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雪英 胡 湜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南京 210097)
摘 要 MBTI 是Katherine Briggs 与Isabel Myers 共同研制出的一种人格类型评估工具。近些年来, 伴随其理论的演进, MBTI 量表本身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通过系统梳理MBTI 的发展历程并总结相关应用研究的主要结论, 发现:该量表的内在发展脉络是“从类型间差异评估, 到类型内差异评估, 直至个体差异评估”。而未来研究应注重:调查我国职业基础人群MBTI 人格类型, 建立数据库; 深化MBTI 量表研究; 开展MBTI跟踪研究及跨文化研究; 深入并拓展MBTI 人格类型的应用研究领域。 关键词 MBTI; 人格类型;
分类号 B841
1 引言
两千年前, 哲人赫拉克利特曾道, “性格决定命运(Personality determines the fate)”。现如今, 人格确已成为考量人的重要指标。在诸多人格评估工具中, 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yers-BriggsType Indicator, 简称MBTI)脱颖而出:它已被翻译为三十多种语言, 并被广泛应用于职场、教育机构及咨询中(Garrety, 2007)。
MBTI 的突出源于三大优势:具备经典理论基础; 测量人格类型, 而非人格特质; 可用于专业评估, 同时易于向大众解释其测试结果(McCrae & Costa, 1989)。
近些年, MBTI 专家在原始工具基础上, 相继开发出十余种版本的量表, 并主要经由美国心理类型应用中心(Center for applications ofpsychological type, CAPT)、咨询心理学家出版社(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 CPP), 以及MBTI信托机构(Trust)三大组织共同合作, 出版发行了MBTI STEP I、STEP II、STEP III 三阶段评估工具,其理论基础愈趋深厚, 评估结果也愈加个性化。CAPT 在线图书馆搜索结果显示, 1968 年至今,
MBTI 研究文献达12000 余篇。1994 年, 我国学者翻译并修订MBTI-G 量表, 此后, 本土研究也逐渐增多。面对卷帙浩繁的研究文献, 国内外研究者进行了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回溯(Gardner &Martinko, 1996; Pittenger, 2005; 曾维希, 张进辅,2006; 田凌飞, 2009)。本文拟在前人实证研究与综述回顾的基础上, 着重解析量表的三个进阶, 厘清其发展脉络, 并对量表在职业、教育等领域的最新应用予以评介, 对未来研究做出展望。
2 发展演进
荣格的心理类型理论提出, 人的心理可以通过四个维度来描述, 即个体能量的流动方向:外倾(Extraversion, E)与内倾(Introversion, I)偏好; 个体获取信息的感知方式:感觉(Sensing, S)与直觉(Intuition, N)偏好; 个体处理信息的决策方式:思考(Thinking, T)与情感(Feeling, F)偏好;个体与周围世界的接触方式:判断(Judging, J)与知觉(Perceiving, P)偏好。上述四个维度八个端点,可以组合成16 种人格类型。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他们开发并研制出MBTI 人格类型量表。该量表经专家学者不断修订、完善, 现已有10 余种版本,其更迭演进过程及所涉重要事件, 详见表1。MBTI 量表的发展跨越了STEP I、II、III 三个阶段, 对于人格差异的解析, 也从类型间差异
1942 年, 美国学者Katherine Briggs 与IsabelMyers 基于发展到类型内差异, 直至个体差异, 愈加细微、深入。由此, MBTI 既保持了类型评估工具框架简约、便于解释的优势, 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类型有限带来的解释力受限的弱势。
表1 MBTI 量表发展重要事件表
时间(年) | 量表版本 | 重要事件 |
1942 | MBTI-A | Myers 与Briggs 合作研制出最早的MBTI 工具, 即MBTI-A 量表。 |
1943~1961 | MBTI-B、C、D、E | 20 年间, Myers 在原始量表的基础上, 陆续研制出B、C、D、E 版本。 |
1962 |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成为MBTI 发行商, 并成功发行第一本《MBTI 手册》。 | |
1968 | 日本心理学家Takeshi Ohsawa 申请到MBTI 在日本的翻译修订及发行权, MBTI 首次跨出美国。 | |
1969 |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临床心理学家Mary McCaulley 拜访Myers, 两人一见如故, 并建立类型学实验室。 | |
