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期创伤或者早期创伤也可以称之为儿童期心理虐待和忽视经历，由于地区文化、历史、宗教习俗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目前国内外的学术界对于儿童期创伤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在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首的东亚儒家文化背景中，家长、长辈和老师们把对孩子进行体罚或者虐待看作理所当然，认为这是对孩子的一种教育；在中亚、部分非洲地区的伊斯兰教文化中，儿童虐待被赋予了宗教的意义，“割礼”在伊斯兰教中是每一个未成年儿童都必须经历的合法虐待。在其他文化中也存在这样一些类似的儿童虐待情况。
心理学意义上的童期创伤概念最早是由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来的。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通过对大量精神疾病患者的的治疗和分析，总结出自己的结论，即如果一种经验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让人的内心世界受到相当大的刺激，致使个人无法承受和适应，从而对个人造成长久的困扰，那么这种经验便可以称之为创伤（弗洛伊德，1917）。弗洛伊德认为，童年的受创伤经历是精神疾病患者的主要致病原因，如果儿童时期的内心冲突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就会对个体产生心理创伤，这些儿童时期的心理创伤也就是儿童期创伤。美国临床心理学家 Jnogsma 对儿童期创伤进行了所含内容更加广泛的定义，他分六个方面来说明了儿童期创伤的内涵：
（1）个体在儿童期受到了包括躯体、性和情感这三个方面的虐待；（2）个体的父母或者监护人由于药物滥用、工作繁忙等原因无法陪伴子女的成长，使得患者长期感受到来自于父母监护人的躯体忽视和情感忽视；
（3）患者的父母或者监护人是药物滥用者或者其父母、监护人本身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心理疾病或心理障碍，使得患者在童年时期生活环境混乱，屡次搬家、监护人发生变更或者与父母分离、经济困难或者重组家庭里有过多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等等；
（4）患者父母或者监护人采用专制型的家庭教养方式，用严苛、完美主义的标准去要求患者，频繁的指责、贬低、威胁患者或者其父母、监护人醉心于某种宗教或者信条，致使患者内心充满着压抑情绪，并将其归咎于他的父母或者监护者；
（5）患者产生了诸如焦虑、抑郁、愤怒、压抑、恐惧、低自尊等一系列与其儿童期创伤经历有关的症候；
（6）患者身上出现了诸如抑郁、精神恍惚、记忆缺失、人格分裂、人格解体等一系列适应不良的应对机制，并且这些适应不良机制是由患者儿童时期的创伤经历所导致的（Jnogsma，2003）。1999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综合了世界上各个国家对儿童期虐待的研究，将儿童虐待定义为“儿童的父母或者是儿童的监护人、抚养者亦或者能够操纵儿童的人，做出对未成年儿童的身体、心理和尊严产生明显或者潜在伤害的破坏性行为，这些行为涵盖了各种形式的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忽视和经济性剥削”（WHO，1999）。
在心理学的理论中，儿童期是个体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如果个体在儿童期的成长遭遇了创伤，那么个体未来的身心发展会有很大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大量的国内外研究表明，儿童期创伤与抑郁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儿童期创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抑郁症的致病根源。蒋国栋（2014）在 2014 年的研究表明大学生所患抑郁症的症状水平与其在儿童期所遭受到的创伤经历有关，在所有的创伤经历中，情感虐待、情感忽视以及性虐待被看成是影响大学生抑郁症症状水平的重要因素。丁毅（2017）也认为儿童期创伤是抑郁症的致病原因之一，他的研究表明各种形式的儿童期创伤在抑郁症患者人群中的发生率要普遍高于心理健康的人群。患者在儿童期所遭受的创伤越严重，其抑郁程度越重，他的自杀风险也就越高，且越容易出现认知方面的损害。丁毅还进一步研究了儿童期创伤与个体自杀的关系，他认为儿童期创伤通过影响抑郁进而间接的影响自杀行为。何凌霜（2018）等人的研究也表明接近半数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抑郁症患者在童年时期遭受过不止一种类型的儿童期创伤。通过他们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儿童期创伤会影响到个体抑郁症的发生，而且创伤越大，抑郁症就会越严重。
