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區窗口
區域顧問:Rosemary Balsam(北美洲)、Roosevelt Cassorla (拉丁美洲)、Antonio Pérez-Sánchez (歐洲)
行政副主委:Eva D. Papiasvili (北美洲)
由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成員進行的繁體中文翻譯和編輯。
翻譯 (Translation):王明智 (Ming-Chih Wang)、張秋茜 (Chiu-Chien Chang)、盧乃榕 (Nai-Rong Lu)、劉依盈 (I-Ying Liu)、李芝綺 (Chi-Chi Lee)、唐守志 (Shou-Chih Tang)、陳瑞慶 (Ray-Ching Chen)、吳易澄 (Yi-Cheng Wu)、劉慧卿 (Hui-Ching Liu)
協調(Coordination):瑪麗亞·伊內斯·涅托 (Marìa Inès Nieto)
一、定義
共演這個概念在精神分析理論中還沒有穩固的地位。這個術語的使用有很大的範圍,從侷限於分析情境,到廣義地描述一般生活中的行為與互動。
Theodore Jacobs (1986) 在一篇論文的標題中首次使用該術語後,共演就經常被當作是屬於北美的概念。然而在當代北美精神分析的文獻中,並無共演這單一概念的存在。反而是一群彼此有緊密關連性,卻又很不一樣的概念。以下的例子為 Akhtar (2009)、Auchincloss 與 Samberg (2012)吸收、結合並擴展的運用,呈現北美對這概念的定義:
移情/反移情的共演(如 Jacobs,1986 與 Hirsch,1998),在此分析師和/或被分析者在行動裡表達移情或反移情願望,而不是反思和詮釋它們。這個術語被 McLaughlin (1991) 擴展到涵蓋「病人與分析師共同喚起的-不可抗力的移情」,並由 Chused (1991,2003) 進一步發展,成為夾帶著兩位參與者潛意識意義的「象徵化互動」,這可能延續到分析外的情境。這種現象可被視為是擴展為兩位參與者的「治療室外的行動」或「治療室內的行動」 (Zeligs,1957)。
被分析者潛意識地引發分析師演出被分析者的潛意識幻想。這個概念類似於「投射認同」與/或「角色反應」。
「是一連串相互鑲嵌的行動化展現,往往是微妙的、潛意識的、互動的、由兩方共同建構的腳本」(Levine and Friedman, 2000, p.73; Loewald, 1975)。在此,「共演」被用於指稱某種互為主體性,因為分析師被當成是雙方發生情事的共同創造者。
在流動交換的涵容分析情境中,任何移情/反移情交流的崩解,所帶來的戲劇性表達 (Ellman, 2007),或者延續到分析情境之外 (Chused, Ellman, Renik, Rothstein, 1999),這些展現可能以非語言或語言進行溝通(參見 Steiner 的「詮釋性共演」2006a,見下文)。
由於如 Racker (1948, 1988),Grinberg (1957, 1962)和 Baranger & Baranger (1961-1962) 等作者增添的歷史影響,以及 Cassorla (2001, 2005, 2009, 2012, 2013, 2015),Sapisochin (2007, 2013) 等人進 一步的當代研究,使得在拉丁美洲,這個概念的多元性已減少。
在拉丁美洲,當代對共演的理解主要是關於分析場域被病人和分析師雙方的宣洩和/或行為所淹沒的現象。共演的產生源於相互的情緒誘發,並且分析雙方都沒有清楚明瞭這件事正在發生。共演反映了語言象徵化功能的受損,就算有語言的存在,也是以有限且具體的方式被使用著。共演是透過行為和感覺,來憶起早年關係的方式,而這些浮現的行為和感覺則是防衛組織的一部分。(參閱以下慢性和急性的共演之間的差異)
