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d 《抑制、症状、焦虑》
Hemmung, Symptom und Angst (XIV,113-205)
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 (XX,280)
按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一部后期的代表作，是对压抑与焦虑及心理防御机制关系理论进行修正与补充的主要论著。通过对恐怖症、强迫性神经症和转换性癔症等病理现象的分析，通过对外部症状与内部自我、本我和超我现实关系的阐释，弗洛伊德揭示了焦虑的性质、类别、表现形式及其与出生创伤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自我的各种意识功能，允其是自我防御机制，如压抑作用、反向作用、抵消作用、隔离作用等在神经症患者和正常人心理活动中的作用；阐明了“压抑”与“防御”两个基本概念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它们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本书对深入理解弗洛伊德学说的基本观点有重要学术价值。
英文版编者导言
本译文是对1936年伦敦出版的译本进行大量修改后而来。
我们从厄内斯特•琼斯那里获悉，本书写于1925年7月，同年12月修订，翌年2月第三个星期出版。
本文所探讨的主题涉及范围很广。有迹象表明，弗洛伊德发现，要使这项研究统一为一个整体格外困难。例如，可以这样说，同一个主题常常以非常类似的术语在不止一种观点中进行讨论，这使得弗洛伊德感到有必要在“补遗”中，甚至在本书的实际题目中对许多不同的问题加以整理。但是——尽管抵抗的不同类别，压抑与防御之间的区别，以及焦虑、痛苦和悲哀之间的关系是一些如此重要的枝节问题——焦虑问题确实是本文的主要论题。只要浏览一下附录二中所列的表，就足以看出弗洛伊德在其心理学研究中自始至终是怎样频繁地提出焦虑这个主题的。尽管在该主题的某些方面他的观点几乎没有改变，但在另一些方面，正如他在这些文章中告诉我们的，其观点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追溯一下其中两三个较重要的问题发生这些变化的历史，尽管只是粗略的追溯，或许都是很有趣的。
一、焦虑是转换的力比多
在研究“现实的”神经症的过程中，弗洛伊德第一次发现了焦虑问题，他最早对此所做的讨论，可在他的第一篇关于《焦虑性神经症》(1895b)的论文中发现。在关于这个主题的备忘录中可以看到，这个备忘录是他稍早些时候，或许在1894年夏天寄给弗利斯的。那时他仍然主要是受其神经症学研究的影响，他竭力想要以物理学的术语来表述心理学资料。这突出表现在他继费希纳之后把“恒定性原则”（principle of constancy)作为一个基本公设，根据这个原则，神经系统中有一种要把其中所表现的一定数量的兴奋进行还原或至少保持恒定的内在倾向。因此，当他在临床上发现，在焦虑性神经症中人们总是能够发现性紧张释放的某些障碍时，他很自然地得出结论：积聚的兴奋正以转换了形式的焦虑寻找其出路。他把这个过程视为没有任何心理学决定因素的物理过程。
在恐怖症或强迫性神经症中，由于心理事件的出现是不可能排除的，焦虑（anxiety)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情况。但是，尽管有焦虑出现，解释却是一样的。在这些情况下——在精神神经症中——之所以出现未被释放的兴奋的积累，是有其心理学原因的：这就是压抑。但是，此后所发生的情况和在“现实的”神经症中的情况是一样的：累积的兴奋（或力比多）被直接转换成焦虑。
