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治疗时代
走进心理治疗导论》
李明 杨广学《叙事137亿年以前,伴着一声莫可名状的巨响,宇宙诞生了……
45亿年以前,一个充满希望的蓝色星球诞生了……
600万年以前,人类终于站立在这边土地上——
自从人类出现以来,人要面对的世界就被分成了两个。一个是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自然世界,一个是人类眼中所看到的世界。两个世界都在变,并且在相互改变。起初是前者改变后者多一点,后来似乎后者改变前者多一点。现在似乎人们觉得自己根据心目中的样子改变的本来存在的世界太多了,觉得不妥,开始反思这么做好不好,有的甚至为此争得不可开交。
孩子们玩耍。人类就是那群长不大的孩子,在时间老人的怀抱里演绎着自己的故事。人类热衷于讲述各种的故事。有关于神的故事,有关于自然的故事,有关于人的故事,有关于自我的故事,有关于其他生灵的故事……
转眼已经是新千年的第5个年头。人们在世纪之交的那份反思的热情已经渐趋平静。时间总是不紧不慢,震撼人心的突变对于时间而言似乎不曾引起丝毫的波澜。他像一个阅历无限的老人,微笑着看着这些故事不是平等的,有一些故事会成为模板,为别的故事产生支配力量,有时候甚至可以影响几百年乃至几千年。在它们影响下的这段时间里,人们会热衷于反复讲述这些故事,增添后者减少角色,调整发展的顺序,甚至会把自己认同作故事中的角色。根据这些曾经对人类产生深远影响的故事,可以将人类生活史粗分为神话时代、科学时代和故事时代。似乎前两个时代已经是过去的故事,第三个时代人类即将进入。其实不然,三个时代都在当下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塑造者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并不是前后截然分开的。三个时代在处理人的心理问题方面有一点是共同的:从时间维度上编排生活事件,在重新编排的过程中改变生活的意义。从三个时代的角度理解心理治疗,我们可以看到生活中存在更丰富的可能性。
一、心理治疗的三个时代
(一)神话时代
神话时代的模版故事是神话。神话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希望深入地研究心理学的人多半重视神话。
冯特通常被认为是现代心理学之父,他曾经说:
“在实验法无能为力的地方,幸而还有另外一种对心理学具有客观价值的辅助手段可供利用。这些辅助手段就是心里的集体生活的某些产物,这些产物可以使我们推断出一定的心理动机。属于这些产物的主要是语言、神话和风俗。由于它们不仅依存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且也依存于普遍的心理规律。所以那些引申出普遍心理学规律的现象,就成为一个特殊的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对象,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给研究复杂心理过程的普遍心理学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辅助手段”。
记忆、思维、想象等复杂的心理过程,实验法就无能为力了。可见在冯特看来,深度的复杂的心理学离不开神话、语言、风俗等,而这些的载体便是一个民族共享的故事。心理治疗所研究的当然是复杂的心理现象,所以对神话时代的理解对于心理治疗研究意义非常重要。
因为他发现当把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应用于心理学的研究时,仅仅能研究反应时、感知觉和联想等简单的心理过程,而对于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整整统治了西方心理学50年,其影响延伸到了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等诸多领域。有两个概念在他的潜意识理论中举足轻重,一个是俄狄浦斯(Oedipus)情结,另一个是埃里特拉情结,它们都是希腊神话的翻版。弗洛伊德的一个基础假设是:“症状是有意义的,它与病人的体验有关”。(Freud 1920;221)
弗洛伊德的病人往往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成了神话人物的化身,把自己融入了神话叙事之中。斯宾塞.唐纳德(1982,p.21)将弗洛伊德称为“叙事传统”的“大师”,因为他善于将当事人“支离破碎的联想、梦和回忆的片段”编织成连贯完整的故事,然后用来理解“本来毫不相关的经历”和记忆。
弗洛伊德让我们认识到连贯的叙事的说服力量——特别是对精选的内容进行重构可以填补两件毫不相关的事件之间的空当,从而使得本来不可理解的内容可以理解。似乎毫无疑问,一个建构的很好的故事包含一种叙事真理,它是真实地、直接的,对于治疗性的转变有重要意义。(斯宾塞,1982;p.21)
荣格一生热衷于研究不同文化的神话,发现了神话主题的的跨文化特征,据此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集体无意识是精神的一部分,它与个人无意识截然不同,因为它的存在不像后者那样可以归结为个人的经验,因此不能为个人所获得。构成个人无意识的主要是我们曾经意识到,但以后由于遗忘或压抑而从意识中消失了的内容;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从来就没有出现在意识之中,因此也就从未为个人所获得过,它们的存在完全来自与遗传。”