同时，儿童期创伤还可能会是各类心理障碍和人格障碍的诱因。蒋奖（2008）在 2008 年的研究中表明，儿童期创伤可能会影响到反社会人格倾向的形成。姜文娟（2017）的研究表明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病人比普通人群有着更高的儿童期情感虐待、情感忽视以及躯体虐待、躯体忽视和性虐待,这种情况需要在临床治疗中引起高度留意。边缘型人格障碍病人的儿童期创伤尤其是情感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虐待与其成年后的分离症状是存在相关性的。因而得出结论：儿童期创伤，尤其是情感虐待、躯体虐待以及情感忽视对于孩子伤害是十分巨大的，是造成个体心理障碍和人格障碍的重要原因。
此外，儿童期创伤还会对关系到个体身心健康发展的心理特质造成不良影响。凌宇（2009）等人的研究表明，儿童期的创伤经历对青少年的抑郁有显著影响，而且还会显著的影响到青少年的自尊水平，二者成负相关关系。王成瑜、王强（2017）等人的研究表明儿童期创伤经历使得大学生情绪问题、躯体症状的数目和严重程度变得增加，儿童期创伤会对大学生的情绪问题造成不利影响。何玉琼（2018）等人的研究表明儿童期创伤不利于大学生安全感的形成。何冬梅（2015）的研究表明儿童期创伤会影响到大学生的自尊分离和自卑分离，儿童期创伤经历越多的大学生其外显自尊水平越低，外显自卑水平越高。由此可见儿童期创伤不仅会导致各类心理障碍、精神疾病，还会对情绪、自尊、安全感等心理特质造成不利影响，是危害到个体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值得我们警惕。
儿童期创伤经历的确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也不是说我们对于儿童期创伤就束手无策，也相当多的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就如何来减小儿童期创伤的危害进行了许多探索。
这些探索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探索是从个体的内部心理因素入手来调节儿童期创伤带来的损害。王宏彬（2018）认为虽然儿童期创伤经历会对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造成不利影响，但心理韧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或者缓冲儿童期创伤对于女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不良影响。朱茂玲（2013）等人认为心理弹性在儿童期创伤与焦虑之间产生中介作用。可以考虑通过提高个体的心理弹性来调节因儿童期创伤导致的焦虑。宋锐（2013）等人则认为自动思维在儿童期创伤和抑郁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增加心理弹性，训练认知方式来降低遭受过儿童期创伤的人的抑郁水平和焦虑水平。儿童期创伤不仅影响着个体的心理健康，它同时也会对个体的生理健康产生各种影响。李少杰（2018）等人的研究表明，儿童期创伤会影响到个体的睡眠质量。一个人的儿童期创伤越严重，其失眠、做噩梦的几率越大。他们还认为心理资本在儿童期创伤和睡眠质量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虽然经历了儿童期创伤了，但如果具有良好的心理资本，其睡眠质量就不会受到儿童期创伤的影响。由此可见，心理弹性、心理韧性以及心理资本对于调节儿童期创伤带来的伤害有积极意义。
另一类探索是通过外部环境因素的改变来减少儿童期创伤带来的损害。 崔丽霞（2011）等人的研究表明，早期适应不良图式在特质抑郁和儿童期创伤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的特异性，早期适应不良图式在特质焦虑和儿童期创伤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的特异性。彭薇（2017）的观点与崔丽霞有些相似，她的研究结果表明早期适应不良图式在中国人抑郁易感人格与早期创伤之间存在着完全中介作用。因此我们能够通过建立良好的适应图式来减少儿童期创伤带来的危害，从而降低抑郁和焦虑的发生。刘衔华（2018）认为儿童期创伤是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健康危险行为的重要因素，但父母教养方式会在期间产生调节作用。权威型的父母教养方式会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而专制、放任和忽略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则会起到消极的调节作用。翼云和赵斌（2015）等人的研究给了我们另一角度来看待儿童期创伤的影响，他们发现儿童期创伤会影响到人际交往中的亲密恐惧，而且自卑感在人际交往和儿童期创伤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中介作用。这留给我们一个思考，如果我们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得自卑感降低，那么有没有可能会减少儿童期创伤对亲密关系的破话，减少亲密恐惧的出现，这还有待探索。