引用一些原话将说明弗洛伊德多么忠实地坚持这个观点。在前面所提到的1894年的草稿E中，他写道：“焦虑起源于累加的紧张。”在《释梦》（1900a)中他写道：“焦虑是一种力比多冲动，其根源是在潜意识中，而且是受前意识抑制的。”在《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a)中，他写道：“焦虑梦中的焦虑，和神经症性焦虑一样，一般地说……是通过压抑过程而在力比多中产生的。”在关于《压抑》（1915d)这篇心理玄学论文中写道：“经过压抑之后，大量的（本能冲动——即它的能量）并没有消失，而是被转换成了焦虑。”最后，迟至1920年，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第4版的一个脚注中补充说：“精神分析研究的最重要结果之一是发现，神经症焦虑起源于力比多，它是力比多的一种转换，因此，焦虑与力比多的关系非常类似于醋与葡萄酒的关系。”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很早期阶段弗洛伊德似乎对这个主题深表怀疑。在1897年11月14日写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他说，这封信和他所写的其他东西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因此，我已经决定，从今以后要把引起力比多的东西和引起焦虑的东西视为不同的因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这种仅存的宣布对这种理论的放弃。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中，弗洛伊德放弃了他保持了如此长久的这种理论。他不再把焦虑视为转换了的力比多，而是看作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对危险情境做出的反应。但是，即使在这里，他仍然认为，在焦虑性神经症中，“在产生焦虑时得到释放的东西，很可能正是未加以利用的力比多的剩余物。”这种旧理论的最后遗迹直到几年以后才被放弃。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2讲快要结束焦虑的讨论时，他写道，在焦虑性神经症中，焦虑的出现也是对创伤情境的一种反应，“我们将不再认为在这些情况下转变成为焦虑的正是力比多本身。”
二、现实性焦虑和神经症焦虑
尽管弗洛伊德在理论上认为，神经症焦虑（neurotic anxiety)只是被转换了的力比多，但他从一开始就极力主张，在分别由外部危险和本能危险而引起的两种焦虑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在第一篇《焦虑性神经症》（1895b)论文中，他写道：“如果心灵感到，它并不适合通过某种恰当的反应对付一个来自外界的任务（一种危险），那么，它就会被焦虑作用所压倒。在神经症中如果心灵注意到它不能减轻从内部引起的某种（性的）兴奋，那么，它就会被焦虑所压倒。于是，它的行为表现看上去好像是在向外部投射这种兴奋。情感（正常焦虑）和相应的神经症相互之间紧密联系着：前者是对一种外源性兴奋的反应，而后者则是对一种类似的内源性兴奋的反应。”
这种观点，特别是和恐怖症有关的观点，后来在弗洛伊德的许多作品中得到了更细致的阐述——例如，在《压抑》（1915d)和《论潜意识》（1915e)的心理玄学论文以及在《精神分析导论》第25讲中。但是，只要坚持认为“现实的”神经症中的焦虑直接派生于力比多，就很难认为这两种情况下的焦虑是相同的。只要放弃这种观点，并且承认自动性焦虑(automatic anxiety)和作为信号的焦虑之间有新的区别，那么，全部的情况便可弄明白了，不再有任何理由发现神经症焦虑和现实性焦虑（reala nxiety)之间有一般的差别。
三、创伤性情境和危险性情境
把焦虑看作是对创伤的一种直接而自动的反应，以及把焦虑看作是接近这种创伤的危险的信号，尽管在稍早些时候的一些观点中曾提到这种区别，但只是在最后一章才确定下来，这就给本书增加了困难。《精神分析新论》第32讲的一个较新且简短的说明，或许较容易理解。
自动性焦虑的基本决定因素是创伤性情境（traumatic situation)的出现。其实质是，自我在面对兴奋的积累时体验到一种无助感。无论兴奋来自外部还是来自内部，这种无助感都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一种信号”的焦虑是自我对已出现的创伤性情境的威胁所做出的反应。这种威胁构成了一种危险性情境（danger situation)。内部的危险随着生命期而变化，但它们却具有共同的特点，就是说，它们包含着与被爱对象的分离或失去爱的对象，或者失去它的爱——这种失去或分离可以多种方式导致令人不满的欲望的累积，从而导致某种孱弱无助的境地。虽然弗洛伊德以前并没有把所有的这些因素聚集在一起，但它们各自都有一段漫长的早期历史。
