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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家与文学家

wangche828282015-10-20 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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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说什么,更重要的是谁在说。接受了六年个人分析,做了六年分析家,创作了两部诗集,正在写以精神分析伦理为基础的长篇小说,这样的经验让我具备谈论这个主题的一些信心。

能够谈论分析家与文学家的另一个前提更加客观,那就是要有这两种人。如果没有古柯碱成就的不被认可,弗洛伊德作为诺贝尔获奖医生的光明前途大概不会让他有机会打开一个新世界,而当时已经产生的心理行业势必会按照当时笼罩在催眠氛围里的方式发展,如同现在中国的心理行业,岌岌于将自己装扮为世俗宗教的替代品。文学家也是如此,在西方十九世纪之前,谁能够靠着自己的写作维生呢?莎士比亚搞得是现实的戏剧,还是卖给宫廷的奴才,诗人则从来不能靠写作活着。

我们中国的情况则和一些历史的创伤联系着。如果没有对西方世界的向往,我们不会具备如今高等教育人才的细分的职业化,分析家和文学家都是其中的一种类型;而如果没有从宋代以来的漫长的异族奴役史,我们也不会在再次到来的殖民阶段主动接受一种强势的文化。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以近乎灭绝北方汉人的代价给了佛教入主中原普度众生的机会,并终究在理学对佛教的主动接纳中重构了我们的民族性。我们对于精神分析的接纳也处在类似轮回的早期阶段,五四运动对我们自身文明的否认中就伴随着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哲学的介入,百年之后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对精神分析正规化的努力则类似于当年玄奘西游、译经和立宗。文学的情况在我国则尤其突兀,文学家的出现完全是西方化的产物,上至屈原下至曹雪芹,中国的文学家无论创作出多么伟大的诗歌或小说,终究是醉心于政治理想的儒门子弟借景伤怀的手段。

文学与精神分析的联系一直是大精神分析家赖以建立其体系的凭依。作为精神分析核心的俄狄浦斯情结就源于弗洛伊德对古希腊悲剧的体悟,他还建立了梦和文学经验的同构;荣格几乎完全是在文学中建立了他的神秘主义式的原型系统;拉康甚至妄想狂般的试图颠倒文学和精神分析在经验层面的依存关系,他说爱伦坡懂了他的思想才能写《被窃的信》,没上他的课就创造出劳儿的形象的杜拉斯是个天才。只有萨德、独一无二的萨德能够让拉康献上不同于“回到弗洛伊德”这种骗术的尊重,他在《康德同萨德》中冷峻而非戏谑的将萨德钉在了圣徒的祭坛,并从中继承了精神分析迥异的伦理学。和他多少有点师徒之谊的福柯将这种隐蔽的伦理学融入了萨特开创的哲学家革命并复兴了男同性恋的文明。

于是就有了分析家与文学家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在拉康的时代已经明显的从内在结构和现实关系两个方面同时展开。拉康作为一个和思想界无缘的精神病医生的发迹有赖于他对文学艺术领域的介入,乔伊斯的第一次《尤利西斯》朗诵会就有他的参与,晚年他用“圣状”的重认还了乔伊斯这个人情;而他终究登位之后对《劳儿之劫》和杜拉斯精彩的赞颂中明显的凌驾则只能招来杜拉斯的愤怒。

“我不是诗人,我是诗。”这是《四个基本概念》英文版序言里拉康专门说给美国人听的话,这样一个谵妄式的命题恰好可以作为理解拉康以来的分析家与文学家关系的出发点。

这个出发点就是实在。弗洛伊德很懂得这个出发点,因此将文学理解成一种意淫的经验,无法做英雄的人们只能在文学想象中体会“我也如此”的快感,并且总能够“再来一次”。当时代变迁,看似传统文学受到屏幕和视觉冲击而面临土崩瓦解,我们仍旧能够在所有优秀作品的脚本中发掘出文学的根。《空之轨迹》、《猎人》、《走向共和》、《蓝白红》、《云图》、《犯罪现场调查》,无一不呈现出我们没法“再来一次”的作品中的人生和不可替代的文学尊严,然后,咱就再来一次。弗洛伊德没有进一步推进的在于,意淫不仅仅是观众的经验,也同样是作者的经验。骂了一辈子弗洛伊德却做了精神分析开路先锋的纳博科夫,生平不乏传奇色彩,却恰恰作为一个婚姻忠仆写出了《洛丽塔》,这直接导致没有几个萝莉和萝莉控知道他是谁。弗洛伊德也是如此,当他因为自己的性幻想在维也纳街头被人们敬而远之的时候,他已经彻底结束了自己毕生的性生活。

