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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重认:精神病的一种中国式可能

wangche828282015-10-20 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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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本文旨在从伦理和技术层面为精神病人探索一种不进精神病院的道路。

对于福柯来说,精神病是一种现代科学的欺诈,《疯狂与文明》给我们呈现出的不是疯狂的病理问题,而是全然的伦理问题。既然精神病院诞生所标志着的精神病学创立的最初功能就是合理合法的囚禁萨德,这跟文革时代流放知识分子的夹边沟就没有什么差别。德勒兹对同一个领域的关注呈现出一种发展性的激进,《千高原》立足于精神病自身特性的幻想试图构建起一个虚拟世界,这个世界中以根茎、生产、游牧、战争机器、逃逸线所构成的疯狂自身的生机区别于现实的神经症文明,大有将精神病做大做强之势。那些近代史上为文化贡献过重要财富的知名疯子成了他用以向现实世界开刀的将士,瓜塔里作为精神分析家则从精神分析的内部给予这股革命以武器,对狼人的精神病性解读显示了这个武器的力量。

这样的一种伦理上的反精神病学立场带来了面对精神病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基于不把精神病置入基于统计学标准的正常的神经症即健康的反面,由此而显现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图景。当现实中跟精神病人工作的精神分析家都集中在精神病院,这个可能性就成了对精神分析的伦理基础的拷问。面对这个拷问,中国因现代化而近乎摧毁的传统中存在着某种能将这种可能性予以实践的遗产。

 

1中医没有精神科

 

(本部分内容参考了中医师刘雄提供的资料,拜谢)

中国医学很早就对精神疾病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治疗。西汉时期,《黄帝内经》最终结集成书,在这本医学论文集中,已经详细地记录了精神科的各种疾病,并明确区分了神经系统疾病和精神疾病,其内容与现代精神病学大体相当。

在其后两千年的漫长过程中,中医各科都被充分研究和发展,但精神病专科却一直没有真正出现。在汗牛充栋的古代中医典籍中没有一本单独论述精神疾患的专著。对于中医来说,疾病的划分方式和西医完全不同,具体问题被讨论和处理却没有这方面的专门领域。

这涉及至少两个原因。第一,中医认识疾病的方法论将精神疾患分置于内外妇儿各科。第二,将中医作为主流医学的传统社会对人的固有特征的认识有别于以现代科学为主流文化的现代社会。

中医一方面把精神疾患分置于内外妇儿各科,例如在妇科的治疗中涉及了癔症的各种常见状况,在男科中的治疗涉及了抑郁障碍,在儿科的治疗中涉及了精神发育迟滞,在传染病科和感染科的治疗中涉及了精神分裂的躁狂发作和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等。《伤寒论》是一本成书于东汉末期的外感专著,其中数次提到了因病毒感染而引起的精神症状,例如在“太阳病”中有多种脉象及身体表征和躁狂表现相伴随。在《黄帝内经》中,抑郁障碍的症状被认为与“足少阴”经脉系统有关,并且认为抑郁障碍会导致“厥逆”之病,进而发展成“癫狂”即精神病。在这中医最古老的著作中,癫、狂作为精神病症状的划分与治疗就已经存在,而这个病程并非独立发展的,而是建立在各条经脉系统失衡的病理过程之上,即有其生理病疾的基础。

也就是说,中医没有像现代医学这样,将精神病作为一种独立的疾病类型来对待,也自然不会如同福柯所说的将疯子们排除出这个社会之外。这样的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社会对人的固有特征的认识与现代社会并不完全重合,这导致中医没有完全发展出ICD式的诊断标准。例如,在ICD对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中,几乎每一个诊断条件都可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被接受为宗教和巫术的表征,与此相似,一些精神障碍和情感障碍在被中医作为身体疾病的表现形式治疗后,失去成为判断和构成具体精神疾患的条件。有类似症状的人要么被当作是内脏出了问题治疗身体,要么被当作有灵性而出家修道或者被修道者按照巫术的方式进行调整。由于中医和西医在结构上的巨大差异,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精神病和感冒在中医中可以说是一回事,因为通过“气”的中介,中医体系中的精神与身体没有性质上的皆然划分,都是“五行之气”的表现形式。