歐洲區塊對該術語的理解,比較接近拉丁美洲的版本,而非北美的版本,因其將此概念侷限於診療室裡的分析時段。然而,對某些歐洲分析師來說,他們的理解與拉丁美洲版本是不同的。他們認為共演較不是病人和分析師的共同創作,而是他們之間互動的結果。共演常常是在反移情或治療室外行動化的文獻中被提到。
例如,Steiner (2006a) 的「詮釋式的共演」觀點是關於分析師的口語溝通,認為分析師的話語雖然以詮釋方式說出來 ,但它表達了分析師在反移情裡的感覺與態度。
在三個大陸區塊的精神分析文化中,關於共演跟詮釋的普遍看法是,無論深層歷程和內容概念表述為何,與精神分析情境有關的共演,都被視為具有發展學的和 / 或動力學的意義,所以它們需要被了解並最終被詮釋,儘管這個過程以一種緩慢,且個別化的方式來進行 (Papiasvili,2016)。
二、佛洛伊德時期的背景
自我分析中(夢的解析)第一次提到伊底帕斯情結,1910 年更讓此概念聲名大噪,他說明了孩童如何在性的面向與其父母有關聯,且會在他們的成年生活中一再重複這關聯模式,而現在則以分析師作為他們父母的替代者。接著是反移情 (1910),指的是「病人對他潛意識感受的影響」(1910, p.144)。然後是行動化 (1914)(雖然佛洛伊
當代對共演的論述都可在佛洛伊德所闡述過的概念中找到根源。從布洛伊爾治療安娜歐時期開始(Breuer, 1893) — 這是精神分析文獻中第一次描述的共謀 — 佛洛伊德(1895)就關注病人向分析師展現他或她問題的過程中所發生的行動。移情(1905)首次(在朵拉的案例中)被發現,病人的 幻想結構被投射到分析師身上。佛洛依德於 1899 年的德早已提過它,認為朵拉提早結束療程是對佛洛伊德的報復,佛洛伊德是她要對 K 先生懲罰情緒的替代對象)。當代術語 「共演」 (1914)的另一個基礎,來自於他理解強迫性重複的重要性。這概念描述了創傷如何潛意識地在治療與生活中重複出現。佛洛伊德寫到:
「它的再現不是用記憶的方式,而是以行動的方式;當然,他在不知道自己重複它的情況下重複著…他無法擺脫這種強迫性重複;最終我們瞭解這是他記憶的方式…」(1914, p.150)
1923 年,結構理論的發展讓大家的焦點在防衛機轉及其與自我的關係。共演概念核心的防衛是投射、內攝、與再投射。總而言之,目前對共演的概念體現了佛洛伊德的許多概念,當然也超越了他曾著墨的範疇。
三、概念的發展
共演一詞和行動一詞很類似,而行動的某種意義是演出戲劇性或誇張的角色。在早期和當代精神分析文獻中,都未明確定義動詞共演與其對應的名詞共演。它通常意指在治療情境或日常生活中,病人外化了內在世界的戲劇性。再共演一詞也具備相同含義。
在 Jacobs(1986)的開創性文章〈論反移情共演〉中,描述共演是分析師對自身明顯的不適當反移情行為,感到驚訝的情況。稍後,分析師可能察覺自身行為、病人的情緒誘發,和分析師個人因素之間的關聯。Jacobs(1991, 2001)進一步澄清、強調、且普及「共演」一詞。他把共演當作是在分析裡一種特定現象的命名,一位參與者的心理透過與另一位參與者的相對關係而演出。他試圖要表達共演的概念,是病人、分析師、或雙方被正在進行的治療工作,激起各自的衝突與幻想,而產生的行為反應。此概念不僅連結到移情與反移情的相互影響,這些行為也會透過記憶,和聯想的念頭、潛意識幻想、及嬰兒期與兒童期的經驗等產生聯結。因此對 Jacobs 來說,共演的想法包含於再共演的概念中,亦即在分析情境中再經驗了雙方過去心理的零碎片段。