在弗洛伊德最早期论焦虑的作品中，创伤性情境本身显然被视为累积的和未被释放的紧张状态的直接派生物。在这里提供的某些有关说明可能是1894年或1895年的引文。例如，在下面提到的，“遭受一种不会停止的痛苦，或者体验到一种不可能获得满足的本能需要的累积”可以比作是“由于释放遭到阻止而引起的……心理上的兴奋积累”，确实，在这个早期阶段累积的兴奋几乎总被视为力比多的，但并非完全一成不变。后来在同一篇文稿中，有一句话指出，焦虑可能是“另一种内源性刺激——朝向呼吸的刺激——的一种累积的感觉……因此，焦虑可以在累积的一般身体紧张方面得到利用”。另外，在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设计》中，弗洛伊德列举了引起要求释放的作为内源性刺激的主要需要——“饥饿、呼吸和性欲”，在后面的一段话中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释放“要求外部世界要发生改变（例如，提供营养或亲近性对象）”。这一点“在早期阶段人类有机体是不可能达到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外界的帮助”，儿童通过尖声哭叫来引起这种帮助。在这里弗洛伊德还对“人类最初的孱弱无助”做了评论。同一本著作的第三部分第一节同样提到了必须“引起某个有帮助的人的注意”(这个人通常是一个渴望得到的对象），这是儿童渴望得到并感到忧伤的。这些段落似乎是对此处所描述的婴儿失去了他母亲的无助情境的一种早期暗示，——这种情境在《性学三论》（1905d)的脚注中做了明确说明。本书中弗洛伊德把处于黑暗中的儿童焦虑的原因解释为“由于失去了他所爱的某个人”。
但是，这却使我们提出了有关各种特殊危险的问题。这些危险在生命的不同时期易于加速形成某种创伤性情境。简要地说，这些危险有：出生、失去作为一种对象的母亲、失去阴茎、失去对象的爱、失去超我的爱。下一节探讨的是出生的问题，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早期所说的同母亲分离的重要性。阉割的危险及其破坏性无疑是所有这些危险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但是，值得回忆的是1923年《对“小汉斯”的分析》(1909b)中增补的一个脚注。在那里，弗洛伊德反对把“阉割情结”这个名称用于儿童必然会体验到的其他各种分离。我们可以在这段话中看出关于焦虑概念的最早期的暗示，这是由于这里所凸现出来的分离造成的。只是在最近弗洛伊德才注意到①，对失去被爱对象的爱的危险的强调和女性性欲的特点有明确的联系。最后，失去超我爱的危险把我们带回到长期以来就有争论的罪疚感问题，这只是在《自我与本我》（1923b)出版之前不久才得到重新说明的。【①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d)和《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J)的论文中，弗洛伊德开始强调男孩与女孩性发展之间的差异，同时开始坚持认为，在男女两性中母亲是第一个爱的对象。对于其观点中所强调重点的这种转变过程所做的讨论可在这两篇论文的第二篇的编者注中找到。】
四、作为一种信号的焦虑
当用来指一般意义上的不快乐时，这个概念是弗洛伊德的一个很陈旧的概念。在他死后才出版的1895年撰写的《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二部分第六节中，对自我限制产生痛苦体验的机制做了说明：“以这种方式释放不快乐仅限于数量方面，它一开始是自我的一种信号，使正常的防御得以施行。”同样，在《释梦》（1900a)中又指出，思维的目的“是反思想活动中情感的发展限制到最小程度，达到作为一种信号来活动的要求”。在《论潜意识》中（1915e），这个观点已经应用于焦虑了。在讨论恐怖症中“替代性观念”（substitutive ideas)的出现时，弗洛伊德写道：“由于与替代性观念的联系，在这个外部结构的任何一点上的兴奋，均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焦虑的细微变化；此时它会被用作一种信号，以抑制……焦虑的进一步发展。”同样，在《精神分析导论》第25讲中也有一两处把“焦虑期待”（anxious expectancy)状态描述为提供一种信号，以阻止严重焦虑的爆发。沿着这一方向，作为信号的焦虑这一概念没有多久在这些文章中得到了说明。或许可以说，在目前这本著作中，这个概念也是第一次作为“不快乐”的一种信号而引用进来的，只是后来才被看作“焦虑”的信号。