而中国传统社会所定义的人的固有特征,主要建立在儒家的伦理体系下,超出儒家伦理所规定的范畴常常被搁置,这意味着,社会条件不支持中医建立独立的一门精神科医学。现代精神科疾病,一部分被中医消化,另一部分被儒家的伦理社会消化。例如在古典名著《红楼梦》中贾府主人贾政对家人是否信仰宗教并不关心,对儿子贾宝玉的疯癫也并不在意,唯一的一次惊骇是其母因保护贾宝玉,威胁说要回南京老家,这意味着贾政在儒家伦理上的不孝。“不孝”让人、即使是贵族也无以在社会立足,在这种伦理社会中,人的精神症状被搁置了。进而精神科疾病只需要在其他医学专科中解决即可。中国传统社会关注人的方面不同,要么不把精神疾病当回事儿,要么把这类问题归到其他领域附带处理。

 

2圣人疯狂

 

精神病的结构性确认在中国是以对疯狂的某种崇拜性的承认和距离实现的。

孔子被后世尊为圣人,而他自己说,人分四个等级,他属于第二个等级,“敏以求之”(《论语·述而》)也就是“学而知之”(《论语·季氏》)。第一个等级的不是他,是“生而知之”(《论语·季氏》)的人,这类人才是圣人。而圣人是疯狂的。孔子对于真理有着沉醉的痴迷,他自言“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让他有这股劲头儿去追的人有个楚狂接舆,这个人喜欢光着屁股神出鬼没,他有一次专程到孔子门口唱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微子》),孔子跑出来他已经没影了。

类似楚狂接舆这样的人当时就已经是一种备受尊敬的文化景观,到了庄子,这个传统固定了下来。庄子自己的疯狂有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楚王找他当宰相他把说客骂跑了,穷透了却找楚王要米;另一个更厉害,他老婆死了他不悲伤反而鼓盆而歌开心的要死,觉得这是获得了玄解。这样的传统先是传递到魏晋南北朝形成了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隐士文化,待到佛教积累成熟之后便形成了禅宗的疯僧道统。一部《五灯会元》,可以说就是一部充满了莫名其妙的疯狂的故事集,有很多类似于庄子鼓盆而歌的例子,从吹灯、打人到砍手、投河各有玄机。《红楼梦》里所刻画的那一对和尚和道士就呈现了这样的一种疯狂在传统文化中的位置。

在这样的境遇里,疯狂是一种疯子自身的主动选择,并因此而必然和正常人保持某种绝对的距离,这个距离不是由神经症的共同体的排异反应导致的,而是类似于德勒兹所说的精神病的结构中内在的逃逸线,这个内在状态本身就是游离的。所谓“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浮”。这是一种由疯子主导的疯狂与正常的二元划分,并形成了正常对疯狂的认同,而通过疯狂自身的游离而实现了二者的结构上的各自独立。一些疯子始终是中国文化的创造者,他们在创造的同时和中国传统社会及其生活方式保持着绝对的距离,很多并未发疯的精英在精神上试图成为他们却并不在实践上这样做。这在历史上呈现为尧对许由的认同,孔子对接舆的认同,苏轼对佛印的认同,然而同时,尧一直是君王,孔子悲戚而亡,苏轼终身在家。

西方的圣人也往往是疯子,且不说直接导致了现代精神病院和精神病学诞生、被拉康尊为基督教伦理圣徒的萨德侯爵,基督宗教创立的耶稣和近代新教转折标志的尼采都是标准意义的精神病人,而如果不是显著的疯狂,希特勒则根本没有能力走上他曾经的神坛。问题在于,西方的一神论及一元论道统使得人们在心理和社会双重意义上无法在常态社会中接受疯狂,于是尚未崩溃的疯子始终保持着一种内在的暴戾特征,要么不得好死,要么一旦掌握了社会权力便反过来报复这个排斥疯狂的正常社会。在我看来,如果不是对希特勒的恐惧,就不会有当代艺术作为固定的疯狂庇护所的公众领域。

 

3巫术道统

 

福柯说,关键不在于为什么,而在于怎么做。实践形式决定了性质的定位。古代中国实践自身核心思想的方式使得这个文明的性质不同。

西方传统之中,从柏拉图肇始的形而上学传统构成了科学得以诞生的基础,也成了科学主义的动力源。科学的基本逻辑是可重复性和证伪,从而确立普遍法则。而巫术正相反,运行的方式在于经验上的唯一性和证实,从而获得一次性的结果。一直以来由于民族命脉的动荡,常常有人要拷问为何中国多次达到世界生产力的巅峰却没能够诞生科学,在我看来,其中的一个根本要素是我们的基本思维模式就是巫术性的,而不是科学性的。

