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思维中的精神过程及精神分析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Alf Gerlach
【摘要】传统中国思想中孕育这精神分析的思想,这无疑会促进精神分析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本文沿着我国传统思想,慢慢揭开精神分析是如何被中国接纳,最后会蓬勃发展的过程。并用案例报告的形式,表达了理解中国传统思想对精神分析过程的重要性。
【关键词】中国 文化传统 精神分析
据说在药物治疗未带来改善之后,一位医生故意激怒了他的国王,而国王的疾病因此反而得以恢复。
心理治疗的描述来自公元前4世纪前的一本中医手册。自公元前4世纪开始,这些累积的经验被系统地载入《黄帝内经》以及关于它的评注《难经》中。在中国随后的发展中,受巫医以及儒学、道教和佛教的影响,一种“经络医学” (Unschuld, 1980)打造了中国对精神的观点,发展至今。据此,人类内部和外部世界可见和不可见的事件(例如情感,内部器官,气候条件,元素)都分派给特定的一系列经络且彼此相互依赖。因此内部和外部之间、心灵和身体之间的分界线被去除,而一系列经络中一个环节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其他环节。
这一对经络系统是基于阴和阳的概念、五行理论以及微观和宏观世界相互依存的观点而形成的。阴阳概念包含两个对立的但又互补的类别,它们适用于人体,也适用于整个宇宙。当这两股力量平衡时,健康和安宁占优势。阳代表光明、阳光、热、男性、正性,而阴代表黑暗、多雨、冷、女性、负性。
五行理论将金、木、水、火、土五个假设的基本元素中的一个元素分派给所有的身体现象和所有的自然事件。因此,例如,五情(喜、怒、悲、恐、惊),五脏(心、肝、脾、肺、肾),五邪(风、热、湿、燥、寒)在有序的关系和“经络”中被区分出来。内部的身体或心理事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用表述自然事件的语言来表达、描述和理解。外部事件如风、寒、热、湿或燥的特定条件被考虑为扰乱平衡感的原因,喜、怒、悲、恐、惊的情感状态也是如此。情感被假设为控制着体内各个不同影响力的流动循环:怒据说能增加额外的能量和颠倒体内循环,喜能维护平衡,恐是减慢甚至打断循环。根据阴阳原理,这种规则于是就如此这般地保持着一种和谐和有序的生活(Gerlach/Wengler,1990)。
尽管有儒家、道家和佛教思想的整合,为着关于人类的中国式理解,一系列已有描述的思想已经保持了数千年的决定性地位。至今对于人类情感和思维的看法仍深植在一个信念中,在这个信念中人类被视为构成大自然整体必需的一部分,微观世界也只不过反映了宇宙的法则且依赖于阴阳力量间的平衡。同时,知识的进步被整合入现有的观点中是完全有可能的。例如20世纪中叶,对巫医的对抗在理解精神障碍中起到意义重大的作用。在那之前,魔鬼已被视为一种独立的对人类的外部影响力,但是现在被视为人类精神的产物。相当有可能的是比较这个模型然后将此靠近于精神分析中的冲突-理论模型,纵使是用一个一致和综合的基本整合的解释。滑寿对魔鬼导致怀孕之假设的关键性检验作为一个例子被引用(出自《医学正传》,1515):“曰:昼之所思,为夜之所见。凡男女之性淫而虚者,则肝肾之相火无时不起,故劳怯之人多梦与鬼交。夫所谓鬼胎者,伪胎也。非实有鬼神交接而成胎也。古方有云:思想无穷,所愿不遂,为白淫白浊,流于子宫,结为鬼胎,乃本妇自己之血液淫精,聚结成块,而胸腹胀满,俨若胎孕耳,非伪胎而何。”
最初的接触:精神分析在解放前的中国
精神病院于1898年在广东开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治疗成为国际流行,它主要在于镇定剂的使用、水疗法和电休克的应用。激越状态的患者被监禁和上镣铐。20世纪第一个10年,更多的精神病院在上海、北京和南京开业。一些医学院也开始纳入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的课程。在上海,尤其是致力于精神疾病医治的澳大利亚医生范尼·哈尔彭博士(Fanny Halpern),她在1940年开了一家精神卫生诊所。尽管有这些努力,在1949年的全中国也只有不到50名受过训练的精神科医生。
西医最初在19世纪被引入中国,它的传播首先得益于希望在结合医学和教会活动方面取得成功的基督教传教士团体。第一所那时许多中国精神科医生已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学习。他们的思想首先受到阿道夫·梅耶尔(Adolph Meyer)心理学派的影响。然而,在中国东北,克雷佩林(Kraepelin)经典精神病学的取向占优势,而只有在北京、成都和南京精神分析才能取得立足点。从1935年至1939年,中国精神科医生的开山鼻祖戴秉衡博士工作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他接受过来自纽约哈利·斯塔克·沙利文(H. S. Sullivan)和芝加哥L·索尔(L. Saul)的精神分析导向的心理治疗训练,通过了他的教学、督导和对同事的训练性治疗。继日军占领北京之后,他不得不放弃他的工作,之后在美国工作(Dai,1984)。
1948年,南京大学神经精神病院的院长弗里茨·科布勒(Fritz Kobler)在《精神分析评论》(Psychoanalytic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恐缩症”的精神分析个案研究,他将这一个案解释为急性阉割焦虑,这种形式只在中国南部观察到。
