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闪小春
主持人：下面我们请前IBA的曾经副主席Sverre Varvin教授来做报告！现在Sverre Varvin是IPA中国委员会的主席，他今天报告的是精神分析与创伤话：一段重要的过去，一个光明的未来。有请大家欢迎！
Sverre Varvin：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做这样的演讲！我今天要演讲的主题实际上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它的重要性不仅是在今天，也在过去。它看起来有点简单，但同时也非常的复杂。精神分析实际上对于我们在理解创伤和创伤化的进程中有一个革命性的发现和理解。而且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与创伤相关的东西作战斗，不仅仅要理解它，而且要战胜它。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很多很重要的因素，比如社会、文化的因素帮助我们去理解创伤化的进程。我想强调的第二点，在中国我们也经历了长达百年以上的创伤历史，我们有过艰辛的过去，中国的文化有着非常丰富的应对创伤经验和宝贵财富，所以我们觉得也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的东西，帮助我们去理解，帮助我们去应对这些历史中所经历的艰辛。我觉得精神分析关于创伤的理论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现在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所以我先从源头开始讲起。
源头
我首先想到的是在1900年，弗洛伊德所做的工作，他们是如何理解疾病的，尤其是在那样一个遗传学基因非常重要的时代，这是一种变革性的理解。那个时候理论在创建中种族影响非常大。当弗洛伊德是真正的经历，尤其是来自于家庭的体验，他们可能会引发心理的障碍时，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有革命性的一个步骤。因为它可能帮助我们开始概念化，身心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
实际上这样的一个争议，到底是机械主义角度理解大脑，他们认为基因和遗传占主要的因素，另外就是动力学的理论，这样的争议现在还存在。实际上这个争议在弗洛伊德那个年代就已经存在了。在我看来这种理论都有从心理的角度，都有在意识角度理解，比如他们认为心理是非常脆弱的，因为没有足够的心理能量所以带来这样的分裂。但弗洛伊德动力学的模式，他的理解相对来说，他认为分裂是更加积极的，而且是有动机的，这是一个动力的进程。大家都知道，一百多年以前，弗洛伊德发展了无意识心理的理论。对于很多人来讲，很多人觉得弗洛伊德不是很关注社会以及其他临床因素，但这种争议或者指责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如何去理解那些受过创伤的人，尤其是首先性创伤的人如何去应对和适应创伤，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在动力的理解范围之内，我们需要去理解文化和疾病的关系，就像Jovic所说。同时我们要认识到症状，包括很多创伤病人，他们的一些临床表征受到社会认知和文化规范的深刻影响。创伤病人实际上是用不同的方式，也会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人生发展阶段呈现出他们的困难和痛苦。所以我们需要有不同的方法来去理解他们的痛苦，因为并没有一个标准的范式。同时，对于我们理解创伤化非常重要是一个人物，费伦齐，他是匈牙利的精神分析师。他特别强调在与创伤化相关的内疚和羞耻心理，比如说一个受过创伤的孩子，他会感觉到非常的内疚，他会感觉到非常的羞耻，因为他觉得自己被虐待了，被很不人性的对待了。但是与此同时，费伦齐真正发展得比较好的概念是关于关系的进程。尤其是在创伤化心理内在关系上。实际上这个角度就是从客体关系角度理解创伤化，这一点非常重要。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可能会跳过一些比较复杂的概念，但我想跟大家强调一下，从客体关系的角度理解创伤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另外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弗洛伊德在1920年对于焦虑理论的修改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在普通的情景中，但我们觉得自己遭遇危险了，这些危险可能来自于外界，但是它可能会在我们的内在制造一系列非常复杂的情感，可以是很有攻击性的，可能是焦虑的，等等一系列复杂的情感。既使是在比较普通的情景中，也会在自我里面发出一个焦虑的信号，这个焦虑的信号可以保护自我去应对危险。但是关于创伤化，这个焦虑的信号相对来说它的程度就会比一般强烈，它是一种压倒性的、淹没性的信号。所以对于很多创伤化病人来讲，他们体验到一种焦虑就是一种淹没的焦虑，他们觉得这种淹没性、压倒性的焦虑吞噬了自我。
历史背景
我想给大家一个简短的历史介绍。在1920年，第一次世界战争之后，有一组精神分析师西蒙尔、费伦齐、弗洛伊德，他们试图去理解，为什么在一战中这些士兵会出现炮弹休克的现象。这些士兵他们不能够很好地去执行自己的任务，他们表现出不同的症状。当时他们几个精神分析师形成的一个理论就是这些士兵觉得自己的上司很失望，实际上这可以从俄狄浦斯冲突的角度来做一个解释。待会儿针对这一点会进行更多的讨论。
1941年卡迪纳尔做的一个研究，他实际上第一次帮助我们去理解身体和心理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心身疾病的关系，实际上他所描述的症状就跟创伤后应激障碍所有症状基本上相似，绝大多数障碍都描述了。但是非常习惯的是所做的工作在二战以后就被人遗忘了，既使是精神科也没有重提他的贡献和理论。他们要从更广泛的视角去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规模的破坏性，他们试图从更大的角度来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会有那么大规模创伤性的进程与病人？