“个人无意识主要是由各种情结构成,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主要是‘原型’”。“原始部落的传说与原型有关,但这些原型已采用特殊方式加以修改。它们已不再指无意识所包含的内容,而变为意识的公式,根据传统进行传授。这种传授是一个传递那些溯源于无意识的机体内容的典型方式。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表达原型的方式是神话和童话。”神话叙事对荣格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他说:
“通神学者有一种有趣的想法,认为喜马拉雅山或西藏的什么地方,有一些圣人在影响和指导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事实上,东方的巫术信仰的影响是如此之强。以致一些头脑健全的欧洲人竟向我保证说,我说过的一切有价值的话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那些圣人的启示,而我自己的灵感则根本算不了什么。这种圣人神话在西方流传极广,人们对之深信不疑,事实上,它远不是毫无意义的胡说八道,相反却像所有的神话一样代表了心理的真实。看起来,东方也许确实处在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精神变化的基底,只不过,这个东方并不是一座住满了圣人的西藏寺院,而是位于我们自己的心中……”。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神话究竟可不可信?或者说神话的内容是真实的吗?——这个问题似乎显得有点多余。神话在中文中常常和传说并用,传言哪里能当真呢!我们不相信神话,因为我们不相信神。神话的主人公都是神,至少是半人半神。神话中的人不是只要角色。既然我们不相信神的存在,当然也就不会相信关于神的传说是真的。但是相不相信并不重要,因为我们要做的不是证明神的存在。我们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神话对心理生活的塑造作用的确存在。
比如在出售手机卡的商店里,尾数含8或者6等数字的号码会加收一定的选号费。中国人认为这些数字吉利。8和发财的“发”谐音,所以可以带来财运——这就是神话的思维。如果按照卜巫的说法,数字的吉凶还要结合个人的情况来定,以8或者6结尾的号码对某些人来说未必真的吉利。但是无论顾客相信与否,无论此号码吉凶与否,商店的定价价格不会改变——这可是事实。也许商店如此定价的原因只是根据市场的规律,但是市场的规律最终还是由人们的选择来决定。当然有的人说自己可以不买那些加收费用的号码,以证明自己不受神话的影响,可是千万不要碰上对数字敏感并且深信数字对其生活影响重大的人,否则肯定后悔不跌——“他者是自我的坟墓”。那些深信数字会影响自己生活运势的人则心甘情愿用金钱买吉利和安心,他们认为这个特别的数字具有相应的价值。再比如:当我们看到皎洁的月光,会联想到嫦娥、吴刚;但是传统的英国人可能会想到“疯狂”!相应的,我们会产生美妙的体验,而他们则会觉得恐慌。我们习惯于把“月黑风高之夜”和凶险联系在一起,很难把“一轮圆月”和魔鬼联系到一起。
在好莱坞电影《终结者》中,我们看到的和神话故事究竟有多大距离——当全世界的核武器的控制权被电脑病毒程序控制,人类就看到了“世界末日的大审判”,当意味着生命的终结的原子弹、氢弹如同节日焰火般升起时,人类只能接受命运的审判——那种真实感真的让人不寒而栗。
由此可见深化对人的心理生活影响之大,经历千年而不衰。甚至可以说科学时代的心理生活只是神话时代的影子。文艺复兴通过理性颠覆神话的同时,也架构了科学理性的神话。当科学的神话成了解释人的一切问题的模板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科学时代。
(二)科学时代
科学时代的模版故事是成功的“范例”,这个时代的到来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实惠。科学和技术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革。生活方式的改变不仅仅是工具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心理世界的变化。在科学时代,人们的世界观里面逐渐接纳了科学的金科玉律。科学的金科玉律可以总结为以下几条(Payne,2000,p.23):
(1) 因果是普遍的、可知的;
(2) 有一个固定可知的真实的现象世界,独立于人的观察而存在;
(3) 存在物理的真相,但是通常看不到;
(4) 人类通过客观观察可以理解这种真相;
(5) 语言指向现实,反映现实;
(6) 要了解这些现实需要有专家通过罕见的、高深的技术进行研究;
(7) 知识增长的历史是杰出人物发挥他们才智的历史,通过这些人的智慧,人类“揭开”物理真相和生物真相的潜力几乎没有止境;
(8) 这些现代知识通常很“深”,很神秘,普通人通常只能望洋兴叹;
(9) 科学方法也已在诸多领域有了诸多发现,假以时日,必定臻于完美,可以用于改善人类生活;
(10) 如同在物理和生物领域提出的科学方法可以发现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的真相,人类潜在的动机世界的真相和社会机制的真理同样也可以被发现;
(11) 在“社会科学”中,学科区分的依据是人类生活的各种领域的差异。同时,可以找到一个普遍的、跨文化的“人性”;
(12) 在艺术上,新的表现形式往往让普通人感到怪异而迷惑,只有专家才能理解它们。