1975 | MBTI-FMBTI | 发展史上转折性的一年。 F 量表诞生, 包括166 个项目, 主要用于研究。类型学实验室发展为心理类型应用中心(CAPT), 并于当年召开第一届国际会议。同年, 咨询心理学家出版社(CPP)成为MBTI 的发行商, MBTI 首次作为产品推向市场,并逐步渗透到各个领域。 |
1977 | MBTI-G | G 量表诞生, 包含126 个项目, 此后成为MBTI STEP I 早先的标准量表。1979在第二届国际会议上, 心理类型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Type, APT)正式成立; 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Tom Carskadon 创办了日后影响深远的《心理类型》杂志(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Type)。 |
1980 | Isabel Myers 去世, 其子女Peter Myers 与 Katharine Myers 共同拥有MBTI 版权。 | |
1985 | McCaulley 修订《MBTI 手册》第二版, 由CPP 出版发行。 | |
1987 | MBTI-J | J 量表诞生, 包括27 个子量表, 290 个项目, 主要用于临床及研究中。 |
1989 | MBTI-K | K 量表诞生, David Saunders 为此专门撰写应用手册。 |
1998 | MBTI-M | M 量表诞生, 较G 量表又有所改进, 成为MBTI STEP I 的主要测试工具。 |
2001 | MBTI-Q | Q 量表诞生, 成为MBTI STEP II 的主要工具, 同年, 其使用手册出版。 |
2009 | MBTI STEP III 出炉, 完成Isabel Myers 的遗愿, 即为人们提供个性化的类型报告。 |
2.1 STEP I:类型间差异评估
STEP I 的主要功效在于评估测试对象的人格类型, 并解释该类型的总体特征。测试结果的个体差异主要体现于不同类型之间, 对于相同类型的个体间差异评估则难以实现。
STEP I 的主要测试工具为G 量表与M 量表。G 量表曾是MBTI 标准工具, 直到1998 年M量表正式出版。M 量表中引入了项目反应理论, 增加了评估的有效性与精确性。国内外学者对G 量表和M量表进行了大量测量学指标检验, 详见表2。
2.2 STEP II:类型内差异评估
随着MBTI 量表的广泛应用, Isabel Myers 试图设计出一种更具深度的工具, 进一步解释同种类型个体间的人格差异。她去世之后, 其子女组织人格类型专家, 将STEP I 的四个维度逐个细化发展出5 个子维度(Facets), 共计20 个子维度, 由此形成STEP II 测试工具, 即MBTI-Q 量表(Quenk,Hammer, & Majors, 2001)。STEP II 将每个类型维度分解, 分别反映原维度的不同方面, 如:E/I 维度分解为与他人交往的态度、与他人沟通的方式、与人相处的广度和深度、社交场合表现、精神能量来源等5 个子维度。因此, 除了具备STEP I 的功效外, STEP II 还能更为详尽地解释同类型个体间的人格差异, 降低了评估结果的类同可能性,提升了量表的解释力。
STEP II 的主要测试工具为Q 量表。自2001年诞生以来, 其信效度也得到国外学者的检验。详见表2。
2.3 STEP III:个体差异评估
学者对MBTI 量表的应用产生越来越高的期待, 不再满足于给来访者贴上类型“标签”, 而是着眼于帮助个体更加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天资, 并获得人格类型的发展。由此, STEP III 应运而生。它仅用于一对一的咨询或指导, 其高度个性化的解释性报告成为咨询师与来访者进行有效沟通的催化剂。Myers, McCaulley, Quenk, Hammer 和Mitchell (2009)认为, 在STEP III 中, 对话是核心,使来访者能够通过与专业咨询师的交流, 获得丰富而独特的个人体验。
表2 MBTI 量表及其测量学指标研究结果
信度/效度 | 文献作者/出版年 | 量表版本 | 主要结果 |
信度内部一致性 | Myers & McCaulley, 1985 | G | 4 个分量表的分半信度在0.80~0.92 之间。 |
Capraro, R. M., & Capraro, M. M.,2002 | M | 通过元分析, 1998 年到2001 年的十余项研究显示:4 个分量表α 系数在0.55~0.97 之间。 | |
蔡华俭, 朱臻雯, 杨治良, 2001 | M | 4 个分量表的α 系数分别为: E-I: 0.8721; S-N: 0.7029;T-F: 0.7868; J-P: 0.8379。 | |
Quenk et al., 2001 | Q | 20 个子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57~0.85 之间。 | |
重测信度 | Myers & McCaulley, 1985 | G | 4 个分量表重测信度积差相关系数:4 周间隔测试中达到0.8 以上; 2.5 年后重测, 达到0.6 以上。人格类型重测信度:测试间期为5 周到6 年之间, 信度在0.64~0.9区间浮动。 |