在1930年，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有过通信，在爱因斯坦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中，他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是否能够控制人类的性演变，试制抵制仇恨和毁灭？弗洛伊德说您对于人们如此轻易地并发出对战斗的热情这个事实感到惊讶，并且对于是否有什么东西在他们身上起作用感到怀疑，这种就是仇恨和毁灭的本能，它迎合了战争贩子们的努力。我们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就是会把所有的生命重新带回到原初的状态。实际上弗洛伊德的回答是非常非常强烈的答案。就是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仇恨和毁灭的本能，同时弗洛伊德还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他说要反对战争和暴力最好的方式就是支持和鼓励人们发展，尤其是人类成员之间的情感连接纽带。这一点，不管从社会、文化、心理角度，这是我们能够对抗战争的一个因素。
我强调一点，在过去世界里人类遭受了非常大的浩劫和苦难。我们知道在二战前后，有欧洲其他的地方，包括中国有数以万计的难民。而且非常让我们伤心的事情是并没有一个国际法律和法规可以保护他们的法律地位，没有办法提供一个框架保护他们，使之安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皮特，他是第一次用法律的方式帮助难民的，那个时候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发一个南森护照，我们大家都是精神分析师，我们都知道一个框架，对于这些难民来说非常需要一个法律法规的框架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
当我们回顾历史，我强调过很多次，我们总想遗忘，既使是在二战以后，我们之前所学到的、所发展的，去理解这些创伤病人的知识、理论实践，又全部把它们忘掉了。在1950年后期和1960年早期，其实有很多研究，大家可以从这些研究中发现，他们在1950年、1960年的研究，实际上跟弗洛伊德在1920年的研究是非常相似的。
其中有一个爱丁格（同音）就研究了很多创伤的影响，心理无能、早死，很快他的研究就被人遗忘了。1967年哥本哈根的精神分析会议上，从动力学角度研究创伤化，又有了非常重要性的发展。对于理解创伤化病人来讲，有一个文献非常重要，大家可以去读，就是弗洛伊德《哀伤和抑郁》。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就是由Niederland，他当时研究幸存者综合症。他发现在创伤中幸存下来的人有非常强烈的内疚感，以及未解决的哀伤。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洞见，我们要去重视它。
我们来看一下后期的发展。直到1980年时，创伤的诊断才被引入到DSM诊断标准之中。但是，实际上在很多精神科医生和精神科病房里，他们说我们没有创伤病人啊，不存在的呀。这是一种对于重大问题的严重的否认。尤其是对这些受过创伤伤害的病人和他们家属的一种严重的否认和拒绝。所以最后能够促成创伤诊断纳入DSM诊断标准，就是女性解放运动和越南老兵运动。
刚才我其实很多时候是讲20世纪欧洲的历史。这些受害者以及幸存者，你们觉得他们是被接纳了还是被忽略了？在一战中对于这些炮弹休克的士兵，他们曾经使用过电击的疗效去治疗这些士兵。同时我们知道有继发获益神经症，他们觉得从这些疾病中可以得到一些补充，但实际上我觉得这是对于病人的一种攻击和诬蔑。
理解创伤的概念
对于理解创伤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尤其是理解大屠杀幸存者，他们往往非常的羞耻，他们不愿意去开口谈自己的问题。其他的人也不愿意看到这一点，因为大家都觉得太恐怖了，难以承受。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沉默的阴谋，我觉得很多情景下这种沉默的阴谋还在上演。
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需要去理解创伤化的复杂性，包括去理解创伤化的影响。去理解创伤化如何影响客体，如何影响他们的家庭，如何影响一个更大的群体，包括一个社会。同时，我们也要去关注创伤的代际传承问题。在介绍的过程中，杨教授有讲过，我们要去预防，使人们不再遭受创伤。但是实际上，我们把这些问题已经留给后代去解决了，因为今天随处可见，到处都是创伤的病人。
如我刚才所说，创伤化不仅影响个人，也会影响他们与他人的关系，比如说亲密关系，比如说群体的关系，比如说一种文化的情景，因为时间非常有限，所以我很难一下子把这些复杂的概念全部讲清楚，我只是给大家一些重要的点，让大家有一些感觉。比如说如果一个妈妈受过严重的创伤，她有了一个孩子，那么我们知道非常重要的是这个孩子要成长，他需要一个安全的依恋，但受过创伤的父亲或者母亲，他们很容易创造出一种非安全性的依恋环境（如果他以前经历过一些艰辛和困难的情景的话）。但是一个妈妈要能提供一个安全的依恋，这个妈妈自己背后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与家庭，她需要有一个更安全、更大的社会文化的背景。所以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意义制造的进程。所以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文化和社会的因素纳入考量之中。今天早上武汉一些领导他们都在讲，我们要关注大众的心理健康，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好的预防。