Winnicott(1963)一些悖論的概念有所共鳴。也就是說,假如分析進展順利,且移情加深,基於正常的嬰兒期全能感的需求,在移情裡,病人會挫敗分析師。
Jacobs 提出的共演概念,和然而 Jacobs 並非第一人,Hans Loewald 在更早就使用了這個詞彙,在〈精神分析做為一門藝術與分析情境裡的幻想角色〉 (1975)一文中,寫道:
「……病人和分析師相互參與的過程……涉及再共演, 戲劇化病人精神生活史的某些內容,是在分析師導演下,與分析師共同創造並扮演出來。」(P.278-9)
在移情精神官能症中,病人和分析師共同創造出錯覺。彷彿舞台劇般,病人領銜再次創造其幻想。分析師的角色是多面向的。他或她既是導演,也是病人生活中不同的角色。病人和分析師是這劇作的共同作者,同時體驗著幻想和現實。分析師並非簡單地演出各種角色而已,他會反 思,最終病人得以進入自身的內在世界,並逐漸接管劇本的指揮權。亞里斯多德說的 「行動形式裡的行動模仿」,用精神分析的詞彙來說既是再共演,也是重複。Schafer(1982),曾是 Loewald的同事,也相信自我敘說的多樣性,或「故事情節」被視為被分析者基本故事的不同版本,並與分析師共同演出(監禁、重生或是伊底帕斯競爭的劇本)。
Sandler(1976)注意到病人與分析師之間的相互誘導,以及分析師對病人的潛意識刺激所產生的自發反應,他將此命名為角色反應性。
Freud, 1914. P.149)
共演的概念逐漸被廣泛使用,對此主題的討論在精神分析文獻中也更為常見(McLaughlin, 1991; Chused, 1991; Roughton, 1993; MaLaughlin & Johan,1992; Ellman & Moskovitz, 1998; Panel, 1999)。對有些人來說,共演一詞只不過取代了行動化一詞,雖然我們應該會記得行動化是德文字 Agieren 的英文同義字。德文的 「er agiere es」源自 「但就是行動出來了」(……病人不記得任何他已忘掉或潛抑的內容,但就是行動出來了。在某些精神分析文化中,行動化一詞起初意指的是,或多或少偶發而衝動的行動,闖入了預期的自由聯想中,這樣的看法限縮了 Agieren 原本的概念;同時,行動化一詞也被使用於標示衝動和精神病態人格的行為,其道德性的意涵污染了它在心理健康和法律專業中的使用。因此以共演一詞取代行動化,目的在於消弭它在概念上的混淆不清和暗示的負面性。
共演一詞在法律上的意涵,如同一條法規、命令或法令,也必須考慮它是必須服從的秩序。精神分析中的共演概念合併了兩種意涵:依照定義,兩方成員都參與在共演中,無法完全地覺察正在發生的事。分析師被兩人關係所驅動,易受其內在議題與盲點的影響。相對地,在行動化 中,病人流瀉出的行為能被分析師注意到,因為分析師未允許自己參與其中。
許多分析師描述了近似於我們稱為共演的情境,但並沒有使用這詞來稱呼。這概念使得相似的現象能夠匯集在一起,起初與佛洛伊德有關,後來由不同理論取向的分析師闡述的詞彙,例如重複、再活化、外化、行動化等。這詞彙逐漸成為精神分析共同觀點的一部分。新近的討論和研究可以參閱 Paz(2007), Ivey(2008), Mann &Cunningham(2009), Borensztejn(2009), Stern(2010),
Waska(2011), Cassorla(2012), Sapisochin(2013), Bohleber et al(2013), 及 Katz(2014)的文獻。
共演的品質與強度,因著不同程度的缺損或象徵能力的障礙而有所變化。最溫和的可能像是「實現化」(Sandler,1976),滿足了對分析師的移情願望。最惡意的則涉及因分析師的能力障礙,導致濫用權威的行逕,超出了分析治療的界限(Bateman, 1998)。