因此,“我是诗”。文学家将自身融化在异名的文字里,分析家让自己消泯在异己的声音里,并都以此构筑了生活的底色。意淫以这种方式颠倒了价值,文学家创造意淫、分析家接受意淫,并都因此实现了自身的意淫式的生活。文学与现实、分析与生活,两种异质经验间的断裂在文学家和分析家那里弥合,实在因此并不呈现其无法再来一次的实在性。也就是说,在分析家和文学家那里,实在相对更多的被虚拟了,对于分析家和文学家而言,现实并不等同于人们所忠实的现实。这样才能使其不以演员或教师的方式在作品和分析者的背后活着或死着。精神分析与神经症的联结就此便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形式构成,分析家与分析者的距离,分析家、分析者和分析室之外的生活、世界的距离,这递进的两道深渊构筑了神经症的自由图景。神经症的防御并不是一堵墙,而是一步便可以跨过却无法跨越的绝对距离,就像是人行道与公路的距离,一步便是生死。因此精神分析的自由始终是意淫的自由,因为一旦跨入实在,自由只能是萨特式存在主义的自由,那种自由的尊严来自无法再来一次的必然代价。

这样就有了行动化的忧虑,毕竟对于分析所要面对的几个重大问题和转折而言,每一次行动都只能有一次,贸然行动只能找死。分析家因此要说,“我不是诗人”。

可如果只有行动或必须死呢?精神分析在戒律世界中的自我保护立刻呈现了对于精神病的无能为力,以诗人为代表的文学家则铺垫了一条等待被继承的路。托尔斯泰在小说家中的至高地位来自他临终时自杀式的自我放逐,兰波铸就诗歌的实践是他罢笔之后的流浪,海子我们更熟悉,这位现代汉语诗歌的王者,他耶稣般仪式性的自杀将太阳史诗的时代划上句号;或者更直接一点,李白醉死是意外吗?显然在这些最璀璨星辰的光芒中,我们无法沉浸在意淫里,这些文学家就是文学经验本身,他们用无法再来一次的实在行动弭平了现实和文学之间的绝对距离,进而拷问着读者与其欲望之间的关系。

分析家则尤其不会被实在遗忘,始终朝向实在的债务早晚要在身体上找回来。弗洛伊德、拉康、吉布尔都得了癌症,霍大同的眼睛很不好,心得开解并非全部。于是就有了一种主动回应的隐蔽传统,至少法国有这个传统。弗洛伊德在喉癌病痛下拒不戒烟而是选择了安乐死,法国的首位精神分析家流亡的波兰犹太人欧也妮·索科尔尼卡开煤气中毒而亡,拉康的通过制度所培养的许多分析家自杀。在作为拉康精神分析开端的罗马报告里,拉康就提出了人的自由阶梯,其极致便是以自杀将胜利的主人置于虚无之中的自由,拉康凭借着妄想狂的矢志不渝始终冲击着主人的虚无,他最出色的一些徒弟则更乐于为存在这位主人本身制造这种虚无,从而获得绝对的自由。

死支撑着生,这些分析家用他们彻底的沉默为拉康这核心论题埋上了土壤。实在,从出生开始,到死亡结束,正是拉康派分析家的宿地,终结幻想的从来不能是其他幻想。于是就有了和我们更加切近的一种欺诈,拉康得癌症的时候对此已经开始痛恨,这种欺诈的表现就是常常和精神分析的过程相互参照的禅宗语言游戏。“参话头”,往往被理解成分析的古典形式,岂不知惠能当年在庙里只是做了三年苦工,和尚们的修行是离家弃子舍女人、早睡早起少吃饭,话头是参在这上面的,更何况还有面壁、断臂、削指、杀猫、投河、倒立死。成道是实在的。

因而有终结的分析终结的时刻就无法把握,分析始终要朝向实在,可天下之大,能自决生死者几人?好在世事无常,天雷无妄,等候的时刻就让意淫再爽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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