罗正学, 苗丹民, 皇甫恩, 陈足怀,2001 | G | 间隔为8 周的重测信度:4 个分量表信度分析均达显著,E-I 维度重测系数最高, 为0.725; T-F 维度最低, 为0.541。 | |
Capraro, R. M., & Capraro, M. M.,2002 | M | 通过元分析, 1998 到2001 年的十余项研究显示:重测信度在0.48~0.91 之间。 | |
蔡华俭等, 2001 | M | 4个分量表重测信度分别为:E-I: 0.775; S-N: 0.638; T-F:0.776; J-P: 0.871。 | |
Quenk et al., 2001 | Q | 重测信度在学生样本中为0.55~0.78, 成人样本中为0.56~0.90。 | |
效度结构效度 | Tzeng, Ware, & Chen, 1989 | G | 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G 量表各项目设置与理论几乎完美匹配。 |
苗丹民, 皇甫恩, Chia, Ren, 2000 | G | 因子分析结果显示:97 个项目中仅6 个项目因子分析不理想, 总体结构效度良好。 | |
Myers, McCaulley, Quenk, &Hammer, 1998 | M | 拟合性指标AGFI 和NNFI 分别为0. 949 和0. 967, 数据与理论模型拟合较好。 | |
蔡华俭等, 2001 | M | 结构效度极佳。 | |
Quenk et al., 2001 | Q | 二阶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 20 个子维度在各自主因素上均有较高的载荷。 | |
效标关联效度 | Buboltz, Johnson, Nichols, Miller,& Thomas, 2000;Francis, Craig, & Robbins, 2007;Myers & McCaulley, 1985;Furnham & Crump, 2007 | G | G量表与EPQ、SDS、SII、NEO-PI、FIRO-B 等一系列测量工具均相关,效标关联效度较好。 |
苗丹民 等, 2000 | G | G 量表与16PF、MMPI-2、EPQ、PM 行为量表等均相关, 效标关联效度较好。 | |
Myers et al., 1998 | M | M量表与16PF, NEO, CPI 等量表均相关, 效标关联效度较好。 |
STEP III 的测量工具包括222 道题目, 其中部分来自M 与Q 量表, 用以测量人格类型和20个子维度, 其余题目来自F 量表, 用于测量其类型发展状况。
MBTI 量表趋于个性化的特点, 在增强个体差异解释力的同时, 也增加了它的使用难度。因而, 对于STEP II 特别是STEP III 测评的使用, 更需要专业化的训练。
3 MBTI 在职业领域的相关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是针对不同职业群体MBTI 人格类型分布的研究; 一是针对MBTI 人格类型对个人及组织的影响效果研究, 主要包括决策、领导风格及团队建设等, 体现了MBTI 人格类型的研究价值, 并为其进一步应用奠定基础。
3.1 人格类型分布研究
国内外研究者普遍认为, 不同职业群体存在“典型人格类型”, 即在该职业群体中, 某一种或几种人格类型具有明显人数比例的优势。其中,管理者人格类型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Gardner和Martinko (1996)总结前人多项研究后指出, TJ型在管理者中最为普遍。Carr, Curd 和Dent (2004)对8000 名管理者进行施测, 结果显示, ESTJ、ENTJ、INTJ、ENTP 型所占比例远超普通人群。我国学者对中国企业管理者的人格类型、中澳及中美管理者类型跨文化差异进行研究后发现,ESTJ 和ISTJ 是中、澳、美三国企业管理者共同偏向的人格类型(杨慧芳, 赵曙明, 2004; 杨慧芳,赵曙明, Ian, 2009; 杨慧芳, 王翔, 2011)。可见, 不同文化中, 管理者都以TJ 型为主, 这一结论与Myers 的理论假设较为相符, 即思考型与判断型的人依据自身对世界的判断来构建规则, 并倾向于对自己及他人发出严格的指令。
3.2 人格类型的影响效果研究
认知跳跃, 因而比其他类型管理者作出更多高质量的决策; 相反, SF 型管理者倾向于花费较多时间寻求社会认同的决策, 导致知觉效力低且决策数量少。通常人们认为J/P、E/I 维度对决策的果断性或知觉效力存在显著影响, 但研究结果却显示,那些深层次、不易察觉的人格特点(N/S, F/T)更可能影响人们觉知、收集、利用、分析信息的方式,最终导致不同的决策结果。
研究者认为, 人格类型与管理者决策相关。例如, Hough 和Ogolvie (2005)发现, NT 型管理者倾向于在获取客观信息的基础上使用直觉实现在工业组织心理学领域, 研究者普遍认为MBTI 与领导力或领导风格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 随着研究的深入, 一些学者对这一结论提出了挑战。Michael (2003)指出, MBTI 量表虽广泛应用于领导力发展, 然而作为领导力的研究工具,效力不佳。Brown 和 Reilly (2009)考察了人格与变革型领导力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 根据领导者自评结果, 变革型领导力与E、N 型成正相关;而就下级对上级的评价结果而言, 该特质与领导的人格类型无显著相关。可见, 虽然根据MBTI人格理论, 不同人格类型个体的领导风格会呈现出差异, 但是在职场这一复杂的情境中, 目前的研究尚无法确定人格类型与其它因素通过何种方式和路径共同对领导风格产生影响。
