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不可避免，但是苦难可以选择
Kirk Strosahl 访谈
BPS文
mints 译
柯克·斯特罗瑟（Kirk Strosahl）是接受承诺疗法(ACT)的共同创始人，ACT疗法广泛运用在心理健康和药物滥用团体领域中。Kirk Strosahl出版了很多的书籍，其中包括《激进变革的简要干预》和《在这一刻》。他以创新的方法整合了行为健康和初级保健服务，并因此赢得了国际认可。Strosahl住在西雅图附近，是华盛顿州社区健康中心的心理医生。他还向卫生专业人员传授如何在全科医疗门诊中运用正念原则以及通常的ACT练习。
激励你的第一位心理学家是谁？
大概有两个人，这取决于我生活的时代。一位是亦师亦友的Neil Jacobson，他不幸于1999去世。他是认知行为疗法杰出的理论家，他做的一些初创研究分解了认知疗法的不同组成部分。就在他去世之前，他发展了行为激活（技术）。第二个是我于1986年认识的Steven Hayes。我们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是朋友。我们不仅一起写书，我们还有私人关系，彼此分享家庭的变化。这两位在早期正念的运动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很喜爱这两个人。（心理学空间网陈明编译）
如何用一句话描述ACT？
我认为ACT试图促进人们开放自己的体验，并能够从自己体验的符号意义中分离出自己——这样他们就不会受制于思想、情绪感受、以及与事件有关的情绪反应。他们和自己的个人价值观保持联系，这样，他们就可以充分地适应生活。（心理学空间网陈明编译）
最让你深受鼓舞的行为是什么？
我认为，最让我激动的时刻就是我写新书的时光，那些时候，我一直完全沉浸于写作之中，这种感觉来自我的内心。那确实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
那本书集中讲述了如何利用治疗中的当下的时刻激励人们全然的生活：不是逃避自己的恶魔，而是策源这些。这是令人愉快的。
我也一直获益于和佩蒂合作时获得的灵感。我们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当时我们俩一起写东西，相互搂着胳膊，智力也会大增。所以我一直很幸运。
ACT和其他所谓的“第三浪潮疗法”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什么？
我认为，人们将不得不用更加科学合理的意义拥抱我们所说的“正念”，正念不是一个术语，不是流行的概念，而是要准确地理解其含义。我在这里讲的仍然过于笼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治疗中迷失了方向，否则我们会经由更好地识别（路径）而获益。
我认为该领域会进一步的增长。 而且我认为，我们可以思考——如何让我们的治疗方法更简短，又不会失去效力，因为我们的资源系统根本无法为大众提供长期的CBT或ACT治疗——这是另一个重要的蓝海。例如，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将这些概念纳入公共卫生模式，同时和非专业人士，初级保健提供者和教师合作。我们的这项职业仍然以治疗师为中心，因此我们的国民健康的有效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我认为另一个将变得更大，更重要的领域就是以价值为基础的行为改变。 人们并非没有探索过这一领地，但我认为这方面的发展体量会增大。 我们需要先处理其体量的问题，并且要创造更有效的方式，以此和人们谈论他们生活中的动机因素。
当今世界，ACT最大的机会是什么？
事实上，我认为，如果我们把正念的概念带给普罗大众和西方文明的话，我们就不会输给自己。这并不意味着要让每个西方人每天坐在垫子上打坐几个小时。这实际上是一种相当便利的，基于神经科学的干预观念。它们对大脑神经通路的发展和大脑的效率有非常迅速的影响，而且它们也不是必须终身练习的繁重义务。
如果我们能将这些正确的信息传递给人们，那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正念这件小事可以训练你自己和你的大脑。而且，它更多的关注于持久性，而不是你一共练习了多长时间。这和有意图的做事、有意图的实践、以及注意练习有关。（心理学空间网陈明编译）
这两件事在正念中是相辅相成的——这种能力以特别的方式让注意力获得集中，然后在你自己的空间内有意向性的行动。对我来说，这些事情与心理健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一种非压倒性的体验方式将这些人带入公共领域，那么对于ACT或者任何（业已明白这一点的）以正念为基础的疗法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成就。所以它不只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我曾经听说过一个ACT的隐喻，即“找到你的悬崖并跳下去”。你最喜欢的ACT隐喻是什么？为什么？
我觉得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宿命！如果你问我最常用的隐喻是哪一个，那就是，心智是要求你在上学时带上午饭的校园凌霸者。所以慢慢地，你上学的整个仪式是建立在与这个凌霸者接触的基础之上的，与此同时，你又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去学校。
我认为该隐喻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作出选择，而且我可以构建选择。在生活中，你想为谁做决定？你的焦虑、抑郁、愤怒，还是你？因此，它让人们有能力在心智和人性之间进行选择。我喜欢的隐喻是“选择点”。另一个我经常用到隐喻就是“十字路口”，“左转还是右转”。我经常用这些和旅途有关的隐喻。（心理学空间网陈明编译）
ACT和CBT其实只不过是告诉人们“活在其中、或改变它”么？