五、焦虑与出生
现在尚存的一个问题是，决定焦虑得以表现的形式是什么？弗洛伊德在其早期作品中就曾讨论过这一问题。最初（与他把焦虑视为转换的力比多的观点相一致），他把其症状的最引人注目之处——呼吸困难和心悸——视为交媾活动的一些成分，在缺乏释放兴奋的正常手段的情况下，这些成分以孤立的和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说明将在前面提到的关于弗利斯的论文的草稿E中找到，其日期很可能是1894年6月；在论焦虑性神经症的第一篇论文（1895b)的第三节末尾也可找到；在关于《对“杜拉”的分析》（1905e[1901])中再度提及，在那里弗洛伊德写道：“几年以前我就认为，癔症和焦虑性神经症中出现的呼吸困难和心悸只是交媾活动的一些孤立的成分。”还不太清楚所有这一切怎样与弗洛伊德关于一般情绪表达的观点保持一致的。似乎可以肯定，这些观点归根结底得之于达尔文。在《癔症研究》（1895d)中，他两次引用达尔文关于这个主题的论著（达尔文，1872)。在第二次他曾回忆说，达尔文教导我们，情绪的表达“是由最初具有某种意义并且服务于某种目的行动组成的”。在1909年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诞生之前的一次讨论中，琼斯在报告中谈起弗洛伊德曾经说过，“每一种情感……都只不过是一个事件的记忆恢复。”很久以后，在《精神分析导论》第25讲中，弗洛伊德再次提到这种观点，并且表示他相信，情感的“核心”是“重复某种特别重要的体验”。他还回忆说，他早先对癔症攻击所做的解释（1909a）是幼儿期一些事件的复活，并对其结论做了补充：“癔症攻击可能类似于某种新构成的个体情感，是对已成为一种遗传的那种一般癔症的表现的一种正常情感。”他在本书中以几乎同样的术语重复了这一主张。
弗洛伊德对早期焦虑采取的形式做过解释，不论情感理论在这种解释中起的作用是什么，在他的新解释中情感理论却起着基本的作用，这种新的解释显然并没有事先预告便在《释梦》第2版增补的一个脚注中出版了。在对子宫中生活的幻想所做讨论的末尾，他继续说道（并且以留出空格的形式印下了这句话）：“另外，出生活动是焦虑的第一次体验，因而是焦虑情感的根源和原型。”该版本发表于1909年，但序言的日期是“1908年夏”。这种革命性的观点在此时突然出现，其线索可以在下述事实中找到，即弗洛伊德只是最近（日期是1908年3月）才给斯泰克尔论焦虑状态的书写了一个序言（弗洛伊德，1908f)。确实，虽然斯泰克尔的书本身似乎明确地接受弗洛伊德早期关于焦虑与交媾之间关系的理论，但这个序言却不是这一新理论的最模糊的表露。不过，弗洛伊德的兴趣必定无疑再次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了，也可能在当时一个旧的记忆又复活了他后来所描述的某个事件，这是在《精神分析导论》中他讨论焦虑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个记忆是，当他还是个住院部的内科医生时，另一位年轻医生有意地作为一种滑稽轶事而告诉他，一个助产护士曾说过，出生与受到惊吓之间有某种联系。这个记忆一定可以上溯到大约1884年，但似乎直到1917年弗洛伊德才在这个演讲中提到此事。很可能这是由于他读了斯泰克尔这本书后受到了触动，而于1908年引发了这个新理论的出处。此后，这个理论从未被放弃。在他关于爱情心理学的第一篇论文（1910h）中，他特别强调了此事。虽然这是在1910年才发表的，但据我们所知，其要旨是1909年5月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成立之前提出的；同年11月学会的会议记录中就曾报道，弗洛伊德曾指出，儿童是在出生活动本身中开始体验其焦虑的。
1917年的演讲之后，这个主题沉寂了数年，直到《自我与本我》(1923b)的倒数第三段末尾才突然重新出现。在那里弗洛伊德把出生说成是“第一次巨大的焦虑状态”。这使我们想起了兰克《出生的创伤》一书的出版时间。弗洛伊德的这句话和兰克的那本书之间的年代关系还不完全清楚。《自我与本我》出版于1923年4月。兰克那本书的扉页上写的日期是“1924年”；但在最后一页上写有这样的字“写于1923年4月”，而且献辞上写着，这本书是1923年5月6日（这是弗洛伊德的生日）送给弗洛伊德的。虽然厄内斯特•琼斯特别指出，弗洛伊德在这本书于1923年12月发表之前未曾读过它，但是，他早在1922年9月就意识到了兰克观点的一般思路。这无疑足以说明在《自我与本我》中涉及到出生这个问题的起因。