阿道夫·约瑟夫·施托菲尔(Adolf Joseph Storfer),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成员,自从1925年成为“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的主管,短时间内能够在中国帮助传播精神分析观点。虽然施托菲尔自己不与接受精神分析者从事精神分析的工作,但自1921年起,他在维也纳发起了重要的出版运动。例如,他是《意象》(Imago)的联合主编,此杂志致力于将精神分析应用到其它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他也是《精神分析运动史》(Psychoanalytische Bewegung)的创办者,为此写了大量的文章和综述,他还是《精神分析学年鉴》(Almanah der Psychoanalyse)的创办者。直到1938年,他又成为《精神分析学教育杂志》(Zeitschrift für psychoanalytische Pädagogik)的编辑。在1938年离开“精神分析出版社”后,他从事自由作家的工作;他的语源词典Wörter und ibre Schicksale和Im Dickicht der Sprache在今天仍然有价值。
施托菲尔有可能离开维也纳之前不得不经历大屠杀之夜。直到1938年11月份,他始能逃离,经过不来梅,到达上海,在这里有主要来自德国和澳大利亚大约18000名的移民,他们于1933年和1947年间得以寻求到庇护之所。尽管施托菲尔起初居住的日据上海生活条件艰苦,1939年5月1日他仍开始为移民发行一本德语杂志,名为《黄邮》(Gelbe Post),订阅者主要为中国和遍布亚洲的德语移民,但是也有中国学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德语作为科学的主要语言(一些医学课程使用德语讲授)。《黄报》自然成为那时最好的一部移民杂志;双月刊中出现了大量文化和人类学领域的文章,这些文章有关于中国思想和生活的,关于尝试将犹太移民并入到东亚文化中的,以及关于精神分析的。施托菲尔赢得了德国、澳大利亚和中国作者和科学家的支持;从1939年11月的期刊开始,每期有大约20至30页,每周出版,在1940年甚至每周两期。
接着精神分析的原著,如“Die Psychoanalyse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Der Judenhaβ in der Welt”,“Die Psychoanalyse in Japan”,来自一些精神分析杂志的文章和来自弗洛伊德著作的一些部分被再版。这些文章常常建立起与东亚文化历史(如“Ein Traum aus einem japanischen Roman des 11. Jahrhunderts”)以及与中国思想和情感的直接联结,当然也加强了对于继续影响着中国学术界的精神分析的兴趣,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精神分析被质疑之后。
最终施托菲尔因经济原因不得不放弃《黄邮》,将之卖给上海的主要竞争对手——《上海犹太人记事报》。日本参战后,犹太移民再次遭受威胁,施托菲尔不得不再次逃离,这次是去澳大利亚,于1944年死于那里的墨尔本(参见Bremm,1990)。
好奇和谴责之间:精神分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接受
继中国革命的伟大巨变之后,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名共和国将深入发展科学和文化生活确定为中央政治方针。精神病学领域的变革是首先使药物滥用销声匿迹。精神病院也在农村地区开办。预防为主,中西结合。随着共产党影响力的增强,精神病学向辩证唯物主义方向倾斜,且因对苏联紧密的科学依赖而转向巴甫洛夫的观点。精神疾病被理解为在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和抑制功能之间的平衡受损的产物。在环境的极大压力下,也在“错误观念”的影响下,应对刺激的能力被理解为减低兴奋或抑制作用的功能和导致功能的衰竭。此种解释令人联想到传统中医阴阳的理想平衡和非理想的衰竭状态,可能因此对中国接受巴甫洛夫的观点有所贡献。
在中国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专业界的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Specialist Society for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心理学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或中华医学杂志中能见到解决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问题的文章,而精神分析思想并未被介绍。尽管如此,各种心理治疗方法仍被试用,如一种“联合的短程治疗”,包含心理治疗会谈暗示催眠式的和通称的形式、药物、呼吸练习和空拳练习。随后的心理学研究将这个直接快速改善主诉症状的联合方法描述为优于其它单独使用的方法。之后它也被用于治疗高血压、胃溃疡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心与心的对话”疗法仅仅针对患者良好的感觉和意识能力,对潜意识和前意识的心理处理被认为是不存在的。患者被带到一个关键点,在这个关键点上他会认识和纠正他错误的疾病归因,并且会看到作为疾病结果的身体功能的改变。正确的“正常”意识和正确的领悟就应该自动地导向符合社会理想的行为和对社会的顺应。
中国与苏联断交随之带来20世纪60年代与巴甫洛夫学派的分裂。首先主要的重点在于生物精神病学。然后文化大革命也给精神医疗带来了毁灭性的改变。西方精神病学方法被彻底排斥。医护人员将他们自己看成是包括病人在内的集体的一部分。诊断和治疗的医学模式被推回到去服务于一个教育性的重点:唤起病人的自信、教导社会行为和“正确的政治意识”。思想教育被视为最重要的治疗元素。在许多医院,任何使用药物的治疗被禁止,医生作为领导者和专家的地位被废止。科学研究和对外交流几乎完全停滞。只有在1976年“四人帮”下台后局面才改变,而且自90年代初开始,随着中国对西方访问者和专家的开放,科学交流已开始了再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