牛怡（2015）的研究表明儿童期创伤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自尊在这二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故提高自尊水平也是降低儿童期创伤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的一个有效措施。从上面的研究可以看出，良好的适应图式、适当的父母教养方式以及有关自尊、自卑的课程培训可以有效降低儿童期创伤带给个体的伤害。
儿童期虐待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SF),由Bernstein等于1998年编制完成,是目前世界上公认测量儿童期虐待的工具之一。该量表自问世以来,就被各国学者修订和使用,有良好的信度效度,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应用于世界上不同人群。该量表28个条目,包括各种临床虐待类型,五分钟就可以快速完成儿童虐待的筛查。中文版本由国内学者赵幸福等人（2005）编制成功。该问卷把儿童期创伤分为五个不同的维度，分别是躯体虐待（physical abuse）、情感虐待（emotional abuse）、性虐待（sexual abuse）、躯体忽视（physical neglect）和情感忽视（emotional neglect）。
儿童创伤问卷-简版包括28项，25项临床和3项有效性，回顾性地测量个人虐待和忽视儿童的经历。该问卷是70项儿童创伤问卷（Bernstein等人，1997年）的缩简版。临床项目分为五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有五个项目：情感、身体和性虐待，以及情感和身体忽视。有效性项目检测虐待的少报情况。
评分
从不1
很少2
有时3
经常4
总是5
问卷
1.我吃不饱。
2.有人照顾我、保护我。
3.家里有人喊我“笨蛋”、“懒虫”或“丑八怪”等。
4.父母过于酗酒或挥霍浪费，以致不能照顾家庭。
5.家里有人使我觉得自己很重要或不一般。
6.我不得不穿脏衣服。
7.我感到家里人爱我。
8.我觉得父母希望从来没有生过我。
9.家里有人把我打伤的很重，不得不去医院。
10.当时我不希望去改变家里的什么。
11.家里有人打的我鼻青脸肿或伤痕累累。
12.家里有人用皮带、绳子、木板或其他硬东西惩罚我。
13.家里人彼此互相关心。
14.家里有人向我说过刻薄或侮辱性的话。
15.我觉得我受到了躯体虐待。
16.我的童年是美好的。
17.我被打的很重，引起了老师、邻居或医生等人的注意。
18.我觉得家里有人憎恨我。
19.家里人关系很亲密。
20.有人试图以性的方式触摸我或让我抚摸他。
21.有人威逼或引诱我同他做性方面的事。
22.我的家是世上最好的。
23.有人试图让我做或看性方面的事。
24.有人猥亵我。
25.我认为我受到了情感虐待。
26.如果需要，会有人送我去医院。
27.我认为我受到了性虐待。
28.家是我力量和支持的源泉。
每个分量表5题，得分在5~25分之间，总分在25~125分之间，另有3个条目作为效度评价，分别为10、16、22。评定标准：
情感虐待≥13，躯体虐待≥10，性虐待≥8，情感忽视≥15，躯体忽略≥10
满足上述任一项为中重度童年创伤者
同时满足：情感虐待<13，躯体虐待<10，性虐待<8，情感忽视<15，躯体忽略<10
则视为不判定任何形式的童年创伤者
分量表
情感虐待：
1.家里有人喊我“笨蛋”、“懒虫”或“丑八怪”等。
2.我觉得父母希望从来没有生过我。
3.我觉得家里有人憎恨我。
4.家里有人向我说过刻薄或侮辱性的话。
5.我认为我受到了情感虐待。
身体虐待：
6.家里有人把我打伤的很重，不得不去医院。
7.家里有人打的我鼻青脸肿或伤痕累累。
8.家里有人用皮带、绳子、木板或其他硬东西惩罚我。
9.我觉得我受到了躯体虐待。
10.我被打的很重，引起了老师、邻居或医生等人的注意。
性虐待：
11.有人试图以性的方式触摸我或让我抚摸他。
12.有人威逼或引诱我同他做性方面的事。
13.有人试图让我做或看性方面的事。
14.有人猥亵我。
15.我认为我受到了性虐待。
情感忽视：
16.家里有人使我觉得自己很重要或不一般。
17.我感到家里人爱我。
18.我家里的人互相照顾。
19.家里人关系很亲密。
20.家是我力量和支持的源泉。
身体忽视：
21.我吃不饱。
22.有人照顾我、保护我。
23.父母过于酗酒或挥霍浪费，以致不能照顾家庭。
24.我不得不穿脏衣服。
25.如果需要，会有人送我去医院。
26.当时我不希望去改变家里的什么。
27.我的童年是美好的。
28.我的家是世上最好的。
Bernstein, D. P., Stein, J. A., Newcomb, M. D., Walker, E., Pogge, D., Ahluvalia, T., ... & Zule, W. (2003).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brief screening version of the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hild abuse & neglect, 27(2), 16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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