《野性的思维》中,列维施特劳斯为我们呈现出巫术思维作为一种“野性的思维”乃是平行于科学思维的人类固有模式,这个模式乃是人类得以通过石器时代进化至今的保障。对于精神分析来说,这种模式显然是妄想狂的内核,这种契入实在的、完全拒绝偶然的建立起人与自然间的感知性联系并非只能归入精神分裂症的无效、无现实意义的症状范畴,中国古代为此建立了一个严密的经验系统。

中医出自中国阴阳五行的形而上学体系,同一个体系之下,还有道教,很多知名的医生同时也是道教的高人,例如孙思邈作为神医的同时也是道教的仙人。不仅如此。

《周易》是一部哲学书籍吗?作为群经之首,中国式思想的源头,它不像柏拉图对话录那样是象牙塔里知识精英的精神食粮,它具备非常具体的现实功能。这本实践手册两千五百年来推动了一系列技术的进步,让这个实践可谓出神入化,这个实践就是算命。相对于西方的有神论和一神论,中国泛灵主义的非神论使得生命体验确乎只有一次,从而实践中的头等大事就是在客观事件面前能够把握的程度,算命就是这件事。因此周易衍生了一系列的算命技术,我们如今常用的八字就是后来创造的更加实用的新技术,邵雍、徐子平都是在这个算命领域做出过开创性贡献的儒门圣人。而更加萨满化的巫术实践是在道教中有了长足的发展,道教法术在技术上所用的同样也是周易提供的一整套体系,介于这两者之间的风水先生至今为止都是中国人生活中炙手可热的职业。

作为只有一次的生命,在对生命的态度上科学思维反而成了无效的思维,对于每一个具体的抉择和不可重复的客观事件而言,长久积累下来的不断增加概率准确度的占卜体系和巫术才是能够负责的方式。例如车祸,这是纯粹偶然的事件吗?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来说,知道这是纯粹偶然不如在巫术技术帮助下对这类大事件做一些无法证伪的尝试。在这其中找到的规律,才是中国人所信奉的如同科学客观的自然的“天意”。

周易所创造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巫术,一个发展了两千五百年从未间断的巫术体系。显然,这个体系所依据的逻辑和实践方式跟精神病人的谵妄与行动化同构,精神病人将一切都逻辑化的特征正是这个实践可以进行的基础。对应现实,这个体系恰好给了精神病人一种合适的位置跟现实对接。一个男性的妄想狂从来都是风水先生的不二人选,而一个女性的癔症性精神病人则是天生的神婆,在祝由(中医的巫术)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地。在具体的实践中,问题从来不是有多少失败的案例,而是成功的案例比例是否能够被当时的境遇所接纳,或者是否能够在关键的案例上取得一次性成功。例如一个风水先生,如果能够跟一次战争的胜负相联系,那么剩下的算的都不对也没问题;一个神婆,只要能像耶稣让人死而复生那样在一次生死交织的境遇里通过招魂法式解决一次重大问题,其他再多本来就要有的生死也不影响她的位置。

因此,中国的传统在今天对照于西方,呈现的是一种精神病结构与神经症结构的对应。在今天的中国同样精神病院遍地的境遇下,甚至是非精神病院的心理治疗全部沦为非法的残酷中,古代中国的遗产为精神病的出路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是改造精神病为神经症,而是让疯狂本身和神经症的缺口相连。

 

4 死亡:缺口的两边

 

    这个缺口就是死亡,作为实在的死亡。神经症用坚固的防御忽略死亡,精神病则在已死的状态中,或多或少对于神经症世界的必需品毫无感觉。

在我们的生活中,区分精神病的最终标准其实是生存,至少在今天的现代都市文明中,一个成年的精神病人相对于神经症者来说往往是更难以适应工作的。没有外在支援的情况下,终究要沦为赤贫的流浪者,这也是为什么流浪者男性居多。整个现代文明为神经症者系统的建立了树立在生命一侧的针对死亡的防御之墙,而精神病人则是在结构上无法设立这堵墙,从而无法抵挡的滑向死亡实在的边缘。