精神分析文獻論及共演是否具傷害性,抑或是必要且有助益的。趨勢是認為當分析師面對創傷的、精神病的或邊緣型的性格結構時,即使整體樣貌以精神官能症為主,共演自然就會發生。它們在被理解後當然是有所助益,但這理解只能在它被辨識後發生,也就是所謂的「事後作用」(Nachtraglichkeit , après coup, 或 in deferred action)。那些未被足夠辨識出的共演,則會阻斷並破壞分析的歷程。
三 A. 北美洲於此概念的演進:英國客體關係的附加影響
投射認同是共演的重要成份。首先是 Klein(1946/1952)的描述,定義為潛意識幻想,由自我分裂出好的與壞的部分,並投射到客體。Winnicott 也使用這個概念。Bion(1962)則將投射性認同擴展至,前語言期和/或前象徵期的母嬰溝通。Joseph(1992)針對 Bion 的概念作補充,提出主體主動卻隱微的行為運作(與其精神內在的陰謀相伴),使治療室內產生一種氛圍,激發分析師(客體)產生某些特定的情緒、感覺、和想法,以不尋常的方式促使分析師出現某些行為,然而這些總是與被分析者(主體)的內在基模一致。O’Shaughnessy(1992)描述了兩種共演,「飛地 (enclaves)」和「出遊(excursions)」,可能對分析歷程具有破壞性。當分析師將分析變成避難所 時,「飛地」就接踵而至;而當分析師將分析轉而向外竄逃時,「出遊」就隨之而來。 O’Shaughnessy 辨識到部分而有限的行動化是臨床情境中不可避免的,但當它無法被涵容而變成問題時,就會惡化成破壞類型的共演-「飛地」和「出遊」(Shaughnessy, 1992)。
另外,共演可被視為前述 Winnicott 想法(1963, p.343)的一個例子,我們藉著挫敗而成功-也是挫敗病人的方式。這觀點和藉由矯正經驗去治癒的簡化理論差距甚大。解讀 Winnicot 的意涵,共演可以是病人與分析師於此情境相遇時,自我所提供的服務,因而有毒的事物被帶進他或她能控制的場域,藉由運用投射與內攝機制來處理。
亦即,對北美洲而言,共演概念的根源深植於佛洛伊德,也深植於客體關係的傳統。
三 B. 拉丁美洲概念的演變:更廣的脈絡與先驅概念
拉丁美洲的精神分析思想,受到 1940 年代與 1950 年代間,深入研究分析過程的先驅作者們
的影響,他們特別著重於分析過程裡,雙方成員之間所發生的事情。Racker (1948,1988) 研究「互補性反移情」,視其為分析師認同了病人內在客體的後果。Grinberg(1957,1962)描述「投射性反認同」,意指當分析師允許自己被病人的投射認同所接管,並且毫無覺察地對它們作出反應。之後 Grinberg 修飾他想法的某些面向,指出這個概念的效用在於理解發生於分析雙方成員之間的種種。Racker 和 Grinberg 都描述到相似於現行的共演概念的情境。他們和其他的作者影響了 Willy和 Madeleine Barangers,他們以克萊恩的想法為基礎來描述分析場域 (Baranger & Baranger, 1961- 62, 1969, 1980)。
所謂的分析場域是在某個地點/時間,包含參與相同動力歷程的兩個人(分析師和病人),如果沒有參照另一方,兩人中的任一人都無法理解這歷程。兩者形成一個稱之為雙人潛意識幻想的結構,這超出了兩個參與者所有面向的總和。在此脈絡下,Barangers 描述分析場域中的產物,將其命名為堡壘(bastions)。在防衛性的構造裡,病人的某些部分與分析師的某些部份相互糾纏,彼此吞沒。堡壘可能會表現為一種靜態的外來物,此時分析過程看似可以繼續進行,但是堡壘掌控全局,使得過程變成病態的。堡壘的概念近似於慢性共演的想法(Cassorla,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