这些金科玉律隐含了几个基本的假设:
(1) 有一个客观世界存在(包含心理、社会),它不以人的价值为转移;
(2) 客观世界的真理是一组因果关系,必须通过绝对客观的观察才能了解;
(3) 只有少数人才能理解这些真理;
(4) 这些真理能够为人类带来福祉。
这是现代性的基本内涵。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正是现代性(modernity)发展进步观的结果。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启蒙信念:相信通过科学技术的系统化发展,以及理性在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作用,能够改造自然并使社会不断进步。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理性地位上升。人们相信真理可以通过人类自身的经验被掌握。不仅自然界,人类自身同样可以成为理性可以理解的对象。
行为治疗、认知疗法等理性成分很浓的心理治疗模式,可以说是科学时代心理治疗的代表。“华生把心理学变成没有‘心理’或无‘头脑’的心理学,不仅遭到了行为主义以外的其他派别的批判,在行为主义内部也引起不满。”后来在不断接纳心理学的深度的过程中,出现了新行为主义,乃至新新行为主义,终于走向认知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叶浩生,1998)。理性主义传统并不排斥深度,只不过需要一个接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库恩扮演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 托马斯.库恩是一位科学哲学家,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关于科学发展模式的核心概念。所谓范式,是一定时期指导科学研究的某种理论架构与概念体系,是各种具体研究共同遵循的基本理论与出发点。他提出科学范式理论是为了促进科学哲学的发展,范式能使常规科学解决疑难的活动得以完成,即确保常规科学的疑难有一个解。按照库恩本人的说法,“范式提供概念上和实验上的工具”。(Kuhn,p.37)
让-克罗德.高概教授认为范式的说法更清晰地描述了科学研究者在思想上所处的位置。他在为《话语符号学》讲演录回答编译者王东亮的采访时说:
主要在美国和加拿大盛行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分,可能提供了标签式的方便,但内涵不确切。这或许更是意识形态的论争而不是科学的提议,也许有更好的提法、更好的描述。库恩(Khun)提出的范式(paradigme)概念,对如何理解学者们彼此所处的位置来说,是个不错的建议,他所依据的不是年龄层,而是某一时期占优势,占主导地位的概念。经常有学者在二三十岁时接受一些概念并且直到他们智力退休时也坚持不懈。正是这样,在彼时被称作“结构主义”的范式中,一个静态结构主义即建立在分类法、分类学和所有可被理性秩序化之物基础上的结构主义,就包括了并将继续包括不同年龄段的人。静态结构主义有某种不受时尚左右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说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结构分析是一种科学分析,在这里没有时尚,只有概念的操作,在寻找尽可能精确的关联、关系的时候,同时展示统辖这些关系的体系的存在,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属于结构主义。
库恩的批判者认为他力图把科学说成不过是一群“乌合”的规则。库恩则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我要准备为此不实而争辩。”但是库恩的范式论毕竟在现实意义上对西方传统文化即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进行了质疑和反叛,这标志着西方科学哲学的文化的转变,同时对心理学的文化转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库恩范式论从科学哲学内部动摇了科学心理学的哲学根基——实证主义,也引发了对心理学自然科学模式的反思和诘难;库恩范式论强调真理的相对性,把科学理解为实践性的参与为多元文化心理学兴起奠定了哲学基础;库恩范式论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反思,将有助于走向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郑发祥,2003)心理学中的叙事研究本身与文化心理学崛起关系非常紧密。(Bruner,1990)。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恢复与发展非常迅速。60年代以后,在科技与经济的推动之下,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的内部改良、高度的工业化、电脑化、信息化成为这种新的社会形态的标志。一般称之为“后工业社会”、“高度发展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或“信息社会”。(杨洲松,1998,p.75)这种社会形态相应的意识形态承继了理性的传统。
幸福安宁。