中国古代传统的遗产并不是一种类似基督教精神的拯救,作为一种具体的技术,中国的传统是一种操作死亡的技术,这种技术将本质上偶然的死亡实体化。占卜和中医的问诊是将偶然化为必然的第一步,灵魂实体和“气”通用为基础的中医治疗、法术则是第二步。精神病人内心结构的特征决定了我们自然的要走向这个社会已经准备好了的位置,福柯所说的社会排异,由于中国传统的二元结构而以在家、出家的基本模式化解了张力,并在截然不同的生活模式和社会职能实现了分流和有限的沟通。而一旦成为了顶尖的妄想狂,能够舍生取义或是度过生死岸头,就会跨越这基本的二元区分成为两个世界里的圣人,这一点在东西方传统中是共同的。

这便是第三步,无法解释的圣人归位的第三步,死亡完全变化了。这方面的典故主要出现在禅宗的历史中,我个人觉得南泉杀猫比慧可断臂更加直白:

南泉和尚正好碰见弟子们争养一只猫,于是抓起猫对弟子们说:“说得明白活,说不明白杀!”弟子们沉默,于是手起刀落将猫斩为两段。后来赵州和尚从外面回来南泉就把这事儿跟赵州说了,赵州和尚立马脱了草鞋顶在脑袋上走了出去。南泉和尚长叹一声:“你若在此,便救了猫儿啊!”

拉康在第一个讨论班的开篇用了某种深深的敬意提起“禅宗高僧飞起一脚”,这和他博士论文中那位爱梅的刺杀行动形成了镜像的同构。拉康是否曾经飞起一脚?这划定了精神分析对于精神病干预的界限,也呈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另一种可能。

二元论还是一元论,这是东西方文明在结构上的差异,这个差异事实上导致了从古至今社会主流与其异类之间关系的模式不同。精神病在性质上跟异教徒是同构的,而中国的经验一直以来进行的是完全不同的模式,中国的社会主流几乎从未试图容纳类似于耶稣基督或苏格拉底这样的人物,也从未试图消灭他们。儒释道中的各种圣人,他们都相对于主流社会的“阳”而处于“阴”的位置,人们更愿意在保持足够距离的情况下在必须的时候请出来用一下,或者向他们学习具体的技术而各自保持着差异的价值观。诸葛亮的背后就是真正圣人的水镜先生。在中国的宗教中,妄想狂的逻辑与价值观、幻觉性的经验共同获得了尊重与严格技术化的发展,这在今天更甚于往日,而由于在伦理观上的非集体化,每一个今天被归为精神病的人都可以在这个体系的笼统框架里寻觅自己独特的定位。孤独苦行的实践则让各个层面对于死亡的技术得以承载,精神病的实在性就这样找到了自身的大道。

总之,圣状的建立是有一种相对于发生在乔伊斯身上的事更为可靠的方式的,如果斯瑞伯曾经是生活在中国,很可能就是要成为一位道教双修门的神仙。今天,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正在发生着原始模式的宗教回归,藏传佛教和基督教新世纪教派的蓬勃发展已经将本文的设想进行了有效的当下实践,法国的Monique Mathieu 就是这其中的佼佼者。

 

 

附录:

    ICD-10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

至少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属于1-4项中的症状(若不是十分明确则通常需要二个以上),或者至少有二个属于5-8 项中的症状在至少一个月大部分时间内明确地存在。

 

1. 思维鸣响,思维插入或思维撤走及思维被播散。

2. 明确涉及躯体或四肢运动、特定思维、行动或感觉被影响的被控制或被动妄想;妄想性知觉。

3. 对病人行为不断地进行评论的幻觉,或彼此对病人讨论的幻听,或来自某一部份的其他类型的幻听。

4. 与文化不相称或完全不可能的其他类型的持久的妄想。

5. 伴有短暂或未充分形成的无明显感情内容的妄想,或伴有持久的超价观念,或连续数周或数月每日都出现的任何形式的持久的幻觉。

6. 思维中断或有插入内容从而导致言语不连贯或无关连,或语词新作

7. 紧张性行为,如兴奋、摆姿势、蜡样曲屈、违拗、缄默和木僵

8. 阴性症状,如显著的情感淡漠,言语贫乏,情感反应迟钝或不协调常导致社会退缩和社会功能下降,但必须这些症状并非由抑郁症或抗精神病药物所致。

9. 个人行为某些方面发生显著而持久的总体性质的改变,表现为丧失兴趣、缺乏目的、懒散、自我专注和社会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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