治疗性质隐藏在治疗之中，然后才可以观察到治疗的属性。我们在ACT中可观察到多种多样的属性，这些属性强调了各种各样的价值。它告诉人们不要只是忍受生活，而且还要自内而外地建立你的生活。ACT将价值观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
然后，当你决定开始做一些重要事情的时候，你就有能力在你和你生活中开始出现的东西之间创造空间。 这一乐观的治疗假设：如果人们遵循正确的心理过程，就可以做出惊人的事情。而且这在CBT中也可能会起作用，即使表面上看到的重点是帮助人们改变思想和行为，但是讲述思想行为的做法本身也是一种“去融合”的干预。 这就是我所说的“隐藏”的属性。 你会认为这一机制让来访者变得更合乎逻辑，更理性，但可能的事实是：在你谈论想法的时候，你实际上做的是“去融合”，甚至你都没有意识到这些。
你认为自己职业上的最大成就是什么？
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就是第一本ACT书的出版。那时候我们不为人所知，我们被认知治疗界诟病的可能性是50%。当时，我们的确有了一些进展，之前的情况可能会更糟糕一些。
那时候，我们写书的方式还很老套——我们没有共享这些文件，所以我们实际上必须定期聚会，这就像是一个写作节假日，这对我个人来说受益匪浅。每次我要和斯蒂文·海耶斯一起呆上4到5天，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我们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争论每一个细节。这样的会议我们一共进行了5到6次，这是一种非常传奇的经历……至少我的脑海里是这样认为的。
你是一个专家，为病人提供简短的、或“集中”的ACT干预，有时短到15分钟。你在咨询中关注的是什么？例如糖尿病或抑郁症的咨询？
ACT的主要目标是让患者直接接触他们目前生活策略中的不可行结果。通常，这些策略和避免处理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有关——例如维持社会健康、管理饮食，或者是糖尿病健康有关风险行为。
ACT关注的平衡点是让病人直接接触他们生活中的重要事情，同时让他们注意他们的回避行为是否有助于他们向着目标前行。这种差异产生了一种“健康的焦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鼓励患者接受需要改变个人某些策略的这些“信号”。
给他们贴标签无法改变他们的行为。同样，如果他们不改变，你不能吓唬他们，也不能告诉他们改变的必要性。变化来自内部，而不是来自外部。
大多数病人都心知肚明地知道他们在回避一些事情，但他们不想屈尊，不想被批评或哄骗。因此，ACT关注的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我们很容易同意——在生活中做出重要的改变可能会触发痛苦的情感、或痛苦地回忆起过去的失败，等等。痛苦不可避免，但痛苦可以选择。
治疗师和病人在同一个旅程之中，他们碰巧遇到了彼此。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心理学空间网陈明编译）
在英国国民保健系统(NHS)中，这些简单的干预措施变得越来越必要了，那么，他们有缺点吗？
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能够证明你和治疗师的治疗究竟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获得直接的临床获益。当你做的时候，以及你是如何做的时候，更多的是对来访者的一种教育。
在美国，我们已经有几项大型的有效性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在通常的实操设置中，一次、二次和三次的干预，在症状和功能状态上都产生了显著的、长期的临床改变。这些干预措施的效值大体上与相同条件下的长期治疗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CT)“黄金标准”效果相同。
ACT和FACT的原则注重如何以有目的、有价值的生活方式生活。我相信，如果NHS采取以治疗为基础的原则，而不是技术为基础的原则，那么，ACT就可以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医疗和精神健康问题，或者，将他们一起合并使用。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机会让那些有需要的人在不牺牲临床受益的情况下得到服务。
你自己的最高价值观是什么？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正如我在美国所说的，我“信守诺言”。我努力做到诚实正直。我非常执着于我的人生旅程。我试着继续朝着我相信的方向前进——帮助人们。与此相关的是慈悲于受苦受难者的人，以及慈悲于我自己的缺陷和不完美的自怜，这些太多了，在此不再赘述。
你如何定义成功？
帮助来访者恢复生活的任何事情。不过，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我们要做的，远非如此。我们不只是帮助每一个人。
我认为，成功就是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探寻改善我们咨询的方法，永不放弃探寻如何帮助人们的方法。我想，如果我能“悬浮在自己的葬礼上空”，我可能会想听人们说，除了其他的事情之外，“他从未放弃”，以及“他从未停止努力提高自己”。
我把生活当成一个伟大的老师，如果我们愿意成为学生，它将教给我们一切我们需要知道的，为我们的死亡做准备。所以沿途的一切都是学习中的一部分。它并非在潮流之外，一切都在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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