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觉敷教授访谈录
申荷永
高觉敷,原名高卓,我国著名心理学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申荷永,心理学博士,现在华南师范大学心理系任教。
高觉敷先生住在南京赤壁路12号,这是一栋古朴典雅的楼房,院内有一株很大的腊梅树,以其特有的朴素装点着这个小小的院落。高先生虽已九十多岁高龄,但思维敏捷,谈锋锐利,话语深刻,幽默动人。我的采访从他如何选择心理学谈起,高先生讲了他在香港大学所受麦独孤的影响,对心理学史上几大经典学派的评价,对心理学未来发展的见解,对西方心理学史研究的态度,他的治学经验,对国内心理学发展的看法,以及他与郭任远、潘菽、章益等著名心理学家的认识和交往等。采访是在极其自然的情况下进行的,高先生对所谈问题并未作事先的准备。或许也正是在这种自然的谈话中,更能反映出读者所希望了解的当代中国心理学家的思想和内心世界。
申荷永(以下简称申):高老,您曾写过两篇非常生动的评介文章:《心理学的心理学》和《心理学的社会学》,前者提出了"心理学家为什么选当心理学家"这一有趣的问题。请问您是如何选择了心理学呢?
高觉敷(以下简称高):我是在香港大学开始学习心理学的,那是1918年,首先是我自己对心理学的一种潜意识的兴趣吧。当时我是在文学院教育系,本来容易通过的课程是中文方面的,但我所选修的是动物学、植物学、哲学和心理学。虽然这些课都不太容易通过,但我还是选择了它们,为的是追求知识和科学,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人。另外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麦独孤的著作吸引了我,他的《社会心理学引论》和《身体与心灵》,都是我当时非常喜欢读的书。我最早写的一些文章和论文也是有关麦独孤的心理学的,这也就成了我的心理学生涯的开端。
申:这么说,高老,在您的早期心理学研究中,受到的最大影响是来自麦独孤了?
高:可以这么说,麦独孤以解释人类的行为为其心理学的目的,对动机问题有很大的贡献。他对情绪、情操和意志的研究都有着现实生活的基础,不同于单纯实验室的心理学。尤其是他的Hormic Theory(策动理论),解释了人类行为的目的性,很有独到的见解。我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感兴趣,后来对勒温的研究也与此有关,勒温的心理学也属于一种目的性的研究。但勒温讲需求,不讲本能,同时勒温也注重环境的作用。片面强调本能是麦独孤心理学理论的缺陷,心理学史上著名的反本能运动就是针对麦独孤的,一味纠缠于本能问题容易倒退于纯思辨的地步,陷入神秘主义。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后来从麦独孤转向行为主义。
申:对此您曾在"我的五十多年的心理学工作回忆"(见《高觉敷心理学文选》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中作出详细的论述,记得您后来又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格式塔心理学,尤其是库尔特·勒温的理论,是这样吗?
高: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论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曾围绕这个问题写过不少论文,发表在《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等刊物上,还翻译了考夫卡的《心之发展》、苛勒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和勒温的《拓扑心理学原理》等。勒温心理学的优点是理论联系实际,用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他用关于人格、意志和情感的动力研究发展了格式塔心理学,改造了弗洛伊德的动力学说。我在解放后不久写给潘菽先生的一封信中,还曾提到可以吸取勒温心理学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来充实我们自己的心理学体系。我一直对勒温的心理学注意,这你是知道的,勒温心理学的思想至今充满着活力,对我们自己的心理学建设可有借鉴意义,还值得好好研究。
申:是的高老,我的博士论文《勒温心理学研究》就是由您来选定和指导的,我也愿意对此来继续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在国内心理学界及整个学术界,您的影响更多的还是在于对弗洛伊德的研究,有人把您称作是"弗洛伊德主义专家"。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高:我根本不是什么弗洛伊德主义专家,并且从来就不主张在心理学研究中用"弗洛伊德主义"来代替"精神分析",我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1930年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让我翻译弗洛伊德的introductions to psychoanalysis(《精神分析引论》),弗洛伊德创用psychoanalysis这个名词,是为了避免与让内的"psychological analysis"(心理分析)混用,我当时考虑到与国内已流行的罗素的"心之分析"相区别,也为了更接近于原意,便译作"精神分析"。弗洛伊德主要是一位心理学家,由j·strachey主编翻译的弗洛伊德全集24卷标准版,便题名为"弗洛伊德心理学全集标准版"。当然他的心理学理论影响非常广泛,整个社会科学界及文化界都有人在研究弗洛伊德,但就是我个人而言,我所研究的是他的心理学理论,而不是"弗洛伊德主义"。
申:那您觉着弗洛伊德对心理学的主要贡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