因为我要讲过去，我要讲我们总是试图遗忘的过去。实际上我的重点在一个更加有光明、有希望的未来上。我觉得我们如果要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程序。先做预防，再做关爱，然后再做治疗。我们知道，有些人经历过创伤的事件，如果他得到了很好的关爱，他也许就不会变得那么严重，也许不会发展成一个疾病，但如果不做这部分，如果去否认他，那么，创伤化就会有代际的传承。我觉得如果不处理的话，创伤话会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很多的问题。
时间有限，我就讲到这里，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提问。
互动环节
主持人：非常感谢Sverre Varvin教授。精神分析学者一直致力于这样的工作，我们今天的讨论就是一个机会，我们要勇敢面对。今天讨论的问题非常多，就几个问题的时间。
提问：刚才你的问题是说在讲弗洛伊德与爱因斯坦提到死本能和破坏的关系，可以谈更多吗？
Sverre Varvin：我觉得弗洛伊德跟爱因斯坦的通信中，强调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某种社会情景下，在没有安全感、没有支持、没有稳定的社会情景下，这种破坏的死本能就会释放。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谁想发动战争，实际上是那些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剥夺，他们去发动战争的，对不对？实际上这样的情景就很容易带来创伤化的问题。而我觉得这并不一定说战争就是死亡本能和攻击本能的结果，而是这样的环境导致的结果。我觉得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的对话中，在谈为什么有战争中，他很多理解与洞见，尤其是他认为，要在人类成员之间发展情感的连接和纽带，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
提问：我老师说生病得到继发性获益，您说是一种攻击，我觉得很好奇，基于这种说法，它是放在一种特定的情况下是这样子认为的吗，还是指所有的生病都能得到继发性获益？
Sverre Varvin：我觉得实际上这一点要从精神科医生角度去考虑，因为精神科医生，他们顺从了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他们要去否认那些真正受到创伤，在苦难中经历创伤而因此生病的士兵，他们实际上在否认他们，他们否认他们说，他们不是真的生病了，他们是装病，他们想骗钱、骗赔偿金。实际上这说明了当时的精神科医生，他们更多是顺从了政治和经济力量影响，而没有真正关注这些士兵的健康。
提问：我是在精神科工作的精神分析师，想问一下关于病人的问题，有很多患者说，住院之前经历很大的创伤，住院之后经常会问出院了怎么办？周围人很多人都说他是精神病，不要理他，我觉得对他也是一个创伤，每次当他们跟我们说的时候，我其实有时候很难去帮助他，我只会不停鼓励他，他们不会这样说。但我从他们的表情语言中感觉到，这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创伤，我想问一下老师这个时候该如何帮助他们？
Sverre Varvin：首先我不知道你病人的具体情况，但根据我的经验，我觉得身边的人可能会非常害怕、非常恐惧，他们担心、害怕受过严重创伤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这些创伤化的病人，表现出来了一些症状，可能有一点点像精神病。尤其是从传统精神病角度来说，这些症状真的是非常相似。所以这也是一个社会的进程。所以也需要时间真正让他们改变这种思维与这种理解。我觉得对于这个病人来讲，非常重要的是给这个病人工作，同时你也可以跟病人家属做工作，当然首先要理解家人会害怕恐惧，但也要帮助他们理解这个病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方式才有可能帮助病人更好地回到正常人生活状态中。
提问：首先我想感谢Sverre Varvin，你的讲座非常的有启发性。尤其你看到弗洛伊德的文章《哀悼和抑郁》，这篇文章非常重要帮助我们理解创伤化了。我们需要去承认，我们还要跟其他的对象保持连接，我们还要过之后的生活。克莱因也讲过非常多的关于哀伤和抑郁的理论，但在治疗的情景中，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一个病人从过去的创伤经历中恢复出来，尤其是时间很长久的，历时悠久的创伤。我们都经过了一个艰辛的、困难的时期。那么我们怎样去处理这个无意识的部分，我们都假定那就是真相。我们觉得这些创伤的病人，他们应该像其他人一样自然的愈合，自然的就过去呀。当然，这些创伤的病人，当我们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们要搞清楚的是，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现在和他们未来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才是问题重要之所在。尤其是他们的内疚情感一直被否认，一直被忽略了内疚情感的部分也需要被承认和接纳。
Sverre Varvin：谢谢你的评论。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需要从中国的文化、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中去学习的原因。因为从西方角度来讲，更多时候是线性时间观。也许这也是一段过去的历史，我们可以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中国人民如何在苦难深重的上个世纪存活下来，而且能够去应对。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需要对于中国人民如何去经历创伤和应对创伤的课题做更深入和更广泛的研究。
主持人：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到这儿，非常感谢Sverre Varvin的报告和反馈，谢谢大家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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