兰克的书绝没有采纳弗洛伊德对焦虑采取的形式所做的解释。他论证说，以后所有焦虑的发作都是企图“发泄”（abreacting)出生的创伤。他沿着类似的思路来说明所有的神经症，顺便废弃了俄狄浦斯情结，并基于出生创伤的克服提出一种改革了的治疗技术。从弗洛伊德发表该书的参考文献来看，他最初似乎是赞同兰克的。①但是，目前这本书却表明，他对兰克观点最终持有完全反对的态度。正是他对兰克观点的这一拒绝，激励他去重新考虑他自己的观点。《抑制、症状与焦虑》便是这种考虑的结果。【①例如，参见1923年《对“小汉斯”的分析》补加的一个脚注和大约同一时期对《性学三论》补加的另一个脚注对弗洛伊德这种动摇态度的全面说明见于琼斯，1957年，第61页及以下几页。】
第一章
在描述病理现象时，语言学的用法使我们能把症状（symptom）和抑制（inhibition）区分开，但又不过分强调这种区分。确实，要不是因为我们在所遇到的疾病中观察到的是抑制而不是症状的表现、并很想知道个中原因的话，我们很难设想有必要对两者做出明确的区分。
这两个概念并不处在同一水平。抑制与功能（function）有特殊的联系。它不一定有病理学的含义。人们完全可以把对某种功能的正常限制称为对它的抑制；另一方面，症状实际上指的是某种病理过程的表现。因此，抑制也可以是一种症状。所以，当仅仅出现功能的降低时，根据语言学的用法，人们便使用抑制这个词，当某种功能经历了某种不同寻常的变化，或者当某种新的现象由此而产生时，便使用症状一词。我们是强调病理过程的积极方面、并称其后果为症状，还是强调其消极方面、并称其后果为抑制，在很多情况下，这似乎是一件相当任意的事。但是，所有这一切确实没有什么意思，我们所说明的这个问题也不会使我们走得太远。
既然抑制这个概念与功能概念如此紧密地联系着，那么，考察一下自我的各种功能，以便发现这些功能的任何障碍在每一种不同的神经症疾病中可以想见的形式，这可能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不妨以性功能以及饮食功能、运动功能和职业功能为例，来进行一下这种比较研究。
（一）性功能（sexual function）易于引起许多的障碍。大多数障碍表现出简洁的抑制性特点，可归入心理性无能（psychical impotence）一类。性功能的正常活动只能表现为某种非常复杂的活动过程的结果，其障碍可以在其中任何时候出现。男人身上出现抑制的主要阶段表现为：在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力比多的转移（心理上的不快乐）；没有为此做好生理准备（勃起不足）；性活动的简略（早泄），它的产生同样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症状；性活动在达到其自然结局之前便受到阻止（不射精）；或者不出现生理后果（器官快感缺乏）。其他障碍产生于依赖特殊条件（如性倒错或恋物癖）的性功能。
抑制与焦虑之间存在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有些抑制显然代表某种功能的放弃，因为其活动会引发焦虑。许多女人公然声称害怕性功能。我们把这类焦虑划归为癔症，就像我们对厌恶的防御症状所做的那样。它最初是作为对体验到一种消极的性活动的反应，后来则表现为每当这种活动的观念一出现，就产生这种反应。此外，许多强迫性活动结果却是针对性经验的一些预防和安全措施，因而具有恐怖症特征。
这还是说得不够明白。我们只能注意到，引发性功能障碍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1）力比多完全可以转移（这似乎最容易产生在我们看来完全是属于抑制的东西）；（2）力比多功能可能没有很好地施行；（3）力比多可能会通过具备与此相关的条件而受到阻碍，或者通过转向其他目的而发生变化；（4）力比多有可能被安全措施所阻止；（5）如果力比多的产生未受到阻止，便有可能通过产生焦虑而立即受到阻碍；（6）如果力比多仍然得到了施行，那么，随后有可能产生一种抵御它的反应，试图挽回已经做过的事。