MBTI 是团队建设中的常用工具。1974 年,Myers 和McCaulley 率先将其应用于团队建设, 并提出两点假设:了解个体差异有助于识别每个成员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所能贡献的能力与天赋;有助于将误解的潜在源头归结于个体先天差异,从而化解成员之间的矛盾(Myers, et al., 1998)。在这两个假设的基础上, 研究者考查MBTI 对团队效能、团队发展进程的作用。例如, Varvel, Adams,Pridie 和Ulloa (2004)发现, 人格类型与团队效力之间并无直接相关。然而, MBTI 评估与培训可以促进团队成员理解彼此的人格类型偏好, 提升成员间的交流技巧, 增进成员对个体态度、行为的理解及包容, 因而是提升团队效力的有效途径。Kuipers, Higgs, Tolkacheva 和de Witte (2009)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结论。他们以156 个团队1630 名员工为研究对象, 考察人格对团队发展进程的影响,发现仅有少量的人格类型评估结果与团队进程呈显著相关, 并由此推断, MBTI 可以作为一种个人发展的辅助手段, 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理解。据此可知, 团队人格类型构成可能是通过相应的中介变量, 如工作满意度等, 对团队效力产生间接影响, 除此之外, MBTI 人格类型评估与培训本身即是一种改良团队沟通氛围, 进而提升工作满意度、增进团队效力的有效途径。虽然MBTI 人格类型不能直接预测团队效力, Gallén (2009)认为,人格与管理团队的战略类型相关。他考查了10个高级管理团队的认知风格组合与公司战略类型, 结果显示, 不同团队认知风格组合会影响最终的战略选择:NT 型团队倾向于“勘探者”或“分析者”的战略类型, 而ST 型团队则属于“防御者”或“分析者”战略类型。这类研究警醒管理者, 在作出战略决策时, 不能忽略自身团队固有认知构成的特点。
4 MBTI 在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
Myers 等(1998)认为, 相较于其它应用领域,MBTI 量表在教育领域的作用更为显著。了解自己的人格类型可以有效帮助教师在明确自身教学优势的同时, 将其与学生的学习风格更好地结合起来; 在课程规划中, 也可以利用类型理论帮助教学者设计出与专业更为匹配的教学模式。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不同层级教师、不同专业学生的人格类型分布研究, 以及人格类型对学习、教学成果、教学反馈评价的影响效果研究。
4.1 人格类型分布研究
不同层级教师的人格类型分布。Sears,Kennedy 和Kaye (1997) 对预备入职的小学与中学教师进行测试, 发现小学教师的典型人格为ESFJ 与ISFJ 型, 他们追求秩序,不喜无序、充满变数的教学环境; 而ENTJ 与INTJ 更多出现在中学教师群体中, 他们追逐变革, 并热衷于扮演领导者的角色。Cooper 和Miller (1991)调查高校教师人格类型, 发现N 型比例较高。可见, 与小学教师相比, 中学与大学教师更倾向于使用抽象、创造性的方式传授知识。
不同专业学生的人格类型分布。研究者将MBTI 作为学习风格工具, 考查学习风格与专业的适配性, 这类研究提示教学者, 需根据相应专业学生人格类型分布的特点, 选取适当的教材及教学方式。例如, Hogan (2009)认为, 技术专业研究生最常见类型为ENTJ, 这种学习风格的个体寻求创造性与控制力, 在学习过程中, 较为注重自主性。而Jessee, O’Neill 和Dosch (2006)认为,口腔医学专业学生的4 种常见类型为ISTJ, ESFJ,ESTJ 与ISFJ, 总体来说, 其学习风格倾向于S、J型。这一类型学生希望被告知应该做什么, 而非自己去找答案。我国学者武圣君等(2006)对口腔医学专业学生的人格类型分布进行中英样本比较,发现两者间存在跨文化差异, 即中国样本中, 常见类型为ISTJ, ESTJ 与ISFP; 而在E-I、J-P 维度上, 两国也存在显著差异。
4.2 人格类型的影响效果研究
人格类型与学生学业表现有关。Cross,Neumeister 和Cassady (2007)以931 名资优青少年为样本, 重点考察该群体中不同性别个体的人格类型特点。在该样本中, 最常见类型为INTJ,INTP,INFP,ENFP 及ENTP; E/I 维度上具有性别差异, 即男性更内倾, 而女性相对外倾。与普通样本相比, 资优组中无论男女都更倾向于N、P 型。然而, N 型学生学业表现更好的原因是什么?N-S 维度是通过什么中介变量对学业成绩起作用的?这一结论是否仅在西方教育制度中成立?当前研究尚未揭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