理性的传统默认这样一个“事实”: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人们的思想可以通过语言传达和共享。因而在信息社会,人类的思想可以得到极大的发展。在后现代社会,人们的理性可以带来无限的福祉。人们将不会因为冲动而造成灾难。战争将会减少,疾病将会减少,自然灾害将会减少,心理困扰将会减少……人们将在理想中获得神一般的存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阶段;(4)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是后现代文化思潮概念日趋综合和更具包容性的阶段。他作为一种风靡欧美的文化思潮,远远超出艺术领域和文学领域,而深达哲学、科学哲学、心理学、宗教、法学、教育学等领域。其中与心理学有关的思想家有:伽达默尔、哈贝马斯、保罗.利科、福柯、拉康、德里达、利奥塔、马尔库赛、库思、费耶阿本德、罗蒂、劳丹等。
然而,事实并不想理性所能料想的那样美好。相反,在后工业社会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幸福。人们深深地感到被异化。在这样一种境遇,人们开始反思现代性的可靠程度。于是有了后现代的兴起。后现代文化思潮大体上经历了四个衍化阶段:(1)1934~1964年是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术语开始应用和歧义迭出的阶段;(2)60年代中期和后期是后现代文化思潮与现代主义精英意识彻底决裂并呈现一种反文化和反智性的阶段;(3)1972~1976年是正式出现心理学界就后现代性的问题所做的最早的系统研究,当推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格根(Gergen K.J.)1988年应邀在澳大利亚悉尼国际心理学会议上作的题为《走向后现代心理学》的专题报告。时隔13年,格根先生于2001年在《美国心理学家》上发表了他在2000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心理学年会上所作的另一个专题报告,题为《后现代语境下的心理科学》。
格根先生从三个维度入手,将现代主义心理学与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做了比较分析。概括起来可分别称为:知识观、实在观和语言观。
1、知识:权威中心还是交流共建?
后现代主义心理学认为个别人的理性(individualratio-nality)或个别人的知识(individual knowledge)值得怀疑。任何人都不可能抛开文化而独创一种对正义、道德或情操进行思考的形式(sandel,1982)。知识是主体运用他者的话语对自身所做的反观,其中包含了对权力的反叛。
2、实在:世界是客观实在还是社会构建?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人是特定文化传统的结果。关于人的观念不能单独通过观察予以证真或证伪,因为语言上的业已存在的结构对于指导和解释一个人所做的观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人们信以为真的是一种交流构建。
3、语言:真理的载体还是语用实践?
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语言不是思想的产物,而是文化的产物。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53)说,语言的意义并非源于思想,而是源于运用语言的过程。叙说真理并非精到地描述发生了什么,而不过是参与了一种社会规范,或者说是一种以社会既定的方式考察事物的过程。所谓客观,只是遵循社会既定规范。语言对社会具有构建作用。
1986年,沙宾(TheodoreR.沙宾,1911~)出版了《叙事心理学:人类行为的叙事性》,认为人处理自己经验的途径是倾听别人的故事和建构自己的故事,并明确提出要以叙事作为心理学研究的根本比喻(root metaphor,第3页到第21页)。他认为过去心理学界实际上是将人心比做机械、器官或者系统,这种比喻影响了太多的理论。而实际上大家都晓得:这种比喻并不是非常恰当。所以它们误导了心理学。比较而言,将人的心理比作叙事要好一些,所以现在要用这个比喻作为根本比喻,以取代过去那些无视人的能动性的比喻。诚然,机械和器官是没有能动性、没有意向性的,只能做反应性的动作,但是人有。而叙事本来就是编写者能动性的表现。可以说故事产生和被诠释的整个过程无处没有人的意向性、能动性的影子。过去虽然科学界声称自己是绝对客观的、为人类谋福祉的,但事实上似乎并非如此。二战期间,那么多德国科学家不是用非常“科学”的手段,证明了其他民族的“低劣”吗?甚而当时尖端科学的产物——原子弹——不是曾经在瞬间毁灭了那么多人的生命吗?可见所谓的科学语言是靠不住的。科学家也是人,他们必然受到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不可能在研究中消除这种影响。他们非常诚实地揭示的“宇宙真相”,也许并非真的那么准确。很难说那些证明其他民族“低劣”的德国科学家都是纳粹分子或者纳粹的支持者。并且,至今尖端的科学也并非主要应用在为人类造福的领域。有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惊醒了科学的迷梦,人们开始认识到自我的局限,从此不再完全信任工具、依靠理性,似乎不无道理。但是也有人同样认识到叙事的重要,但对科学和叙事的关系持有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