每个人可以最好地描述为一个因素分数上的值,还是有一些人属于特质上与众不同的群体。有一种强烈的偏见倾向于连续体而不是类型。心理学家喜欢连续体而不是类型划分的一个原因是:在心理学中存在一些不良的思想影响[3]。在相对论提出以前,物理学家假设物质和能量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一块燃烧的木头不同于木头所发出的热和能。理论权威和物理学上的成功的相对论改变了这种假设。爱因斯坦指出,物质和场之间的区别是量的区别而不是质的区别。确实,如果一块木头和它所散发的热量能在一个抽象的能量的连续体上置换,心理学家就可以捍卫这样一种观念了:没有一个人是在任何一个心理学维度上特质不同于其他人的。爱因斯坦曾说,在一个观察者的观察范围内,当物体的速度接近光速时,物体就会变短。为了使这一法则普遍化,他甚至认为,这种缩短甚至发生在当人挥动网球拍的时刻[3],他认为这一规律可以用一个线性函数来表示。但在科学中也存在普遍的非线性函数。在转变的点上出现新质,那就是类型。

  另一个更明显的原因是新一代心理学家所接受的统计训练进步了。二战之后,推论统计被社会学家广泛应用。相关系数、t检验、方差分析所计算的应该是连续变量。因此,心理学家发现,如果人没有特质上的类型是非常有用的。所有人都可以看作在本质上相似,即在他们的感觉、知觉、记忆和情绪上相似。统计分析计算的是用不同实验条件获得的连续数据,而不是来自不同的人的分数。但是,凯根在自己多年的研究中发现,有些被试在本性上不同于样本中的其他大多数人。然而,当这些小群体在数量上很小时,一般的推论统计经常不能达到所需要的0.05的水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一致的算法能使研究者鉴别出一部分被试是属于另一种性质不同的群体。心理学家应该重新考虑个案和一些有极端分数的亚群体,并努力从统计技术上来解决这个问题[3]。
  
  凯根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较有说服力的Mechl(1973, 1995)的数据分析技术(该技术假设,当样本包括两类特性的时候,一种人格类型的两个指标之间的相关应该是最大的;如果样本只包括一种类型时,它们之间的相关就是最小的)。把在4个月时的害怕分数分成6个大体相同的小组。他们的恐惧分数分别是0、1、2、3、4、5或5以上。然后计算身体扭动和哭叫的平均数,以及在6个小组的每一组中扭动和哭叫的相关。应用Mechl的统计技术的结果表明:在样本中存在性质不同的类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凯根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凯根尽可能地吸收生物学、神经生理学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来丰富自己的研究。他坚信,当以前互相孤立的几个领域用共同的语言和方法研究同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能出现加速度的进步[3]。这种联合能给研究者提供新的信息,从而提炼出都能接受的专业术语,重新阐述那些陈旧的观点。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第一阶段的联合已经揭示出了一些新观点;生物观点和行为研究上的成果的互相渗透是一种发展趋向。他把这些思想贯穿到了整个研究过程中,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他和同事在对儿童的长期追踪研究中,既有实验室观察,也有家庭访谈,问卷调查,还有一系列生理指标的测查,并试图从各种角度对结果作出解释。其次,在研究思路上,他提倡用认识论的归纳方法尽可能多地收集新的信息,不拘泥于原有理论概念的限制。第三,在对所收集的数据的分析上,他对推论统计方法的应用持谨慎态度,不盲从盲用统计知识;同时,又积极吸收了新的统计技术来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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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agan J. Temperament and the reactions to unfamiliarity. Child Development, 1997,68: 139-143.
[3] Kagan J. Biology and the child. In: Damon W ed. Handbook of Child Development, New York:Wiley J, and Sons Inc. 1998. 187-226.
[4] Kagan J, Snidman N et al. Childhood derivatives of high and low reactivity in infancy. Child Development,1998,69: 1483-1493.
[5] Kagan J, Snidman N. Infant predictors of inhibited and uninhibited children. In: Suci G, Robertson J ed. Future directions in infant development research. Springer-Verlag NewYork Inc, 1994. 73.
[6] Kagan J, Arcus D et al. Reactivity in infa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994,30: 342-345.
[7] Saudino K, Kagan J. The stability and genetics of behavioral inhibition. In: Emde R N ed. The malts longitudinal study. Unpublished manuscript,1997.
[8] Takahshi J S, Hofman M. Molecular biological clocks. American Scientist,1995,83: 158-165.


王争艳 王 莉 陈会昌 王京生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875)
《心理学动态》2000年第8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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