（二）营养的功能最能经常地受到厌食的阻碍，这是由于力比多的退缩所导致的。饮食欲望的增加也不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强迫饮食是由于害怕饥饿；但这是一个很少研究过的主题。我们认为呕吐的症状是对饮食的一种癔症性的防御。由于焦虑而拒绝饮食，这是伴随精神病状态而产生的一种情况（中毒性幻觉）。
（三）在某种神经症情况下，运动往往受不愿意走路或走路时虚弱无力感的抑制。在癔症中有一种运动器官的瘫痪，或者说有一种特殊的器官功能将被消解（步行不能）。其独有的特点是，由于引进了某些规定而使运动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不遵守这些规定就会引起焦虑（恐怖症）。
（四）工作中的抑制——我们经常在自己的治疗工作中把它作为一种孤立的症状来对待——患者感到他在工作中缺乏乐趣，或者变得不能做好工作；或者，如果他被迫继续工作的话，他就会产生某些不良反应，如疲倦、眩晕或生病等。如果他是一个癔症患者，那么，由于器质性或功能性的瘫痪使他无法继续工作，他将不得不放弃工作。如果他是一个强迫性神经症患者，他将永远不能专心于他的工作，或者说，他将通过延误和一再重复而把时间消耗在工作上。
我们的考察也可以扩展到其他功能；但是，即使这样做也不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因为我们不会透视到展示于我们面前的这些现象的表面之下。因此，我们不妨以这种方式描述一下抑制，以便对于它的意思是什么几乎不留下疑问，并且说，抑制是限制某种自我功能的表现。这种限制本身可能源于非常不同的原因。我们都非常熟悉这种功能的限制所包含的某些机制，类似于支配它的某种一般的目的。
这种目的在那些特殊的抑制中可以较容易地识别出来。分析表明，当弹钢琴、写字或者走路之类的活动属于神经症抑制时，这是因为发挥作用的身体器官——手指或腿——已变得过分强烈地性欲化了。人们业已发现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如果某种器官的性意义增加，该器官的自我功能便会减少。如果允许我使用一个相当荒唐的类比，那么，可以说，其行为就像是一个拒绝继续做饭的女仆，因为他的主人已开始了与她谈情说爱。只要设想到写字（它使钢笔水从笔管中流出，流到一张白纸上）有交媾的意思，或者设想到走路乃是踏在大地母亲的身体之上的一种象征性的替代，那么，写字和走路就会发生中止，因为它们代表的是一种被禁止的性活动的表现。自我往往放弃这些位于其领域之内的功能，以防止采取新的压抑措施——以避免和本我发生冲突。
显然，还有一些抑制是服务于自我惩罚的目的。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职业活动的抑制中。人们不允许自我从事那些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会带来成功和收获，而这些事是严肃的超我禁止人们去做的事情。因此，自我便把它们也放弃了，以避免与超我发生冲突。
自我的更一般化的抑制则服从一种不同的简单机制。当自我被卷入到某种特别困难的心理任务中时，就像在哀悼、在有某种可怕的情感压制、在持续不停的性幻想的洪流不得不被控制住时所发生的那样，自我就会失去许多受其控制的能量，进而不得不立刻在许多方面削减其消耗。若处在投机商的情况下，他的钱已经和他的许多事业联系在一起了。我遇到过这种尽管是短命的、但却是强烈的一般化抑制的一个有指导意义的例子。一个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过去经常出现一种瘫痪性疲劳，每当有某件明显使他发怒的事情出现时，这种病就会持续一天或数天。在这里我们有一种看法，由此就应该能够了解到一般抑制情况的特点，即抑郁状态，包括这些状态的最严重形式——抑郁症。
因此，就抑制而言，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抑制是自我功能的限制，它既作为一种预防措施而强行实施，亦可以作为能量枯竭的结果而产生；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发现，抑制在哪些方面不同于症状，因为症状不可能再被描述为发生在自我内部或施加到自我身上的一种过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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